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名士与南京风物研究

江梓晨 祁志伟 高宝怡 严嘉钰

摘要：《世说新语》是我国最早的文言志人小说，记述了六朝时期许多名士的言谈轶事，广泛地反映了当时士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面貌。南京作为六朝时期的都城，至今仍留有许多文化古迹，其中一些便是《世说新语》中六朝名士的活动场所。如见证了东晋王室故土之思的新亭、展现了王谢豪族文采风流的乌衣巷、寄托着东晋国士邦家忠义的石头城、回荡着南朝清谈遗风的瓦官寺等。这些南京的历史遗迹，承载了六朝名士的多种不同面向的文化记忆，传承至今，仍有光景日新的宏阔意蕴。

关键词：《世说新语》 南京 六朝名士

引言

《世说新语》一书中有许多与南京地域文化关系密切的名士活动，但学界对《世说新语》目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文献形态、思想性质和文学艺术以及接受史等层面，对该书与南京的地域文化渊源没有集中的研究。与此同时，学界在研究南京六朝史时，主要关注的也是这一时期的历史与文化，《世说新语》只是被作为资料引用，缺少专门的研究和系统的论述。不仅如此，大众对该书与南京的地域文化渊源也缺乏了解，不熟悉书中许多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因此，本文选取了四处与《世说新语》关系密切的南京地方古迹，旨在进一步探究六朝名士与古都南京的地域文化渊源。

一、新亭

六朝时期，新亭不仅是国都建康重要的军事堡垒，景色也十分优美，常有名士们在此宴饮或饯行。在《世说新语》中，此地较为知名的典故有新亭对泣、桓温解甲两则，从中我们能够窥见王导为东晋建国立下的功劳，以及谢安为国家安定所做出的努力。

《世说新语·言语》篇云：“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日：‘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名士们原本是来新亭游乐，但一想到北方故土已经沦陷，便悲从中来，无心欣赏优美的风景，垂泪相对。王导不仅没有流泪，还“愀然变色”，认为众人应当合力辅佐王室而不是“楚囚相对”，颇有领导者的勇气和魄力。并且，王导不仅在言语上激励众人，还在行动上体现出了一代名相的风范，为东晋政权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

南渡之初，江南世族并不认同司马睿的统治，但时值北方大乱，晋室王朝风雨飘摇，王导深知扎根江南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只有得到江南豪族的支持，司马氏政权才能稳定《晋书·王导传》记载，王导曾向司马睿献计笼络江南世族的首领，通过给予他们官职和权力，逐渐赢得了南人的支持。他还巧妙地平衡了避乱而来的北人与原有南人之间的关系，劝谏司马睿重用逃难的北人，从而巩固了东晋初建的政权。可见，王导在东晋政权的建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南渡诸人皆新亭垂泪之时，是王导勇敢地站了出来，用坚定的话语和切实的行动，让东晋政权在江南站稳了脚跟。

继王导之后，东晋最为著名的政治家当属谢安。他不仅很有谋略，而且极具优雅从容之风度。《世说新语·雅量》云：“桓公伏甲设馔，广延朝士，因此欲诛谢安、王坦之。王甚遽，问谢曰：‘当作何计？谢神意不变，谓文度日：‘晋阼存亡，在此一行。相与俱前，王之恐状，转见于色;谢之宽容，愈表于貌。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讽‘浩浩洪流。桓惮其旷远，乃趣解兵。王、谢旧齐名，于此始判优劣。”《世说》并未记载此事发生在新亭，据《晋书·谢安传》与《桓温传》记载，桓温确实曾经在新亭驻军，以威慑百官、显示威望。

从《世说》和《晋书》的记载来看，面对气势汹汹的桓温，谢安都是“神色不变”，十分淡然地说：“晋阼存亡，在此一行。”颇有政治家的魄力。并且《世说》的记载也很具浪漫色彩：在众人都噤若寒蝉、战战兢兢的状态下，只有谢安信步上前，仪态翩翩，从容不迫地展现了自己“洛下书生咏”的绝技，吟诵起了诗歌，顿时化解了紧张严肃的气氛。

谢安所朗诵的诗句“浩浩洪流”出自嵇康的组诗《赠秀才从军十九首》，原本表达的是嵇康对兄长嵇喜的不舍之情，但“思我良朋，如渴如饥，愿言不获，怆矣其悲”几句也可用于良友之间，谢安似是在提醒桓温顾念旧情。历史上，谢安出仕即为桓温司马，并颇得桓温赏识，两人曾有过十分亲密友善的时光。桓温本人也是一位风流人物，曾在金城折柳，感叹“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是历史上著名的典故。因此，他能欣赏谢安的“洛下书生咏”，为谢安从容不迫的气魄和优雅动人的风度所折服，也就十分自然了。

