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小说服饰与色彩传递的艺术意味

秦红艳

摘要：克莱夫-贝尔认为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张爱玲在其小说中凭借服饰与色彩这种特定的表现形式来向读者传递特殊的审美意味：“对照和谐”的审美原则、“衣如其人”的审美理念、“有形有色”的审美表现，以便更好地塑造人物性格、表达作品主题。

关键词：张爱玲 小说 服饰与色彩 艺术意味

英国著名的美学家克莱夫·贝尔认为艺术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所谓“有意味的形式”是指艺术作品内部的各个要素、各个组成部分之间那种特殊的组合关系背后蕴含着某一种特殊的审美情感、隐藏着某种深刻的意蕴。读者若想更好地理解作品，必须透过作品独特的形式挖掘其背后深意。张爱玲在其小说中凭借服饰与色彩这种特定的表现形式来向读者传递特殊的审美意味，以便更好地塑造人物性格、表达作品主题。

一、“对照和谐”的审美原则

张爱玲对于服饰，不仅仅是喜爱，她还真正懂得服装的审美，她对服饰和色彩有着天生的敏感和喜爱，不仅熟悉中国近现代服装的变迁，还懂得運用色彩搭配和美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及笔下人物内心的思想情感、塑造人物个性、暗示人物命运。

她说，“对照和谐”是色彩的搭配上要懂得遵循的两条审美原则。只有遵循了这两条原则，无论色彩有多么繁杂，都能收到色泽调和的成效。她还举了具体的例子，红色与绿色就属于两种“对照”的颜色。人们在搭配颜色的时候，总认为最和谐的色彩莫过于把相同色系的颜色放在一起时。但张爱玲却认为，两种深浅不一但相同的颜色放在一起，比如把深浅不同的绿色搭在一起，其冲突倾轧比不同色系的颜色混杂在一起还要显著，还要让人心里烦躁不安;相反，“红绿对照，有一种可喜的刺激性”。有句儿歌说得好：“红配绿，看不足;红配紫，一泡屎。”但是大红大绿，赤裸裸地对比，没有中间调子的柔和转换，就会缺少回味。张爱玲在其小说中为人物设置服饰和色彩的时候，遵循了这一审美原则。比如梁太太的住处：花园里大青树配着英国艳丽的玫瑰。这种艳红大绿的搭配充分体现了张爱玲“红绿对照来形成感官刺激”的审美原则。张爱玲用“大红大绿”的工笔画将花园女主人如火般强烈且毫不掩饰的“物欲”和“情欲”表现得淋漓尽致。再如梁太太的织金拖鞋、鹦哥绿包头、雪白的手、血滴滴的红指甲、紫黑色的胭脂，张爱玲把金色、绿色、红色这些艳丽的颜色搭配在一起形成对照，血红色与紫黑色既是一种相似又是程度的加深。从这艳俗的画面中读者看到了梁太太浓浓的风尘气。

张爱玲认为：“古人对照不是绝对的，而是参差的对照，譬如说：宝蓝配苹果绿，松花色配大红，葱绿配桃红。”参差的对照中又透着和谐，她非常喜欢日本的衣料，认为有一种“过去的那种婉妙复杂的调和”。她特别喜欢日本的传统花布，一块布就是一幅完整的色彩协调、富有意境、可供鉴赏的图画：蒙蒙的细雨如烟如雾，灰黑色的小庙在棕榈树绿色的叶子掩映下，斑驳而悠远。浮萍和丁香点缀了近处池塘水面上瑟瑟的绿膜，绿色、紫色和白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雨天这灰色、朦胧的背景的映衬下，既婉妙又复杂，格外富有韵味。这种“参差对照中的和谐”在曹七巧当了二奶奶之后的装扮上有所体现：雪青色洋皱手帕、雪青闪蓝如意小脚裤子同一色系，极其和谐，但又与银红衫子、葱白线香滚形成鲜明对照。着装色彩艳丽，外表娇艳，给人温情的“含春”视觉，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人物身份变化带来的情绪变化。

二、“衣如其人”的审美理念

张爱玲将她对服饰的喜爱与研究灌注在她的《对照记》里，《对照记》的副标题是《看老照相簿》，图文并茂、生动翔实。张爱玲的《更衣记》抓住了时代发展的脉络和各阶段女性发展的特点，纵横漫论，恐怕服装史的专家也未必有她那么细致具体。她家的老照相簿其实就是一部晚清到民国活生生的服装史。张爱玲总结了一句话：“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语言，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她的这句话虽短，但却包含了她对色彩与服装的种种看法，其中谈到了人与服装的关系。

