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观视野下礼乐美学时代创新的思考

钱东晓

【摘 要】治国理政中，习近平多次论述传统文化创新的价值，强调文化积淀是我们国家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给予民族文化丰厚滋养，体现民族的精神追求。习近平总书记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高度阐述了传统文化创新传承的价值和方法，为我们创新思考传统文化的新时代价值提供了理论基础。礼乐文化作为支撑中华文明礼仪之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的价值仍然不容忽视。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应在习近平总书记传统文化观指导下，大胆创新礼乐美学创新的方式方法，思考礼乐美学推进新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对策，光大中华优秀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观；礼乐文化；辩证发展

党的18大以来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经验表明，创新发展传统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抓手。党的19大号召我们，创新运用文化给养，新时代新思路。因此，思考礼乐文化的新时代的运用价值，成为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反思礼乐文化的自身发展，不难发现作为核心要素的很多方面，如青铜礼器及其铭文，都能够在所经历的不同历史时期反映社会制度和审美标准的变化特征。这是文化哲学的研究着力点，也启示我们社会科学研究者要关心政治，关心社会科学研究主题的新时代意义。至于礼乐美学的研究，就是要把思考礼乐的美育功能，发现其社会政治功能的价值。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助力。

一、习近平传统文化创新理论

近几年来，创新发展和运用传统文化成为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潮流。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观为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助推我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根本性的动力。习近平在多年的治国理政以及处理外交事務中，总是能恰到好处地运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既能很好地融合历史智慧，又能很好地结合时代精神，成功地把民族的文化精髓注入新思想从而将其凝聚成新的精神力量。总书记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身体力行，并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用系统的创新思维论证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从理论上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礼乐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和外交理念中。礼乐文化不仅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启示意义，对于国际政治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是美学政治的重要思想资源。

习近平文化观中的一条重要线索就是对于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理念。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通过分析新时代新问题而不断融入时代精神，用新思路新办法赋予传统文化新的生命力。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做到弘扬和发展高度统一、继承和创新辩证发展。这样的文化创新方法不仅具有很强的逻辑性，也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性。[1]

针对中国传统文化精华所蕴含的巨大的时代价值，习近平倡导要做到“四个讲清楚”。作为炎黄子孙，作为生活在具有丰厚滋养的文化土壤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做到这四个讲清楚，能够科学地概括和总结传承和创新的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特点和价值。要不然，如何能做到文化自信呢？习近平总书记的“四个讲清楚”理论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也为我们运用和思考传统文化指明方向。同时，在内容上，把传统文化的光大发扬与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结合，把时代的新要求作为发扬创新的灵魂统领创新发展的过程，这就保证了传统文化创新的正确性和科学性。

二、礼乐美学创新发展的进程

礼乐文化是中国作为享誉世界的文明礼仪之邦的重要支撑之一。从春秋战国到今天，礼乐美学不断创新发展，在每个历史时期都对社会文明进步特别是文化的发展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纵观礼乐发展史，不断创新中焕发新的生命力贯穿礼乐美学的发展进程。

首先，礼乐美学与原始宗教相区别，是礼乐美学的第一次创新，也是脱胎换骨式的大飞跃。礼乐及其形态首先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是礼乐体制确立前提。原始宗教的“礼”和“乐”及其功用是很有限的，上古以来的礼及其与原始宗教关系就比较密切，原始先民在祭祀过程中运用乐烘托礼之庄严，产生礼乐亲和现象。随着社会发展以及人类政治生活的不断丰富，人们将政治的庄重与严肃同宗教活动的特征相类比，“礼”、乐”宗教性功能演进，是政治发展与政治影响的内在需要。“礼”和“乐”功能的演变是统治者政治艺术的变现形式。礼与乐在西周之前的功能逐步消退，取代巫术或宗教仪式的附带产品的功能，呈现出礼乐美学作为政治美学现实性，完成礼乐美学的第一次质变。

商周时期，青铜礼器社会功能经历了一次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期间，青铜礼器在种类、组合、表现形式都有明确的变化趋势。同时，器皿铭文也发生相应变化。殷商时期，出土的青铜器就以祭祀用品为主，反映礼器的主要用途为宗教祭祀，铭文内容也应该与之相关。进入西周社会，衍生于宗教仪式的青铜礼器越来越多地被赋予政治内涵。随着时代的推进，青铜礼器逐渐成为社会礼制的物质载体和文化象征。青铜礼器的变化能够反映礼乐体制的趋势和审美标准的变化，青铜器皿及其铭文的变化特征深刻地反映出商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历程。

西周以来，受到社会环境相对和谐，经过一段时间的和平发展，社会财富相对富庶，再加上中国一直以来的和谐文化传统，统治者继续进行和谐政治的创造性发挥。渐渐地，服饰、乐器、礼器作为政治的外在化的表现形式，以符号化的美学特质发挥政治功能。政治美学化完美呈现，实现了政治统治与美学形态和美学意蕴辩证统一。由金文内容变化特征及礼乐美学质变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金文信息演变所透露出的制度与精神的融合共生。

