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市场价值认知、社会资本对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的影响

史雨星 李超琼 赵敏娟

摘要 全面改善耕地质量，充分释放耕地社会生态效益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生态宜居”的内在要求。小农经营下，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是实现耕地质量全面改善的可行路径，但往往因缺乏动力和“搭便车”行为而陷入集体行动困境。本文从集体行动视角出发，结合嵌入性社会结构理论，分别以非市场价值认知和社会资本表征自主因素和嵌入因素，理论上分析了两类因素对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的影响;进一步，运用张掖市718户农户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①耕地非市场价值认知是影响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的自主因素，对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农户的耕地生态服务价值认知、耕地对当代人的社会保障价值认知和对后代人的社会保障价值认知水平越高，其耕地保护合作意愿越强。②社会资本是影响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的嵌入因素，通过信息传递、信任机制和规范约束等改变农户选择决策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影响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合作意愿;人际信任有利于提高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但制度信任对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影响不显著;社会规范和社会网络均有利于提高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且强连接网络的边际效用大于弱连接网络。③性别和受教育水平也会显著影响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合作意愿，相对于女性和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民而言，男性、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更愿意参与耕地保护合作。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了开展社会化的耕地非市场价值教育以提高农民耕地非市场价值认知，培育农村社会资本以营造良好的集体行动环境，通过农村基层组织分批有序引导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合作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 非市场价值认知;社会资本;耕地保护合作;集体行动;嵌入性社会结构理论

中图分类号 F301.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9）04-0094-10   DOI：10.12062/cpre.20181103

耕地系统不仅具有生产性功能，还具有生态调节、文化传承、休闲娱乐和社会保障等诸多非生产性功能[1]。根据《2016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统计，2015年全国耕地平均质量等别仅为9.96等（全国耕地评定为15个等别，1等耕地质量最好，15等最差，9～12等为中等地），中、低等地占到耕地总面积的70.5%。耕地退化不仅影响经济产出，还影响到耕地系统生态和社会功能的发挥[2]，已经成为制约农村社会经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如何实现耕地质量保护和恢复，是政府和理论界高度关注的问题。许多学者围绕农户耕地保护意识[3-4]、保护意愿[5-6]及保护行为[7-9]等方面展开了大量研究，研究表明农户作为耕地的直接使用者，其耕地保护意愿和行为对于耕地质量保护和恢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家庭社会经济特征、生计资本状况、土地禀赋、农业收益、土地产权等都深刻影响着农户耕地保护意愿或行为。然而，已有研究多从农户个体的耕地保护行为出发，忽视了农户耕地保护集体行动的作用。耕地保护与恢复是对耕地生态系统属性功能的保护和恢复，需要遵循生态系统的客观规律，尤其是耕地生态系统的整体性[10]。《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规范（试行）》指出，土地整治要采取“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措施，鼓励农民采用多种形式参与工程建设和全程参与。相对于耕地生态系统的庞大和复杂，现阶段小农经营下农户的耕地保护行为呈现个体性和非组织性，主要表现为施用农家肥、秸秆还田和农业废弃物回收等有限的个体行为，难以和耕地生态系统整体质量的保护和恢复的要求相匹配;对于耕地平整、农田防护林建设、田间道路建设、灌排设施维护等带有公共投资性质且投资较高、收益容易溢出的基础设施的供给却难以承担。然而，采取这些措施是耕地质量全面提升的必要内容[11]，尤其是与个体改善行为相匹配，可以提高个体行为和整体改善的效果，因而在耕地保护方面农户集体行动十分必要[12]。鉴于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小农户仍然是中国农业经营的主体[13]，有必要立足于小农经营现状，探讨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揭示和发挥农户集体协同行动的动力，以促进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合作实践，实现保护行为体系与耕地生态系统保护的一致性。

1 理论分析与研究框架

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是指一定村域范围内的众多农户，在村集体的组织下合作起來进行农田防护林建设、耕地平整、田间道路建设、灌排设施维护等，从而实现耕地质量全面改善的耕地保护行为，属于村庄集体行动。由于农业生产成本攀升和非农就业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农业投资与非农投资形成巨大效益反差[6]，耕地市场价值对于农户耕地保护的激励不足，耕地保护合作面临农户动力缺失的问题。同时，农村公共事物治理中存在着广泛的集体行动困境[14]，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合作时“搭便车”行为的存在[15]，会影响耕地保护措施的有效供给。因此，探究影响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的影响因素，提高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合作的动力，减少农户参与中的机会主义行为，是提高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的关键。

