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汪曾祺小说中死亡书写比较研究

尚晓晖

摘要：沈从文与汪曾祺小说中都存在大量关于死亡的书写，其中独具特色的表现形态折射出作家对生命不同的思考，这与不同的地域环境和独特的生命体验、生命观等因素直接相关。对死亡书写的重视和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两位作家对死亡意象的独特理解以及他们寄寓其中的人文精神。

关键词：沈从文 汪曾祺 死亡书写 生命观

沈从文与汪曾祺是具有师承关系的两位作家，他们关系密切，写作风格相近，以平和冲淡的行文风格在文坛独树一帜。透过表面的平和，向更深处开掘，可以发现二人的作品都蕴含着一定的悲剧意蕴，其产生原因之一就直接来自小说中的死亡书写。虽然沈从文与汪曾祺小说中的死亡书写和悲剧意蕴已有部分研究，但以死亡书写这一角度对二人进行比较分析的視角并未被涉及，沈从文与汪曾祺小说中大量死亡书写缘何而来又有何意义以及二人在表达上有何异同尚不得而知。通过一定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两位作家对死亡意象的独特理解以及他们寄寓其中的人文精神。

一、沈从文与汪曾祺死亡书写表现形态之异同

死亡是一种人世间的朴素悲哀。现代“死亡哲学”将死亡视为一种极其重要的存在形式，认为正视死亡并在死亡意识下进行自我观照是人类进入文明的表现之一。“人们在死亡面前创造了艺术，而艺术又使人们坦然面对死亡，把最深刻的恐惧转化为一种最疯狂的欢愉。从这个角度可以说，艺术就是一种人类与死亡的对话与交流，由此人类不断克服自我与大自然、神灵、死亡世界之间的陌生感。”求生避死是人的本能，以往的许多作家或读者常常抵触死亡的出现。“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感伤情调流行，黑暗现实的压迫使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感到苦闷与彷徨，描写死亡和种种感伤情绪成为他们在精神苦难中苦苦挣扎的生动写照。与此同时，西方现代死亡哲学经由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吸取借鉴，已成为具有本土化的特征“五四”文学传统的一部分，这时候的死亡书写，已经或多或少地更换了传统的表现形式。

在传统文学中，死亡常与恐惧、血腥、悲剧等词语联系在一起。但是在以反思和表现人性为主的京派作家笔下，死亡具有不同于传统观念意义的独特形态。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小说皆以冲淡平和、淳朴自然的风格取胜，其作品对于死亡的描写是这种风格的延续——即淡化其中的恐惧，表现出一种平和和冷静。对此，沈从文还曾讲道契诃夫对他的影响：“契诃夫等叙事方法，不加个人议论，而对人民被压迫者同情，给读者印象鲜明。”⑦与此同时，很多人将沈从文和汪曾祺进行了比较研究，看到他们其实在创作上同中存异。实际上，二人作品中对于死亡的书写部分亦是如此——风格相似却各有特点。沈从文与汪曾祺作为京派的代表人物，受到西方与现代作家的多元思想的沾溉，其作品中随处可见形态各异的死亡书写。

首先，从整体上来看，二人对于死亡的书写确乎风格相近。无论是沈从文《三三》中的白脸少爷平静的死亡，还是汪曾祺《陈小手》中为人接生的陈小手最后轻描淡写的被杀，文中对于人物死亡这件事本身都没有任何多余的解释和渲染，甚至无法让人感受到作者情感的温度。在作者笔下，所有人物均在一片宁静与祥和中默然死去。这种几近零度情感的写作方法，虽不会引起人们的大喜大悲，却依然能给有心的读者以心灵的微颤。我们可以说，这是经历过荆棘坎坷、饱尝了精神苦忧的人，将悲痛和忧虑隐藏在深处，又将内心的隐痛发泄出来时的一种无奈和淡然。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这种写作方式，在客观冷静叙述中既冲淡了传统死亡观念中的恐惧感，也绝非那种浅薄的乐观。

