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博拉，科学与虚拟之间

弗雷德里克·凯克 王希言

摘 要：主要分析了如何通过虚拟模式进入诸如埃博拉之类的传染性疾病的管理，并在此基础上区分出两种不同的模式。因为无法计算概率，所以传染病常常被认为具有灾难性，而本文解释了“虚拟”模式如何被用以预防这种灾难。在对突变病毒的想象中，“虚拟”体现了应当如何在病毒开始传染的不洁的空间里将其遏制。在对有害病毒的想象中，“虚拟”则表现具有不同高度的意志的存在物之间的互动，“虚拟”还能够让我们思考这些互动的不确定性。立足于具象人类学，本文将展示两种对立的模式，一种为来自游牧社会的类比（analogie）本体论，另一种则是狩猎社会的万物有灵论（animisme）。还审视了在流行病的当代管理中，“病毒猎人”的角色。

关键词：虚拟;准备;狩猎;病毒;图象

中图分类号：C9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9）02-0051-05

一、扩散性传染病的想象，“准备”的作用

新近对于埃博拉危机的人类学研究，通常强调了“虚拟”在卫生系统中所承担的角色。它不仅仅揭示了危机传播的表现模式，尤其能够演示出“虚拟”如何进入扩散的传染病的管理技术之中。我们因此区分出，何为虚拟，何为象征。如果说，对于疾病的管理是象征性的，从功能主义或者批判的角度出发，这一点则将其集体性的作用与实践效果相对立，因为分流而形成了社会群体的再生。从结构主义或者阐释学的角度出发，虚拟的管理模式，则能够展示在卫生管理的技术层面如何处理危机并如何发挥效用。

埃博拉病毒，在1976年首次在扎伊尔被发现（译注：即刚果民主共和国前身），也是第一批被认为具有“扩散性质”的病毒，对其監控和预防工作促使了一个新的全球性临床诊疗机构的诞生，即“全球卫生”（santé globale）。40年来，该机构以其全球性视角，指出南方国家往往是新病毒扩散的地区，而北方国家则试图在其扩散到地球上其他地方之前将其遏制[1]。而“动物仓库”（译注：此处为比喻，指动物密集的地方。针对埃博拉病毒而言，该动物为猴子和蝙蝠）则被认为是在病毒扩散到人类身上从而引起流行病之前，开始变异的地方[2]。

许多研究表明，这种全球性视角是以“准备”为原则组织其工作的进行。这一原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即出现在美国国土安全法案中，该法案提出预防核战争的紧迫性，并在冷战尾声在各大国际性组织中传播，尤其是人道主义组织，用于应对自然灾害（地震，洪水，瘟疫）及新形势的争端（內战，恐怖主义）[3]。当无法精确预测一个病原体扩散到人类的可能性时，对即将到来的瘟疫的“准备”，成为了卫生管理中一项切实的技术，即通过虚拟的模式，想象瘟疫通过集体入侵造成的灾难性后果[4]。“准备”则成为一种危机理性，这种理性是将“虚拟”纳入其运转模式的核心之中[5]。

由非洲中部向西部扩散的埃博拉病毒，卫生权力部门为此次危机进行了准备。一系列不同程度的虚拟流行病场景演习，旨在让人们习惯于协同医护人员一起（对危机）采取行动[6]， 并且将很大一部分公共财务转用于基础卫生设施[7-8]。抗病毒药物的生产也同样是立足于虚拟的描述，而这种描述恰恰是寄希望于还不太成熟的技术的可能性，如利用抗天花的药物来治疗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病人[9]。

