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躬尽瘁永志怀念

郑杰川

编者按：周秉德是周恩来同志的长侄女。在4月5日清明节到来之际，为了缅怀周恩来同志的光辉业绩和他为党和人民做出的巨大贡献，特别是他晚年为党和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本刊登载了周秉德回忆伯父周恩来最后岁月中两件难忘的事——

我与伯伯最后一次通电话

1972年5月12日，医生在伯伯的尿液中发现了4个红血球。5月18日被专家确诊为“膀胱移引上皮细胞癌”。1973年1月13日，医生发现他“血尿”，经过化疗、电疗后，同年10月再次出现血尿。但因当时的政治形势不同寻常，患重病的他非但未得到进一步治疗，反而受到批判。“四人帮”抓住这一次机会开会，狠狠地整了伯伯十多天。伯伯一边受批判，一边还要为人民不停地操劳，哪里有时间治疗呢？

如果1972年5月发现了膀胱癌就立即住院治疗;如果1973年1月发现血尿就及时停止工作，认真治疗;如果1973年10月再次发现血尿后，工作虽然劳累，但心情能舒畅些;如果……伯伯的病会这么迅速地恶化吗？他的生命历程会是仅仅78年吗？他原来的身体是多么棒啊！

我于1965年随军调离北京，1974年初又随军调回北京，这期间也曾出差来过几次北京，每来一次就看到伯伯的老年斑又多出几块，面庞又消瘦一圈，白发又多了一些，但却永远不给人“老态龙钟”的感觉。而我当时，却不知道他已得了不治之症。

1974年1月我回到北京后，伯伯见到我很高兴，问我在外地的工作情况、单位情况、孩子的教育等。由于伯伯的病情是绝密的，七妈（邓颖超）并没有告诉我伯伯得了绝症，只是说，伯伯现在身体不大好，有时小便排不出来，非常痛苦。我没有医疗常识，根本想不出这事情的严重性，只是希望伯伯能有机会好好休息一下，积极治疗，总会好起来的。

而实际上，到1974年5月上旬，病理报告单上写着“发现脱落的膀胱乳头状癌组织块”，说明肿瘤长大较快，癌组织坏死脱落，或许是恶性肿瘤发生转移的信号。医生向当时的中央领导紧急汇报病情，请求中央下决心批准伯伯及早住院治疗，但他仍然要接见完几批外宾，处理好一件件难题，才能考虑住院的事。

伯伯住院后，我常常去西花厅看望七妈，并提出要去医院看望伯伯。七妈却说：“不行呀，中央有规定，为了保证他的治疗，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其实这时大部分成员已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外，只有我可以去看他，我会把你的关心和问候带给他的。”我奇怪，我去看望一下，会影响对他的治疗吗？

1975年5月12日下午，我接到了原来曾担任伯伯保健护士的王力的电话，说有急事找我。我一下就赶到她在北京医院宿舍的家。她说：“昨天总理到北京医院来看病人，事先通知我们几个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医生、护士在他路过的走廊里见面。我们几个都很高兴，因为离开他多年了，他还想着我们，我们当然特别想见到他，都提前早早地等着他。他来了，我们大家都高兴地与他交谈，请他保重，养好身体。他走着走着突然转身问护士郑淑芸：‘小郑，你说我还能不能活一年？他转身的动作非常快、有力，不像是身患重病，但他的性格是不会轻易说出这种话来的。当时几个女护士都哭了。我们一夜未睡，想来想去只能找你了，你得去见他，他有病，要积极治疗，但是这种情绪会影响治疗效果，对身体非常不利。”

我一听也急得直哭，这对我来说太突然了。当即就去了西花厅找到七妈，请她联系一定让我去见伯伯，要去“批评他说的错话”。七妈见我这么着急，又要遵守原有的规定，只得叫通了电话，让我在电话里与伯伯好好谈。

伯伯在电话里的声音还比较有力，知道是我就亲切地问：“孩子们好吗？跟你们住吗？”他希望我们自己带孩子，不要太依赖爷爷奶奶，所以上来就问这个。

伯伯接着问道：“你妈妈好吗？她忙不忙？”

我心里憋着话，回答了他的几个问题后，就立即主动说：“我今天打电话是为了纠正伯伯的一句错话和错误想法的。”

伯伯一直是我最敬仰、最崇拜的人，对他的话，我从来都认为是绝对正确和极富智慧的，从没有过任何怀疑。今天我忽然要来“纠正他的错话”，他也着实没有想到，忙问：“怎么了？”我理直气壮又非常心疼地说：“伯伯去北京医院见到几位医生、护士说了一句什么话？”

伯伯当然立即就想到了昨天的情境，却故作轻松道：“开个玩笑嘛，有什么？”

