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立波的文学批评

钟凯丽

摘  要： 周立波一直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批评观，这其中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革命文艺理论的指导，也离不开个人性格和诗人气质的影响。他对于文艺理论有自己的解读，这令他的文学批评在具备客观理性的同时，又充满了情感和诗意。

关键词： 周立波; 文学批评观; 生成; 影响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2153（2019）01-0076-05

在建国初期，中国文坛面临当代文学理论建构的问题，服务社会政治发展成为作家和批评家的当务之急，因而十七年时期涌现了一大批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文章。其中有周扬、钱谷融、冯雪峰等文艺理论家的批评著作，也有周立波、丁玲、赵树理等作家为建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和探索新的创作道路而撰写的批评文章。研究这些文学批评对于探究我们今天主流文学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十七年”时期，由于特殊时期文艺政策的影响，文学批评界存在跟风、偏激和非理性的倾向。文学批评话语的政治化和审美的功利性一度使文艺作品的诗意和情感价值受到遮蔽。尽管如此，我们也应该看到该时期还存在一些出色的批评家和作家，他们在围绕主流政治话语的讨论中还包含了个人独到的文艺见解。周立波便是其中十分典型的一位，他同时具备了作家和批评家的身份。

周立波的文学批评观大致可以分为“三十年代左联时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和“全国解放后时期”。“延座讲话”是他文学批评观发生转变的重要原因。但早在“延座讲话”之前，他便一直有着文学功利化思想。他对于文学功利性的追求并非源于对政治的教条式遵从，而是由他与生俱来的诗人气质决定的，他对于革命和政治一直怀着一种激情的态度。这种性格令他的文学批评在同时期的批评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格，也缓解了文学批评过度政治化的倾向，因而周立波的文学批评在“十七年”的批评环境中是不容忽视的。

本文将在梳理和总结周立波的文学批评观的基础上，对其文学批评观生成的原因进行探究，并探讨周立波的文学批评对革命时期和“十七年”时期的批评界、文学界造成的影响及其为后世文学创作带来的意义。

一、周立波的文学批评观

纵观周立波不同时期的文学批评，我们发现他对文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强调，对文学反映现实的追求和对典型美学的欣赏是是贯穿始终的。

周立波十分重視文学对社会和人生的作用。他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观，反对内容空洞、流于形式的作品。在他看来，优秀的文艺作品应该具有深刻的思想。文艺作品是否具有严肃和崇高的目的成为他评价文学作品的尺度。阅读于他也是严肃的事情，而绝非消遣。他在《怎样读小说》中说道：“小说不但是以严肃的态度表现人生，而且是以科学的精神处理人生的。”[1]26他希望当时的刊物能够多发表意识形态严正的作品，并在非常时期大力提倡国防文学，这些都看见出他将文学功利化的倾向。

对文学功用的重视影响了周立波的许多批评。他认为现代欧洲文学中的唯美主义、象征派、表现派、神秘主义等流派都过于注重形式而缺乏思想性。周立波并不反对文学形式的创新，但不认同为了形式而创造形式。在他看来，形式是为思想内容服务的。因此他评价乔伊斯的小说“都是带着静学的、矫揉造作的性质，是与文学应当有新鲜的内容和崇高的目的相违反的”[1]165。

我们可以发现，周立波对思想性的强调并不止于作品，知人论世是他惯用的鉴赏方法。他在《思想、生活和形式》一文中直白地说道：“一个人的思想不正派，文章也一定不好。”[1]216他反对孤立地看待作品，他的文学批评时常涉及作家的生活经历和精神品质。1940至1942年间，周立波曾在鲁艺开设了名著选读课，在分析作品之前，他通常会先介绍作家的生平、性格和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背景之下，周立波评价作家并非完全根据道德标准，他还关注作家的阶级立场。他在鲁艺时期评论的普希金、巴尔扎克、司汤达、托尔斯泰等诗人作家几乎都是现实主义一派，他们或属于无产阶级，或在思想上亲近无产阶级，而对于市民阶级创作的文学，他则表现出明显的反对态度，认为他们由于阶级思想的狭隘造成了文学内容的贫乏。

周立波在强调文学思想性的同时，并没有忽视文学的艺术性。他多次指出文学与科学的区别就在于它的艺术性和形象性。“一切概念和思想，在形象中，现出了浓厚的灵活的彩色和可触的情意。”[1]14任何创作素材只有经过提炼加工才能够成为艺术。他反对自然主义对生活中的小事进行反复描摹和单纯抄录的创作方法，认为这样的书写并不能真实而生动地反映完整的现实。与此相反，他格外重视文学的情感和幻想色彩。他在《略谈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中指出左拉虽然深入生活，去往工厂矿山收集写作素材，但是由于他的作品缺少浪漫主义的成分，因而只能停留在对现实的机械摹写。周立波所说的“浪漫主义的成分”其实就是他在文学批评中反复强调的幻想与情感。

