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父亲丰子恺

☉丰一吟

我已算不清在整个“文革”时期爸爸挨了多少次批斗，因为次数实在太多了，数也数不清。况且有的批斗他从来不告诉我们，我只是后来听别人说的。

上海文艺界的四大领导，作协的巴金，音协的贺绿汀，剧协的周信芳，美协的丰子恺，到后来都是上海“十大重点批斗对象”。

漫画家张乐平先生在1981年5月20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写的是他和我父亲的事，题目叫《画图又识春风面》。其中关于批斗的事这样写着：

“文革”时期，我们当然在劫难逃。因他（丰子恺）是美协上海分会主席，沈柔坚和我是副主席，他挨斗，我俩总要轮流陪斗，坐“喷气式”，挂牌，一样待遇。有一次在闸北一个工厂被揪斗。我们一到，匆匆被挂上牌子，慌忙推出示众。一出场，使我好生奇怪：往常批斗，总是子恺先生主角，我当配角；而这一次，我竟成了千夫所指，身价倍增。低头一看，原来张冠李戴，把丰子恺的牌子挂到我的脖子上了。我向造反派的头头指指胸前，全场哄笑，闹剧变成了喜剧。

最初爸爸面对批斗，是心有余悸，但后来，他横下了一条心，把批斗看做演戏，夜晚过黄浦江被拉去游斗，他说是“浦江夜游”。一些老知识分子被称为“牛鬼蛇神”，在单位时不让他们与“革命群众”待在一起，另辟一室安顿。这房间被称为“牛棚”。别人坐“牛棚”不堪其苦，爸爸倒练出了一身功夫，把坐“牛棚”看做参禅。别人写每天的思想汇报苦思冥索，久久写不出来，他却一挥而就，因为弄笔头是他的本行。只要学会说假话，这种“思想汇报”是不难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