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掌门人”——细说故宫历任院长

编辑=张敏

易培基任职时间：1928-1933

马衡任职时间：1933-1954

吴仲超任职时间：1954-1984

张忠培任职时间：1987-1991

郑欣淼任职时间：2002-2012

单霁翔任职时间：2012-2019

王旭东任职时间：2019-

故宫博物院自1925年10月10日成立以来，在94年的光阴中，一共经历过7任院长。在一般人看来，故宫博物院院长可能是一份非常不错的差事，然而第六任院长单霁翔却曾经公开表示，故宫博物院的历任院长都没有好下场，不是遭遇火灾就是遭遇盗窃。事实上，真实的历史更让人唏嘘。

故宫，从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成为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这一成长过程与历任院长的守护、付出、变革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们每个人的人生故事或许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命运都与故宫缠绕在一起，无法分割。

蒙冤的首任院长易培基

故宫博物院的首任院长是易培基，易培基的前半生风光无限，曾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湖南省立图书馆馆长，学生中出了毛泽东、田汉等杰出人物。以后他弃教从政，做过教育总长、农矿部长和故宫博物院院长。但是，他的后半生可谓十分凄凉。

1924年，易培基结识了国民党元老李煜瀛、吴稚晖等人。同年10月，在李煜瀛的推荐下，他出任黄郛内阁的教育总长。之后，溥仪被驱逐出宫，北洋政府下令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李煜瀛担任委员长，易培基为委员负责接收故宫。从此，易培基的命运便和故宫缠绕在一起。

在故宫博物院正式对外开放之前，易培基兼任国立图书馆、博物馆筹备会主任之时，就已经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负责确定博物院的名称，清点文物，起草《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 《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章程》 《故宫博物院临时理事会章程》，等等。

李煜瀛、易培基、张继被推举为故宫博物院临时理事会常务理事，负责全院事务。然而段祺瑞政府早已对李煜瀛、易培基不满，诬指两人为共产党，于“三一八惨案”发生的第二天，下令通缉。易培基被迫躲入外国使馆，然后匆匆南下。

1929年2月，国民政府任命易培基为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决心全力整顿院务，除保留原有的古物、图书、文献三馆外，又增设秘书处和总务处。他还发动党政军要员捐资修缮故宫，蒋介石、张学良等积极响应，分别以私人名义捐献款项。易培基的远见卓识使故宫博物院机构更加完善，工作走上了正轨。他还主持创办了《故宫周刊》，又陆续出版《故宫月刊》 《故宫旬刊》等四五种期刊。这段时期被公认为是博物院发展的鼎盛时期。

随之而来的是1933年日军攻陷山海关。在严峻形势和各方压力之下，易培基推动了故宫文物南迁上海的进程。为保证国宝安全运抵南方，易培基和张学良在西山碧云寺旁一所小别墅里商谈了一整天，最后敲定了文物转移的详细方案。晚上，易培基身披斗篷，坐镇太和殿指挥装运第一批文物。消息还是走漏了，前门火车站被抗议的学生团团围住，幸亏张学良赶到，并以人格担保战争乌云从北平上空消失，就将这些宝物再运回来，学生们这才让路。

当晚第一批文物2118箱终于装上火车，安全运往南京。紧接着，易培基又监督第二、三、四批文物运出北平。5月初，第五批文物即将起运时，南京最高法院检察官朱树森带人到故宫查封会计科，调阅相关账册和收据。因为有人控告易培基、李宗侗私占故宫宝物，朱氏奉检察长郑烈之命前来调查。

事实证明，所谓的“盗宝案”是由于内部权力与人事斗争，易培基以莫须有的理由被人指控盗卖故宫文物，虽屡经辩解而无果，被迫辞去院长之职，躲入上海法租界避难，最后忧愤而死。

