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特色彰显博物馆展陈个性
——以肇庆市包公文化博物馆“包公文化陈列”为例

徐义伟

（肇庆市包公文化博物馆，广东 肇庆 526020）

地域文化是特定区域的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等文明表现，它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与环境相融合，打上了地域的烙印，具有独特性。博物馆展陈中，合理运用地域文化元素，能丰富博物馆展陈内容，彰显博物馆展陈个性，从而提升博物馆的品质和影响力。

肇庆市包公文化博物馆是以展示历史上杰出的清官包拯的历史事迹、文化艺术形象和中国廉政文化源流而设立的专题博物馆。包公在宋康定年间（1040年—1042年）知端州（今肇庆）军州事3年，留下10余处遗迹、遗址和许多民间传说故事及包公诞、包公巡游、包公戏等文化遗产，其时间跨度长、分布范围广、内容丰富、类型众多，无论是历史性还是文学艺术性，都具有极高的价值。其主题陈列“德昭古今 行铸官范——包公文化陈列”在展陈的内容、形式和实物展品诸方面都紧扣肇庆地方文化特色，使展览个性非常鲜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本文详细剖析了包公文化陈列在内容确定、形式设计、展品选取等环节对地域文化的处理方式，以及这些方式对展览效果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以期抛砖引玉，为博物馆展览策划者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

一、包公文化陈列内容设计

（一）选取代表性履历地，突出各地特色

包公历史文化陈列的主题是“德昭古今，行铸官范”，突出北宋名臣包拯在“德”和“行”两个方面对后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据此展览选取了包公重要的三个履职地——出生地合肥、成名地肇庆、扬名地开封作为贯穿包公一生事迹的线索，并围绕这个线索来展开叙事。在出生地合肥突出包公的孝，在成名地肇庆则突出包公为官亲民，在扬名地开封突出包公执法的刚毅公正，三地也并非平均着墨，而是以在肇庆的事迹为重点。因此在展览的第一部分“一代名臣”章节，展览设计了三部分内容：孝闻乡里、清忠初绩、廉吏风仪。

选取的这三个地方，包括了包公出生成长、读书求学、尽孝双亲、仁宦成名、扬名天下等史实与事迹，基本上囊括了包公一生的各个重要阶段，尤其突出了履职端州经历对包公一生的影响，展示了包公治端所呈现的特色鲜明的治政思想（亲民），强调了肇庆是包公成名之地，增强了展陈个性。

（二）以包公治端政绩为重点，突出肇庆特色

包公治理端州时期所体现的治政思想是展览的重中之重。与大众印象中“铁面无私”“秉公执法”“不畏权贵”“不徇私情”的包公不同，包公治理端州所呈现的是“亲民”“善政”、敢于作为的一面，正是因为他爱民如子，端州百姓才呼之为“青天”，这也是肇庆的特色，是展览要努力做好的地方。

包公自宋康定元年（1040年）起知端州军州事（端州首官），在肇庆担任州一级的行政长官长达3年（1040年—1042年），庆历年间（1042年）因政绩卓著奉调入京，之后名扬天下。主政端州，是包拯第一次担任州一级行政长官，他勤政爱民，排沥屯田，挖井除疾，治理砚赋，建仓修驿，兴文办学，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为民谋福之事。

《宋史》中关于包公治理端州的记载非常简洁：“徙知端州，迁殿中丞。端土产砚，前守缘贡，率取数十倍以遗权贵。拯命制者才足贡数，岁满不持一砚归。”[1]记载了在端州发生的两件事：一是包公只按贡数征收端砚，不增砚工负担；二是包公离开端州时，未带走一块端砚。说明包公心系百姓疾苦，为官清廉。肇庆历代地方志及《包孝肃奏议集》等文献典籍记载包公治端的诸多成绩则更为详细、丰富，保留至今的诸多包公治端遗迹和流传于肇庆民间的包公传说故事，则说明了包公在肇庆民众中产生的影响。这些有着肇庆地方特色的包公文化，成为了策划展览的重点。