《更衣记》里她说：“他们只能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张爱玲对服装的诠释已从人扩大到社会。

张爱玲给她小说里的人物披上了形形色色的服饰，给他们涂上条条块块的色彩，让服装与色彩来折射人物的气质、情感、地位、身份及环境氛围《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少女时，穿校服，朴素雅静;投奔梁太太后，穿着打扮奢华艳丽;嫁人后，尽力穿着素净却掩饰不住风尘之气。葛薇龙服装色彩的演变是她整个心路历程的演绎。七巧少女时的衣着朴素简洁却青春洋溢、充满生命的活力;当了二奶奶时，那身色彩鲜嫩的传统服饰打扮娇艳美丽;老年时，衣着古旧老气。七巧服饰色彩的变化过程俨然是她身份、地位、生活境遇、心态情绪的发展演变过程。梁太太性感华丽、浓妆艳抹的打扮符合她“交际花”的身份，王太太尽显曲线美的淡墨条子条纹布浴衣凸显中年女性的柔美。总之，服饰色彩是张爱玲和她笔下的人物灵魂的“堡垒”，人物的“衣品”与“人品”一致，“衣如其人”。

三、“有形有色”的审美表现

服饰与色彩作为象征符号是一种非语言信息，人物对服饰与色彩的选择，与人物的思想个性、文化修养、生存的特定环境和特殊的文化氛围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用服饰和色彩来塑造审美个性、暗示人物命运的表现方式，增强了作品文学艺术表现的整体性效应，具有极为重要的欣赏价值。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有一段景色描写：下着黄梅雨，朦胧的雨中突兀的黑色的山崖冰冷地矗立在那里，对面是她的阳台，嶙峋的山崖像一只怪兽伸出粗大的舌头将她的阳台舔进它的嘴里。各色植物也充满杀气，一阵阵的风吹进来，风里似乎夹杂着血腥气。这段文字除了给读者山、树、叶子、各种花的颜色这种视觉上的色彩纷呈的画面外，雨声、风声的迭乱不堪，更给人一种听觉上的烦乱感;整个杀气腾腾的画面，给人一种过分的“闷”的感觉，让读者如临其境地感受到葛薇龙身处的环境有多么的险恶、压抑，从而揭示了旧上海上层社会中的机关重重，以及互相倾轧、相互利用的沉闷气氛、丑恶内幕与那种咄咄逼人的杀气。而这腾腾的杀气又是通过绚烂缤纷的色彩——这表面的繁华和风雨声紧迫杂乱的节奏表现出来的。

张爱玲还善于运用家庭装饰来暗示人物凄苦的命运：七巧在恍惚中定眼看她卧室镜子里反映着的翠竹帘子和金绿山水屏条，当镜子里的影像模糊又清晰起来的时候，褪了色的翠竹帘子、她丈夫的遗像，都暗示给读者十年过去了。

镜中的虚像与生活的真实混为一片，十年的景象一成不变，翠竹帘子和金绿山水象征了七巧十年似梦似幻的生活：说它不真实，是因为它并非一个正常人应该过的生活;说它真实是因为它已浪费耗掉了七巧十年的青春，让她的生命长了金绿色的锈。张氏这一家庭装饰品的运用和颜色的采用，将七巧十年的非人生活刻画得生动形象又让人毛骨悚然。

将人的感受、意图、情绪变化等无形的内心世界赋予形状与色彩，化抽象为具象，使得张爱玲的作品具有了强烈的艺术表现力和独特的审美价值。张爱玲透过世舫的眼睛看到的七巧晚年的装扮：青灰色，显示了主人的年龄，但主要是给人一种视觉上的压抑感，本来餐厅阴森敞大，七巧的服装更增添了一份神秘与晦暗。团龙宫织缎袍，显示了主人在一家之中的地位与尊严。还有那湖绿漆布花格子地衣，一级级通入没有光的所在，整个画面给人一种阴森肃然冷气逼人的氛围，既给童世舫心理上造成一种压抑恐惧的感觉，给他一个下马威，又预示了生活在此种环境之中的长安的命运，将七巧险恶的用心、变态的性格、阴暗的心理刻画得含蓄而巧妙，具有强烈的话语蕴藉属性。

“对照和谐”的审美原则、“衣如其人”的审美理念、“有形有色”的审美表现，反映了张爱玲高度的服饰审美能力和色彩运用美学能力及借助服饰色彩非语言信息传递审美意味的艺术表现能力，出色地完成指导服饰与色彩在文学表现中所潜在的文化意味的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