本页故宫周刊24×38cm中国嘉德2016年秋季拍卖会 古籍善本专场成交价：17,250 RMB（左图）

易培基 行书 五言联洒笺 132×32cm中国嘉德2017春季拍卖会 笔墨文章—信札写本专场成交价：46,000 RMB（右图）

马衡：战火中的国宝护航人

首任院长“易培基盗宝案”之后，1933年7月，马衡经众人推举代理院长职务，并于次年4月正式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继任院长后，马衡一方面积极进行故宫留北平文物的清点以及南迁文物的点收、安置工作，同时往返于北平、上海、南京之间，为南迁文物存放新址的选择和修建而奔走呼吁。1934年12月，经故宫博物院常务理事会商议通过，决定将南京朝天宫作为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的办公、展览及文物储存地点，用以存放全部南迁至沪的文物。1936年3月，朝天宫保存库工程动工，8月竣工，建成一座坚固的三层钢筋水泥建筑，并带有地下仓库，可防盗、防火、防水、防空袭，库房内还装有照明、通风及供氧等设备。1937年1月，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正式成立。

对页马衡 题赠傅振伦自制肖像明信片1932年作 14×9cm西泠印社2017年春季拍卖会 首届摄影及电影艺术专场成交价：13,800 RMB（左图）

马衡（中）陪蒋介石（右）观看后母戊鼎（右图）

在故宫文物南迁、西迁期间，正是由于马衡等人不辞劳苦、严谨负责的出色工作，才使得西迁文物都能找到较好的保存地点，以免于兵火之厄。

这不得不说“文物南迁”是抗战中的一个奇迹，也是一项保护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壮举。而这主要得益于故宫人对自己肩负的神圣职责的深刻认识。正如马衡所说：“本院西迁以来，对于文物安危原无时不在慎微戒惧、悉力维护之中，诚以此仅存劫后之文献，俱为吾国五千年先民贻留之珍品，历史之渊源，秘籍艺事，莫不尽粹于是，故未止视为方物珍异而已矣。”（《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理事会1940年度会议记录》）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在文物南迁与西迁这种十分艰困的条件下，马衡仍然数度组织故宫文物举办或参加国内外的展览活动。1935年，中英两国联合举办“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展；1939年，莫斯科发起“中国艺术展览会”，不仅汇集了苏联各地11座博物馆收藏的中国艺术品1500余件，更由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商请中国政府征集近代绘画、雕塑、抗战宣传标语、民间通俗画、附有插画之著作及报纸，以及古代铜器、玉器、陶器、石刻、绘画等艺术品参展。此外，故宫博物院还分别于1935年4月和1936年6月，在上海外滩中国银行大楼及南京考试院明志楼举办文物预展和复展，等等。

任期最长的吴仲超

继马衡之后，担任院长职务的是吴仲超，其任期从1954年到1984年。

吴仲超是一名标准的老资历革命家。1927年9月曾就读于上海法科大学政治经济专科，1928年入党，长期从事江南地区的地下工作，曾担任江苏南汇县委书记、皖南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副团长、苏皖边区区委书记、中共华东分局秘书长等多项职务。这些职务中，惟一与文物有关联的，是他曾任职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

吴仲超刚接手的故宫博物院，面临人力匮乏、财政紧缺、保护不周等局面，比起处处受限的马衡，吴仲超最显著的成就，是利用自己在体制内受信任、威望高、地位稳的优势，对故宫博物院的组织机构作了一系列调整和扩大。到任之后，他首先从文物整理入手，经过六年的整理，所有文物分级登记在册。

此时的故宫，在政府权力配套下，开始大规模的文物回收、征集工作。为了鉴别更多回收物品的真伪，故宫也开始扩招人马。在1953年，参加过朝鲜战争的复员军人们，被充实到职工群体中，他们被安排到安全保卫和维修工作的岗位上。

马衡任职时期，没有副院长一职。副院长一职，最先就是出现在吴仲超任职时期，陈乔作为首位副院长，于1953年1月上任，在1959年3月离任。陈乔是书法爱好者，1931年参加左联，担任过八路军总政文工团团长、河北军区文化部长，成长路线类似吴仲超。

本页关良《北京故宫》油彩木板26.5 ×32 cm香港苏富比2018年秋季拍卖会 现代亚洲艺术专场成交价：1,500,000 HKD

1975年10月，故宫博物院设立了第一副院长一职，老革命者彭炎担任，彭炎在1980年接替吴仲超主持实际院务工作。此时，吴仲超虽是院长，但已患病住院，身体状况从此不允许工作。