包公主政端州3年间，为端州城市规划、农业发展、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等做了不少好事实事：开创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式农业之雏形；设立了一座庞大的储粮备荒的粮仓——丰济仓；开井七口，解决端州百姓饮水问题……，策展者梳理了包公治端事迹并概括为四字结构，在展览中以各种形式展出。千里赴端、规划端州，排沥垦荒、挖井除疾、修建驿站、兴建粮仓、只征贡数、创建书院、不持一砚、郡斋题诗、石洞题刻、岭南三疏。这些内容不仅详细展示了包公治理端州的各项措施，也展示了这些措施所产生的影响，展示了青天之名始于端州的原因。这部分内容的展示，为了避免文物相对匮乏对展览造成不利影响，展览采用了场景组合的形式，对包公治端所采取的措施都精心设计了场景，再现当时的情况，并把这些场景有机地组合在一起，使观众如置身于当时端州城内，增强了展览的趣味性。

（三）重视肇庆“唯一”

包公治理端州留下了许多“唯一”，成为肇庆所特有的包公文化，是了解包公思想文化的重要载体，能够彰显肇庆地方文化特色，这些在展览里做了重点展示，对增强展陈的个性起了很大作用。

《书端州郡斋》诗是包公在端州署衙写的一首明志诗，其中“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句更是包公一生为官行事的规范，对后人产生了深远影响，这首诗也是包公一生仅存史册的唯一诗作。关于这首诗的展示，用了两个方法：一是在进馆照壁上再现古人笔迹。清道光年间广东三大状元之一林召棠曾考证并题刻包公诗。林召棠曾在肇庆的端溪书院担任主讲15年，治学严谨，教导有方，其以楷书敬录包公端州郡斋题诗，既抒发了对包拯的仰慕，也借以表达自己像包拯一样“清心”“直道”的处世为人原则。选择岭南状元林召棠敬录的包公诗笔迹，体现了包公思想对后人的深远影响，也突出了岭南地方特色。二是在展厅内用场景再现包公清心堂题诗场景（见图1）。观众走近清心堂复原场景时，场景便会自动感应，播放《书端州郡斋》的朗诵录音。

七星岩包公题刻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唯一包公手迹，考虑到观众对包公手迹的浓厚兴趣，想必每位观众都想知道包青天的亲笔签名是怎么样的，策展者就把七星岩包公星岩题刻景观“搬”到了展厅内。模拟七星岩洞口峭壁、洞内石灰岩、钟乳石奇观，增强场景的纵深感。利用多彩变幻的光影效果、现代科技手段的声音模拟，真实再现洞内变幻莫测、光怪陆离的景象，使观众有身临其境之感。在洞内右上方复原包公题刻，通过灯光指引观众，产生发现的乐趣，从而留下深刻的印象。

图1 七星岩溶洞及清心堂题诗场景

星岩书院是包公为改善古端州教育落后的状况而创建的一所书院，是西江地区最早的书院，对西江流域的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今星岩书院已发展为肇庆市第一中学，文脉延续至今，星岩书院也是包公一生创办的唯一一所书院。星岩书院的展示，采用了场景、多媒体、文物、图版相结合的方式。根据星岩书院所在地宝月台宝月荷香景致设计书院环境，窗外荷花香远益清，朗朗读书声和蛙鸣声此起彼伏，营造蛙鸣花香，清静雅致的书院氛围。门前设触摸屏，观众可浏览肇庆书院历史沿革，以及发展至今肇庆一中的情况。清代星岩书院试卷，更直观地展示包公兴建的西江第一所书院对肇庆文化所产生的影响。