我急不可耐地告诉他：“哎呀！伯伯你不知道这句‘玩笑的后果！”

他却问我：“你从哪儿听到这句话的？谁讲的？”他这话本身就说明确有其事了。

我顾不得正面回答他，而只是告诉他：“我知道了这话，而且知道小王、小郑、小焦几个人都哭了，一夜未睡，今天告诉了我。我一听也急得哭了！”

“这有什么好哭的，我是开个玩笑。就是真的这个样子也是应该想象得到的。共产党员应该是辩证唯物论者，人总有那么一天，活了77岁了，还不够吗？天有不测风云嘛！”伯伯在开导我，也在给我打预防针，让我有这种思想准备。

“不够，不够！这是党和国家的需要，伯伯还应为革命多做贡献！”

“我是在努力了，但不能对我要求过急。我自从去年6月1日住进医院，已快一年了，一直不见风雨。现在我成了温室里的花了，生命力就不强，只有在大草原，在广阔天地里的花朵，才长得壮，活得好。”

“那伯伯就不要住在医院里了，回家里来住吧！”

“这你可要问七妈，这事由不得我呀！再说家里的温度也不一定适合我。”

“那伯伯就走得远一些，到南方去疗养一段时间不好嗎？现在整天接触的都是医生、护士，总是想着病的事，心情怎么能好呢？”我实在是太天真了，其实他那时怎么能离得开医院、医生和护士呢？

伯伯又耐心地告诉我：“疗养不一定对我合适，医生、护士也没有总用病的事来缠我。但你说的周围都是医生、护士，这倒说对了，现在就是医生、护士太多了，我反而要做他们的工作了，要想着如何去对付他们！”

“我希望伯伯从两方面做出努力，好吗？一个是希望伯伯能在晚上睡觉，白天活动活动，见见阳光。”伯伯的习惯是夜晚办公，白天睡几个小时觉。

“我这里的房子你也不了解，有个走廊，房里冬天还能见到太阳，现在慢慢地也见不到太阳了。我还不能一下子就到露天去见太阳，一年没到室外了，还得慢慢适应才行。这房子就是不透气，密闭，因此换空气的事麻烦一点儿。”

“我的第二点，是希望伯伯能适当地做点体操锻炼，七妈坚持做体操，身体就很有好转。”

“体操适合她的身体、她的病。”

“那您也可以根据病情，做些相应的运动呀！”我还是这么不开窍地瞎出主意。

伯伯也只能无可奈何地应付我说：“这可以努力。”然后他又开导我，“你看，我的一句玩笑话，我想他们几个都向我问过好，我去北京医院看病人，有机会就见见他们，见了以后随便脱口而出。我想着以后不知什么时候见面。就随便问了小郑一句，其实小郑又不了解我的病，我问她干什么？就是开个玩笑，这有什么？随便一句话，就引起了一阵小风波！”

我急忙辩解说：“是大风波，不是小风波！”

“不就是你们几个人嘛？”

“人数是不多，但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是大风波！”

伯伯严肃地说：“不能这么说，只有对伟大领袖才能有这样的心情。别人谁没有了，都可以有人代替，要相信我们的干部。”

“可我是出于家人的心情呀！”

“对家人、对亲人也不要这样，要想开点嘛！人都总要有那么一天，怕什么？”

我仍然认为伯伯有这样的思想负担，就会影响他的身体和治疗，再次恳求道：“伯伯，您一定要自己注意身体，做好治疗，那句话也千万别随便说了，这种玩笑，别人经受不住，这心情对您健康也不利，好吗？现在您累了。休息吧，人骅（周秉德的丈夫）问您好！”

“好，你问他好！他工作忙吗？”

“他还好，就是工作忙。”

伯伯又问道：“两个孩子好吗？不要把他们养娇了，你要注意这个问题。你现在在哪儿工作了？”从我随军调回京，到伯伯住进医院时，我的工作还未落实，所以虽然此时我已工作近一年了，他还不清楚我在哪个单位。

“我被分配到北京首饰进出口公司工作，属北京外贸局。”

“那你要研究哪些东西出口，成本又低，换取外汇又高？要利用农村的东西多出口，又增加农民收人，又给国家创造外汇。你要在工作中好好学习呀！”

我实在担心伯伯太累了，就忙说：“伯伯休息吧，我谈的时间太久，您累了。”

“我马上要见外宾，不公开的。”

“七妈马上要去看您的。”

“我等她，让她快来。好，再见。”

这次电话谈了大约半个小时，我说了我想说的话，心情轻松些，但同时也增加了思想负担。看来伯伯的病情肯定不一般，不然他住院不会这么久！特别是他的那句话，他不会轻易这样说的。