吴仲超是故宫博物院任期最长的院长，前后长达30年，并且跨越了十年“文革浩劫”。在“文革”开始后，由于周恩来作出了关闭故宫的决定，故宫才免遭冲击，1970年7月5日重新开放，吴仲超随着故宫大门的开启而复出，但仍处于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一直到1973年1月，故宫才恢复“文革”前的领导建制。

张忠培：从考古大家到故宫掌门人

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张忠培，既是著名的考古学家、吉林大学考古专业的创建者，同时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故宫研究院名誉院长、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

1987年，张忠培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院长。第二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考古摄影家梁子明来到故宫，从午门、太和门到神武门，为张忠培拍了一组照片。事后张忠培把照片拿给老师苏秉琦看，老师笑眯眯地说：“你是故宫的看门人嘛。”然而，这位看门人“很不走运”。他在一篇文章里回忆，“上任不到两个月，就遭遇了两次小偷一把火。小偷抓着了，火被灭了，却烧毁了一座明代的景阳宫。”

更让张忠培忧心的是，他到任后才发现“故宫是个不完整的故宫”。在当时的故宫里，除了故宫博物院外，还零零散散分布着14个单位，“故宫的文物，除民国政府运台的以外，境内就有两个单位占着故宫近20万件文物”。故宫的不完整，让张忠培觉得“对于一个大国来说，是很不体面的”。

对页元 黄公望《天池石壁图》绢本139.4×57.3cm故宫博物院藏

在任的4年里，张忠培为了一个“完整故宫、安全故宫、历史故宫、学术故宫”的目标，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锐意改革，提出“保护”和“特色”是故宫博物院管理的两大核心问题，重新确定了故宫保护范围，编制了故宫7年发展规划。原来分布在故宫里的一些单位陆陆续续搬了出去，原本商贩遍地的午门广场得到治理，御花园得到了重点保护。这些改变之外，故宫博物院考古所副所长王光尧认为，更重要的是张忠培为故宫设计了一套科学的管理体制，故宫的管理结束了混乱的局面，从此有了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管理体系。

2015年10月，张忠培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深感遗憾的是，至今的故宫仍是不完整的。”这位曾经的“故宫看门人”，直到生前几个月里，还在四处奔走呼吁南京留存文物尽早回到故宫。张晓晤回忆，6月27日，张忠培的学生、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许伟在故宫研究院做学术报告。“父亲很重视，想去看看他，又不想打扰他，就在研究院大门前站了一会儿，坐车回家了。”当天早些时间，刚从协和医院体检完的张忠培，让张晓晤陪着，专程到故宫的午门前照了相。这位曾经的故宫博物院“掌门人”，似乎在向这座古老的宫殿做最后的告别。

本页故宫学刊（2004年总第1辑）

大手笔的郑欣淼

2002年郑欣淼上任伊始，故宫大修即告启动。这也是故宫自1911年以来的首次整体大修，估计工程历时共18年，计划总投资达19亿元人民币。

接管故宫的8年时间里，郑欣淼主持了故宫的维修、文物的清理以及两岸故宫的交流，并提出“故宫学”这个学术概念。

事实上，在郑欣淼出任院长之前，故宫博物院已经11年没有院长了。自1987年至1991年，考古学家张忠培任第四任院长，随后，院长一职一直空缺至郑欣淼继任为止。用郑欣淼自己的话来说，“故宫已经有一整套机制在这儿”，似乎没有院长也能正常运作。然而，无论是大修，还是文物整理，都需要有一位主持者。

大修开工后不久，郑欣淼即主持制定了《故宫保护总体规划（大纲）》，并对馆藏文物进行清理造册，对故宫中的文物进行彻底清理。郑欣淼曾表示：“很多一直被视为‘资料’的宫廷用品，将在这次大修过程中被正式地纳入文物之列。整理完毕后，故宫博物院会统一造册，并向社会公开，以弥补大量藏品无法与公众见面的遗憾。”