理论而言，农户的耕地保护意愿源于对耕地价值的追求。国际经验显示，在耕地保护产生的市场价值之外，耕地提供的非市场价值是农户耕地保护的重要驱动力[16]。意识是行动的指南，缺乏对耕地价值的全面认识，会影响农户的耕地保护热情和对政府相关的耕地保护政策的响应[17]。农户关于耕地非市场价值的认知，影响其对耕地保护产生的非市场价值增量的认可，直接关系到其对耕地资源的保护程度[18]。国内鲜有研究深入探讨农户的耕地非市场价值认知对其耕地保护意愿的影响，尤其是其耕地保护合作意愿的影响。此外，嵌入性社会结构理论认为，个体的经济行动始终嵌入在社会结构当中，并不是完全原子化和孤立的，而是会受到其所处社会结构的制约，社会关系在塑造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根据该理论，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合作嵌入在村庄社会网络中，既是一种经济行为，也是一种社会行为，其决策受到经济学零嵌入立场的“自主因素”和社会学强嵌入立场的“嵌入因素”的双重约束。自主因素影响农民参与行为的自主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民的参与行为的方向，但同时也对农民的参与行为形成制约[20];嵌入因素通过农户所处的村庄环境、社会关系、文化规范等促进或制约农户的行为，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改变自主因素对农民参与形成的预期[21]。中国农村是一个建立在亲缘和血缘关系上的“熟人社会”[22]，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嵌入在农村社会中的关系性资源，可以通过农户彼此间长期互动交往中形成的网络联系、乡土规范和信任关系等影响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合作中的不确定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合作意愿。鉴于此，本文从农户集体行动角度出发，分别以农户耕地非市场价值认知与社会资本表征影响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合作意愿的自主因素和嵌入因素，深入揭示两类因素对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合作意愿的影响。

1.1 农户耕地保护合作的自主因素：非市场价值认知

耕地非市场价值是指耕地无法通过市场交易实现而又客观存在的价值。从耕地的功能角度出发，可将耕地的非市场价值划分为生态服务价值和社会保障价值[23]。其中，生态服务价值主要包括耕地在调节气候、净化与美化环境、产生与维持生物多样性、更新与维持土壤肥力、提供优美的田园风光等方面的价值;社会保障价值主要包括耕地资源在保障农民就业、保障粮食安全和维系农村与农民持续生存等方面的价值[18]。对应的，可以将农户的耕地非市场价值认知划分为生态服务价值认知和社会保障价值认知。生态服务价值认知反映了农户对于耕地在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维持生物多样性、提供农田景观等方面功能的认识。社会保障价值认知，反映了农户对于耕地在保障农民就业、国家粮食安全以及维系农村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作用的认识，尤其是对于保障农户自我发展和子孙后代的持续发展方面的认识。

根据Olson的集体行动理论，集体行动的目的在于增进成员的利益，只有使参与者获得个体行动所无法获取的收益时，集体行动才有存在的价值。公众对于公共物品的需求是集体行动的原动力[15]，即农户的耕地保护行为源于对耕地质量改善产生的市场价值和非市场价值增量的全面需求[9]。农户的个体耕地保护行为，难以实现耕地质量的全面改善，创造的耕地价值增量有限，而农户开展耕地保护合作则可以改善这一问题。进一步，人的需求从低到高分别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当最基本的需要满足到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程度后，其他的需要会成为新的激励因素[24]。无论是生态服务价值還是社会保障价值，都主要反映的是耕地对农民自身生存安全状态、精神生活的一种满足[25]，是超越生理需求的更高层次的安全需求。同时，耕地多功能的发挥也受人类活动影响，依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而各有不同，表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当人们吃饭和生计不再仅仅依附于自家耕地时，耕地的生产功能会退化;而长期过度利用或不当利用耕地累积起来的生态环境问题破坏耕地系统的完整性和稳定性时，修复受损的耕地生态功能成为必然要求[2]。近些年，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耕地质量和农田生态环境不断恶化，逐渐威胁了农户的生存发展;生态文明战略的实施，使农户的非市场价值认知不断提升，对于耕地非市场价值的追求会逐渐超越对市场价值的追求，成为农户耕地保护合作的主要动力。为了充分释放耕地的社会生态效益，满足自身更高层次的安全需求，农户会更愿意参与耕地保护合作。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1：农户对于耕地的生态服务价值认知越高，越愿意参与耕地保护合作。

H2：农户对于耕地的社会保障价值认知越高，越愿意参与耕地保护合作。

1.2 农户耕地保护合作的嵌入因素：社会资本

集体行动的实现依赖于个体的发起和参与，而个体嵌入的社会结构会影响个体的决策。Olson认为，在有限理性和道德风险共同作用的不确定性行为选择环境中，人们会遵循个体理性，选择更有利于个体利益实现的行为方式，导致集体行动失败[15]。个体行为选择环境中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信息的非对称性和人的道德风险，反映了行动环境中信任和规范等要素的缺失。社会资本可以削减个体行为选择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在构建信任环境、信息分享、抑制机会主义行为等方面发挥作用[26]。学者们普遍认为，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要素能为人们实现合作创造条件，是破解集体行动困境的关键所在[27-29]。

