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年间苏州御用漆器设计中心考

李传文

（福州外语外贸学院 艺术与设计学院，福建 福州，350202）

一、概况

明代宣德年间，在富庶的苏州、杭州等地，设计、制作与使用各类高档漆器用品日益成为一种流行时尚，在当时较为繁荣的江南消费市场中大受欢迎，其中仿制日本“倭漆”尤其成为人们竞相购买、收藏与使用的新宠。明代中后期，伴随着江南地区资本主义的不断壮大，江南市镇经济快速发展，苏杭等地高档漆器的设计与生产更成风气。

这就为清代苏州继续设计、生产高档漆器并在消费市场中持续占据主导地位与优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逮至清初，苏州高档名贵漆器的设计与生产有增无减，并在满足本地市场的同时开始为朝廷大量设计制作各类高档御用漆器，在完成朝廷所派的旧漆器修复、改造等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乾隆年间，市镇经济全面繁荣的苏州和作为宫廷漆器设计生产中心的北京一样，已经发展成为全国雕漆、脱胎漆、填漆、彩漆等高档漆器设计与生产的重要中心与生产基地。乾隆二十四年（1759），宫廷画家徐扬在《姑苏繁华图》中绘有六家漆器店，而《乾隆吴县志》则记述苏州漆艺兴盛，“退光、明光，又剔红、剔黑、彩漆皆精”[1]。凡此皆足可证实清乾隆年间苏州特别在高档漆器的设计与制作上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与影响。

根据留存至今的《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中的大量记载可知，进入乾隆年间，苏州为宫廷设计制作了大量各类名贵漆器用品，且多在苏州织造署这一官府机构的直接督管下进行。该署董造（古代特指奉谕督造某物）皇室御用高档漆器如雕漆、脱胎漆、描金、填漆、彩漆等类的制作及依样复古、修复漆器等事宜①。因此，在很多时候，以皇室赍样（漆器设计稿）为本再行生产或修补改造各类高档漆器乃苏州织造署的中心职责之一，它全面地反映出清宫皇室的审美趣尚。

二、依样成造与趣味展现：苏州御用高档漆器的制作和修补

（一）最重要的御用高档漆器—雕漆器制作

1.发挥地方工艺特色，弥补宫廷御作之不足

长期以来，苏州在设计制作高档雕漆器方面传统深厚，工艺精湛，因而独树一帜。从直径半寸的圆盒到精美轩昂的宝座屏风、从生活日用到陈设供器等可谓应有尽有，一应俱全。清初，苏州雕漆器的纹饰设计广泛借鉴当时流行的各种文人画题材如山水、人物、花鸟等形象，并结合佛道故事、吉祥纹与博古纹等主题加以表现；同时，苏州漆工还善于仿制宋明以来的雕漆如剔红、剔彩等高档品类，在仿古雕漆上几达乱真程度（图1）。这种显著的地域特色为清初苏州接手生产宫廷御用漆器准备了扎实的技术支撑，打下了坚实的工艺基础。

清代苏州御用雕漆器的生产集中于乾隆时期，此时苏州设计制作的雕漆数量亦最多。此前，雍正时期所需雕漆等漆器多由造办处下属之漆作、油漆作负责设计生产，但是，当时造办处下辖的漆作工场在某些工艺技术方面似不成熟，在雍正帝所提出的“内廷恭造之式”②要求下亦难成造，雕漆亦不例外。譬如，在雍正朝《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中即载有雍正帝诏令油漆作设计制作“雕漆荔枝盒”之事，只是未果：

雍正四年三月十三日油漆作，员外郎海望持出雕漆荔枝盒一件。奉旨：此盒做法甚好。着问家内匠役，若做得来，照此样做几件，将原样擦磨收拾仍交进。钦此。于本月二十七日收拾得雕漆荔枝盒一件，员外郎海望进讫。[2]161

由此看来，依照“内廷恭造之式”设计稿进行生产绝非易事，此一定令雍正帝甚为沮丧。这亦正是雍正时期造办处所制雕漆不尽完善—以致无法为皇室提供质量上乘产品的原因之所在。

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或为后来乾隆帝将雕漆改交具有地域传统特色的苏州作坊（工场）加工制作之由。从史料记载分析，乾隆以前，位于皇宫养心殿内的造办处“油漆作”应尚未制作过成熟的雕漆器。不过，也正是从雍正时期开始，造办处一直在努力攻克技术难关，通过各作间的协作努力，于雍正五年（1727）终在雕漆工艺与技术上取得重要突破。是年九月，造办处下辖的油漆作与牙作等作相互合作，在牙作作坊中成功地仿制出一件“雕朱漆小圆盒”，此盒于翌年五月制成呈进[2]685。此后，乾隆时期又继续传承发展，漆作与牙作、鞍甲作等作继续协作攻关，御用雕漆器的设计与制作水平不断提高，显示出乾隆朝的宫廷雕漆制作工艺已趋成熟[3]684。