其次，谈及二人作品中的死亡书写，我们可以大体上概括出这样几种形式：意外的死亡、为事业而牺牲、反抗性的自杀，等等。从归纳共同点的角度来看，沈从文和汪曾祺小说中死亡书写常用的表现方法，都可以从上述的三种死亡形式来划分归类。第一是意外的死亡。沈从文的《边城》中天保大老就死于一场意外，“天保大老坐下水船到茨滩出了事，闪不知这个人掉到滩下漩水里就淹坏了”。看似从容平淡的一句话形成了全文的重要转折点，故事的发展方向因此大为不同。天保的意外死亡带来的是翠翠与傩送恋爱机会的丧失，傩送出走，翠翠独自等待，故事基调转向悲凉，这一“死”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同样以意外来描写死亡的还有汪曾祺《名士与狐仙》中的杨渔隐，“一只筷子掉到地上，他低头去捡，一头栽下去就没有起来”。此处死亡描写何其轻而易举，却推动了整个故事的情节发展和情感的升华，意外的死亡同时也带来了对于命运无常的思考。第二是为事业或他人而牺牲，如《大小阮》中的小阮，最后进了监狱并被处死。汪曾祺《黄油烙饼》中的萧胜奶奶为了让孙子吃饱饭，自己却被饿死，这也是一种牺牲。牺牲作为死亡的一种形式，也是作家常用的表现方式，它常被与崇高联系在一起，带有某种壮烈感，会令人产生不可避免的惋惜之情。第三便是自杀形式，如沈从文《月下小景》男女主人公服毒殉情《媚金·豹子·与那羊》里民间英雄豹子与美人媚金约会，却因寻找辟邪的白羊发生误会，先后拔刀自尽;汪曾祺《忧郁症》中裴云锦上吊自杀;等等。可以说，各种死亡书写形态在二人的作品中都有丰富的体现，所有这些表现形态在二者的作品中经常重复出现，这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点。

但应当注意到的是，尽管冷静的态度和白描式的书写方式是二人小说中死亡书写相似的表现形态，但究其具体作品，仍然存在着浓厚的个人色彩、存在着各具特色的描写和渲染。汪曾祺常用侧面烘托的手法来表现人物死亡后其他人的评价和态度。以《陈小手》为例，《陈小手》被打死后，军团长不但破口大骂，还“觉得怪委屈”。悲剧的制造者毫无悔意甚至觉得尚且不得解气，从侧面表现出正是封建思想观念酿成了陈小手更为深沉的悲剧。《可有可无的人——当代野人》中，庹世荣死后妻子反对马上开追悼会，坚持要追认丈夫的党员身份，其实是觊觎党员在分房、子女就业等方面的好处。这些描写更显示出庹世荣这种“可有可无”的人的悲哀。而沈从文的小说，常在人物死亡之前做大量的铺垫，如《月下小景》二人殉情前的思想活动.边城》老船夫死前风雨之夜的环境描写等，为悲剧的发生渲染悲凉的氛围。《边城》中，老船夫死前“夜间果然落了大雨，夹以吓人的雷声。电光从屋脊上掠过时，接着就是訇的一个炸电”。对夹以雷声的大雨、屋后坍倒的白塔的描写，实际上已经为人物的死亡埋下了伏笔。狰狞可怖的自然现象和颓败的建筑物构建起苍凉的环境氛围，正预示着生命的消逝，并同时增强了悲剧气氛。可以说，相对于汪曾祺在事后的侧面表现，沈从文更着意于事前铺垫。这些作者常用的表现手法，显示出二人在进行相对平淡的死亡书写时，力图在其他方面加深小说的悲剧性所做的努力。由此可见，尽管表现形态极为相似，但是两位作家在进行死亡书写时仍有自己的特色和思考。

二、沈从文与汪曾祺死亡书写深层意蕴之异同

据上述分析，沈从文与汪曾祺小说中充满各具特色的死亡书写成分，尽管这些书写大都似不经意的一笔流出，其中却蕴涵着丰厚的文化思想，这一点不容我们忽视。沈从文自己说：“我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都欣赏我的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这段话显示了作家的寂寞感——未被人真正理解的孤独，也无怪汪曾祺曾提出“沈从文的寂寞”的概念：“从某个意义上，可以说寂寞造就了沈从文。寂寞有助于深思，有助于想象。”就连朱光潜也说：“他是一位好社交的热情人，可是在深心里卻是一个孤独者。”正是这份寂寞和孤独，使沈从文拥有了一份在冷静中沉思、在自我抒写中体味痛苦的能力。通过小说中的死亡书写，我们能充分体会到沈从文那“背后隐伏的悲痛”。但他又在《长河（题记）》中说：“横在我们面前的许多事都使人痛苦，可是却不用悲观。社会还正在变化中，骤然而来的风风雨雨，说不定把许多人的高尚理想，卷扫摧残，弄得无踪无迹。然而一个人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工作的虔敬态度，是应当永远存在，且必然能给后来者以极大鼓励的！”因此沈从文虽在作品中多揭示自我的深忧，但就作家本人来讲，其并不是所谓的悲观主义者，而是对前路饱含热忱和希望。总的来看，汪曾祺的创作也表现出一种类似的倾向，但作家自己却说：“我的一部分作品的感情是忧伤，比如《职业>X幽冥钟》;一部分作品则有一种内在的欢乐，比如《受戒》《大淖记事》;一部分作品则由于对命运的无可奈何转化出一种常有苦味的嘲谑，比如《云致秋行状》《异秉》。”作家曾自己总结过美学上的追求：“我不想对世界进行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严峻的拷问，我也不想对世界发出像卡夫卡那样的阴冷的怀疑。我对这个世界的感觉是比较温暖的。就是应该给人们以希望，而不是绝望。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照此说，从两位作家的自序中我们已不难体会到这死亡书写背后感情所具有的细微的差异性，通过具体作品的分析也许能更深刻地把握这一点。