社会信任是农户对于他人按照一定的规则采取特定行动的信心，并可进一步细分为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人际信任反映了农户对接触对象的言辞承诺以及书面或口头陈述的可靠程度的期望[28];制度信任则反映了农户对于制度、契约等方面的信任，在农村，对于基层政府和村干部的信任可以表征农户的制度信任[30]。良好的信任关系是农户能够参与耕地保护合作的前提，农户实现成功合作离不开信息的准确传递[27]。在同一村域内，良好的信任环境有利于提高农户分享信息资源的意愿，破除信息壁垒，打破信息非对称局面，既可以抑制农户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又可以降低农户对于他人采取“搭便车”行为的担忧。

社会网络是社会成员通过长期的互动联系形成的社会关系和纽带，在联结个体与信息传递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网络的嵌入性、中国农村社会的“差序格局”和封闭性特点，使得农户个体的行为决策并不完全独立，而是会受网络中其他成员的影响，并往往表现为从众的群体决策[31]。由于社会网络的异质性，Granovetter进一步将其划分为强连接网络和弱连接网络[32]。强连接网络是交往频繁、相互熟识、感情深厚的关系，可为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提供社会信任的基础，降低农户参与集体行动的机会主义行为;进一步，紧密的社会网络可以增加个体间的互动，提升信任水平，营造良好的信任环境，有利于将个体的参与意向转变为现实行动[33]。弱连接网络指仅仅相识、交往不频繁的关系，在信息流动中的作用强于强连接网络，有利于农户获取更多外部信息资源。弱连接网络水平越高，联结的农户个体越多，对于他人的行动信息获取的更加准确详实，个体面临的选择环境中的不确定性越小。

社会规范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长期积淀形成的，公众关于强制性行为、允许性行为或禁止性行为的共同认识[34-35]。社会规范通过社会网络对个体施加影响，通常借助舆论压力或者互惠观念等约束并引导个体行为[36]，抑制个体的机会主义行为，促进农户间的互惠合作。身处农村社会网络中，农户行为选择不仅要考虑个体理性，还要同时考虑包括道德压力、群体规范等在内的集体理性，采取符合村庄价值认同的互惠行动，进而获得亲戚朋友的认可和支持，保持自身的良好声誉。因此，身处制度健全、社会规范水平高的决策环境，农户做出符合集体理性选择的决策可能性越高。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是提升农村耕地质量、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的有力举措，符合村庄的集体利益，因而村庄社会规范水平越高，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合作的意愿越高。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3：社会信任水平越高，农户越愿意参与耕地保护合作。

H4：社会网络水平越高，农户越愿意参与耕地保护合作。

H5：社会规范水平越高，农户越愿意参与耕地保护合作。

1.3 影响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合作意愿的理论分析框架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构建了一个影响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合作意愿的理论分析框架（如图1）。农户保护耕地的根本目的在于全面获取耕地价值;其耕地非市场价值认知形成于耕地提供的多种生态系统服务产生的价值，非市场价值认知激励农户产生或提高耕地保护合作意愿，进而通过耕地保护合作行为产生耕地非市场价值流量，以获取更多的非市场价值。社会资本则嵌入在农户的决策过程中，通过信息分享机制、规范约束机制和信任互惠机制等影响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合作的决策环境，降低农户间的信息不对称，减少决策中的不确定性，改变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合作的意愿。

2 模型构建、数据说明与变量定义

2.1 模型构建

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合作决策是二元选择问题，分为“愿意合作”和“不愿意合作”两种情况。为此，本文采用二元Probit模型分析社会资本和农户耕地非市场价值认知对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合作意愿的影响。存在多个自变量的情况可按矩阵形式定义模型：

y*=x′β+μ

（1）

（1）式中，y*为不可观测的潜变量。个体的选择规则为，如果耕地保护为农户带来的综合收益，即y*大于0，则选择参与耕地保护合作;否则，农户将不参与，即：

y=1，若y*>0

0，若y*≤0）

（2）

进一步，模型可写做：

P（y=1│x）=P（y*>0│x）=P（x′β+μ>0│x）=P（μ>-x′β│x）

（3）

（3）式中，μ服从标准正态分布，x为影响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合作意愿的一系列影响因素，β为模型的待估参数。当y的值为1时，农户愿意参与耕地保护合作;y的值为0时，农户不愿意参与耕地保护合作。

