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名人的别样爱好

刘学明

梁启超是个麻将癖

梁启超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的《饮冰室合集》共有148卷，1400万字，确实可称为“著作等身”。他的读书之广博、写作之勤奋，都是惊人的。然而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样一位勤奋高产的学者，却不惜在打麻将上花费时间。他曾有一句名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此指麻将），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1919年，梁启超从欧洲回国，有一次几个知识界的朋友约他某天去讲演，他说：“你们订的时间我恰好有四人功课。”来客不解，听他解释后方知，原来梁启超的所谓“四人功课”是约了麻将局。麻将对梁启超的诱惑力、吸引力之大，由此可以想见。而坊间也有梁启超曾发明三人与五人麻将的玩法，以及他能快速解牌的传说。打麻将也并不妨碍他的写作，据说，梁启超的不少社论文章都是在麻将桌上口授而成，其文不仅流利畅达，而且感情奔放，颇有特色。

梁启超倡导“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还大力提倡趣味主义人生观。他认为，趣味的标准不在道德观念，而必须是“以趣味始，以趣味终”“劳作、游戏、艺术、学问”都符合趣味主义的条件，赌钱、喝酒、做官之类则非。就他的标准而言，麻将显然也是一种“趣味”的游戏。

章太炎自诩为良医

章太炎是清末民初的国学大师，国学造诣之深自不待言。但他对自己并不高明的医术却颇为自负。他因为看过几大箱中医书，便自认为医术高超，所以很爱替人医病，其实他缺乏临床经验，只是说得头头是道，实际上根本治不了病。

朋友如果到他家去，偶尔说起患牙痛或发胃病等，他立刻便替人诊视，开好药方，并且逼着人家照方服药。但他用起药来，动不动就是大剂量，谁也不敢乱吃他的药。朋友知道他自负的脾气，第二次见到他时，便都说是吃了他的方子才治好的。章太炎很高兴，逢人便说，他治病如何灵验，某某的病经他开一方子便药到病除，听的人明知是假的，也只唯唯诺诺而已。

到了中年，章太炎自詡医术更高了，孩子生了病，也不肯去请医生，一定要自己看。他夫人不想扫他的兴，只有让他看，让他开方子，等他离开，再偷偷另请医生来开方子抓药。如他问起，就告诉他是吃他开的方子。隔了几天，孩子的病好了，他就向人说，他的孩子吃他开的药，病就好了，而且是他一副药治好的，言下之意，颇为自得。这位国学大师，竟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位了不起的中医大师呢！

鲁迅爱看外国电影

不少人认为鲁迅只是个金刚怒目的战斗者，严肃紧张有余而活泼和蔼不足，这种看法很不全面。其实，鲁迅在生活中是个极有趣味的人，也乐于接受新事物。许广平就说他晚年很爱看电影，是个铁杆影迷。在上海生活时，鲁迅几乎每周都去看电影。由上海鲁迅纪念馆研究人员提供的调查数据显示，鲁迅定居上海的10年间所看的电影就有142部之多。不过，鲁迅看电影还是有所选择的，经常看的是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的影片，其中以好莱坞拍摄的美国影片为主，对大片尤感兴趣，国产的片子是不太看的。

看电影时，鲁迅常常买最贵的票，他认为最好的座位才能带来最好的娱乐，看电影是要高高兴兴，不是去寻不痛快的，如果坐到看不清楚的远角落里，倒不如不去了。鲁迅去看电影是真的完完全全放松自己。去看电影时，他们不坐电车和黄包车，而要坐时髦且价钱不低的小汽车（顺便说一声，鲁迅也喜欢开汽车兜风）。“晚间，小孩子睡静了，客人也没有，工作也比较放得下的时候，像突击一下似的，叫一辆车子，我们就会很快溜到影院坐下来。”许广平说。

看到高兴处，那个曾经被认为只会战斗的伟大战士，“高兴得好像吃到了称心的糖果的小孩子一样”。对自己认为不错的电影，鲁迅还会意犹未尽地给朋友写信，鼓动说“不可不看”。

胡适乐意主持婚礼

胡适尽管工作很忙，但有一件事却很乐意充任，从未拒绝，那就是主持朋友的婚礼。他非常喜欢看到青年人相恋、结合，先后主持过一百五十多次婚礼，因而有“民国第一红娘”之誉。他所主持的这些婚礼，大多为同辈友人、晚辈学者，一些名人如蒋梦麟夫妇、赵元任夫妇、徐志摩夫妇、沈从文夫妇、陆侃如夫妇、李方桂夫妇、千家驹夫妇等等，皆是胡适证婚终成眷属的。