沈从文小说中的死亡书写所表现出的悲剧意蕴充分展示了作家内心的深忧和隐痛《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中，七个野人在原始的生态环境下正直快乐地生活着，遵守着自己的一套规范。但文明政府的“官”一来，所有的宁静和欢乐顷刻间被打破，七个野人最终也身首异处。在旧文明下，人们依托持久构成的约定俗成的品德和风俗生活，完全是凭着本身内涵的良知遵照这些范例，而在文明社会，遵守规范是靠外力、蛮力，即国家的强制力，人人都要遵守一套“法”。然而文明的“法”却杀死了这些美好的人，这到底是文明的进步还是倒退？这是沈从文向社会和向自我的沉重发问。《月下小景》中的男女是自由恋爱的先驱，他们爱彼此却不能与相爱者结合，为了不屈服于女人不能与第一个发生两性关系的人结婚的风习，最后只能双双服毒殉情，凄美而悲哀。在故事里，男女主人公被作者赋予了神性（最高的人性），这种神性最终战胜了习俗，而所赞颂的爱与美都上升到人性的极致。玉石俱焚的结局让我们感受到沈从文对于人性被压抑的痛心和对反人性规则激烈的批判《边城》中天保的意外溺水和老船夫的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翠翠的爱情之路，孤身一人的翠翠却仍然怀有一丝希望，等待着一个不知还是否会回来的人。虽然小说极力地赞扬了人性之美，但这其中的悲剧和遗憾却折射出沈从文对于湘西人民安于命运、不思改变的深沉担忧。这也使整个故事不停留在表面的人性美的表现上，而使得整个作品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沈从文仿佛有两套笔墨，一套编织着古老而美好的乡村童话，一套又揭示着都市的人性丑恶。《八骏图》里八个教授种种道貌岸然下的猥琐思想和满肚子的男盗女娼，仿佛不能让人看到作者对于现代文明的一丝希望，这种都市题材的小说虽没有通过死亡书写的方式来表达情感，但依然能让我们深切地体会到作家内心的痛苦和迷茫。因此我们说，悲剧意蕴常常贯穿于沈从文的创作当中。所以说，虽然作者本身是一个面对黑暗仍怀揣希望的战士，但其小说中通过死亡书写表现出来的悲剧气息依然相当浓厚，并不是被消解得了无痕迹。

汪曾祺小说中同样涉及许多不同的人的死亡，而且常常意有所指。《陈小手》中陈小手掌握高超的接生技巧，然而却在为团长太太顺利接生之后被团长一枪打死。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观念和强烈的专制意识在团长头脑中根深蒂固，直接造成了陈小手的悲剧命运，不能不让人为之感到痛心。而团长最后的大骂和委屈却让人同时感到啼笑皆非。《名士和狐仙》里的杨渔隐冲破封建观念，在妻子死后不顾反对执意娶小莲子为正妻。杨渔隐的死和小莲子的消失、夫妻二人的生离死别含有一定的悲剧成分，但二人的知己之爱让人感到其中的悲痛感被明显消缓，小莲子最后留下的诗也让人引发关于她的种种猜想。整个故事虽然凄美但更让人感受到一丝欣慰，谁能说人与狐仙的知己之爱不是美好的呢？《日规》里主人公蔡德惠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他勤勉认真、踏实肯干、善于苦中作乐，长期的营养不良造成他的身体孱弱，最后他的死亡可谓令人惋惜。但小说结尾“蔡德惠手制的日规上的竹筷的影子每天仍旧在慢慢地移动着”或许能给人们以慰藉，让人感到蔡德惠此人虽死，但他那寸阴必惜的精神仿佛像他亲手所制的日规一样永远存在一般。汪曾祺并非不为美好的毁灭感到悲哀，但他似乎比沈从文多了一份洒脱，他能在作品中进行有效的自我调节，所以读者不会觉得悲剧感特别浓厚。