除了“大改”，“故宫学”概念的提出更是将郑欣淼推上了话题榜。

2003年，郑欣淼在南京博物院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第一次提出“故宫学”这一起初颇有争议的概念。2005年，《故宫学刊》正式创刊，这是一本专为“故宫学”而创办的刊物，创刊号上便是郑欣淼所写的《故宫学述略》，该文长达37000字。2009年初，郑欣淼将20多篇文章结集成《故宫与故宫学》在北京出版。

郑欣淼对“故宫学”的解读是：它不是经院式的繁琐论证，也不是从书本到书本的刻板研究，它直接面对故宫的文物、古建筑、档案、文献等，是一门把故宫当作一个文化整体的综合研究。

提出“故宫学”这一概念，难免会让人联想到“敦煌学”。一方面，有人讥讽这是“邯郸学步”，但也有观点认为，此举把故宫置于“故宫学”的视角之下，让研究者意识到故宫古建筑、文物藏品、历史遗存以及曾在此发生过的人和事，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文化整体，而故宫文化的这一整体性，也会使流散在院外、国外、海外的清宫旧藏文物、档案文献有了一个学术上的归宿。

也许，正是基于此，北京与台北两地的故宫博物院在学术研究上的交流与合作不可避免。并且在郑欣淼心中，两岸故宫血脉相连,合作交流乃是历史潮流。2009年,郑欣淼终于促成两岸故宫的首度合作展览。

2009年10月6日，由两岸故宫合办的“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在台北故宫举行，这是两岸故宫60年来首次合作，展览展出的246件文物中，北京故宫博物院提供37件。郑欣淼在当年的一次专访中表示：“虽然数量不多，但其中雍正朝服像、‘为君难’玺、泥塑雍正像等均为大展的‘点睛’。”而合作的意义更在“点睛”之上，实为两岸故宫的“破冰”合作。此后，两院之间还开通了学术交流和刊物资料书籍的互换等机制。

单霁翔：紫禁城还年轻，未来可期

2019年4月8日，那个谦虚称“我就是在故宫博物院看门”的院长单霁翔退休，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接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如果说从故宫博物院首设至今的历任院长，是在体制等各个方面进行改革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单霁翔则是颠覆。

在任期7年中，故宫口红、故宫火锅、故宫夜游等故宫周边产品相继问世。这位老院长让整个故宫焕然一新，更让故宫红墙黄瓦内的皇家气派，变得亲切可近。

20 1 2年，故宫参观人数突破1500万，成为世界上参观人流量最大的博物馆。

2016年，故宫文创产品销量高达10亿，同年故宫举办了两万多场教育活动，故宫淘宝店收藏量已经超过80万。

本页故宫纸胶带（左图）

故宫日历（清康熙 五彩瓷花蝶纹攒盒）（右上图）

故宫彩妆文创（右下图）

2019年，微博“故宫博物院”粉丝突破654万，故宫上热搜不下20次。

……

单霁翔曾在一次接受记者访问时表示，近年来最令他欣慰的一个变化是来故宫的年轻人多了。据故宫发布的统计数据，30岁以下观众占40%，30-40岁的观众占24%，40-50岁的观众占17.5%。年轻观众，尤其是“80后”和“90后”，已经成为了参观故宫博物院的“主力”。

年轻群体势力的凸显是因为故宫真正活了起来，文物同样活了起来。

单霁翔自称是故宫的“守门人”，他说他的使命不仅仅是看管文物，还要让故宫文物的影响力走出大院，深入到每个人的心里。他曾说：“我们过去经常提及一系列数字：这个博物馆有多少馆藏、每天接待多少游客，但这不是真正衡量一个博物馆的标准。如果你有大量馆藏，但是绝大部分人都看不到的话，这个博物馆就是不合格的。我们真正期待的不是数字，而是这个博物馆能够活起来，能够真正融入人们的生活。”

当文物真正深入人心的时候，故宫的年龄便不再是单纯的以历史纪年来计算了；当更多的年轻人愿意走入故宫，了解故宫文物和故宫历史的时候，也就证明故宫真正与当下接轨了。永葆活力，未来可期，这也许不仅是单霁翔，更是众多故宫人心中最美好的“故宫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