从《曹操与杨修》看人生悲剧与知识分子悲剧

姬令野

【摘 要】京剧《曹操与杨修》表现了曹操与杨修二人丰富的人格特点和矛盾心理，他们的互相需要和互相伤害既体现着掌权者与知识分子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所带来的悲剧，也体现了黑格尔对宏观层面的人生悲剧性的思考。

【关键词】京剧；悲剧性；知识分子

中图分类号：J8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9）10-0032-01

在陈亚先先生编剧、马科导演的京剧《曹操與杨修》中，曹操作为大魏集团的统治者，四处求贤以期完成统一中国的宏图大业，作为知识分子的杨修一来到曹操帐下，就与好友孔闻岱为曹操立下汗马功劳。然而曹操生性多疑，诛杀了功臣孔闻岱。而杨修恃才傲物，得知真相后终其一生对曹操抱有极大成见。该剧展现的就是一个恃才傲物的知识分子与一个生性多疑手段残酷的领导者之间如何互相需要同时又互相远离，继而导致一方死亡而另一方招贤纳士的计划落空，一统天下的志向无法实现的过程。这部剧表现了曹操与杨修二人丰富的人格特点和矛盾心理，他们的互相需要和互相伤害也体现了掌权者与知识分子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所带来的悲剧，也体现了黑格尔对宏观层面的人生悲剧性的思考。

舞台上，尚长荣先生细腻地演绎了曹操的复杂性格。在曹操得知自己错杀孔闻岱的那一刻，尚长荣先生身体一歪，稍微一踉跄，观众看到这个驰骋战场、杀人如麻的奸雄曹操也有惊慌失措的时候；当倩娘在孔闻岱灵前安慰曹操，尚长荣先生一言不发，不断踱步，从舞台左边踱到中间，又从中间踱到舞台右边，继而沉默不语。这一表演既不在于体现曹操杀妻前的凶悍，也不在于表演曹操的狡诈，观众感受到的是曹操内心的矛盾和不安，因此在倩娘刎颈自杀后，观众看到声嘶力竭去夺剑的曹操，心中除了对其狠辣性格的批判外，也会对这一人物给予一定同情。由此可见，尚长荣先生在《曹操与杨修》一剧中演出了曹操性格的复杂，还原了历史人物的人性。

东汉末年的中国分崩离析，每个诸侯集团都想在乱世争得一席之地，在乱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士大夫理想早被弃之不理，生存下来只有靠谋略和诡诈，于是，“多疑”就成了曹操生存的一个必备要素。同时，曹操出身宦官之家，因此他从小被袁绍等名门望族子弟看不起，这造成了曹操的自卑心理。《曹操传》中，曹操曾自叹说：“既无三徒教，不闻过庭语。”[1]由此可见，曹操是一个从小缺少正常家庭氛围的人，这必然造成了他日后的冷漠和自私。此外，成长于乱世，一个胸怀大志的人不可能不注意到民生疾苦和社会不公的百相。这也是曹操此后求贤若渴，想要一统天下，呼唤太平盛世的原因。

作为曹操对立面的杨修，亦是作为权力对立面的独立知识分子的代表。在杨修身上，我们也能看到他与曹操对立的根源。杨修作为士大夫阶层的一员，一向坚持“士志于道”。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2]中提到，东汉末年的士子开始真正意义上的自觉，存在着“群体自觉”和“个体自觉”两方面的特征。“群体自觉”是指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中，士大夫阶层与外戚宦官势力激烈斗争，以天下为己任，维系汉氏一统局面的共同理想，士的群体自觉意识也随之日趋明显。而“个体自觉”即士大夫“自觉为具有独立精神之个体，而不与其他个体相同，并处处表现其一己独特之所在，以期为人所认识之义。东汉士风竞以名行相高，故独行之士辈出，各绝智尽虑以显一己之超卓。虽虚伪矫情，或时所不免，而个体自觉，亦大著于兹。”

杨修家族势力庞大，其祖上一共出过四个太尉，《后汉书·杨彪传》记载，曹操的儿子曹丕在称帝之后，为了笼络中原地区庞大的门阀士大夫势力，便封杨修的父亲，也是士大夫的代表人物杨彪作太尉，曹丕称帝就是皇权与门阀士大夫势力进行的交易。

一个是求贤若渴，拥有极大军事权力和地位的丞相，一个是想要治国平天下的士大夫阶层的知识分子，两人都在为人生的宏图大志做不懈奋斗，他们出发点都是正义的，但结果是悲剧的。在曹操与杨修的悲剧中，我们可以看到黑格尔对人类生存悲剧性本质的阐释。黑格尔认为，人生中基本的悲剧性就在于，冲突中的对立双方都各有为他那一方面辩护的理由，而往往他们只能把同样有辩护理由的对方否定掉或破坏掉。因此双方虽然都处在维护伦理和理想之中，但悲哀的是，也恰恰在这种对伦理理想的维护中犯下罪过。曹操和杨修就是坚守自己的原则和处事态度维护自我或维护理想，在这个过程中，曹操从容忍到忍无可忍，杨修则是不断挑衅直至惹来杀身之祸。于是，作为对立面的双方互相否定，直到以一方的彻底消失而告终。这是曹操与杨修的悲剧，也是性格相左的当权者与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必然悲剧。

在《曹操与杨修》中我们可以看到，权力与才智相左、当权者与知识分子相隔的矛盾，这种来自封建社会的痼疾直到近现代社会也在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历史的暗涌从舞台上流淌到现实社会中，它向我们警示：无论古今还是中外，当权者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常常无法避免。那么，现代知识分子的责任就在于，既要坚守心中的真理，默默前行，也不该曲高和寡、脱离现实。而掌权者既要广纳言路，又要不拘一格降人才。只有这样，知识分子与掌权者的关系才能健康向前，而《曹操与杨修》中的悲剧也不会再次重演。

参考文献：

[1]张作耀.曹操传[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2]（美）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