类似的场景和相关的思辨，如对于污染和不洁物的想象，都可被用作文化研究和视觉研究。Priscilla Wald在其极具影响力的作品《传染病》[10]中展示了处于一定范围的社会群体的“零号病人”的形象，从“伤寒玛丽”（Typhoid Mary） 到艾滋病毒携带者， 她再次借用古老的替罪羊形象，即言明必须将“无辜的牺牲者”排除到社会群体之外，才能够将群体治愈，“无辜的牺牲者”事实上提供的并不仅仅是病原体，更多的是病毒“发动机”。在新近的另一篇文章中，克里斯托·林特里斯 （Christos Lynteris）研究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传染病的拍摄，发现“活体动物市场”（wet market）即是造成传染病的原由。这一观点在史蒂文·索德伯格（Steven Soderbergh）电影《全境扩散》（Contagion 2011） 由麝貓引起的SARS病毒和禽流感体现出来。Christos Lynteris 发现这些作品的热点是，利用图象，引发人们思考并感知未来的危机，而这些危机就发生在一些人类自身的存在与其他事物的混合之中。他还重新利用了Carlo Caduff关于“流行病预测”的研究[11]， 指出对于流行病的描述假定了对于变异的想象，而专家在此必须根据与“信仰的跳跃” （leap of faith）相似的模式，与潜在流行病的菌株进行博弈[12]。

对扩散的传染性疾病的想象，事实上是立足于对潜在灾难的感知而创作的摄影、小说、电影或一些布景。因此，必须通过一些社会群体边际的存在， 如“零号病人”和“动物仓库”展示出明显的灾难信号。作为这些研究的延伸，我想针对这些从不可见世界过渡到可见世界的能动性的类型发问。引发我思考的并不是对于“纯净”和“象征”的分类人类学，这种视角仍然限制在对技术功能和象征功能的对立之中， 而是一种形象化的模式人类学[13-14]。根据这个类型的人类学研究，图象是一种行动模式，是对创造了它和观看它的两种意志的相交的捕捉。因此，我试图领会，埃博拉病毒的图象对于观看它的人群具有怎样的功效，而“虚拟”最终能够在这种不可预见又模棱两可的存在模式中捕捉到什么。

我还想指出，形象化的模式人类学，能够对“准备”技术的分析有所启示，体现在对类似于埃博拉的卫生危机的应对中。 因此“准备”也不仅仅是一种严密的“世界观”（vision du monde），因为它加强了某种制度而值得我们颂扬或者废弃它的功效——北部国家的卫生权力部门和药剂企业牺牲疑似带有病毒的人群和动物。“准备”还意味着一个切切实实的关于不稳定性的新想象-病毒是如何扩散的？并以怎样的形式在细胞、器官、家庭，或者国家这样的载体上存在？我们该创造出怎样的新型责任模式？

二、埃博拉的表现：像敌人一样的病毒

对埃博拉病毒的首次拍摄在1976年10月13日由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的病毒学家Frederick Murphy 完成 。通过在显微镜下观察来自扎伊尔的病毒感染者的血液样本，发现血液中存在着一种合拢成类似于蛇形的脑袋样的纤维质形态，完全不同于其他以前已经拍摄过到的圆形病毒。40年之后，Frederick Murphy 向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介绍说：“在这种（病毒的）形态中，我们发现了一些东西令人感到激动的东西，或者说这种病毒形态触及了我们基本的思维模式。”[15] Frederick Murphy的拍摄在世界巡迴并且使得电子显微镜的使用扩展到了病毒学领域。

Richard Preston在其1994年出版的著作《血疫》[16]中重新采用了这一图象。这本非虚构的作品讲述了1989年在离美国首都不远的里斯顿（Reston）的一家宠物店的40多只猴子身上的近似埃博拉病毒的发现，以及如何运用虚拟的模式去构想病毒扩散的结果。他还将这段故事用于1955年的电影《恐怖地带》（Outbreak）之中。在这部影片中，病毒学家试图遏制从扎伊尔传至美国的出血热。电影的场景展示了这种新型病毒根源的两种假设：病毒通过唾液或血液由猴子传染给人类，由美国的研究人员培养了这种病毒作为生物武器。该国的一个村庄感染了这种病毒，在进入戒严状态之前，由达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扮演的一位来自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非常勇敢的专家，他带来的一种神秘血清将整个村庄解救，而他此举的目的则是想要维护联邦自治。电影由诺贝尔医学獎得主、号称传染病研究之父的乔舒亚·莱德伯格（Joshua Lederberg）的一句话作为开场：在这个地球上，对人类形成最大威胁东西就是病毒。当饰演专家的演员发现病毒在细胞中激增的图象时，他们有了这样一场对话：