2.为内廷恭造“文雅”之式，满足皇室独特用器趣尚

乾隆年间，为朝廷生产御用高档雕漆产品成为苏州地方的中心任务之一。根据记载，乾隆时期，清宫御用的雕漆制品大部分都是由苏州制作并进贡的。这些御用雕漆器在造型、纹饰、结构、款识等的设计制作上务以宫廷造办处所提供的设计稿为圭臬而不可随意更改或僭越。更重要的是，在宫廷差人赍样至苏州的设计稿中多半受到乾隆帝的直接指授与确定。而此前，雍正帝虽有指授但并未赍样至苏州定制。

乾隆年间，皇室对雕漆器的使用需求量大增。此时，造办处似乎不能完全满足皇室之需，因此，造办处开始将御用雕漆器的生产任务大量委托于苏州。根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记载，乾隆年间，苏州地方受皇室所托，承接了各类手工产品“活计”，除大量的雕漆制作任务之外尚有玉器、竹木、牙角雕刻等制作活计。为此，《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中还特设“苏州”专项，专述苏州专门加工制作漆器等御用器之事。造办处是宫廷最大的匠作总务机构。为确保质量，在其下派苏州的漆器制作任务中，很多设计样稿先由乾隆帝确认下旨，再命造办处“漆作”“油漆作”（当时亦简称“油作”）等职能部门（间有“木作”“杂活作”等亦参与其中）画出样稿或做出样品（当然，在这些定稿中有的可能为乾隆帝亲自指授定稿）；其后呈御览恩准后，复遣官赍样送往苏州，由苏州织造署内匠人（官营工场内工匠）或外雇匠人依样制作。送达苏州后，苏州织造署务必严格按皇旨加工制作，其产品必须符合宫廷的“内廷恭造之式”。

在定制漆器诏令中，乾隆帝明确提出作为高档漆器设计—雕漆器设计的美学要求：“文雅”，从而发展了雍正时期流行的“内廷恭造之式”这一美学标准。乾隆帝要求苏州制器不仅要注重实用性，而且要处处体现出一种美观与感受—特别是“文雅”“雅致”之美，因为这是皇室特殊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其实，这一皇室审美圭臬是当时流行于上流社会中的典型美学观，并在当时的瓷器、家具及园林设计等方面均有显著体现，其审美主体则为皇室与文人雅士。

苏州织造署监制的御用雕漆产品主要为盒、奁、瓶、罐、碗、碟、盘等小件器设计，为体现皇室趣好，其造型、结构、纹饰、选材与款识等设计与选择均为造办处指定和提供；同时在乾隆帝的指授下，雕漆器的尺寸、色彩、结构与功能等的设计亦具体化。若不合格，必须及时返工，重新修改；若制作得很精美、优雅，则多受地方或皇室的双层嘉奖。譬如，乾隆十九年（1754）十月，乾隆帝令造办处匣作为一件“紫檀木镶嵌箱”作设计稿。其具体要求是，在箱子上“镶嵌去了磨平，交余省，或起松、竹、梅，或起‘文雅’稿呈览，准时做雕漆箱。”[4]133这是一个体现宫廷工艺审美观的典型实例。

从《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的记载分析，乾隆时期，在苏州承制雕漆的开始时间与造办处各作协同研制雕漆新工艺的最初时间约略相当，苏州地方定制御用雕漆的最早记载见于乾隆三年（1738）。是年四月，皇宫传旨：“令苏州织造海保将红雕漆盘三件、黑雕漆盘七件、红雕漆兽面花瓶一件、黑雕漆方盒一件、红雕漆圆盒一件收拾见新。次年二月，部分盘、盒做得送京。”[5]272交由苏州定制雕漆的活动一俟出现便开始了系列化和大规模的生产。自兹厥后，皇室还先后于乾隆五年（1740）二月初七日、六年（1741）九月二十七日等时段多次交由苏州织造署官营工场，由内工匠（内匠人）或外雇匠人生产雕漆盘、盒、瓶等器[6]460，693。这足以表明乾隆对苏州雕漆工艺、技术、质量的高度信任和满意。

家具制作亦是苏州承制御用雕漆器的一个重要品种。乾隆八年（1743）十二月初九日，太监胡世杰交洋漆香几一件，乾隆帝遂传旨：“照此样着做杉木胎香几样一件，腿放高五寸，牙板亦放些。钦此。”乾隆九年（1744）五月初十日，七品首领萨木哈将做得杉木胎方盘香几一件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以此为据，乾隆帝要求苏州按时仿制：

图1 苏州地方作坊设计制作的剔彩“百子晬（碎）纹”盘

图2 苏州织造署制“乾隆款”脱胎漆香色地五彩西番莲纹“佛日常明”盘

图3 苏州织造署承制“乾隆款”脱胎小件器“朱漆菊花瓣式”盘

图4 “题朱漆菊花茶杯” 乾隆四十年（1775）作

图5 苏州织造署仿制明永乐朝脱胎“朱漆菊瓣式”圆盒

交南边（按：苏州。下同）雕做面子，俱雕做五彩，托泥三面要回纹锦，腿子四面要回纹锦，枨子要二面回纹锦。要特等雕做一对，赶年底要得一件，盘底长刻“乾隆年制”，方刻“大吉宝案”款样。钦此。[7]437