与《世说》相比，《晋书》的记载无疑更为真实：“安从容就席，坐定，谓温曰：‘安闻诸侯有道，守在四邻，明公何须壁后置人邪？温笑曰：‘正自不能不尔耳。遂笑语移日。”谢安意在暗示桓温，朝中的世家大族都“守在四邻”，时刻观望着他的举动。桓温想必也很清楚这一点，知道自己大计无望，故而收兵解甲。比较两书的记载，如果说前者表达的重点是谢安作为名士所具有的优雅风度，后者则意在突出谢安作为政治家的冷静与从容。总之，谢安能临危不乱，巧妙地使桓温熄灭了自己的杀心，这种胆量和智慧是令人敬佩的。

“亭”作为六朝时期重要的基层组织单位，既是送别宴游的场所，亦是行军商旅的重要去处。在《世说新语》中，六朝名士主要以新亭为活动地点，流传了许多轶事逸闻，其中既有朝臣们“新亭对泣”的山河之哀，亦有王导怒斥“楚囚相对”的慷慨激昂;既有桓温陈兵列甲的紧张氛围，亦有谢安吟诵“浩浩洪流”的从容优雅。这些人物和故事，值得我们知晓与感怀。

二、乌衣巷

乌衣巷是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古巷之一，六朝时期王谢两大家族曾居住于此，由于两族子弟都喜穿乌衣以显示自己尊贵的身份，故得名“乌衣巷”。尽管乌衣巷中的刀光剑影、觥筹交错如今早已无迹可寻，但它依旧代表着王谢二家的繁荣与风流，见证了他们卓越的文化艺术成就。

永嘉之乱，大批的北方士族迁居江南避乱，同时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精神文化，他们在明澈秀丽的江南山水中得到了精神上的宁静与安慰，也谱写出了一曲曲文采风流的佳话。作为南渡之后首屈一指的文化世家，王氏家族的文化积累和精神风度更是为人瞩目，沈约就曾说：“吾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自开辟已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者也。”而在这诸多熠熠生辉的风流名士中，当以曾在乌衣巷“东床坦腹”的王羲之最為人所知。《世说新语·雅量》篇记载，郗鉴派人到王家选婿，在诸郎都“咸自矜持”之时，羲之却“东床坦腹”，显得十分潇洒不羁。郗鉴也是慧眼识人，当即选择了羲之作为自己的女婿。若无郗鉴卓绝的审美眼光，羲之“东床坦腹”的美感便不为人知了。南宋刘辰翁评此云：“晋人风致，著此故为第一，在古人中真不可无。”可见羲之真率之风，千古后仍为人所赞。

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也颇有其父之风，他的“雪夜访戴”是《世说》中最为动人的场景之一，“它不仅表达一种真挚的友情，更重要的是传达士人的传统性格里那种忘情的趣味。这趣味蕴含高雅脱俗的情调，而且是纯情的，情来即兴，情尽即止”。王徽之所代表的是一种纯粹的美学精神，摒弃了一切功利和世俗的存在，单纯追求情感和艺术的享受。同篇中王徽之邀桓伊吹笛也是这种精神的体现，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记载桓伊吹笛处为“邀笛步”，“旧名萧家渡，在城东南青溪桥之右”。即使此地如今早已湮没不存，其风采精神仍令人感怀。

王徽之的弟弟王献之也是一位风流子弟，他的诗作《桃叶歌》以及与之有关的古迹“桃叶渡”与南京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张敦颐《六朝事迹类编》云：“桃叶渡在县南一里秦淮口，桃叶者，晋王献之爱妾名也。献之诗曰：‘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楫。不用楫者，谓横波急也，尝临此渡歌送之。”可知《桃叶歌》是王献之赠给自己的爱妾桃叶的一首爱情诗。虽然如今的桃叶渡只有一块石碑，上书“桃叶渡”三字，但遥想当年，王献之与桃叶浪漫动人的爱情似乎依旧宛在眼前。