在礼乐政治美学体制的确立与完善过程中，周公“制礼作乐”成为关键环节。一种全新的先秦礼乐独立形态形成。礼乐礼制政治与礼乐手段辩证统一，特别是在西周中期，礼乐体制更是成为中国文化历史上独特的“周代特色”；先秦礼乐美学内容和形态得到不断修改与完善；后来在东周时期，礼乐更是经历了儒家的创新性发展，完成礼乐美学的第二次质变。礼乐美学在西周时期就具备了政治美学的一般特征。西周礼乐功能的蜕变及其与宗教礼乐的比较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中国以德治国、以和为贵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礼乐官职等礼乐制度的变化特征以及宗庙建筑规模及含义，加上册命礼节的不断规范与发展以及辟雍场所的规制及应用，从多个角度发映出礼乐体制的逐步完备的演变脉络。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的礼乐美学，其最核心特征的诗性政治的美学价值得以体现和不断完善。对于礼乐美学的创新思考正是响应习近平创新发展理念，研究先秦礼乐两次创新发展，揭示优秀文化巨大生命力及其当代价值。

三、礼乐美学时代价值的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创新运用。他曾多次传统文化蕴含的丰富道德价值，在论述“四个讲清楚”时着重指出，对于关乎国家命运和前途的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是我们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和丰厚滋养。“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具体内容丰富厚重，上述青铜铭文所反映的礼乐文明中一些共性的、有益于人类文明和谐和美好生活的思想就是我们的优秀文化传统和积淀，特别是其中不断完善的核心理念和追求。党的19大之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取得空前的成就，中华民族理应继承和发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把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作为中华文化不断发展和再生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与时代精神相结合，再创和培育新的民族精神的沃土。

在党的十九大之前的最近几年间，中国社会全面发展进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对待传统文化，把对中国传统文化精华运用和创新发展体现在从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并从理论上阐述他的传统文化思想。习近平在传统文化创新发展中，注重把握关乎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努力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对接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传统文化的重要环节，在这一辩证过程中保持民族文化的薪火相传和持续发展。既摒弃糟粕，又弘扬民族本色，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复兴具有重大意义。

研究礼乐美学的时代价值并探讨其创新发展的路径，既十分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的要求，也符合当前和谐社会建设的实际需要。是建设美丽中国、和谐中国、文化中国的需要。习近平提出，要把握宏观的、前瞻的、现代的、时代的多重要求，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当然，传统文化创新必须保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结合新时代特点学习和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并把多方面有指导价值的文化精华有机融合。[2]为此，我们至少要做到思考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处理好文化转型与社会转型的辩证关系。礼乐美学的嬗变既是文化自身的进步与飞跃，又是社会进步发展的反映。原始宗教的附属品质变为政治美学的有力要素；奴隶社会时期的繁缛规制到东周以后的矜持与收敛，无不留下社会关系发展脉络的印记。礼乐美学的嬗变其实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发展的一种外在表现罢了。同样的道理，对于礼乐美学构成演变来说，诗也好，乐也罢，也都是礼乐美学的某种体现形式，是最终服务于政治审美的某种适当表达而已。

礼乐美学经过西周的“制礼作乐”的质变发展，再经过春秋战国时期儒家诸子的创新发展，分别在创新性地汲取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很好地把握住了文化转型与社会转型的辩证关系，而且能够紧跟当时社会性质变化的社会关系现实，使礼乐美学注入理性成分，充分发挥其政治治理上的教化功能，名副其实地成为匡范人心的重要政治手段。与此同时，礼乐作为美学的功能也得到了巨大的提升，从此人们有了更多的理性审美。“功成作乐”，指的就是这样一种理想的文化功用与社会功用的高度统一：通过音乐等美学的形式的熏陶，統治方法和统治方式以及社会治理氛围诸社会元素之间形成一种情感的共同区域，通过这个交集形式出现的共同区域的烘托，实现礼乐美学的政治价值和目的。西周统治者在建国之初，制作了一批乐舞，这即是所谓的。这些乐舞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周的文治武功，是其政治的审美化表达。随着时代的发展，西周中期的祭祀之乐以及宫廷之乐达到了一个顶峰。它们要用情感试图超越礼仪的外在束缚，达到内在情感的交流与和谐。

其次，虽然困难，但是必须实现传统文化传承和创新的辩证统一。前者是发展的基础，后者是进步的保证。礼乐美学的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说明传承和创新的辩证统一文化正确发展的唯一出路。两次质变的经历就是例证：礼乐文化西周的政治价值以及春秋时期的涅槃重生，都能很好地诠释传承与创新辩证关系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历来强调继承与创新辩证关系的把握，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就是要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

第三，文化的发展不能脱离自身规律，这其中就有一个文化自觉的问题。在有意识地推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把握好文化辩证发展过程中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创新这样一对矛盾就显得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应在习近平总书记传统文化观指导下，大胆创新礼乐美学创新的方式方法，思考礼乐美学推进新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对策，光大中华优秀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发扬美育的社会政治功能，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助力。

【参考文献】

[1]闫锋.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发展逻辑与理论创新[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7（3）：61-64.

[2]王文慧.习近平文化建设思想的三个维度及其理论创新性 [J].理论学刊，2017（4）：1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