据载，从乾隆五年至六十年（1740-1795）这50余年间，宫中所用漆器如雕漆器除部分属元明遗物外，其他雕漆器则多为造办处先设计出产品稿，而后上呈乾隆帝，经其审察认可后方差人赍送苏州依样制作（部分乃造办处自行生产）。所谓“文雅”“雅致”之规范，亦正是通过上述各类雕漆器之造型、结构、色彩、纹饰、选材乃至款识等多方面的设计与选择而充分展现出来的。

3.“文雅”趣味观的集中展现—小件高档御用雕漆器的制作

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记载，苏州织造署下辖漆器作坊承担了皇室交与的各种雕漆器生产任务，其中小件器如盘、瓶、罐、碗、盒、匣、杯等类的制作尤其繁重，亦为来自皇宫的最大“订单”。其中，盒、匣、配屉板等多为盛装玉器、九符、手卷、扳指、数珠及墨等物之具。这些小件雕漆器虽由造办处出样，但在一定程度上总是结合着苏州地方的传统工艺与技术特色，这从雕漆器上的海水纹、龙凤穿花纹及百子晬（碎）纹等装饰设计上即可看出，它们亦是苏州地方漆器纹饰设计中的典型题材。《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载曰：

乾隆七年十一月初三日，太监高玉传旨：着海望将晬盘（或雕漆、或填漆、或龙凤穿花）先画样呈览，准时再寄字与织造处（按：苏州织造署）成做。钦此。于本月二十日，司库白世秀将做得木胎画百子晬盘样一件持进，交太监高玉呈览。奉旨：着交图拉照样做红雕漆晬盘五件，其盘上人物船只应用五彩之处雕做五彩。于明年二三月间先赶做一件送来，其余四件陆续做得送来。

再：盘底刻“大清乾隆年制”长款，下刻“百子晬盘”方字样。钦此。[8]203

类似的记载尚有：

乾隆十八年五月初六日，太监胡世杰交雕漆海兽圆盒一件（棉垫、木座），传旨：着交南边照一模一样做雕漆圆盒二件。[9]421

海水纹、龙凤穿花纹以及百子晬（碎）纹等纹样设计与漆器的造型、色彩、结构、功能等相互协调，与皇室提出的“文雅”“雅致”“精致”等特殊趣尚与审美规范相一致。现藏故宫的剔红海兽纹圆盒及剔彩大吉宝案、剔彩百子晬盘等器为乾隆时苏州织造署所督造，从中可以看出这种规范统一的设计标准。

除大量制作御用盒、匣、盘、碗、花瓶等器之外，苏州织造署还制作香几、如意、剑架、笔、笔筒、香炉、唾盂、宝座、地平、条案和椅等用具，其量亦不在少数，涉及宫廷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体现身份与地位的特殊性，苏州定制的雕漆器多有铭文。例如，乾隆十二年（1747）二月，皇室特地诏令苏州织造署，“南边现做雕漆活计俱要酌量地方刻款”。这种做法与当时其他品类御用高档漆器如填漆、描金漆、彩漆等是一致的。

不过，清宫御用雕漆器尚有部分来自于苏州以外的其他地区，或为各级官员的进贡。例如，乾隆三十四年（1769）正月初一日，总管太监王常贵传圣旨：“尤援世所进太平有象雕漆桌灯一对，着伊家人送往圆明园，交总管太监李裕，着于九洲清晏陈设。”[10]159以象骨（牙）为饰，其精致感华美与富丽精工可谓无与伦比。

（二）御用脱胎漆器的承制与仿制

1.承制以小件器为主的高档脱胎漆器

脱胎漆器亦为苏州制作的重要御用漆器品种。乾隆时期，苏州已发展成为全国脱胎漆器的中心产地。此时，因皇室需求量大增，由苏州生产并供御的脱胎漆器数不胜数，帝王贵妃对此类华美名贵的高档漆器爱不释手，从而极大地带动了苏州此类高档御用漆器的生产。

据载，当时，由苏州织造署监制的御用脱胎漆器可分为两类，一类为依样承制，另一类则为仿古生产。这些定制或仿制的脱胎漆器与雕漆器并无二致，在造型设计上亦主要为宫中所需的各类生活日用小件器如盒、奁、瓶、碗、钵、匣、盘、碟等，反映出皇室对生活日用漆器的大量需求。

但是，迄今所见，在乾隆朝的《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中，有关苏州供御脱胎漆器的记载仅见诸一处，这也是苏州唯一一次供御脱胎漆器的记载。这一唯一史料记述的是，乾隆元年（1736 年）十二月，苏州织造署依造办处所赍发的脱胎漆器设计稿进行制作。由造办处做样，交苏州大量制作达1000 件之多。此器为“脱胎漆香色地五彩描金西番莲纹佛日常明圆盘”，成为一种系列化的设计与生产。