王氏子弟众多，许多人既是风流潇洒的名士，也是极有造诣的书法家。清人赵翼《陔余丛考》卷四十云：“自羲、献之外，先有丞相导、大司马敦……皆以书名，合方庆所上家藏真迹观之，可谓世其家学者矣。”可见书法乃是王氏一族的家学。众多王氏族人中，最为有名的还是“书圣”王羲之，他所写的《兰亭集序》有着“天下第一行书”的美誉。其子王献之也是著名的书法家，南朝梁代书画家袁昂曾说：“张芝惊奇，钟繇特绝，逸少鼎能，献之冠世。”将王献之与其父以及汉魏大家张芝、钟繇并列，可知其书法成就之大。除却最广为人知的书法艺术外，王氏家族的文采风流也是世代相续。王氏子弟多擅文学，“竟陵八友”之一的王融便“文辞辩捷，尤善仓卒属缀，有所造作，援笔可待”。王筠则备受沈约重视，史书记载沈约“每见筠文，咨嗟吟咏，以为不逮也”。由此可见，王氏家族的确是六朝时期极具代表性的文化世族。

唐朝羊士谔有诗云：“山阴道上桂花初，王谢风流满晋书。”其中与琅琊王氏并提的，便是乌衣巷中另外一个世家大族谢家。陈郡谢氏不仅在政治上成就卓越，在文学艺术方面也丝毫不逊色于王家，先后出现了一批非常杰出的人物。

如果说琅琊王氏多出书法家，陈郡谢氏则多出诗人，并且与其浓厚的家族诗歌氛围密不可分。东晋末年，谢氏众人继承了谢安与子侄“文义赏会”的传统，时常在乌衣巷中雅集，共谈诗文、品评人物，史称“乌衣之游”，这正是谢家诗书氛围的一个缩影。其中最为著名的诗人当属山水诗的开创者谢灵运，他曾在诗歌中怀念当年与谢氏族人文化雅集的时光：“伊昔昆弟，敦好闾里。我暨我友，均尚同耻。仰仪前修，绸缪儒史。亦有暇日，啸歌宴喜。”（《答中书诗》）可以说，“乌衣之游”熏陶了当时尚且年轻的谢灵运，促进了他的文学创作。除了谢灵运外，“永明体”的代表者谢朓也是谢氏一族颇有成就的诗人。谢家在南朝文学中重要的地位，也可以从钟嵘《诗品》中看出。《诗品》共有六十六位南朝诗人人品，其中陈郡谢氏共有八人，分别是上品：谢灵运，中品：谢混、谢瞻、谢世基和谢胱，下品：谢庄、谢超宗。相比之下，其他家族人品的诗人数量，远远不及谢家。

近人刘师培在《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中评价南朝文学时，认为“自江左以来，其文学之士，大抵出于世族”。而在江南诸多文化世族中，当以长居乌衣巷的王谢二家成就最大。乌衣巷见证了他们的传奇，他们也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赋予了乌衣巷这条曾经平淡无奇的小巷以丰富的文化意蕴。尽管如今的乌衣巷早已不复当年的宫阙林立、阆苑豪华，但它依旧是南京不可缺少的城市地标之一，它见证了历史上王谢二家的政治与文化活动，对南京的地方文化有著重要的影响。当王谢子弟携着“王家书法谢家诗”从乌衣巷中走出时，南京便成了举世瞩目的文化名城，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文人墨客前来怀念和凭吊，南京的“六朝文脉”也由此绵延不断，日渐盛大起来。

三、石头城

六朝时期，石头城处于秦淮河与长江的交汇口，“因山以为城，因江以为池，地形险固，尤有奇势”，是保障都城建康的军事重镇。《世说新语》中记载的东晋几次大规模叛乱，如王敦之乱与苏峻之乱，都与石头城有着密切的联系。

琅琊王家除了王导在中枢坐镇外，还有一位手握重兵的大将军王敦，先后平定了几次内乱，维护了东晋政权的稳定。但他始终野心勃勃，不甘居于人下，曾先后两次叛乱。第一次叛乱时，由于内应接应，王敦轻而易举地攻下了石头城，并在建康城内四处烧杀，引起了许多名士的不满。他们或以理相劝，希望王敦见好就收;或严词厉色，痛斥王敦以下犯上，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表现出令人动容的气魄和风度。