因为一时疏忽，我没能与伯伯见最后一面

在与伯伯通电话后，我仍对七妈要求去看他。功夫不负有心人。过了一个星期，1975年5月20日，我在办公室午休，忽然听到电话响。一听是七妈打来的，她说告诉我一件高兴的事：“伯伯今天有事离开医院一段时间，下午可回西花厅家里坐一坐，你不是想看他嘛！你也来吧！”

我立即请了假，骑车赶到西花厅。看见伯伯回来了：他的脸庞更加消瘦，头发更加灰白，走路慢了，眼神的光芒也稍显暗淡了，但衣服依然平整，身板儿依然笔挺，神态也显得轻松，给人以信心！我想他很快会好起来的，急忙奔过去紧握住他的手：“伯伯您好！您什么时候可以真的回家呀？”

“这可由不得我，要听医生的呀！”

我一看，医生、护士都跟着回来了，随身卫士们也回来了，并在他就座的沙发前摆了一个有斜坡度的小木墩，好让伯伯放脚。以前从未见如此，看来又是为了他的病。但伯伯还是显得很轻松地与我们聊天，平时不大见到他的那几位秘书们，也都早就过来等他、看他、与他谈话。大家都关心伯伯的身体，问他的饮食怎么样？睡觉好不好？是否可以改变原来的作息时间，晚上睡觉，白天适当安排一些活动……

“你没把孩子带来吗？”伯伯问我。

“我们担心影响您的身体。”

“我好久没见到他们了。”伯伯的口气中不无惋惜，他扳着指头算道，“沈清是1965年出生的，今年该上三年级了;沈桐是1968年出生的，今年也该上学了吧？”

我眼睛一下子湿润了，心里直埋怨自己太拘谨，也直后悔没把两个儿子带来，让伯伯享享当爷爷的乐趣！过了最多一个小时，伯伯说该回医院了，我俯在他耳边小声请求道：“伯伯，我跟您照张相，行吗？”

伯伯握着我的手，轻声回答：“你瞧，家里有那么多老同志和医生护士，咱们下次再照吧！

我听话地点点头。回想起来，我只在1964年结婚以前与伯伯合过影。60年代，包括我和人骅结婚后，我们带孩子去中南海看他，“文革”期间我也多次进中南海，与伯伯多次交谈过，但都没再拍一张照片。按当时的规矩，像伯伯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是由新华社记者为他们拍照，底片统一归新华社存档。我从来是守规矩的人，因此我从未将伯伯送给爸爸的“卓尔基”相机拿到西花厅去与他拍照，而新华社摄影记者又并非随时都在。所以，这么多年中，虽与伯伯照过相，但却是与家人一起的，我很想再拍一张单独与伯伯在一起的，特别是站在他身后的照片。

不出一个月，6月15日（星期天）上午，七妈给我家打电话，说今天上午伯伯又可回家来了，让我去，并通知在京的妹妹秉宜和弟弟秉华都可去看他。而我当时正在离城很远的家中接待丈夫一位多年未见面的老同学，给他们做饭，心想不到一个月，伯伯又可以回家，说明身体已有好转，下一次可能就出院了，出了院，我看伯伯就容易多了，那么我这次就不去了。结果，这天只有秉华去了。

七妈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可也十分看重亲情。伯伯住院时，她坚持按照中央的规定，不让亲属去探视，也从来没有向我透露一点伯伯病情的严重程度（如果我知道伯伯的体重只剩61斤了，还要经受手术之苦，那天我无论如何都会去西花厅的）。可一有伯伯回西花厅的机会，她立刻通知伯伯在北京从小看大的侄女，想让伯伯得到一点亲情的安慰，也能满足我们想见伯伯的迫切心情。她那个身份，那个经历，能做到这样，实在是无可挑剔的！

可是，我却与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轻易失之交臂。我在想，看着我们两个在西花厅长大的孩子都没去看自己，伯伯的心里一定会隐痛的。如果我们去，伯伯可能会与我们拍一张最后的照片，因为上一次见他时，我提出要与伯伯合影，伯伯贴在我耳边轻轻说：今天人太多，下一次吧！这次他清楚自己的病情，也许是最后一次回西花厅了，也许会安排我们合个影。当然，这种近似永别的团聚，伯伯更可能要给我们说点什么，可能说到对爸爸问题的看法，也可能对远在边疆的秉和、秉建提出一点什么希望……即使什么也不说，我们的到来，对伯伯也是一种亲情的慰藉，一种天伦之乐的团圆。

但我绝没有想到，這次没有见到伯伯，造成了我终生的遗憾！从此再也见不到我敬爱的伯伯，再也没有机会拍一张站在他身后的照片了！一直到他去世后，我才得以站在他身旁，泣不成声地与他拍了最后一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