此圆盘今藏故宫，在制成后先后被置于慈宁宫花园、大佛堂（即后寝殿）等处，供这些地方使用。脱胎漆香色地五彩描金西番莲纹佛日常明圆盘，口径16.2cm，高3.3cm，盘敞口，鼓腹，平底，矮圈足。在工艺制作上，此盘通体先髹一层素黑漆，后以盘内壁髹香色漆，外壁以香色漆为地，并采用彩漆描金技法作篆刻“佛日常明”四字，以西番莲花间隔；同时在外底双方框内有“乾隆年制”楷书描金款（图2）。从总体上看，此盘色彩艳丽，描金漆闪耀夺目，脱胎工艺轻巧，散发出浓厚的华贵气息，具有浓郁的宫廷趣味。

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此圆盘乃造办处赍发设计稿而由苏州织造署督造的唯一一件御用脱胎漆器。该盘先由造办处制作木样，而后差人赍送苏州，令苏州织造海保照样成做1000 件，并于乾隆二年（1737）八月做成后送京[3]207-208。海保原为内务府郎中，其母为雍正帝之乳母，海保以此得到世袭官职，并于雍正十三年（1735）受命出任苏州织造。织造署之“织造”一职乃五品官，其职务相当于钦差大臣，而实际地位则与一品大员之总督、巡抚等官相差无几。乾隆年间，海保数次负责苏州御用漆器的督管、监制和成品押京工作[5]272。

2.“文雅”趣味观之延伸—大量仿制明永乐“朱漆菊花瓣式”的脱胎漆器

乾隆朝交由苏州生产的另一类脱胎漆器为仿古器，此类仿古制作乃苏州御用脱胎漆器制作之主体。仿古漆器不同于承制漆器。此类仿古脱胎漆器特指遵照乾隆帝的旨意而仿制明代永乐时期（明成祖朱棣）的菊花瓣式盘、碟、盒、杯、盅、碗小件器为主，而以仿制菊花瓣式盘、盒类的造型与纹饰设计为最常见（为木胎质），间以钟等器仿制。从中明显可看出乾隆帝对明初永乐年间小件器的造型与装饰设计的厚爱，表现出与其“文雅”“雅致”审美观一致的趣味（图3）。

与雕漆定制类似，这些脱胎漆器无论是定制抑或仿制，皆有设计画稿或仿制样品，亦由造办处赍达苏州以承造，并且，苏州承做的脱胎漆器一般皆有“乾隆年制”款识（多篆隶书填金款）。这是早在乾隆十二年二月皇帝即诏令造办处转达苏州织造署的不二规矩—“南边现做雕漆活计俱要酌量地方刻款”。

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起，皇室数次令苏州织造署仿明永乐菊花式样成做脱胎朱漆菊瓣式盘、盒等器，同时要求必须在各器外底处铭“大清乾隆仿古”楷书填金款[11]615。乾隆三十九年（1774），苏州受命依样承造一批“仿明御用朱漆菊瓣式”脱胎盖碗与盘。其中，碗类皆细巧轻薄，其厚度多为0.5mm 左右。这些脱胎漆碗通体鲜红温润，光彩熠熠，在同类器物中甚为夺目。此外，在部分脱胎漆盘之盘心处则多铭乾隆帝的御制诗：“吴下髹工巧莫比，仿为或比旧还过。脱胎那用木和锡，成器奚劳琢与磨。”[12]646

乾隆四十年（1775）二月，乾隆帝嘱命苏州依照乾隆三十九年（1774）所做的朱漆菊瓣盘定式承做脱胎朱漆菊瓣盖盅一对，同时参照青白玉撇口碗的款式、尺寸制作脱胎朱漆菊瓣盖碗一对，同时要求“盅、碗木胎薄厚务要与先做过菊瓣盘一样”，显然均为木胎制胎后再仿制。同年十一月，仿制品做成后送京，交懋勤殿再铭“乾隆年制”方款[13]621。

乾隆四十一年（1776），皇室再传圣旨，要求苏州仿制脱胎朱漆菊瓣式盖碗。此碗仿明永乐式样，敞口稍外撇，弧腹，平底，矮圈足。碗通体髹朱漆，在盖内及碗心髹黑漆后再以刀刻填金之法作隶书，款刻乾隆御制诗—《题朱漆菊花茶杯》（乾隆四十年即1775 年作，图4）其诗曰：“制是菊花式，把比菊花轻。啜茗合陶句，裛露掇其英。”这种附庸风雅实乃乾隆帝一贯作派。对此，我们尚可在今天故宫所藏的历代书画遗作中多处瞥见这位风流帝王的“御题”或“御题诗”。在《题朱漆菊花茶杯》诗写成后，乾隆帝再传圣旨，嘱令苏州续做菊瓣式钟、菊瓣式碗等脱胎漆器，并要求在器之内底和盖里处务必铭诗，以黑漆地填金镌刻[13]622。同年，乾隆帝复命苏州再作放大五分之朱漆菊瓣盖盅二对，在盅里、盖里以黑漆地填金并刻乾隆帝御题诗《题朱漆菊花茶杯》[14]473。