在胡适主持的各种婚礼中，最简单的大概是1921年语言学家赵元任和杨步伟的婚礼了。那天，他们来请胡适吃饭，由杨步伟掌勺，在家做了四碟四碗家常菜，请胡适及另一位朋友作客，当时，胡适估计他们饭后会宣布婚礼，于是准备了一本《红楼梦》。果然，饭后，赵杨二人宣布结婚，胡适适时地送上了贺礼。这对新人在两位客人的见证下，签署了结婚证书。胡适当时评价他俩的婚礼是“最简单又最近理的结婚仪式”。而难度最高的一次撮合经历，要数成就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姻缘。当时，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与恩师梁启超都不同意他们的婚事。徐父要求必须让梁启超出面讲话。重重困难之下，徐志摩求助于胡适。胡适的妻子江冬秀威胁他，坚决不同意他帮助徐志摩。结果，一心想成人之美的胡适还是分别说服了徐申如与梁启超，成全了一对恋人。

胡适在婚礼上的致辞也各有特色。如1926年陈西滢与凌淑华结婚，胡适发表证婚演说：“中国夫妇只知相敬而不言相爱，外国夫妇只言相爱而不知相敬，陈君与凌女士如能相敬又相爱，则婚姻目的始得完成。”1936年元旦，青年学者千家驹与杨梨音结婚，举行婚礼时，胡适则幽默地说：“千家驹在北大时，担任学生会会长，是著名的捣蛋头儿，但在今天的婚礼上，他一点儿捣蛋气息都没有了。大概从今天起，千家驹已变成杨家驹了。”

林语堂发明新式打字机

林语堂是蜚声中外的著名作家，但他小时候的兴趣却在理工学科方面，曾梦想当发明家。读中学时，他酷爱数学、物理和地理，以至于中文竟不及格。

50岁之后，林语堂开始研制起他痴迷已久的中文打字机。为了发明出精巧、完美的新式中文打字机，他每天清晨起床，翻阅英文版的《机械手册》，画结构草图，排字，把键盘改了又改。1932年，林语堂到瑞士参加会议时，还曾顺路到英国找工程师研究中文打字机。几个月后，他口袋里装着仅剩的3毛钱，带着一台不完整的打字机模型回到了上海。

1947年，林语堂终于研制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中文打字机，还为它取了个名字“明快中文打字机”。这台打字机高9英寸、宽14英寸、长18英寸，备字7000个。以64键取代了庞大的字盘，每个字只按3键，每分钟可打50个字，不需要经过复杂训练，一般人都能操作。可惜由于战争和造价原因，这种中文打字机虽然1948年就取得专利，但一直无法批量生产。后来，神通计算机根据“明快中文打字机”的“上下形检字法”发明了“简易输入法”，成为现代人常用的计算机中文输入法。

俞平伯酷爱昆曲

俞平伯作为著名的红学家，也是一位昆曲家。他的夫人许宝驯是位才女，诗词书画，抚琴度曲，无所不通，特别擅长昆曲，俞平伯则渐受熏染，极“妇唱夫随”之乐。他的嗓音不美，甚至可以说是有点儿五音不全，唱曲时常常引得妻子发笑，他于是深研曲学，终成昆曲研究大家。

为了学曲，俞平伯与夫人专门延请笛师至家中拍曲，后来搬家到清华园，更加频繁地在书房“秋荔亭”中学曲、唱曲，“秋荔亭”也成为清华昆曲曲友们的集中活动场所，一时雅音不绝。1954年他因《红楼梦》研究被批判后，对昆曲的兴致越来越浓郁。每逢星期四上午，夫妇俩专门请笛师伴唱。来了客人，也要坚持一曲唱罢才接待。每年夏天都要坐公共汽车或三轮车去颐和园，这给幼小的外孙韦柰留下了童话般的印象：“外公租了人工摇的乌篷船，带了笛师，带了吃喝的东西，把船漂在后湖上唱曲子。一群游客围着听，都觉得很惊奇。”