沙特少校：先生们，莫塔巴先生（译注：Motaba为病毒的名字），

凯西·舒勒：我痛恨微生物。

山姆·丹尼尔：凯西， 应该喜爱他的简单。瞧瞧，它比我们小几十亿倍，可是它正在将我们击溃。

凯西·舒勒：你打算干嘛？请它吃晚饭吗？

山姆·丹尼尔：不。

凯西·舒勒：那是什么？

山姆·丹尼尔：我要将它杀死。

病毒之所以令我们感到震慑，则是因为作为一种极其微小的存在，却能够与人类在对地球的占领中竞争。只有将其视为具有意志的两个元素之间的角逐，那么对于进化的挑战似乎才能够被想象。生物学家埃米尔·杜克劳（Emile Duclaux） 声称：巴斯德青睐吞噬细胞的理论，因为该理论将道致疾病的主角置于同一层面：在杀死牛的细菌中有一些不對称的东西。牛的白细胞和入侵的微生物，如果数量并不是非常多，并且扩散缓慢的话，我们则倾向局部打击。

帕特里克·泽尔贝曼 （Patrick Zylberman）分析了理查德·普雷斯顿（Richard Preston） 的关于美国公共卫生政策小说《伊波拉浩劫》。这部小说描述在纽约发生的以病毒引起的生物恐怖打击，这种病毒人工的合成了天花和莱施-尼汉综合征，从而引起感染的人群的大脑病变。当帕特里克·泽尔贝曼阅读这部小说时，而时任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在苏联事故之后，已经开始对生物恐怖的危险有所警觉并提醒了他的国务顾问。理查德·普雷斯顿于1997年作为专家受邀参加美国感染病学会（IDSA）年会，他的小说也作为由美国联邦政府组织的“暗黑的冬天”（Dark-Winter） 演习（译注：生化武器袭击演习-2001年）的场景参照。

帕特里克·泽尔贝曼参考了让-马利·斯辰夫（Jean-Marie Schaeffer）的在《虚构世界对历史世界的传染》一书中的分析。就此，斯辰夫关于虚构的分析促使泽尔贝曼对病毒活动的世界有更深的启发[17]。根据斯辰夫所言，“虚构”表现的如同乔装者，也就是说其具有乔装掩饰的意志。所以必须将其理解成一种两个具有意志的元素之间的互动。由此区分出诱骗和模拟的不同：因为被诱骗者是单独被赋与意志的，而模拟则意味着双方意愿的游戏。这种游戏在病毒的图象中产生出来：我们赋与其意志，以便构成一个虚拟空间，在该空间中病毒和其他元素的互动是可以被想象的[18]。

让我们重新回到Frederick Murphy 所拍摄的图象中，并理解为什么这幅摄影作品能够在抗击埃博拉病毒的行动中起到如此的效用。不同于细菌，病毒沒有让其再生产的核， 而是由被壳体包裹的基因信息序列组成。它们必须运用复制机制进入到细胞之中[19]。因为其体积之小，病毒到1930才被辨认出来，它一度无法被过滤细菌的过滤器过滤出来[20]。接下来，得益于电子显微镜和基因组排列的进步，我们可以辨别出它们的形态并将其分类——埃博拉属于丝状病毒科（Filovirus）。

