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文每不忘社会

周耀 舒可瑜

摘要：茅盾散文风格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正如郁达夫所言：“茅盾是早就从事写作的人，唯其阅世深了，所以行文每不忘社会。”茅盾的抒情散文创作既高瞻远瞩，激荡着时代的风云，追随着时代的脚步，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又具有独特的创作个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冬天》《白杨礼赞》是其最有代表性的篇章。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与文学“为人生”主张最有力的践行者，茅盾的文学活动，无论是文学批评、小说，还是散文，“未尝为要创作而创作—一换言之，未尝敢忘记了文学的社会意义”（茅盾《我的回顾》）。仅就散文而言，他最为人称道的作品无不体现这一特点。本文将主要以《白杨礼赞》《冬天》为例，对此予以分析。

关键词：茅盾 《白杨礼赞》 《冬天》 散文风格

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与文学“为人生”主张最有力的践行者，茅盾的文学活动，无论是文学批评、小说，还是散文，“未尝为要创作而创作——换言之，未尝敢忘记了文学的社会意义”（茅盾《我的回顾》）。仅就散文而言，他最为人称道的作品无不体现这一特点。本文将主要以《白杨礼赞》《冬天》为例，对此予以分析。

《冬天》最初刊载于1934年1月15日《申报月刊》。此时，正是“风生白下千林暗，雾塞苍天百卉殚”（鲁迅《赠画师》）的“冬天”。异常严峻的政治形势，苛刻的文化高压政策和只准谈风月的文字检查制度，使进步作家们难以对时事直抒观感、畅言胸臆。但正如鲁迅所说：“想从一个题目限制了作家，其实是不能够的”（《准风月谈·前记》）。作家们明谈风花雪月，暗寓时事风云，以特殊的文体、特殊的手法，反映着这个特殊的时代。

那么《冬天》是怎样体现这个时代特征，体现作者此时的思想感受的呢？文章开始三段，是围绕冬天这个话题的拉杂闲扯，是合于任何检查制度的准风月谈。但就在这拉杂闲扯中，作者悄悄地切入正题：“我就觉得冬天的味好像特别耐咀嚼。”接下来，作者写了三个不同时期关于冬天的三种不同感受。儿时，虽然是笨拙的（为了御寒），但却是自由的。“放野火”使作者感到无比快乐，在没有任何羁绊、顾虑的嬉戏中，感到了与冬搏斗的乐趣。青年时期，感到“冬天”是不干涉人的。尽管门外是严寒，躺在暖烘烘的被窝里，“让思想像野马一般飞跑，爱到哪里就到哪里……也感到一种愉快”。最近，却对冬天有了恶感。因为“近年来的冬天似乎一年比一年冷”不仅“我”得多加衣服，而且要把门窗关紧，况且，“冬天”还摧残了许多嫩芽，在地面造成了恐怖。但随着多次与冬天交手，也认识了“冬”的本质：“冬天的寒冷愈甚，就是冬天的运命快要告终。”

表面看去，这的确写的是对冬天的感受，是风月之谈，但实际上，作者在这里以象征手法塑造了两种不同的形象，寄寓了作者的时代观感。“冬天”的形象是个严酷的统治者的形象。在“我”的幼时、青年时，似乎并未受到威胁，因而暂时隐藏着凶险。然而随着“我”的成长，随着“春”的临近，“冬”感到自己的末日到来了，因此，它不仅摧残嫩芽，寒凝大地，在地面上造成恐怖，而且以严寒加以封锁，实行严酷的威压政策。但是，“春”已在叩门。在作者笔下，“冬天”是残酷凶险的，但也是虚弱的，它表面很强大，但正在走向灭亡。与“冬天”相对的是“我”的形象——个不断成长的战斗者形象。儿时。“我”还没有对“冬”的认识和体验。青年时，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如野马般不切实际地遐想，因此，没有到实际中去，没有触到“冬”，自然“冬”也不干涉“我”，这似乎是与“冬”和睦相处。最近，随着“冬”的威逼，随着自己的成长，面对现实，真正认识了“冬”，对“冬”产生了恶感。这时的“我”，已是个成熟的战斗者，“我”一方面保护自己，抵挡“冬”的风刀霜剑;另一方面，又清醒地认识到“冬”的本质，“冬”的凶残强大，“冬”的虚弱衰颓。“我”以清醒的头脑、昂扬的斗志宣告“‘春已在叩门”，充满了乐观主义的战斗精神。

作者正是以这种象征手法，深刻表现了20世纪30年代的特征，表现了自己的思想感受。因此，象征也就成了本文最主要的艺术特征。作者写的是冬天，但不像朱自清的《冬天》以质朴的风格写出质朴的人情美，而是出于时代的要求、战斗的要求，以冬天象征腐朽的统治者，传达出远比“冬天”丰富得多的内容。与此相关的是“大题小作”（《茅盾散文集·自序》）的手法，即把表现时代风貌这一大题目凝缩在短小的《冬天》里，以“冬天”象征丰富的内容。从这两点看，《冬天》代表了茅盾这时期的散文成就，也体现了“特殊时代……产生特殊的文体”（《茅盾散文集·自序》）的特征。

《白杨礼赞》原载于1941年3月10日的《文艺阵地》。作品托物言志，以树写人，借对白杨的礼赞，热情地歌颂了当时纵横决荡于华北平原的抗日将士，歌颂了朴质、坚强、力求上进的民族精神。它形象鲜明，气势磅礴，是茅盾最著名的散文篇作之一。