综上所述，同样是冷静的死亡书写手法，同样蕴含着丰富的悲剧精神，沈从文和汪曾祺想要表达的情感实际上依然存在着细微的不同。沈从文在饱含同情与痛苦的死亡叙写中，常常蕴含着深深的无奈和忧伤，表现出“真的生存意义却结束在死亡里”的彷徨和对于人性（如《边城》中的翠翠）觉醒的呼唤。汪曾祺固然也有着对人生和文化的忧虑感，但在更多作品中表现了一种充满诗意的超越情怀，他要显现给人们的不是悲伤痛苦，而更多的是释怀和淡然。他的作品中时常有其他因素来稍稍缓解其中的悲剧性，甚至在一些作品中更多的是透露出一丝温情，显示出他所追求的和谐。

三、沈从文与汪曾祺小说死亡书写的成因比较

据上述分析，沈从文与汪曾祺小说中死亡书写的表现形态有相似之处，但也仍然存在着十分个性化的表达，同时二人作品中通过死亡传达出的悲剧意味也有层次深浅的不同。沈汪进行死亡书写的缘由是什么，其中的深层意蕴又因何而不同？笔者认为，这种差异应该从地域环境、生命体验和生命观等方面来探源。

先讲沈从文。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一个很独特的作家，他“以典范的形式部分地修改了这个时期的文学地图，并典范地为世界文学贡献了有关乡土中国形象的想象性表达”。沈从文用自己独到的文学感触能力和对故乡的情怀构建出一片特异的“湘西文学世界”，使之成为自己的精神故乡。生于地处偏僻而风景如画、具有浓厚传奇色彩的湘西，作为少数民族和乡下人的沈从文，其小说中萌生的死亡书写意识受到地理环境和生活经历等因素的影响。

首先，从地理环境来看，湘西地处僻壤。如沈从文所说，湘西原是“被历史所遗忘”的角落，由于地理位置等因素，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在中国大部分地域经历过封建社会阶段之后，湘西仍停留在几近原始的社会形态。这种状态下的湘西之改变，既是一个从落后走向进步的过程，也是一个被破坏、被暴力征服的过程。就作家本身来讲，由于复杂的社会和地域关系，沈从文身上流着苗族、汉族、土家族的血液，这使他天生具备一种复杂特殊的气质《从文自传》曾写到沈从文幼年看过几次杀人的场景，使他自幼便耳闻与目睹了苗、汉两种不同文化的碰撞冲突。在他的以湘西为题材的小说（如《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创作中，都或多或少地从道德观与价值观的角度，在更深层次上展示了两种文化的对立、渗透与交织。这种交织复杂而剧烈，甚至伴随着伤痛。于是在这种思想文化的冲突之下，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以死亡书写来表现情感的方式，而这些死亡的表现形态也被作家赋予了特殊的意义。

同时，从乡下到城市的生活经历赋予了沈从文独特的思维方式。沈从文通过《水云》一文指出：“我读过一大堆书，再无什么故事比我情感上的哀乐得失经验更加离奇动人。我读过许多故事，好些故事到末后，都结束到‘死亡和一个‘走字上。”由这段话，联系作者的创作实际，我们可以看到沈从文小说中其实也充满了这种结局，这或许可以从童年和后来的人生经历中追根溯源。关于在乡下的童年生活，沈从文在《从文自传》曾写到自己逃学去亲近大自然的经历，所以不免由此形成一种对于一切既成观念和习例都保持怀疑的精神，这可以看作其后对故乡的某些传统文明忧思竭虑的原因。沈从文热爱故乡湘西，虽然十四岁就走出家乡，但沈从文在《从文自传》仍指出，自己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他的印象里。20世纪30年代的两次回乡经历，却对他产生了一定打击。记忆中的湘西已然今非昔比，而商业化大都市所带来的种种虚伪、自私、冷酷又让他不寒而栗，此时的他既无法在故乡获得安慰，又厌弃都市种种，他的人格“在都市——乡下的双向交流中，在冷酷的现实中一再惨遭否定”。在这种情形下，沈从文未改变初心，而是时时以“乡下人”自居，在他完成“乡下人”身份建构的同时，也显示出了对于记忆中的乡村、民族传统文化的偏爱。从最开始的《虎雏》到后来的《边城》等作品，沈从文以湘西本土作家的视角表现着淳朴美好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展现出都市文化下传统生活方式遭到破坏的悲哀。有人称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永远呈现出一种田园牧歌般的情调，这种观点极易让人产生误读，以至于作者在田园牧歌背后所隐藏的批判精神和悲天悯人的情怀往往被忽略。很明显的是，沈从文从未把农村生活过度理想化，比如《边城》等作品，骨子里透出一种“忧郁”。因此，有人说《边城》“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深忧隐痛”。其实，这是一个乡土作家对于物欲侵蚀下文化与人性消失的深深忧虑，而要表现这些深忧隐痛，死亡书写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种主要的表现形式。