然而，乾隆四十二年（1777），由苏州仿制的此类小件脱胎漆器的数量大增，显示出皇室的需求量亦与日俱增。譬如，是年初，皇室传令苏州照朱漆菊瓣盘样款成做朱漆菊瓣盒八件[15]182。八月底，乾隆帝诏令造办处，将菊瓣盒底上应刻诗句及朱漆菊花盖盅（盅里、盖里处）应刻诗句圆光本文共二张发往苏州，并嘱令苏州织造署：“嗣后成做朱漆菊瓣盒、盖盅俱照发去本文刻字填金，其所做盒、盅或大或小俱用此诗句款式收放刻做”而不得僭越[15]227（图5）。

表1 乾隆年间苏州仿制明永乐“朱漆菊花瓣式”脱胎漆器设计简表

这些由苏州仿制的明永乐“朱漆菊花瓣式”盘、盒、杯等脱胎漆器用途各异。它们被广泛地放置于宫中各殿堂斋所，如置于“后三宫”（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中，或置于镜清斋、宁寿宫、淳化轩、御花园等行宫寓所内。除部分可作使用外，余者皆供观赏把玩。有的朱漆菊瓣盘内以宋锦为饰，用以盛放白玉桃式盒，以作赉赏或礼聘之物；有的朱漆菊瓣盒则陈设于宫廷斋所之卧室、宝座旁，以资乾隆“游目骋怀”。由于此类脱胎漆器小巧精致、器薄身轻，因此一旦损坏多无法修补，最后只能弃之不用或变价处理[16]103。

综上所述，乾隆帝对明初永乐时期的菊花瓣式盒、盘诸器的品赏、收藏达至痴迷境地，特别是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苏州呈现出大量仿制的趋势，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这是其“文雅”趣味观之延伸，反映出宫廷工艺审美观的独特内涵，亦是帝王贵妃生活趣味的形象折射。

（三）御用填漆与单色漆、描金漆、彩漆等高档器的承制

1.从“朱漆菊花瓣式”到“荷叶式”：填漆器设计与制作中的“文雅”趣味

除雕漆与脱胎漆等重要御用高档漆器之外，对御用填漆、单色漆、彩漆、金漆、洋漆等另类高档器的定制也是苏州织造署的重要职责之一，而且，据记载亦多发生于乾隆时期，由此集中反映出以乾隆帝为中心的特殊的宫廷审美观与消费需求。

从《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上看，雍正至乾隆朝进贡的御用填漆较少，其数量无法与雕漆品种相比，甚至也没脱胎器多。事实上，在今藏北京故宫的清宫所用漆器总数与种类中，填漆数量均占少数。从迄今遗存乾隆朝御用填漆器的设计看，填漆器仍以小件器设计为主，主要包括各式盒、匣、盘、碗、碟、杯、盆、罐、案以及香几、剑架、屏风等器。当时，部分填漆器由造办处自行设计制作，部分设计稿则由皇帝亲自预览、指授并确定，而后再交造办处发样，由苏州织造署督造承做。

乾隆初年，因需求量不多，与雕漆等器一样，御用填漆器多在造办处依样生产：

乾隆五年二月初七日，太监毛团交：填漆四方入角盒大小三对、填漆海棠式盒一对、填漆腰圆盒一对、填漆圆盒大小七对、填漆菊瓣盒一对、填漆长方入角盒五对、填漆方胜盒一对、填漆菱花盒一对、填漆六寸盘十四件、填漆菊瓣七寸盘一对、填漆菊瓣大盘一对、填漆菱花大盘一对、填漆八方大盘一对、填漆方盘一对、填漆长方盘大小二对……传旨：着照盘内花样、盒外花样，按其名色，酌量底子、地杖俱刻“签子”。（至于）应刻何处，先贴样呈览，准时再刻。于本月十三日七品首领萨木哈、催总白世秀将填漆盒、盘三十四样俱按花样贴得“名色签子”，持进交太监毛团呈览，奉旨：准照贴的签子名色镌刻[6]460。

此所谓“名色签子”，是说在每件漆器完工后不仅要铭“大清乾隆年制”年款，而且还要就漆器之“名色（漆器之造型与色彩）、底子（漆器底色与纹理）、地杖（髹漆之基层）”等镌简洁铭文以记之。这是针对雕漆、脱胎、填漆等器的统一标准与要求。

由此可见，御用填漆器的产量虽少，但皇室对其设计与生产的高质量要求却丝毫不减。随着御用漆器需求量的增加，苏州开始为皇室制作御用高档填漆器且具有可靠的质量保证。

乾隆时期，填漆家具是苏州承制的一个重要工艺品类，苏州承造少量填漆家具。例如：

乾隆十三年闰七月初九日，太监胡世杰传旨：生秋亭床上着做炕桌四张，照图拉做的御案一样做填漆的；先画样呈览，准时交南边成做。钦此。

于本月十四日司库白世秀将画得炕案纸样一张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照样准做四张。钦此。[17]188

据此，翌年孟夏，由苏州织造署董造的雕漆与填漆家具被按时押送进京：

于十四年七月初二日，司库白世秀、达子将苏州织造图拉送到五彩雕填漆如意案四张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进讫。[17]188