作品落笔点题，一开始即把白杨树的形象置于突出位置，给读者以清晰的印象。然后接下来作者并没有直承而下，而是悠然荡开，以先抑后扬、欲擒故纵，把笔锋转向望不到边际的黄土高原，写了它的黄土麦浪，写了它的无边无垠、坦荡如砥。这是黄土高原的雄壮伟大。同时作者也写出了对它的另一种感受：单调、乏味。作者徐徐写出，笔势舒缓平稳，平缓的宛如乘车行进在望不到边的黄土高原。这是否离题太远了？白杨树呢？其实这正是作者的妙笔所在。从全篇着眼，这一段是感情的蓄积、铺垫，它的平缓恰为下文对白杨的礼赞、感情的突发打下基础，同时又构成了上下文极强烈的对照，使白杨树的形象能更鲜明地扑入读者的眼帘，造成异峰突起之势，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因此，当作者猛抬眼看见傲然耸立的白杨树时，“惊奇地叫了一声！”

接着，作者以精当有力的语句，高昂的笔调，对白杨树的外形特征和个性精神做了热情的描绘和礼赞，歌颂这极普通而又极不平凡的树。在外形上，它高大伟岸，挺拔向上，有着笔直的干、笔直的枝。它的桠枝，它的叶子，都一律向上，参天耸立，不折不挠。北方的风雪残酷地压迫它，但它却表现得更为倔强。而且“它的皮，光滑而有银色的晕圈，微微泛出淡青色”，洋溢着强劲的生命力。在个性精神上，它没有婆娑的向人作媚的姿态，也没有屈曲盘旋的虬枝婢骨，“但是它却是伟岸，正直，朴质，严肃，也不缺乏温和，更不用提它的坚强不屈与挺拔，它是树中的伟丈夫！”至此，白杨树这个伟丈夫形象，从外形到精神都傲然挺立在读者面前。在对白杨的描写中，有实写，更有丰富的聯想与想象。这联想与想象的基础正是白杨挺拔的外形与我们特定时代的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可以说时代精神使作者发现了白杨独特的壮美，而白杨的挺拔向上，又恰恰象征了此时期我们的民族精神。因此，当作者把白杨比作伟丈夫时，难以抑制自己激动的心情，笔触自然而然地走远，连用几个反问句，从对白杨的礼赞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发到更远大、更让人激动的现实中去。歌颂了像白杨树一样极普通但又极不平凡的、朴质严肃的，反抗着异族侵略的北方农民，那傲然挺立保卫家园的卫士和那种力求上进的精神意志。

读《白杨礼赞》最强烈的感受，是它恢宏磅礴的气势。这气势充溢于文章的字里行间，使每一个读它的人都激动不已，为白杨树，为北方的农民，为我们的时代精神所震动，也许这正是本文一經产生便传诵不衰的原因。那么这种气势是怎样产生的呢？作者以白杨为中心，以礼赞为血脉，调动多种手法来塑造白杨的伟丈夫形象，歌颂白杨所体现的时代精神。文章落笔点题，“白杨树实在是不不平凡的，我赞扬白杨树！”然后在全文中一再强调、重复，使这种崇敬之情复沓出现，且在用词上一次比一次更强劲、更有力，“那就是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一种树！”“这就是白杨树……绝不是平凡的树！”到这里，感情达到一个高潮，然后一个回落，“白杨不是平凡的树”。但这回落并非感情的枯竭，而是另一个高潮到来之前的蓄积，是两个高潮之间的间歇。最后，再次把感情推向高潮，“我要高声赞美白杨树！”全篇首、中、尾相呼应，一唱三叹，起伏跌宕，使感情的挥洒如汪洋之恣肆，气势恢宏磅礴，不可抑制。这一点表现更为集中的是第七段后半部分，“难道你就只觉得……难道你就想不到……难道你就一点也不联想到……难道你又不更远一点想到……”语气一句比一句强，句子也一句比一句长。这是排比，也是层递，它既有排比的语气连贯，又有层递的步步深入，这种手法使感情的抒发如江海决堤，势不可挡，一浪高过一浪，一浪胜似一浪，层层推进，一泻千里！不仅充分表现了作者难以抑制的激情，更使文章气势豪迈，一贯到底。

文以气为主。宋代苏辙认为“气可以养而致”，养气之法在于“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白杨礼赞》非取材于一地或一时，乃在西北高原走了一趟（即赴新疆，离新疆赴延安，又离延安至重庆）以后在重庆写的”（茅盾致柳尚彭信）。毫无疑问，正是激荡在祖国大地的民族正气与抗敌御侮的时代精神，凝结于作者心中和作者笔下，使白杨树傲然挺立，使《白杨礼赞》充溢着不可遏制的磅礴之气。

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说：“茅盾是早就从事写作的人，唯其阅世深了，所以行文每不忘社会。他的观察的周到，分析的清楚，是现代散文中最有实用的一种写法……试把他前期所作的小品，和最近所作的切实的记载一比，就可以晓得他如何的在利用他之所长而遗弃他之所短。中国若要社会进步，若要使文章和现实生活发生关系，则像茅盾那样的散文作家，多一个好一个，否则清谈误国，辞章极盛，国势未免要趋于衰颓。”郁达夫在这里的分析，无疑是对茅盾散文最准确的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