王敦当时想要废太子，便唤来了太子的近臣温峤，“敦声色并厉，欲以威力使从己，乃重问温：‘太子何以称佳？温曰：‘钩深致远，盖非浅识所测。然以礼侍亲，可称为孝。”温峤是抗胡英雄刘琨的外甥，也是后来东晋朝廷的重臣之一。面对声色俱厉的王敦，他依旧面不改色、冷静从容，最终挫败了王敦企图废太子的阴谋。在这次叛乱中大放异彩的除了温峤，还有名士周颇。《世说新语·方正》篇记载，周额面对气势汹汹的王敦，非但没有躲避以求自保，反而迎难直上，痛斥王敦以下犯上、为非作歹。周颇一直到被害，都显得威武不屈、气势凛然《晋书·周颇传》曰：“路经太庙，颇大言曰：‘天地先帝之灵：贼臣王敦倾覆社稷，枉杀忠臣，陵虐天下，神祗有灵，当速杀敦，无令纵毒，以倾王室。语未终，收人以戟伤其口，血流至踵，颜色不变，容止自若，观者皆为流涕。遂于石头南门外石上害之，时年五十四。”将一代名士不畏生死、大义凛然的风度展现得淋漓尽致。

王敦两次叛乱后，琅琊王氏逐渐不再被司马氏皇帝所信任，晋明帝、晋成帝两朝掌握政治大权的是颍川庾氏的庾亮。但庾亮一反王导宽和的执政作风，刑法极为严峻，以至于大失人心，引发了苏峻之乱。苏峻和王敦一样，也是先攻下了石头城，然后乘机占领了建康，在城内纵兵掠杀，大肆凌辱官员和百姓。危难之际，官员们都四处逃散以求保命，唯有王导与陆晔、荀崧等官员挺身而出，保护了尚且年幼的晋成帝《晋书·荀崧传》曰：“苏峻之役，崧与王导、陆晔共登御床拥卫帝，及帝被逼幸石头，崧亦侍从不离帝侧。”王导、陆晔、荀崧等人面对来势汹汹的苏峻，既无力抵抗，便只能以身犯险，以求一线生机。面对几朝元老，苏峻果然不敢轻举妄动，从而为风雨飘摇的东晋王朝留下了喘息的机会。

建康城内尚有忠臣护主，在外御敌的良将也表现出了过人的精神和节气。《晋书·桓彝传》曰：“彝固守经年，势孤力屈。贼曰：‘彝若降者，当待以优礼。将士多劝彝伪降，更思后举。彝不从，辞气壮烈，志节不挠。城陷，为晃所害，年五十三。”桓彝时任宣城太守，叛乱开始时便组织军队抵抗叛军，但无奈势单力薄，没能抵挡住苏峻的进攻。但他并没有就此投降，而是与苏峻的部下抵抗到底，最终牺牲，表现出了过人的勇气和忠义。

同样在此次叛乱中遇害的还有大臣卞壶。卞壶是东晋一朝少见的正直之士，素来刚正不阿。苏峻之乱中，卞壶也展现出了视死如归的气势，先是力劝庾亮而不能，继而又率军迎击苏峻，力战而死。与东晋许多名士的委婉隐晦不同，卞壶终其一生都在特立独行，刚正直言。他最终用生命诠释了自己的人生信念，他的节气和忠勇也必将流传千古，光耀史册。如今南京朝天宫一带留有一块“卞壶墓碣”，并附有“卞壶井亭”，也许就是人们对他最后的纪念。

在东晋王朝的第二次内乱之中，苏峻选择了和王敦一样的方式，从长江上游顺流而下，直入建康，上演了和王敦之乱一样的巨大灾难。作为兵家必争之地的石头城，再一次目睹了血流漂杵、哀鸿遍野的惨状。但在危急时刻，总有忠义之士挺身而出，勇敢地保家卫国，拯救水深火热中的百姓。与此同时，由于王敦之乱和苏峻之乱是东晋王朝内部的叛乱，并没有上升到民族矛盾、抵御外寇的高度，因而许多在此之中大放光彩的人物就此被历史所淹没，无人知晓。但实际上像周颧、卞壶这样的忠正义士，他们在危急时刻所展现的勇气和节操并不比其他历史人物逊色。他们发生在石头城的故事应当为更多人所知晓，以传承我们民族勇敢无畏、以正抑邪的精神。

四、瓦官寺

瓦官寺是中国佛教史上一座重要的寺院，寺址原为官府管理陶业机构所在地，故名“瓦官”。六朝时期，瓦官寺几经扩建，已成为规模宏大的江南名刹，不仅吸引了许多高僧和名士在此清谈，并且因为“瓦官三绝”而享有极高的声誉。

魏晋南北朝时期，清谈一直是名士标配的活动，是名士沟通学术和思想的主要途径。《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僧意曾与王修在瓦官寺中谈论“圣人有情无情”论，便是当时盛行的清谈活动的一个缩影。同篇还记载了高僧支道林与竺法深在此讲析佛理的故事，他们二人都是六朝时期闻名遐迩的佛学大师。遥想当年瓦官寺的参天古木、悠然绿荫之中，支道林于古庙之中讲析小品，辩答清晰，而又与竺法深言辞交锋，辞气俱爽;此隋此景，如诗如画，令人感怀不已。