只是，此时苏州成造较多的填漆器仍是盘、碗、碟、盒（果盒）、奁等宫廷御用生活与观赏器，与雕漆器相类。自乾隆三十六年（1771）始，因皇室急需大量小件器，由苏州定制的填漆盘类器开始增多。值得注意的是，此种情形与苏州受命大量仿制明永乐“朱漆菊花瓣式”小件脱胎漆器同时同步。不过，此时苏州供御的填漆器在造型设计上又上溯至“荷叶式”—这是一种在元代的瓷器设计中尤为常见的造型设计。此种造型设计极富生活情趣，与同期流行的仿制明永乐“朱漆菊花瓣式”的脱胎漆器设计可谓珠联璧合、相映成趣，二者设计均由皇室出样，充分显示出乾隆称道的“文雅”工艺趣味观及其广泛流行性（图6）。

此时，苏州供御填漆器的主要品种、数量可见下表所示：

表2 乾隆三十六至三十七年（1771-1772）苏州供御“荷叶式”填漆器设计一览表[18]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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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表可看出，在十余年间，苏州依样成造了一定量的填漆器，并由内务府大臣、库掌、太监、苏州织造等各级官吏负责御供入宫，且深受乾隆帝的信赖。从“朱漆菊花瓣式”到“荷叶式”，虽然设计风格略有不同，但“文雅”“雅致”的工艺趣味观一以贯之，作为高档奢华的填漆器的设计与制作亦充分地展现出这一根本特色。

2. 少而精的品味—单色漆、描金漆与彩漆等器的承制

乾隆时期，单色漆、描金漆、彩漆与洋漆等亦为苏州承造的重要内容，只不过产量较少。然而，这些不同品种与系列的漆器的设计与生产在反映宫廷，特别是乾隆帝的古雅趣味方面一以贯之。品种丰富的高档漆器的承造活动全面充分地展现出宫廷御用的奢侈性，同时也足以证明皇室对苏州高档漆器设计与生产水平的充分信任。

乾隆年间，交由苏州承造的单色漆器数量较少。单色漆器即素髹漆器，其单纯简朴，物美价廉，市场广阔，早在宋代即已非常流行。但因其御用性质令苏州地方不敢有所懈怠。见诸《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所记之单色漆器者有：

乾隆十九年二月初四日，苏州织造安宁送到红漆边里竹篚二件，于本月初五日交国子监典簿白宁领去讫。[9]426

“篚”，乃古代盛物之竹器。显然，这件单色漆器为竹木胎质，在漆里与沿口处皆髹以朱漆，可谓典雅古朴。由苏州织造署制作的这件单色竹编漆器以坚实的结构、小巧的造型与典雅无饰的风格反映出乾隆朴素尚简的另一种审美趣好。

自明中后期（尤指嘉靖至万历年间及以后），描金漆器（金漆器）的设计、制作与消费日益活跃，特别是在江南的苏州、上海等地，此类具有仿制日本漆器（“倭漆”）特征的高档漆器甚为流行。清初，在雍正朝《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中将描金漆称为“洋漆”或“仿洋漆”。一个“洋”字也正反映出描金漆的渊源与特征。迄今所见乾隆朝在苏州承制的描金漆器较少，以下所记乃苏州依样制作御用描金漆史实：

乾隆二十七年正月初十日，将青玉象一件上做得挑杆木样，画得联纸样，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将杆子放粗些；并，楼子、挑头、仙人杆子俱做金漆的，其宝盖、刷子联俱做缂丝的，做准样着色，发往苏州安宁处成做。钦此。[19]335

下面所记的描金漆提梁盒分别制作于两地，即盒身在造办处设计制作，而盒盖则要求苏州地方依样制作：

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初八日，太监厄勒里交洋漆扇式三层提梁盒一件、少盒盖一件，传旨：“着发往苏州配做盒盖一件送来。[20]633-634

有时，描金漆器的装饰设计来自于填漆器的设计灵感：

乾隆十三年闰七月初四日，太监胡世杰交红漆描金菱花盒一件，随填漆图书匣一件，传旨：照图书匣盖上的狮子着画在菱花盒盖上，身上的花纹亦画在盒的身上，照图书匣上花样交南边照样漆做。[17]187

这就是说，皇室要求苏州漆工将填漆器上的纹饰（狮子、花纹）仿制到描金漆器上，这是宫廷中弥漫的另一种特殊的审美好尚。

乾隆时期，发往苏州织造署并要求依样承造的漆器还包括高档彩漆器，此类御用器制作少而精，要求苏州须按期完工。例如，乾隆三十四年（1769），皇室令造办处将彩漆供桌和五供的纸样画好后发往苏州成做，从中表明苏州在高档漆器的制作方面不仅技艺精湛而且品种全面。再看下例：

乾隆四十三年七月十一日，太监厄勒里交彩油八仙人八件、彩油福禄寿仙人三件、彩漆莲瓣托盘一件。传旨：仙人脸像形势样款不好，着交同德带去交与舒文，仍用旧胎骨另改做，照莲瓣托盘上漆水一样重漆见新，照样再成做一份，各随银镀金杯，得时交宁寿宫。钦此。[21]412