另外，小说中的死亡书写与生命观直接相关，而沈从文的生命观受到东西方文化的影响。一个人的生命观不仅受到个人经历影响，而且必然会受到其他思想潜移默化的浸染。就沈从文来说，他的生命观念受到来自中西方文化的两方面影响。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儒与道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儒道两家思想不仅流传至今，而且给许多作家的创作打上了鲜明的文化烙印。儒家的伦理价值生命观和道家的自然哲学生命观均对沈从文的创作产生过影响，而且作家对两种生命观均存在着既有接受又有排斥的复杂态度。儒家的生命价值观与沈从文标举“生命神性”、建筑“人性”的希腊小庙的愿望相联系。同时沈从文又认为这种生命观念很容易走向僵化和程式化的模式，使人故步自封，不利于人的进一步发展（如《边城》里翠翠的命运）。至于“道”，在沈从文渲染远离喧嚣的乌托邦式乡村世界和追求原始淳樸人性的书写中，无疑体现了道家自在无为的精神和“出世”归隐般的人生态度。沈从文曾说：“‘大块劳我以生，息我以死。玩味蒙庄之言，使人反而增加从容。”因此沈从文所继承的，其实是道家那种“自然、无为”的洒脱出世的态度和追求自由解放的精神，从这个方面来讲，其与庄子似有精神共鸣。西方的生命观对于沈从文的影响我们似乎不能找到直接有效的证据，但根据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我们完全可以进行有效的推测。沈从文晚年提到中外文化对他创作的影响时说：“看得多而杂，就不大可能受什么影响，也可以说受总的影响。”“五四”时期思想解放，西方文化大量传人中国，开放的知识分子自觉接受各种外来文化思潮的影响，西方哲学在中国广泛流传，给20世纪之初的中国文坛各个方面打上了文化印记。西方现代生命哲学经由中国文人的学习借鉴，已成为相当具有本土性的“五四”文学传统的组成部分。沈从文作为“京派”代表，必然也要适应文学发展潮流，接触各个不同的文学团体并进行互相交流。在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西方生命哲学的影子。例如沈从文所建筑的“湘西”和“都市”两个世界，所赞扬和批判的对象都分别达到一种极致，让人联想到柏格森对生命存在形式的两极性划分，而他所追求的那种最自然淳朴的人性和摆脱理性束缚的自在生命存在状态，又似与尼采的“超人”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之，沈从文对于死亡的书写常常体现出自我的矛盾心理，而复杂生命观的形成无疑是沈从文进行死亡书写并在其中寄寓复杂情感的原因和基托。

与沈从文生长于地处偏僻的湘西一隅不同，被称为“最后一个士大夫”的汪曾祺出生于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水乡，水乡的浸润，同样使他的作品蒙上了一层恬淡和闲适。“水”进入汪曾祺的小说，柔软平和、恬静淡泊的水契合于他的审美个性和美学追求。汪曾祺曾说过：“但我并不总是很闲适，有时甚至是愤慨的。”这提醒我们解读时不局限于作品的表面意思，而去理解和探讨作者作品中情感的多样性，而且这种愤慨经常能通过死亡书写找到痕迹。但同时他又说道：“我并不想引导人们向后看，去怀旧。我的小说中的感伤情绪并不浓厚。”这让我们更加慎重地去了解其作品，即不忽视其中感伤和死亡的书写，也不过分解读其中的悲哀。由此可知，汪曾祺小说中的死亡书写也是显而易见的，那么造成这种书写方式的原因又有哪些？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其崎岖荆棘的人生经历。汪曾祺一生风雨飘摇，命途多舛。少年时代他独自到昆明求学，开始饱尝生活艰辛，在西南联大学习的时候虽然受到名师的指点，却无法摆脱物质上的匮乏和内心的孤寂。历经兵荒马乱和找工作的挫折之后，他遍识世态炎凉，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使他曾一度想过自杀。这段经历与沈从文有相似之处，且都为二人后来的创作奠定了基础。20世纪50年代，他被指为右派，下放劳动。在1966-1976年期间，他目睹了许多作家因各种原因致死，这对他的心灵无疑又是重大的打击，同时使他愤慨。这些情感体现在一些小说（如《天鹅之死》《八月骄阳》）中。后来，他又由于写过样板戏而深陷政治旋涡，直到1979年才真正获得了自由。可以说，这一系列痛苦的经历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汪曾祺气质中隐含着的悲凉感。

