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入”理论视野下的现实主义

张乐

摘要：本文主要在萨特的介入理论视野下，对张平的《抉择》进行再解读，并对作家与知识分子、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张力关系进行探讨。

关键词：“介入”理论 萨特 现实主义 知识分子

当下，现实主义创作思潮在国内有回暖的趋势。2018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中，周大新的《天黑得很慢》、杨少衡的《铿然有声》、张柠的《三城记》、李凤群的《大野》、张平的《重新生活》从现实生活的各个层面，触及时下社会的诸多问题，比如说老龄化问题、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如何兼得的问题、“80后”生活打拼过程中的心理精神问题、改革开放过程中普通女性的命运问题以及落马官员的亲属如何重新生活的问题，等等。其实，讲好一个正在发生中的中国故事，难度是很大的。而现实主义创作之所以能获得上述成绩，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宏观层面来讲，在当代创作的娱乐化语境之下，现实主义获得了国家层面的大力倡导。评论界的主流观念也将现实主义作为守正创新的基础和源泉。此外，在消费了大量廉价搞笑的文化产品之后，广大群众也会对严肃认真、关注当下、有强烈人文情怀的现实主义创作有所青睐。从微观层面来讲，更是因为创作者群体的自觉有意识选择。实际上，现实主义在中国当代文艺发展中一直没有中断，不过是在政策调整和文艺观念变迁中一度失去了热度。距离当下最近的一次大规模现实主义热潮是由张平的长篇小说《抉择》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引发的。

一、现实主义创作思潮与萨特的“介入”理论

作为一种创作思潮、手法和风格，现实主义要比它看似简单的字面意义复杂得多。在文学层面，国内关于现实主义的论述主要参考了两个人的观点。一位是别林斯基，他在《一八四六年俄国文学一瞥》中指出，现实主义文学的最基本特点是“在生活和现实的真实中再现生活和现实”。另一位是恩格斯，他在写给哈克奈斯的信中谈到现实主义在于“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所以，“真实再现”和“塑造典型”成了国内论及现实主义的关键词。这一组词的经典性毋庸置疑，但其更侧重于创作手法上的界定。若论及更深层次的内容，比如为何选择这样的手法此类涉及创作心理的问题时，“再现”和“典型”显然不够给力。现实主义的手法需要现实主义的创作心理，而在这方面，理论界常用的弗洛伊德学派的诸多概念和命题显然不适用。这里，一个并未被划分到现实主义阵营的理论家值得重视，他就是萨特。在他发表的长文《什么是文学？》中提出了“介入”这一概念。学界公认这是萨特对文学的本质性理解，具有非常明显的写作实践论特征。他通过这个概念回答了三个与写作密切相关的基础性问题：写什么、为谁写、给谁看，这都属于写作学上的创作动机和心理范畴。萨特从语言伴随着行动这一观点出发，指出写作与生俱来的特点即是对世界的揭示与改变，这就是介入。不仅如此，他进一步明确了介入的客体就是当下的现实生活。所以，上述三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写当下、为当下而写、写给多数人看。以此为武器，萨特既批判了以往贵族文学和资产阶级文学脱离现实生活，无视读者大众的弊端，也抵制了“为后世写作”的诱惑。可以说，“介入”理论是萨特向作家发出的召唤，召唤他们以一种战斗的姿态进入写作。所以，虽然整体上属于存在主义思想，“介入”理论却能非常直接地回答作家选择现实主义的心理原因。

二、“介入”理论视域下《抉择》的写作立场

与同期获奖的其他小说相比，《抉择》坚守现实主义使它显得另类。《尘埃落定》具有少数民族异域色彩，《长恨歌》的女性视角和海派风格引人注目，《茶人三部曲》也以江南茶文化的描写表现出独特的地域特点。而且，上述三部小说都在写历史，这是中国当代小说最擅长的领域之一。通观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一半以上都具有相当明显的历史小说色彩。而以萨特的“介入”理论来看，只有选择反腐败题材的《抉择》才算得上真正的文学。这部创作于20个世纪90年代中叶的作品，聚焦于当时中国社会发展最尖锐的矛盾冲突。张平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创作《抉择》的最初动机是看到当时社会对改革的怀疑和误解，看到了弱势群体将改革与腐败简单联系的想法。而他将此现象视为关乎民运国运的大问题，于是决定用文学形象的方式加以艺术表现。应该说，这样的创作动机让我们看到了张平与赵树理，甚至是五四时期“问题小说”创作传统之间的联系。这个传统以“问题意识”为主导，直面现实，关注时代，发掘当下社会生活中的各类问题，构成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现实主义色彩最为浓郁的一派脉络。虽然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创作宗旨在表述上与萨特不同，但从冰心、许地山等作家的实际创作来看，他们的创作动机正与“介入”理论相契合。以这样的逻辑作为“问题小说”的继承者，张平创作《抉择》的动机就是“介入”。他明确表示，选择腐败、法制等敏感题材，并非出于偏好，更不是为了博眼球，只因为这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存在的题材。这就意味着，作家只要选择面对现实，关注当下，其作品就必然会介入此类最受人们关心的焦点问题。由此可以看出张平与萨特的不谋而合。他们的创作观，或者说文学观，就是建立在文学介入当下现实这一立场之上，他们都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文学本质。尽管萨特介入的是“他人即地狱”之类更抽象、更哲学化的存在“境遇”，而张平介入的是既得利益者集团腐败、底层民众生存艰难、改革干将面临生死抉择这样更现实、更具体的存在“境遇”，但在“写什么、为谁写、给谁写”三个基础问题上，他们如出一辙。