在这里，乾隆帝从造型、制胎与漆色等方面对这批彩漆器的修改、重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综合史料分析可知，大致在乾隆四十年（1775）以后，由苏州承造的填漆、脱胎漆器、描金漆、单色漆及彩漆等御用高档漆器的活计日益频繁，虽然从总体上看数量均不多（远不及雕漆器），但是苏州多次受领承造任务。

总之，乾隆时期，宫廷御用各类高档名贵漆器的需求量有不断增加之势。为满足宫廷御用及其“文雅”的审美需要，苏州在承制、仿制雕漆、填漆、脱胎漆器以及单色、描金漆器等各类御用高档漆器的生产活动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具有日益重要的影响，从而奠定了苏州作为清代御用高档漆器设计与生产中心（重镇）的独特地位。

（四）改制与修复御用漆器—依样设计制作，折射宫廷雅好

乾隆三十年（1765）以后，皇室常将少量雕漆、填漆及描金漆器的半成品或修复设计稿发往苏州织造署，要求其依样改造、修补和恢复，而后再差送回皇宫（此前多由造办处修复改造）。这表明，当时的苏州也是一个除宫廷造办处以外的重要的地方御用漆器修复中心。

乾隆帝旨令苏州织造署修补、改做的品种主要是雕漆、填漆与描金漆（仿洋漆）等器。从时间上看，这项工作最早仅由造办处漆作及相关作坊（如漆作、油漆作、牙匠、鞍甲作等）负责，约在乾隆三十年（1765）以后，此类漆器的修复工作有所改革。此时一般先由乾隆亲自审样或确定设计稿后再差人赍发苏州以承制。高档漆器的修复工作是一项有别于新器制作的艰巨工作。其修补工作大致包括擦抹、打磨、刷洗以及漆里（底）和磕（裂）处的粘补等几类，其中尤以磕裂处粘补工序为最难，其工艺技术要求亦最高，而擦抹工艺则相对最易。显然，在这些方面，苏州地方漆器作坊具有丰富先进的制作经验，它能够胜任皇室交予的修复任务。根据该《档案》记载，苏州织造署受命改正、修复的漆器种类主要是雕漆和填漆器，彩漆器仅占其中的少部分。

粘补与修复纹饰是改制、修复填漆器的主要工作之一，它需要工匠以严谨敬业的精神一丝不苟地加以完成。譬如，乾隆三十一年（1766）二月二十九日，太监胡世杰上呈雕填漆三足圆盘一件，但乾隆帝对该器的纹饰设计并不满意，而对明代宣德朝的漆器纹饰十分喜爱，要求依明代式样对三足圆盘加以改制：

将盘内八角花纹改做六角，先画样呈览，准时发往苏州；用旧胎骨照样漆做，仍要“大明宣德年制”款。钦此。于三月初一日，催长四德、笔帖式五德将雕填漆三足盘内贴得改画六角花纹纸样，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准发往苏州，仍用旧胎骨照样另漆做。钦此。[22]332

这样，造办处先作出纹饰设计的修改稿，然后再差人赍发苏州进行改造。此外，上节所述乾隆十三年（1748）要求漆工将填漆器上的狮子、花纹等仿制到描金漆器上亦属此类。

在苏州改制、修复的御用漆器中，有时以一种品种为范本，要求将其他品种改造为此品种，至于原制胎、结构、造型与纹样等可随修复过程灵活设计，酌情变动。将彩漆改造为填漆便为一例：

乾隆二十四年三月初九日，太监胡世杰交填漆方匣一件、彩漆匣三件、影子木方匣一件（东暖阁）。传旨：着交（苏州织造）安宁，将填漆匣一件照旧从漆见新。彩漆匣三件仍用旧胎骨，照填漆方匣一样改做填漆，其花样酌量，匣里不必动；再照影子木方匣大小另做填漆匣一件，一并送来。钦此。[23]616

有时，帝王贵胄的审美旨趣因一时一处而屡屡生变，其要求则多集中在纹饰与色彩设计上提出种种奢变以满足其特殊趣味：

乾隆四十一年二月十五日，太监胡世杰交一面玻璃螺钿漆钟架、一座万寿山、二面玻璃螺钿漆钟架二座（圆明园）。传旨：着发苏州，将螺钿漆刮去，用旧胎骨另漆黑漆画金花，要仿洋漆做法。[24]491

上述史料再次表明，以乾隆帝为中心的皇室不仅对明初永乐从“朱漆菊花瓣式”到“荷叶式”小件器设计仿制情有独钟，借以体现其“文雅”“雅致”工艺趣味观，而且对明代中后期消费市场中广泛流行的“洋漆”器（尤江南苏、杭、沪等地流行）这一外来奢侈品设计赞赏有加。

在苏州承担修复的御用漆器中，有的属于意外摔坏、损裂等情况。此类情形不同于上述对纹饰、色彩与髹漆特性的根本改造和补缀，而需要慎重采用复杂的磕（裂）粘补工艺与技术精心修补、连缀，而丝毫不可大意处之。