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艺作品中的幻想和情感都是十分敏感的内容，幻想容易成为空想，而情感易流于小资情调。但周立波对于文学作品中的幻想和情感采取了十分宽容的批评态度。对于文学中的幻想，他认为只要肯做现实的努力，那么幻想便不会成为毒害。这种批评观依然对作者的思想和行为提出了要求。除此之外，他对于文学作品中的情感也有不同的见解。该时期文学中伤感、忧郁的色彩往往是为评论界所批判的，但在周立波看来，文学中的忧郁和喜悦两种色彩是不可能完全分离的，只要于现实有益，伤感、忧郁的色彩便有存在的理由。他称赞艾芜小说中的忧郁情感，认为这些情感反映了作者对待现实的严肃态度。

然而，周立波对文学中幻想和情感的宽容并未超越他的现实主义文学批评观。早在1935年，他就对于幻想和情感有过明确的界定。在周立波的阐释中，情感需要与思想结合。“感情的纯粹的存在是没有的，感情总和一定的思想的内容相连结。”[1]10而幻想则需要从现实出发，一旦幻想脱离了现实，就会成为空想或成为狭隘的个人主义。他批评阿尔志跋绥夫的《沙宁》太过依赖主观的趣味和意识，而没有使自己的思想和感知完全与现实保持一致。他还认为托尔斯泰从创作《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到写作《复活》和《恶魔》，是从广阔的社会背景退到了狭隘的个人体验中，其中的原因便是作者对现实生活的疏远。

周立波的文学批评观总体上是现实主义的批评观，要求文学能够反映现实。但他对于如实反映现实的自然主义又持有否定的态度，认为文学不仅需要反映已发生的现实，更重要的事能反映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他在《文学的永久性》中评论伟大的艺术家“不仅看到了现实的现状，而且看到了现实的发展，不仅看到了今天的光景，而且看到了明日的生长”[1]26。周立波对文学中的现实的理解与他文学功利性的观点是一致的。正是由于文学拥有预测未来的能力，它才能够推动社会的发展。

周立波的文学批评观还体现为他对典型美学的提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并对当时的文坛产生广泛影响。其中恩格斯提出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一说被许多作家和批评家所借鉴。但由于一些作家和批评家对典型论的理解存在偏差，造成了该时期文艺作品质量的参差不齐。而周立波对于典型论的解读是值得注意的。他对典型环境的理解不止于时代背景和社会政治情况，还囊括了人物的生活环境、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等等。这种理解有利于深入生活，丰富创作题材，避免作品的极端政治化。周立波对典型人物的看法也与许多作家不同，他反对将人物塑造成一个机械的、单纯的、平面的形象，而鼓励作家突出人物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如此才能令人物更加真实。他在《一九三六年小说创作的回顾》一文中称赞了端木蕻良笔下黑煤子这个人物。这个人物是一个土匪，打砸抢掠无所不为，但周立波却认为“他的一切性情，都是他的生活所铸造，都是那么自然的东西”[1]143。端木蕻良成功塑造了一个复杂的典型人物。周立波没有站在道德的高地上片面地评判人物，而是从艺术欣赏的眼光出发。他的批评展现了他身为作家的敏锐眼光和身为批评家的莫大勇气。

周立波在评论文艺作品时始终遵从思想性和艺术性两个标准，这使他的文学批评不完全拘泥于政治话语，也留意到了作品的文学价值。他对于当时文艺理论有个人的理解和阐释，为文学创作在主流政治话语之外开拓了一方自由的领域。

二、周立波文学批评观的生成

周立波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开始从事文艺创作，这时期他的创作主要以散文和翻译作品为主。在成为“左联”成员之前，他在名为《我希望于〈大众文艺〉的》一文中希望该刊物能够多发表一些无产阶级文艺论文和意识形态严正的文艺作品。他的无产阶级文艺思想在此时已经初步显现。

1934年，周立波正式加入“左联”，专门从事宣传和讨论革命文学理论的工作。在这期间，他撰写了许多文学批评，该时期他的文学批评观主要受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影响。

盡管自马克思文艺理论传入中国，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做将其中国化的努力，但在初期，由于政治运动的迫切需要，许多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解读存在误区，他们主要将其作为宣传革命思想的工具。茅盾在《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中提到文学作品“于个性之外更须有国民性。所谓国民性并非指一国的风土民情， 乃是指这一国国民共有的美的特性”[2]。这其实是以“共性”遮蔽了“个性”。恩格斯所倡导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虽然也具有“共性”，但是恩格斯认为人物的“个性”也同样重要。在早期，许多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解都有不成熟之处，而后期经过茅盾、周扬、鲁迅、冯雪峰、瞿秋白等一批“左联”文艺理论家的探讨，中国文坛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解也越来越全面和深入。周立波加入“左联”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已经渐趋成熟。从他对“典型论”的解读和对文学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强调中，都可以看出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有较为准确的把握。恩格斯曾在信中写道，作家的思想应该“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 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3]。周立波认为文学能够赋予一切思想和概念以活力，这种观点是对恩格斯文艺思想的直接继承。