由于Probit为非线性模型，进一步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进行估计。假设每一个农户相互独立，对数似然函数可以写作：

log

L（β）=∑ni=1{yi log[（βixi ）]+（1-yi）log[1-

（βixi ）]}

（4）

（4）式中，i为农户个体，为概率密度函数。

2.2 数据说明

研究数据源于课题组2014年7—8月在张掖市开展的入户调查。张掖市耕地面积广阔，是我国传统的农耕区，历史上曾有

“塞上江南金张掖”之称。现在，张掖市不仅是甘肃省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和全国著名的“西菜东运”

基地，还是我国西部重要的防风固沙生态功能区，是维系地区生态环境平衡的重要屏障。近年来，脆弱的生态环境和不合理的经济活动制约了区域耕地的可持续利用，张掖市耕地质量等级大部分在10至13等之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耕地退化已经是区域社会经济生态可持续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37]。《全国生态功能区划（修编版）》要求生态功能区内禁止扩大耕地面积，因此，加快改善区域耕地质量，对于充分释放耕地综合价值，营造生态宜居的农村生活环境尤为重要。

调研采用简单随机抽样与分层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首先根据区域经济状况和农业生产情况等因素，选取了张掖市甘州区、民乐县、高台县和肃南县4个区县;进一步，综合考虑耕地面积和农业人口数量，分别在以上四个县区选取9个、5个、5个和4个乡镇，每个乡镇选取2～3个自然村，每个村随机选取15～20户进行调查。入户调研采取调研员与受访农户一对一访谈方式，受访对象主要是户主或家中主要负责农业生产的成员。调研共计发放问卷825份，剔除无效样本后共获得718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率为87.03%。调查问卷的主要内容包括：受访者个人特征和家庭社会经济特征，受访者的耕地保护合作意愿，受访者家庭社会资本状况，受访者耕地价值认知以及其家庭基本农业生产情况等。

从样本分布特征看，样本在甘州区、民乐县、高台县和肃南县的分布比例分别为46.52%、20.89%、21.17%和11.42%。从个体基本特征看，男性受访者略多于女性;受访者年龄主要集中在40～60岁（59.47%），平均年龄约为46岁;受访者整体受教育水平偏低，80%的受访者受教育水平为初中及以下。从受访者家庭特征看，受访家庭人口一般为3～5人（78.42%），户均家庭人口为4.20人，与《2013张掖市统计年鉴》公布户均常住人口3.89人基本接近;户均耕地面积14.12×667m2，与《2013张掖市统计年鉴》公布的户均耕地面积14.21×667m2基本一致;户均耕地块数11.57块，土地细碎化程度较高;户均种植业收入1.10万元，但种植业收入有较大差异。综合来看，样本特征与《2013张掖市统计年鉴》统计数据相似，样本具有代表性。

2.3 变量定义

2.3.1 因变量

因变量为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合作意愿。调研中，调研员为农户详细阐述了农户合作改善耕地质量涵盖的具体内涵（包括平整耕地，修建农田防护林，修建和维护灌排设施等）和需要农户进行的相关投资（投劳或出钱），在保证农户充分理解合作改善耕地质量的具体内容后，询问农户“如果村子里面提出，通过村民合作改善耕地质量，您是否愿意参与合作？”。

2.3.2 自变量

自变量包括农户耕地非市场价值认知，社会资本和控制变量。

（1）非市場价值认知。反映了影响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合作的自主因素，包括生态服务价值认知、耕地对当代人的社会保障价值认知和对后代人的社会保障价值认知。生态服务价值认知由农户对于“耕地保护能够改善环境质量，保障生态安全”的认可程度来衡量;对当代人的社会保障价值认知由农户对于“耕地保护能够提高土壤肥力，保障当前的粮食安全”的认可程度来衡量，对后代人的社会保障价值认知由“耕地保护能够为子孙后代留下耕地，维持子孙后代的长久生活”的认可程度来衡量。

（2）社会资本。反映了影响农户耕地保护合作的嵌入因素，包括社会信任、社会网络和社会规范三个细分维度。参照何可等[30]、蔡起华等[38]的研究，采用农户对于亲戚、邻居、政府和村干部的信任程度四个具体问题反映社会信任，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采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提取了“人际信任因子”（第一和第二个原始指标的因子载荷较高）和“制度信任因子”（第三和第四个原始指标的因子载荷较高），两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达到80.753%，其中，“制度信任因子”的贡献率為42.290%，“人际信任因子”的贡献率为38.463%;Bartlett球形检验的卡方值为708.487，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参照梁洨洁[39]的研究，社会规范由农户对“所在村庄规章制度的执行水平”的评价来衡量。社会网络细分为强连接网络和弱连接网络两个子维度，参照史恒通等[40]的研究，强连接网络由农户“遇到困难时，能够借钱援助的人的数量”来衡量，弱连接网络由农户的手机联系人数量来衡量（一般而言，农户手机联系人数量多局限于亲戚朋友和村庄内部熟人）。