肇庆市鼎湖区有一洲岛名为砚洲，是广东省内最大的江心岛，像一块浮在江中的端砚，肇庆民间至今流传“包公掷砚化渚洲”的故事。相传包公离任时，手下人暗中收下了地方乡绅赠送留念的一方端砚。船行至羚羊峡时，忽然波涛汹涌，包公知必有缘故，就把下人叫来询问。包公将端砚连同包裹砚台的黄布一并掷入西江，并说自己绝不带走端州的一块石头。顿时，西江风平浪静。包公掷砚的地方升起一个小岛，也就是今日的砚洲岛，那块向下游漂去的黄布也化成一片沙滩，后人称之为黄布沙。岛上建有包公楼，香火鼎盛，足见肇庆人民对包公的怀念和敬爱。包公治端，勤政爱民，两袖清风，留下了“不持一砚归”千古不朽的佳话。我们以包公掷砚故事为题材，布置了大型的影视区（见图2），将展览推向高潮。入口处为假山，栅栏外有仿真河水，播放“羚峡掷砚”的屏幕为3块帆形幕布，背景为万民送包公图，虚实结合的设计与包公乘船离开端州情景相契合。再以声光电的高新科技手段营造电闪雷鸣、惊涛骇浪的音响和视频效果，让观众有身临其境的感受。

图2 包公掷砚影视区

二、包公文化陈列形式设计

（一）序厅引导

在序厅中营造浓郁的地方文化氛围，引导观众欣赏展览。序厅中，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名为“包公兴端州”的巨型绿端浮雕墙。浮雕墙以包公治端的历史为主题，以“渔樵耕读”穿插整个画面，采用大山水、小人物的手法，运用深浮雕、浅浮雕的雕刻手法，整个画卷大气磅礴。浮雕墙从内容、材质到设计、制作均饱含了肇庆文化元素。其一，整幅作品含有12个历史典故和66个人物，都是包公治端故事，展示了包公在端州的业绩。其二，浮雕墙长7.18米，高2米，厚度18厘米，重达10吨，材质选用的是肇庆非常有特色的绿端石，这在中国都是极其罕见的。其三，这副作品是由肇庆十几位国家级制砚大师和美术大师历时6个月完成，目前已被列入上海基尼斯记录。

序厅顶部主体以蓝天白云装饰，寓意朗朗乾坤，人间正道。地面为一幅书画长卷，用浅墨泼绘写意西江山水图，寓意包公之德政福泽千秋。（图3）

序厅营造的地方文化氛围，外地观众会产生新鲜感，本地观众则会有亲切感，从而增强参观展览的兴趣。

图3 序厅

（二）撷取地域文化元素，突出地方特色

在“孝闻乡里”部分，主要是向观众讲述包公在家乡十年奉亲的故事，在这一部分，展厅里就运用了马头墙等徽州典型元素，来营造徽派文化氛围。在经过徽式的亭门后，展览就进入了“清忠初绩”环节，展现在观众面前的则是一派岭南风光，镬耳屋、岭南小院、裹蒸、包公井、疍民、牌坊等，岭南韵味浓郁。看过“包公掷砚”故事，下了小桥，进入“廉吏风仪”部分，观众于此看到的是富丽堂皇的中原气象，清明上河图上车水马龙，游人如织，开封府内传出的“威武”声时时响在耳畔……。另外，也努力运用不同的色彩等元素营造出徽州的素雅、岭南的苍翠、中原的大气浑厚，调动观众兴奋度和增加环境感染力。地域文化元素的运用，突出了不同地方的文化特色，观众在欣赏展览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不同的地域文化。

（三）化虚为实，巧妙连接

包公《书端州郡斋》诗有“仓充燕雀喜”[2]句，表达对农业丰收、百姓安居乐业的企盼。事实上，包公曾在端州城内兴建粮仓，以备饥荒，后来在粮仓所在地逐渐发展出一条街巷，称为米仓巷，一直延续至今。在展览的设计上，把“仓充燕雀喜”诗句和兴建粮仓结合起来，化虚为实，增强表现力。米仓巷的设计，绘制了百姓热火朝天运粮忙的图画，近景、中景、远景结合，增加了景深，拓展了空间。在通往粮仓处建一巷道门楼，门楼旁榕树枝繁叶茂，燕雀叫声隐隐约约从树上传来，这样就把包公“仓充燕雀喜”诗意给立体地展现了出来。