1971年，俞平伯夫妇从干校回到北京，生活稍归平静，俞家又重闻昆腔声。夫妇像往常一样，常常在家中组织曲集。夫人唱，他打鼓。俞平伯擅鼓板，司鼓的水平颇高。一位青年昆曲爱好者回忆道：“俞老每次约十来个人来家中，他报开场白，用老式录音机录下唱曲过程。我见他用毛笔敲打桌面，笔套敲飞了，竟没有察觉到。”张允和则讲述了这么一个颇有意味的小故事：俞先生这一生恐怕仅有一次上台正式演昆曲，他扮的是丑角彩鹤，画了一个白鼻子。他在台上咳嗽一声，就说了这几句：“好跌呀，此跌美跌，非凡之跌，乃天下第一跌也！”念得音调铿锵，声音出奇地大。看着台上认真演戏的老人，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丰子恺嗜酒如命

丰子恺嗜酒的故事，与他的漫画一样有趣。他只喝家乡的黄酒，不喝白酒，随心随性，适可而止，追求的是一种情调与趣味。喝酒时从不讲究下酒菜，有时几颗花生米，一碟豆腐干就可以喝得舒心惬意。一次好友郑振铎来杭州西湖玩，老友相聚，分外高兴。两人已各自饮了一斤黄酒，晚间聊天时，丰子恺又拿出酒来待客，两人在月下痛饮，夜深一时找不到下酒物，便吟诵交谈起数学家苏步青的一首诗：“草草杯盘共一欢，莫因柴米话辛酸。春风已绿门前草，且耐余寒放眼看。”以诗作“佳肴”，越谈越高兴，不知不觉间两人又各自饮了一斤黄酒，才心满意足地带着一身酒香飘然离开。

有一次，丰子恺因牙疼去医院拔牙，大夫嘱这段时间不准饮酒。这真让他惶惶然，不听医嘱牙病要作怪，听吧又万万舍不得酒。按捺几天后，他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取一支玻璃吸管，吸入几滴酒后，射到喉部直咽下去。这样既不让酒刺激到病牙，又暂时解了酒瘾，真是两全其美。

“文革”期间，丰子恺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住进“牛棚”接受改造。自然没资格喝酒了，这真使他度日如年。不过他自有妙法，让家人送一瓶黄酒来，对看守人员谎称是药酒治病用。这样一来，每晚临睡前来一杯“药酒”，悄悄地自得其乐，使那艰难的岁月也获得少许的滋润。

錢化佛收藏成癖

画家钱化佛可以说有收藏癖，他收藏范围很广，包含报纸、书画扇、火花、香烟盒、紫砂壶、古钱、手卷等十多门类。有几类藏品极有特色，如书画扇就收藏有600多把，光说扇骨就有湘妃竹、罗汉竹、梅鹿竹，有象牙、紫檀、乌木、鸡翅、檀香木，玳瑁、刻竹等名目，品种繁多，而且每把扇子必须配锦扇袋一只。他坚持收集火花（火柴盒）30年，数量达10万枚，其中有最早的清末龙头牌火花，也有外国火花，当年真可谓并世无两。有一次，梅兰芳出访他国，问他需带回何物，他说只要火花。梅兰芳回国时，便带回很多俄国沙皇时代的珍贵火花给他，他高兴极了。最有趣的便是他计诱国学大师章太炎的故事。一般人很难得到章大炎的书法作品，钱化佛知道章太炎有个奇特的嗜好——最爱吃带有臭气的卤制品，便投其所好，带去一包紫黑色的臭鸡蛋。章太炎见到此物，欣然大乐。他知钱的来意，就问：“你要写什么，只管讲。”当时钱化佛就拿出好些白纸，轻而易举地得到了章太炎的墨宝。以后，又不断带些臭腐乳、苋菜梗、臭花生、臭冬瓜等，前后竟获得章太炎的题字一百多张，钱化佛都将其一一裱好，悉心收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钱化佛还在抗日战争时期专门收集过日寇在租界张贴的告示。常趁夜晚天黑人少，悄悄地溜至所在，先用湿抹布润湿，再将告示轻轻地揭下，使其完好无损。这种收藏可是要冒生命危险的，但他不避风霜雨雪，长年累月冒险揭取告示，精心收藏，终于获得一整套敌伪告示，举凡抓丁、征税、逼税、屠杀革命人士等等内容。这些特殊的收藏品，是揭露日寇侵略的有力罪证，成为抗战时期的重要文献。

（责任编辑/姜巧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