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中记有几件事。乾隆二十一年（1756）正月十三日，太监胡世杰上呈“梅李戳灯”一对，但乾隆帝发现其中隐现瑕疵，遂传旨：“灯身座子漆水俱有爆裂处，着交苏州织造安宁收拾好。”[25]761看来，乾隆帝对这两件梅李戳灯是十分珍爱的。为保险起见，干脆直接赍发苏州，由经验丰富的苏州漆工修复处理以求完美。另一件修补破损漆器之事发生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是年十一月十八日，库掌五德不慎失手将一件雕漆盒摔破致损。乾隆帝甚愠，遂罚扣五德俸禄六个月，并将该受损雕漆盒交造办处修复。但在三天后，因乾隆帝对修复效果不满意，又下旨，要求将该雕漆盒赍发苏州加以修补。[26]654-657

类似的情况还出现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当时，油木作副催长保恩在无意间将三件较陈旧的雕漆盒碰损，致使漆盒灰头漆水脱落数块，而且在盒身间出现了裂隙，随即送往造办处修复；但因“京中匠役不能收拾”，又不得不再发苏州，要求苏州“照旧漆颜色花样，将损坏处收拾妥协”[27]13-15。

乾隆四十三年（1778）七月十一日，乾隆帝曾诏令苏州织造署改造、修复一派数量较少的名贵彩漆器如“彩油八仙人”“福禄寿仙人”等，并从造型、制胎与漆色等方面对这批彩漆器的修改、重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求苏州织造署按要求认真加以修复、改正。

赍发苏州的漆器修补样品、成品与相关设计稿虽不算多，但却要工匠们“闲邪存其诚”，以确保漆器修补得完美无缺。正因为此，那些散布于漆里漆底等处、技术要求较高而在造办处一时又无法修复的漆器半成品皆交由苏州地方漆作坊承担完成。

那么，皇室为何要将漆器的成造、修复等大量工作委托于苏州一地，除了苏州具有仿制、承制和修复御用漆器的技术优势之外，还有别的原因吗？

这一答案见诸内大臣乌雅·海望上呈乾隆的奏折之中。乾隆十年（1745）六月，乌雅·海望在呈上奏折中云：“京内匠役不敷用，需外雇匠；一时不得巧手之人，工价甚大。南边巧手之人甚多，工价亦小。”[28]20此后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制作“甘珠尔经”时提到：“经上雕朱漆、填金经板二百十六块，如在造办处成做，所需钱粮较费，且活计不及苏州漆饰精细节省，请将经板并经簾（帘）等俱行苏州织造处成做。”[22]581-590由此可见，皇室将漆器的设计、制作、修复与改进等工作交由苏州织造署完成，这不仅说明皇室对苏州漆工艺技术的充分信赖，而且还表明苏州名匠云集且“精细节省”。如此高质量而低成本的制作任务自当非苏州莫属。

三、结语

苏州在各类高档名贵漆艺的设计与生产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有深厚的历史传统。因此，苏州作为清初宫廷御用器的设计与制作中心是当之无愧的，与其具有悠久的工艺传统密不可分。其实，乾隆年间，苏州还大量承担御用玉器、竹木、牙角雕刻等工艺品的制作任务，充分展现出自身在传统工艺设计、制作与销售诸方面的优势和活力。苏州工艺名家荟萃，技术领先，质量上乘，因而深得皇室的青睐和器重。

乾隆年间，清宫御用雕漆、脱胎漆、填漆、描金漆器等高档品除部分为造办处下属各作所制之外，其他则在苏州织造署的督管下成批制作、仿制或修补。作为御用高档漆器中心与“生产基地”，从仿制明永乐“朱漆菊花瓣式”小件器设计到仿制元代流行的“荷叶式”造型设计等，集中体现出以乾隆帝为中心的奢华、富丽而“文雅”的宫廷工艺趣味观，并在上述各类高档漆器的设计、制作或修复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注释：

①苏州自古丝织业发达，素为全国重要的丝织中心之一，被誉为“丝绸之府”。早在元代，统治者即在苏 州设立织造局以督管丝织品生产事宜，明代则由太监兼理织造事宜。清顺治三年（1646），在苏州始设总织局；康熙十三年（1674）改称织造府（或织造署）。织造署旧址位于今苏州带城桥下塘（今苏州市第十 中学西南）。织造署由内务府派郎官掌管，督管苏州、松江、常州三府下设之机户、机房雇工织造、征收机税等事务，后又附设某些器物如漆器等的设计、加工、制作与管理等活计，尤以供应皇室需用消费为要务。清代苏州织造署与江宁、杭州二地织造署并称为“江南三织造”。

②朱家溍．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第一辑·雍正朝[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81．所谓“内廷恭造之 式”，乃雍正帝为宫廷的器物设计明确提出的圭臬法则，因而不可僭越。“内廷恭造之式”一说见之于雍正五年（1727）的一条上谕中：“雍正五年闰三月初三日，内务府郎中海望奉上谕：朕从前着做过的活计等项，尔等都 该存留式样。若不存留样式，恐其日后再做便不得其原样。朕看从前造办处所造的活计好的虽少，还是内廷恭造式样。近来虽甚巧妙，大有外造之气。尔等再做时不要失其内廷恭造之式。钦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