另外，榕树的设计还有过渡连接的作用。在包公治端场景区，一边是包公带领百姓排沥、垦荒、屯田，发展农业的场面。背景是百姓热火朝天屯田、种植桑树的情景，远处是宋时七星岩图景，人物组像中有疍民和瑶民形象，展现史料所记载的“地方千里，不识贼盗，吏无叫嚣，水疍山瑶，熟化奔走，恩威并著，岁乃太和”[3]的场景。对面是百姓安居乐业场景组合，居民墙边种有岭南特有植物冬叶，旁边是复原的包公井、崧台驿等包公治端胜迹。整组场景丰富有序，形象地反映包公治端井泉甘洌、农业丰收、交通发展、商业振兴、百姓安宁的勤政事迹。这两组场景，以枝繁叶茂的榕树相连接，不仅使整个场面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而且也隐喻出包公勤政和百姓安乐之间的因果关系。榕树的设计也使得展厅不会显得空旷，而是有了层次，燕雀清脆的叫声则给展厅增添了动感。（见图4）

图4 包公治端场景

三、包公文化陈列展品特色

展品年代从汉代至现代，能反映不同时代的生产生活特色及民俗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馆藏大部分展品与包公文化和廉政文化有关，对保护、研究、宣传包公文化和中国廉政文化具有重要作用。在展品的选取上，努力运用具有地方特色的展品、辅助展品等，体现地方特色。

端砚，是中国四大名砚之一，肇庆是端砚的主产地，制作端砚的历史达1 300余年。从唐代开始肇庆已经形成了采石制砚的产业链条，到了宋代端砚更成为敬献朝廷的贡品而名扬四海。肇庆因此被称为中国砚都，端砚可谓是肇庆最有代表性的物产。包公主政端州时曾一改前守弊端，只按贡数征收端砚，减轻砚工负担，并以身作则，离任不持一砚归，“青天”之名始于端州任上。《宋史》有“才足贡数”“不持一砚归”的记载，在肇庆民间流传有“包公掷砚化渚洲”的故事。因此，在展品的选择上，把端砚作为重点，结合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以肇庆特有的物产展示包公的亲民和清廉。在展示“只征贡数”的端州署场景区，巧妙地融进了端砚文化，以图版与实物、拓片、视频相结合展示端砚的名贵、采砚的艰辛和治理措施，突显包公治端的善政。在端砚展品的选择上，根据砚形、纹饰、铭文，特意选取具有修身和警示性质的展品，体现端砚的教育意义。（见图5）

图5 端砚展品

肇庆市金渡花席编制技艺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省级项目，在包公名言“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的展示上，请该手艺传承人在传统的编织技法上融入绣花技艺，编织了一幅包公名言条幅，再次体现本地文化元素。

作为专题性的包公文化博物馆，展品紧扣包公文化和中国廉政文化。如包公邮票、包公年画、包公门画、包公商标、戏桥、海报、端砚、古碑、拓片、试卷、瓷器、匾联、木家具、邮品、火花、书籍、剧本、书画作品、音像制品、戏服等，如实再现了包公在出生地合肥、成名地肇庆、扬名地开封的成长学习和勤廉为官的历史。在展现包公历史功绩之时也通过艺术中的形象表现包公在民间的影响，把历史和艺术巧妙地结合起来，突出人民群众对包公的喜爱。

四、结语

包公文化陈列，在内容、形式和展品等多方面都注意运用地方文化元素，把地方文化元素巧妙地用在展览的各个环节，很好地为整个展览主题服务，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成为国内比较具有特色的一家包公廉政文化博物馆。地方文化在展览中的运用，没有标准化的模式，包公文化博物馆所采用的方法也不可能完全正确，但该展览利用场景复原、实物展示、体验式展示、数字技术等丰富的手段使地方文化元素巧妙地融合在展览的各个环节之中，使地方文化元素非常鲜明、突出，但又使观众不觉得生硬、突兀，很好地配合了展览主题，达到了理想的效果，这些是值得展览策划者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