除了文艺理论对周立波批评观的直接影响外，我们也不能忽视了高尔基、巴尔扎克、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一系列外国现实主义作家作品对他文艺思想的间接影响。他们的作品深化了周立波对于文学现实的理解。恩格斯曾经指出，巴尔扎克的作品写出了贵族灭亡的必然性。巴尔扎克作品中对未来的预见性也影响到了周立波的文学现实观。

上文提到，周立波十分重视作家所属的阶级。这种观念来源于“左联”的无产阶级理论，而在毛泽东的讲话中有了更明确的表述。毛泽东在“讲座讲话”中说道：“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4]毛泽东身为一个政治家，他对文学艺术的指导是从政治立场出发的。建立在“延座讲话”基础之上的延安文艺理论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和文学功利化倾向，这是由特定的时代环境决定的。

但需要注意的是，“延座讲话”只是让周立波从学习外国文学的现实主义转向学习中国古典文学的现实主义，并没有完全改变他初期的文艺思想。“左联”的文艺理论促成了周立波最早的文艺批评观。而“延座讲话”其实继承了“左联”的部分文艺思想。“延座讲话”之后，周立波的批评对象由外国文学作品转向了中国的古典小说，他的写作题材也转向了工农民的生活。自此，他的批评和创作都走上了民族化的道路。但我们比较周立波在“左联时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和“全国解放后时期”发表的文学批评，能够发现他对于文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强调，对文学反映现实的追求和对典型美学的欣赏并没有动摇。这与他的性格和气质有关。周立波深受古典文学和五四传统的影响。他对外国文学的学习是自觉的，而中国古典文学对他的影响却是潜移默化的，他的身上保留着传统知识分子的品性。周扬这样评价周立波：“他有书生气，而又天真得可爱。他没有半点虚假，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和弱点，总是把自己孩子似的坦率纯真表露在别人面前，这是立波最宝贵的品格。”[5]4严文井也说他性格刚直而有些简单，无论什么情绪都表露无遗。

周立波在鲁艺讲课时曾经这样说道：“作家要忠实于自己的气质，才能想象。有的爱幸福的主题，有的爱阴暗，最感到兴趣的，会知道得最清楚，而知道得最清楚的会描写的最好。”[6]他对于革命文艺理论的提倡一方面与他的政治思想和文学思想有关，另一方面也由他的性格促成。他始终怀着浪漫的理想和积极的心态，因而他对于文学的艺术性格外重视。他认为文坛需要“有丰富的现实知识和激越的诗的精神的作家”[1]156，并将个人的激情融入到现实运动中去。这种由个人性情形成的批评观使他在评价作品的时候也关注到作家的个性，他注意到了马克·吐温的幽默诙谐和热情叛逆，注意到了高尔基的自我牺牲精神和为他主义，也注意到了巴尔扎克科学严肃的人生态度。

然而，由于时代背景的影响和作家的主观选择，他所接受的文学理论基本上都属于现实主义文艺理论，这导致他一概否决了自然主义、现代主义、印象主义等文学作品的价值。现实主义文学对于现实的书写是显而易见的，而现代主义、意识流等作品对现实的表现是隐晦的。周立波虽然拓展了恩格斯、毛泽东对于现实的定义，然而他所理解的现实依旧是生活中的现实，是大众的现实。因此他认为“性和死，是没落艺术中最显著的特质”[1]45，否认了个人的现实。这种排斥个人性和主体性的文学批评观不利于文学对于人性的探索和拷问，也使得该时期的许多文艺作品在思想表达上浮于表面，而当触及人性、灵魂等问题时便避而不谈，或显得笔力不足。

周立波对浪漫主义的认知也较为片面。浪漫主义本身具有叛逆、天真的色彩，但在当时，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只注重浪漫主义对于政治运动的推动作用。茅盾曾说：“有两个拜伦：一个是狂纵的，自私的，偏于肉欲的;一个是慷慨的，豪侠的，高贵的……我们现在纪念他，因为他是一个富于反抗精神的人，是一个攻击旧习惯旧道德的诗人，是一个从军革命的诗人;放纵自私的生活，我们底青年是不肯做的。”[9]在周立波的认知中，只有“积极的浪漫主义”是可取的，这是出于文学为革命服务的考量，而浪漫主义中那些于革命和社会发展无益的个人性特质，则被他所丢弃了。

周立波的文学批评是存在局限性的。但无论如何，他的文学批评依然为当时的文学批评界带来了一阵清新之风。周立波并没有以二元对立的目光来看待政治与情感。他的文学批评消解了政治对文学的部分压力，使文学在“为人生”的同时，又为文人在社会生活中建立艺术的乌托邦创造了可能。

参考文献：

[1] 周立波. 周立波选集第六卷[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2] 朗损. 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J]. 小说月报，1921（02）：5-7.

[3]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385.

[4] 毛泽东. 毛澤东论文艺[M]. 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1966：45.

[5] 周立波. 周立波三十年代文学评论集[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6] 周立波. 周立波鲁艺讲稿[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76.

[7] 曹霞. 阶级话语的流变与文学批评功能的转换[J]. 山东社会科学，2014（11）：93-99.

[8] 周立波. 文学浅论[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59：41.

[9] 沈雁冰. 拜伦百年纪念[J]. 小说月报，1924（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