（3）控制变量，根据相关理论和现有关于农户耕地保护意愿及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分别从农户个体和家庭特征、耕地产出和耕地禀赋三方面选取了受访者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受访者家庭人口数量、受访者家庭种植业收入以及受访者家庭耕地细碎化程度6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因子分析原始指标如表1所示;主要变量的含义及特征如表2所示。

2.3.3 变量描述性分析

从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合作意愿来看，有86%的农户愿意参与耕地保护合作，总体上参与耕地保护合作的意愿较高。从农户的耕地非市场价值认知来看，农户的耕地非市场价值认知水平总体较高;具体而言，农户关于耕地的生态服务价值认知平均得分为3.609，关于耕地对于当代人的社会保障价值认知和对后代人的社会保障价值认知得分分别为3.769和3.830，对于社会保障价值的认知略高于生态服务价值。从社会资本来看，农户的人际信任水平相对较高，而制度信任水平相对较低;农户的弱连接网络规模约是其强连接网络规模的10倍;农户总体上认为村庄的规章制度执行较好，即社会规范能够在村庄中发挥一定作用。

3 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3.1 模型整体估计结果

在模型估计前，首先采用VIF法进行了解释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最大VIF值为2.59，解释变量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为了检验耕地非市场价值认知与社会资本对于农户参与村庄耕地保护合作意愿的影响，本文采用模型对比分析方法，策略如下：逐步将耕地非市场价值认知变量，社会资本变量，以及控制变量引入模型，得到模型1～6。表3中的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同时引入耕地非市场价值认知变量、社会资本变量以及控制变量后，模型6的Pseudo

R2达到0.35，相较于模型1～5明显提高，表明模型6更适用于本文的研究。因此，本文将围绕模型6对研究结果进行详细解释。由于模型3和模型4在初步检验社会资本对于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的影响时，制度信任变量不显著，在模型6中，并未将制度信任纳入模型进行估计。进一步，本文根据模型6的结果进行边际效应分析。

3.2 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3.2.1 耕地非市场价值认知的影响

总体来看，农户耕地非市场价值认知对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具有正向影响。

具体而言，耕地生态服务价值认知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农户对耕地在生态服务方面的价值越认可，参与耕地保护合作的意愿越高。进一步，边际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对耕地生态服务价值认可程度每提升一个单位，参与耕地保护合作的概率会提高4.17%。农户对于耕地生态服务价值的认知反映了农户对于生态宜居的现实需求。一方面，农户生态服务价值认知水平越高，则耕地保护合作所能提供的生态服务带给农户的福利改进越大;另一方面，生态服务价值认知水平越高，农户越清楚耕地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个体耕地保护行为难以实现区域耕地生态服务功能的发挥，必须通过区域耕地保护合作才能获得更高水平的生态服务价值。因此，耕地生态服务价值认知可以提高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合作意愿。由此，假说1得到了证实。

耕地社会保障价值认知中，对当代人的社会保障价值认知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农户关于耕地对当代人的社会保障价值越认可，参与耕地保护合作的意愿越高;进一步，边际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关于耕地对当代人的社会保障价值认可每提升一个单位，参与耕地保护合作的概率会提高2.58%。对后代人的社会保障价值认知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农户关于耕地对后代人的社会保障价值越认可，参与村庄耕地保护合作意愿越高;进一步，边际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关于耕地对后代人的社会保障价值认可每提升一个单位，参与村庄耕地保护合作的概率会提高2.84%。可能的原因是，当前，多数农户的温饱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是，在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农户的谋生能力还未能使自身很好地融入到城镇化中，农户生存保障体系仍有很大改善空间，农户尤其对自身生活保障和子孙后代的持久发展感到担忧。良好的耕地既为农户返乡创业、返乡务农提供了持久的生存保障，也为子孙后代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因此，农户对耕地社会保障价值认知越高，参与耕地保护合作的意愿就越高。由此，假说2得到了证实。