心理学家Alfred Binet为Pasteur在19世纪末发现微生物赋与了“心理生活”。他解释道，原生动物（译注：原生动物是原生生物当中较接近动物的一类，简称原虫。由单细胞所组成，异养生活，能够运动。）都有一张“嘴”，这张“嘴”能让它接收外部世界[21]。同样的，埃博拉病毒的形态也让它被赋与了一种意志。它似乎有一只“眼睛”，这只“眼睛”指引它朝向细胞并将其感染。它伸长然后折叠的形态让它被视作牧羊人的小钩子，好比它为整个病毒群指出了一个方向[16]118。但是我们也可以质疑它到底是牧羊犬还是一只想要袭击羊群的狼？因为它只是以一种非常小的形态体现出来。它的基因组的短小使得它能够进入到机体之中，并且以最小的方式作出最大的破坏。当细胞分裂并放出新激增的病毒时，这种机制偶尔可以被类比成引爆飞机的恐怖分子。这是一种狡猾的作战模式，所以必须要挫败他们的计谋。

当病毒专家观察病毒时，他们想象如果他们是那些病毒会怎么做：它们将如何取径以便最快到达核心位置？在细胞的免疫系统中又将遇到怎样的阻碍？纽约时报的记者问Frederick Murphy ： “如果您是埃博拉病毒，您现在怎么看待您的对象？”[15]病毒学家回答说：“检疫隔离或者疫苗，在病毒的诡计面前显得太过脆弱了。”[22]

病毒被描绘得如同猎人。Richard Preston 在其著作《血疫》中这样写道：“我们越是凝视着那些危险的病毒，它们则越不像是寄生的，反而更像是捕食性的。”[16]136病毒壳体的蛋白质能够被接受病毒的细胞“辨认”出来。细胞还能检测出那些为他们提供到达核心的途径。虽然无法计算出能量，但是他们很快的运用生命机能而使其最大限度的移动。这就是为什么，“灌木丛的肉食动物”被用以形容这种在人和野生动物之间传送病毒的罪魁祸首，也是为什么病毒专家都自称为“病毒猎人”，因为他们能够侦查出這种新型疾病扩散的最初的信号[23-25]。

尽管“灌木丛的肉食动物”是病毒传递的元凶这种观点依然还少有文献佐证，然而“猎人”的形象卻在病毒研究中具有特殊的魅力。因为猎人必须利用他将捕猎的对象的视角，跨越物种的边界，通过这一非人类的视角对周围的环境进行感知[26]。“准备”则不再是一种对病毒整体的移动进行预见的技术，而是根据“信念的跳动”[11]，“准备”则成为一种跨越物种的萨满技术，通过这种技术可以对病毒从动物过渡到人类的动作进行模仿。赋予病毒的意志，即就是在具有生命的存在的之间的运动的反向行为，“准备”能够控制一些不确定因子：这就是为什么必须通过模拟的方式来扮演和假装这种动作[27]。

“准备”的相关技术，事实上就是一种对于扩散的传染性疾病的当代想象，混合了两种展现方式。第一种我们可以将其定性为“类比”模式[28]，这种模式式基于牧民式的权力：所有的生命之间都有相互衔接的关系，危机一旦发生则能引发群体性骚乱，通过献祭 （或牺牲）则能够解决平息骚扰。这就是我们在本文第一部分分析的对于污点的想象。第二种方式我们可以称之为“万物有灵论”模式，则式基于狩猎权力：所有的生命都是具有意志的主体，而其视角是可以互相转換的。

如果说埃博拉病毒具有一定的魔力，那可能是因为它同时兼备了这两种展现形式：牧羊人的小钩子的形象，能够被想象为一群可以被疫苗所制服的病毒，或者一个必须破解其新的诡计的狩猎者。基于此，埃博拉就好比是一种变形的显影剂，这种变形则产生在野生的和家庭的（熟悉的）之间的空间之中。其真实和虚拟的维度，仍然有待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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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王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