令人惊讶的是，经历过如此坎坷与荆棘的人却将满腔悲痛化为一份冲淡与平和。汪曾祺的小说中尽管有各种死亡的书写，但却从未出现过声嘶力竭的呐喊，这一点与沈从文有相同之处。一个人经历了生命的沉浮跌宕，不可能不对现实有不满，这内蕴成了汪曾祺小说中的沉郁和悲凉，但这种情感向来不会是直接的宣泄，而是以一种人情练达、洞察是非的眼光来审视一切，最后平缓流出，不着痕迹，这得益于汪曾祺所受到的儒道思想浸染。汪曾祺所受儒道思想和生命观的影响相比沈从文侧重点和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儒家的“仁爱”和“哀而不伤”是汪曾祺的创作理念之一，使他以“爱人”的眼光审视一切，这与沈从文受儒家生命观影响、标举神性的审美姿态有相似之处。但显然，汪曾祺所受的主要是正面的引导，对于儒家精神局限性的一面，并不及沈从文思考得多。道家的“无为”给予汪曾祺精神的支撑，使他情感节制而不张扬。温和平淡构成了“汪曾祺式死亡”，渗透到作品中，便形成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意蕴，这从《名士与狐仙》等小说中可以看出。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尽管这种感情相当内敛，仍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其中那淡淡的哀伤。可以说，汪曾祺是更想在温情中透露出悲天悯人的情怀，而这也是他大量借助死亡书写的一个原因。

总的来说，沈从文汪曾祺二人通过死亡书写传达出的情感同中存异，其实受到的是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沈从文所处的是一个迷茫的时代，是现代知识分子对于文明不知何处去的彷徨期，虽然每个人或许都含有一定的乐观精神，但经历了各种文学思潮的退潮，目睹了沧桑变化，难免具有一种忧郁的气质。汪曾祺所处的毕竟还是新的历史时代，虽有过坎坷，事实上大趋势却一直向前发展，或许这也是汪曾祺后期创作中越来越不想引导读者怀旧的原因之一。身处都市的沈从文在记忆中回味故乡的净土，面对都市的种种丑陋只能怀念故乡，却摆脱不了为之担忧的隐痛，虽然儒道思想使他具有一定的超越和淡然的情怀，他却始终着眼于文化的破坏和反思，忧郁气质更加浓厚。而汪曾祺受到儒道等思想的更多闲适与释然层面的积极感化，更能将其转化成一种超脱，乐观气质也较为明显。

四、结语

作家的个性气质是一方水土浸润的产物，生活经历能带给他们更多的财富，就如《从文自传》中所说，人们应当去阅读“人生的大书”。美丽的湘西孕育了沈从文，成长的经历教会了他生活，使他对这片土地既爱得深沉又忧得急切。他以清新的笔墨编织着记忆中的美好，也在美好背后埋藏着寂寞、揭露着罪恶。他自带一种忧郁的气质，却绝不是悲观绝望者，尽管其作品中往往通过揭露和批判来暗示自己的沉重担忧和怀疑，而且这种忧虑可能比汪曾祺要来得深。汪曾祺作为沈从文的学生，曾受到沈从文创作的影响。他也以温和的笔调展示着一方人民的生死悲欢，但同时以士大夫般的灑脱看尽人生百态，化悲凉为温情与和谐，展现出一种诗性的超越。正如他在《旅食集》题记中所说：“活着多好呀。我写这些文章的目的也就是使人觉得：活着多好呀！”因此，尽管写作风格相似，由于受到不同地域环境、生命体验的影响，沈从文与汪曾祺仍然能将个性融注笔端，显示出独特的创作情态、传达出对于人生的不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