3.2.2 社会资本的影响

总体来看，除制度信任对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外，其余社会资本变量均对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有正向影响。具体而言，人际信任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农户对于亲戚邻居的人际信任程度越高，农户参与村庄耕地保护合作的意愿越高;进一步，边际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的人际信任水平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合作的概率会提高3.11%。村庄通常具有封闭、内聚、紧密的特征，农户与同村农户之间往往保持着频繁的互动和交流，而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合作的主要对象正是同村的亲戚邻居。与亲戚邻居之间良好的信任关系为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合作营造了良好的信任环境，参与耕地保护合作面临的环境中的不确定性会下降，有利于降低农户对于合作者“搭便车”行为的担忧，提高其参与耕地保护合作的意愿。制度信任对于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合作意愿没有显著的作用。可能的原因是，耕地保护合作作为一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需要基层村干部和基层政府的引导，尤其是一些乡村精英的带动;而以往基层政府和村干部在落实政府政策和执行村务时，不民主、不公平的现象时有发生，给农户留下的负面印象积重难返。由此，假说3得到部分证实。

社会网络中，弱连接网络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农户的弱连接网络规模越大，农户参与村庄耕地保护合作的意愿越高;进一步，边际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的弱连接网络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合作的概率会提高0.05%，说明弱连接网络对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合作的影响有限。强连接网络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农户的强连接网络规模越大，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合作的意愿越高;进一步，边际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的强连接网络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合作的概率會提高0.48%。在规避机会主义行为方面，农户的强连接网络作用强于弱连接网路，遇到困难能够提供帮助的亲朋更愿意将自身最真实的行动信息传递给农户。但无论是弱连接网络还是强连接网络，都是农户的网络资源，网络中的成员越多，农户获取信息越及时，掌握的信息越准确全面。社会网络有助于增进农户彼此间的了解，社会网络水平越高的农户，越能够更好地获得并分享关于耕地保护合作的信息资源，在参与耕地保护合作选择中面临的不确定性越小。因此，农户的社会网络水平越高，参与耕地保护合作的意愿也越高。由此，假说4得到证实。

社会规范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村民之间的社会规范程度越高，农户参与村庄耕地保护合作的意愿越高。进一步，边际分析结果表明，农户间的社会规范程度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合作的概率会提高2.79%。可能的解释是，社会规范是一种“软约束”的规范机制，可以使做出违背村庄价值认同和公共约定规范行为的个人遭到村庄其他成员的排斥，受到舆论压力和道德谴责，进而抑制农户参与公共事务“搭便车”行为。耕地保护合作是有助于全村耕地质量提升和生态环境改善的行动，参与者均可从耕地保护合作中得到良好的社会声誉和耕地改善带来的福利。村庄中规章制度执行越好，农户面临的耕地保护合作环境越好，进而有助于增强农户的耕地保护合作意愿。由此，假说5得到证实。

3.2.3 控制变量的影响

从表3的结果可以看出，相对于女性而言，男性更愿意参与耕地保护合作，且参与耕地保护合作的概率高3.91%。这与史恒通等[40]的研究具有一致性。男性是农村家庭的主要劳动力，既是外出务工主体，又承担农业劳动体力重活，长期的农业生产使其对耕地质量衰退的弊端了解更为清晰。一方面，耕地保护合作不仅可以改善耕地的生产能力、减轻男性劳动强度，还可为其在田间劳作提供更健康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农户在外务工压力大，难以享受城镇生活，打造更优质的耕地可以为农户返乡后提供舒适的田园风光，减缓压力。因此，男性更可能参与耕地保护合作。农户受教育程度越高，参与耕地保护合作的可能性越大，且受教育程度每提升一个等级，参与耕地保护合作的概率会提高3.59%。这与韩雅清等[41]的研究具有一致性。可能的原因是，现代教育过程中，多强调合作的重要性，农户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其接受的合作教育越多，越认可耕地保护合作所能发挥的作用;此外，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对于耕地生态服务价值和社会保障价值等的认知通常更高。因此，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越愿意参与耕地保护合作。种植业收入对于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合作没有显著影响。可能的解释是，对于农户来说，在当前外出务工收入效益远高于农业种植收益且耕地生态系统不断衰退的背景下，耕地的生产功能对于农户逐渐弱化，相对微薄的经济价值难以激励其参与耕地保护合作。

3.2.4 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上述模型估计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将非市场价值认知变量、社会资本变量和控制变量引入到Logit模型中进行回归。模型回归结果显示PseudoR2为0.354，回归模型整体通过显著性检验;非市场价值认知、社会资本对于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的影响均与Probit模型回归结果保持一致，仅部分变量的显著性水平有所提高或降低（但仍然显著）。因此，本文的研究结论是比较稳健的（篇幅所限，不再展示稳健性检验具体结果）。