瓦官寺同时也是人物品评的佳处，《世说新语·品藻》篇记载了桓伊与刘恢、王潆一起商略“江左人物”的故事。有人问桓伊“杜弘治何如卫虎”，卫虎即卫玠，是六朝时期极负盛名的美男子，杜弘治即杜义，也是一位“面如凝脂，眼如点漆”的“神仙中人”，他们二人可以说难分上下。桓伊回答杜义皮肤白皙，卫玠则更有神采，虽然并没有明言二者优劣，但他只赞美了社义的外表而推重卫玠的精神风貌，说明六朝名士们不仅欣赏人物的外在美，更推崇他们的精神风度。

瓦官寺还是一座香火鼎盛的佛寺，许多笃信佛理的名士常来此处祭拜，希冀得到佛祖的庇佑。《世说新语·排调》篇云：“何次道往瓦官寺礼拜甚勤。阮思旷语之曰：‘卿志大宇宙，勇迈终古。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见推？阮曰：‘我图数千户郡，尚不能得;卿乃图作佛，不亦大乎！”何次道即何充，曾为一朝宰相，颇有才干，但他痴迷佛教，曾引起很多人的非议，阮裕便是其中之一，故而打趣他“乃图作佛”，可见当时信仰佛教的名士还是少数。但到了南朝时期，佛教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信仰，何充对佛教的笃信，可以说是后来佛教盛行的一个先兆。

据《梁书》记载，六朝时期的瓦官寺还曾以“三绝”闻名于世。虽然“三绝”如今早已消失无踪，但在历史上它们曾经大大提升了瓦官寺的名气，对瓦官寺产生了很大影响。“三绝”之一的玉佛像来自古称“狮子国”的斯里兰卡。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在中国兴盛，时为都城的建康亦受到了巨大的影响。这尊玉佛来自于佛教盛行的狮子国，既象征着两国的友好往来，也证明了佛教在中国的盛行。

在狮子国的玉佛像进贡之前，瓦官寺已有“一绝”，即雕塑家戴逵所铸之佛像。戴逵是东晋时期著名的隐士，他终身未仕，将毕生的心血都用在了绘画、雕塑和文学创作上。他尤其擅长雕塑，曾创“夹芝法”用于制造佛像，这种方法做出的佛像结实轻便，既能长久保存，又利于搬运。“三绝”中的最后一絕则是顾恺之所绘的维摩诘壁画。顾恺之是东晋时期首屈一指的绘画大家，素来有“画圣”之称《建康实录》卷八详细记载了他绘制维摩诘像的始末，他凭借自己高超的绘画水平绘制了一幅维摩诘像，并在开户的当日点上了眸子，吸引了无数人前来观看，“点睛之笔”的成语也正是由此而来。

瓦官寺自东晋肇兴，历经无数朝代，曾多次遭到战火焚毁，今天的瓦官寺是后来复建所成，较原本寺庙的规格已大幅度缩减了。南朝萧梁时期曾大肆兴建佛寺，瓦官寺还一度建有瓦官阁，规模十分浩大。唐朝时期瓦官阁仍在，李白便曾登临此阁，挥笔写下诗句“晨登瓦官阁，极眺金陵城”。但随着历史的变迁，曾经一度辉煌壮阔的瓦官寺和瓦官阁早已不复存在，现如今复建的寺庙更像是对昔日的纪念。

结语

六朝文学是南京文学的黄金时代，对后世南京的地方文学影响深远。文学风流的丰神遗韵固然渺然难追，但作为文化记忆的承载之场，南京城中的文化遗迹仍有迹可循。求之《世说新语》等传世文献，六朝名士的多种文化面向呈现无遗，访之南京城中的历史遗迹，一千五百年来流风逸趣亦可得其仿佛。新亭见证了东晋王室播迁之际的故土之思，乌衣巷展现了王谢豪族雅人深致的文采风流，石头城中游弋着东晋国土报君爱国的忠魂，瓦官寺回荡着南朝名士挥麈清谈的遗风。尽管书中那些谈玄论道、隐逸山水的六朝名士已为陈迹，但他们所代表的六朝风度和遗范将在历史记忆中永存。六朝名士的精神与南京的风物合而为一，融会凝练成南京地方文化宝贵的城市精神，值得后人永远铭记和感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