三、张平的身份选择与“介入”理论相契合

值得注意的是，“介入”理论使萨特和张平获得足够鲜明特征的同时，也将他们置于类似的旋涡之中。虽然萨特努力地划定文学介入与政治介入的界线，并在《什么是文学？》一文中提出实践文学这一更灵活、更具弹性的概念。但正如赵勇教授指出的，由于实践文学在目标设定、构建思路、实施方案及最后宗旨等方面都与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密不可分，所以在实际情况下，很难将实践文学与政治介入完全分开。甚至可以说，正有了政治介入的内容才使得实践文学有了充实刚健的神采。然而这触及一个禁区，即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由于与政治的暧昧关系，萨特的“介入”理论受到了许多的批评。阿多诺的意见颇具代表性，这位西马巨擘在1962年专门撰文，直接向萨特发难。在他看来，“介入”会使文学的表意变得模糊，使文学陷入主观主义，更有可能将文学变为他最不满意的文化工业。结合阿多诺倡导的“反艺术”（即在形式上与通行审美趣味迥异的现代、先锋艺术）可以推断，阿多诺担心“介入”理论之下文学与政治关系过于紧密而导致艺术性丧失，这也是很多作家和批评家所警惕的。张平的《抉择》引起全国性反响，既有正面肯定，也不乏持反面意见者。尤其是在文学圈内，不少人批评这部小说的“文学性”太弱，而政治性过强。《抉择》的题材选择前文已有论述，而在艺术手法上，张平选择的是看不出什么艺术特点的“直录式”写作手法。这一手法在张平有影响力的早期小说《法撼汾西》中就有使用，在《抉择》中，张平通过线性叙事、白描式场景刻画和新闻报道式语言延续了这个手法。以简单的艺术方式处理敏感严肃的政治题材，结果引发质疑，张平也陷入了与萨特一样的文学创作“误区”。应该说，萨特与张平都清楚他们会面临上述的质疑。那如何理解他们的“介入”选择？这里有必要深度挖掘一下萨特与张平在身份上的选择。萨特兼具知识分子和作家的双重身份，这使得他在写作时比普通作家有更多的思考。甚至可以说，萨特的知识分子身份始终居于作家身份之上。萨义德曾经撰文指出，《什么是文學？》中虽然使用了“作家”这一字眼，但所说的显然是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角色。也就是说，萨特赋予了作家相当明显的知识分子意义，所以他的“介入”，实际上指的是知识分子对社会整体的总体责任和承担。张平的身份更纯粹，就是作家，可他在谈到《抉择》的创作时，特别提到了作家的“良知”，这个词转换一下，也是责任、担当的意思。张平认为，“有些问题，不是仅靠社会学家、政治家的理论就能完成的，必须靠作家、靠文艺作品来表现”。这里面有非常明显的社会介入意识，正如茅盾写作《子夜》来参与20世纪30年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赵树理写作《锻炼锻炼》以反映合作化过程中农村存在的官僚作风等问题，张平是以明确的社会责任感来支撑《抉择》的创作。在此状态下，作家身份和知识分子身份是纠缠不清的。

如果说，作家的本职是艺术创作，那么知识分子则是以思想和传播思想干预社会发展的群体。根据法国史学家勒戈夫的研究，最初的知识分子是教士，其后，作家、学者陆续进入知识分子阵营。知识分子是包含作家在内的一个群体。萨特与张平都没有仅仅把作家当作是单纯的艺术创作者，他们都主动地选择了身份的拓展，站在知识分子的角度上扩充对文学的理解。所以他们都不会避讳让自己的作品密切地介入当下的政治社会生活。或者说，他们都不满足于只把自己的作品当作仅能提供美感的艺术品。正如张平所说，“你只想把作品留给下个世纪，这个世纪的人又怎么会都来看你的作品？”这也应该是现实主义的应有之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