4 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从集体行动视角出发，结合嵌入性社会结构理论，分别用农户耕地非市场价值认知和社会资本表征影响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的自主因素和嵌入因素，分析了两类因素对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合作的影响机理，并利用以黑河中游718户农户的调研数据加以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①耕地非市场价值认知是影响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的自主因素，对于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耕地生态服务价值认知、耕地对当代人的社会保障价值认知和对后代人的社会保障价值认知均有利于提高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②社会资本是影响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的嵌入因素，通过信息传递、信任机制和规范约束等改变农户决策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影响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合作意愿。人际信任有利于提高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但制度信任对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影响不显著;强连接网络和弱连接均有利于提高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且强连接网络的作用大于弱连接网络;社会规范有利于提高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③性别和受教育程度也是影响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的重要因素，相对于女性和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民而言，男性、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更愿意参与耕地保护合作。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得出以下政策启示：①耕地非市场价值是激励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合作的内在动力，提高农户耕地非市场价值认知对于促进村庄耕地保护合作，充分发挥耕地的综合效益具有重要作用。因此，需要提高农户对于耕地非市场价值认知，激发农户耕地保护主体的积极性。具体可以通过村民大会、村庄墙体广告等形式开展社会化的农户耕地非市场价值教育，借助农技推广和农业科技培训宣传耕地非市场价值，使耕地非市场价值“内化于心”，耕地保护合作“外化于行”。②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关系网络中的嵌入性资源，可以有效削减农户耕地保护合作集体行动选择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因此，可通过构建多层次的信息渠道，借助新型网络媒介，提高农户互动频率，提升农户间的信息共享能力和传递速率;发挥农村基层组织作用，丰富农户文娱活动，以文化娱乐活动为载体促进农户间的面对面交流，强化农户间的人际信任等，培育农户社会资本，营造良好的集体行动环境，从而实现内外联动。③通过基层政府、村集体和村民小组等分批有序引导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合作，从受教育程度高和男性农民切入，发挥这部分农民的带动作用。同时，提高农村基础教育水平，提升农民科学文化素养，带动全员参与，尤其是女性认知提升是最终形成耕地保护合作的重要着力点。④把耕地质量改善与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生态宜居”要求有机结合，将农户耕地保护合作与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结合起来推进，全面提高耕地非市场价值，尤其通过生态补偿和奖励等方式，激发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合作的积极性。

（编辑：李 琪）

参考文献

[1]FEZZI C， BATEMAN I， ASKEW T， et al. Valuing provisioning ecosystem services in agriculture：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food product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J]. Environmental & resourceeconomics， 2014， 57（2）：197-214.

[2]汤怀志.耕地生态功能管理不可缺失[J].中国土地，2017 （7）：12-14.

[3]陈美球，周丙娟，邓爱珍，等.当前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的现状分析与思考[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7（1）：114-118.

[4]郑纪芳，史建民.保护耕地与农户的认知度：462个样本[J].改革，2008（12）：82-86.

[5]邝佛缘，陈美球，鲁燕飞，等.生计资本对农户耕地保护意愿的影响分析——以江西省587份问卷为例[J].中国土地科学，2017，31（2）：58-66.

[6]毕继业，朱道林，王秀芬.耕地保护中农户行为国内研究综述[J].中国土地科学，2010，24（11）：77-81.

[7]李然嫣，陈印军.东北典型黑土区农户耕地保护利用行为研究——基于黑龙江省绥化市农户调查的实证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7（11）：80-91.

[8]李卫，薛彩霞，姚顺波，等.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黄土高原476户农户的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7（1）：44-57.

[9]姚柳杨，赵敏娟，徐涛.经济理性还是生态理性？农户耕地保护的行为逻辑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6（5）：86-95.

[10]陈美球.耕地保护的本质回归[J].中国土地，2017（4）：12-14.

[11]姜广辉，张凤荣，孔祥斌，等.耕地多功能的层次性及其多功能保护[J].中国土地科学，2011，25（8）：42-47.

[12]赵珊.耕地保护：完善制度 数质并重[N/OL].（2016-08-29）[2018-12-10].http：//jjsb.cet.com.cn/show_477665.html.

[13]陈锡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会科学版），2018，35（1）：5-12.

[14]王亚华.提升农村集体行动能力加快农业科技进步[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7，32（10）：1096-1102.

[15]OLSON M.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Press，1965.

[16]陈美球，魏晓华，刘桃菊.海外耕地保护的社会化扶持对策及其启示[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19（3）：70-74.

[17]冯艳芬.华南经济发达地区农户耕地价值认知及保护意愿——以广州市番禺区为例[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3， 34（6）：51-57.

[18]江冲，金建君，李论.基于公众参与的耕地资源非市场价值认知研究——以浙江省温岭市为例[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2，33（6）：72-78.

[19]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91（3）：481-510.

