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5年间济南市土地利用演变及驱动因素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 淄博 255000)

一、引言

济南地处是山东省会城市，是环渤海经济区和京沪经济轴上的重要交汇点。土地利用的变化反映区域内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研究土地利用并分析其演变规律及驱动因素，对济南都市圈的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

二、土地利用结构演变

基于中国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显示，1980年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未利用土地分别为5206km2、1028km2、618km2、200km2、871km2、75km2。[1]2015年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未利用土地分别为4907km2、1000km2、602km2、204km2、1214km2、71km2。

对上述数据分析，得到济南市土地类型在1980-2015年间并没有发生改变，但济南市的土地利用结构发生变化。主要表现在耕地、林地、草地、未利用土地的面积分别减少了5.74%、2.27%、2.59%、5.33%，水域及建设用地的面积分别增加2%、39.38%；耕地占比减少3.74%，建设用地占比增加4.29%，济南市土地利用演变主要表现为耕地的减少和建设用地的急剧增加[2]。

三、土地利用驱动因素分析

在较长的时间跨度上，人类活动产生的环境变化取代自然因素引起的环境变化成为主要驱动因素。[3]本文从1980-2015年济南市统计年鉴中选取11个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经KMO与Bartlett验定得到Kaiser-Meyer-Olkin值为0.842，显著性0.000，表明选取的11个指标适宜进行主成分分析，且效果较好。结果显示：前三个主成分的起始特征值分别为8.152、1.791、0.753，方差贡献率分别为74.106%、16.280%、6.844%，累计贡献率为97.229%；方差极大化旋转后前三个主成分在各驱动因素的表现如表所示。

表 旋转因子载荷矩阵

由旋转因子载荷矩阵，可以看出第一主成分在为人口与经济综合因素(34)；第二主成分为农业生产因素；第三主成分为自然因素。

(一)人口与经济综合因素

通过主成分分析，可以发现人口与经济综合因素是土地利用与景观格局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1980-2015年济南市总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89%，人口密度年均增长率为0.97%，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6.53%，第一产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1.9%，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15.08%，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为13.43%，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为13.51%，公路通车里程年均增长率为8.32%。在35年间，济南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大量的人口迁入需求用于生活、教育、医疗、交通等功能的建设用地，催生城市边缘逐渐向四周蔓延，连接吞并零散建设用地的同时，占用耕地、林地、草地的面积。

(二)农业生产因素

从数量上看济南市1980-2000年，耕地面积从370.87km2减少到333.72km2，年均减少0.53%；2000-2015年，耕地面积从333.72km2增加到362.30km2，年均增加0.55%。由于建设用地的需求增加，大量耕地转化成建设用地，2000年以后，国家为了保护耕地，逐渐减免农业税，同时这一时期的粮食和棉花价格持续攀升，引起又一轮耕地的开发与复垦。[4]而济南市农业从业人员在35年间，从135.16万人锐减到71.8万人，农业从业人员比例从63.1%下降到18.4%。可见，济南市耕地面积波动减少，与农业从业人员减少，农业人口市民化有一定关系。

(三)政策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极大地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济南市1980-1990年耕地面积增加，景观斑块聚集度提高、分离度降低可以看出政策刺激农业生产积极性，开垦耕地。2002年《土地承包法》允许通过家庭承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其他方式流转，[5]可以印证2000年后济南市综合土地利用度较高。近几年，国家政策强调耕地在流转过程中不允许转变为其他地类，抑制耕地的流失，保护耕地红线。

四、结论

人口与经济综合因素是土地利用与景观格局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其中农业从业人员的减少，农业人口市民化是影响耕地减少的主要原因。除了自然经济等方面的因素外，政策性因素也是影响土地利用演变的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