[20]田甜，杨钢桥，赵微，等.农地整治项目农民参与行为机理研究——基于嵌入性社会结构理论[J].农业技术经济，2015 （7）：16-26.

[21]張桂颖，吕东辉.乡村社会嵌入与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基于吉林省936户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7（8）：57-66.

[22]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3]李广东，邱道持，王平.三峡生态脆弱区耕地非市场价值评估[J].地理学报，2011 （4）：562-575.

[24]MASLOW A.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M]. 2nd ed. New York： Harper andRow，1970.

[25]张红伟，王占岐，徐枫，等.基于耕地非市场价值特征的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优化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28（1）：82-90.

[26]张继亮.走出集体行动困境的社会资本逻辑理路探析[J].学术交流，2014（6）：45-49.

[27]PUTNAM R D， LEONARDI R， NONETTI R Y.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Italy[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28]COLEMAN J.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M].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Press， 1990.

[29]OSTROM E. Analyzing collective action[J].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0， 41（s1）：155-166.

[30]何可，張俊飚，张露，等.人际信任、制度信任与农民环境治理参与意愿——以农业废弃物资源化为例[J].管理世界，2015 （5）：75-88.

[31]苗珊珊.社会资本多维异质性视角下农户小型水利设施合作参与行为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 24（12）：46-54.

[32]GRANOVETTER M.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 network theory revisited[J]. Sociological theory， 1983， 1（6）：201-233.

[33]高春芽.规范、网络与集体行动的社会逻辑——方法论视野中的集体行动理论发展探析[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5（5）：26-31.

[34]LYON F. Trust， networks and norms： the crea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agricultural economies in Ghana[J]. World development， 2000，28（4）：663-681.

[35]OSTROM E. Collective ac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norms[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0， 14（3）：137-158.

[36]CIALDINI R B， TROST M R. Social influence： social norms， conformity andcompliance[R]. New York： McGrawHill，1998：151-192.

[37]程国栋. 黑河流域水-生态-经济系统综合管理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9.

[38]蔡起华，朱玉春.关系网络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以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投资为例[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7（1）：108-118.

[39]梁洨洁，张静.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农田水利合作影响的实证研究[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8（6）：539-546.

[40]史恒通，睢党臣，吴海霞，等.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流域生态治理行为的影响：以黑河流域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2018（1）：34-45.

[41]韩雅清，杜焱强，苏时鹏，等.社会资本对林农参与碳汇经营意愿的影响分析——基于福建省欠发达山区的调查[J].资源科学，2017，39（7）：1371-1382.

The impact of nonmarket value cognition and social capital

on farmers willingness in farmland protection cooperation

SHIYuxing1，2 LI Chaoqiong1，2 ZHAO Minjuan1，2

（1.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A & F University， Yangling Shaanxi 712100， China;2.Shannxi CollaborativeInnovation Central of Rural Economy and SocialDevelopment， Yangling Shaanxi 712100， China）

Abstract Comprehensivel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farmland and fully releasing its social and ecological benefits are the internal requirements of implementing the ‘ecologicallivabl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Under the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farmers farmland protection cooperation is a feasible way to achieve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of farmland quality， but often falls into a collective action dilemma due to the lack of motivation and ‘free rider behavior of farmers. In the perspective of collective action， combined with the theory of embedded social structure， this paper uses nonmarket value cognition and social capital to represent autonomous factors and embedded factors respectively and analyze their possible impact on farmers willingness in farmland protection cooperation. Further， the microdata of 718 households in Zhangye City are used for the empirical test. The research shows that：First， the nonmarket value cognition is an independent factor that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farmers willingness in farmland protection cooperation. Cognition of ecological service value， cognition of social security value of contemporary people and cognition of social security value of future generations are all conducive to promoting farmers willingness in farmland protection cooperation. Second， social capital is an embedded factor that affects farmers willingness in farmland protection. Through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trust mechanism and normative constraints， it changes the uncertainty in farmers decisionmaking environment and affects farmers willingness in farmland protection cooperation. Interpersonal trust， social norms and social networks are all conducive to enhancing farmers willingness in farmland protection cooperation， and the role of strong connection network is greater than weak connection network. However， institutional trust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farmers willingness to cooperate in farmland protection. Third， gender and education level also significantly affect farmer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farmland protection cooperation. Compared with women and farmers with low education level， men and farmers with high education level are more willing to participate in farmland protection cooperation. Finally， we put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such as raising farmers nonmarket value cognition through socialized nonmarket value education， cultivating rural social capital to create a good environment for collective action， and guiding farmers to participate in farmland protection inbatches and orderly through rural grassroot organizations.

Key words social capital; nonmarket value cognition; farmland protection cooperation; collective action; embedded social structure theory CHINA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Vol.29  No.4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