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游子的身份认同迷茫

刘飞

摘要：身份认同是人类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共同意识。长期遭受殖民统治的香港，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与母国产生了差异，这种差异使得本应明晰的身份认同变得模糊。本文通过对于金庸武侠小说中“父亲失踪”现象进行分析，指出当时香港人身份认同的迷茫在武侠小说中的体现，并寻找金庸武侠小说中身份认同的立场和对今人的启迪。

关键词：武侠文学 金庸小说 身份认同

身份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一种带有归属感的自我标识。对于一个人来说，最初的身份认同恐怕是母亲的怀抱，当幼时的我们骄傲地说，“我是xx的儿子＼女儿”这种行为就是我们对自己身份的一种基本认同。这种身份认同伴随着我们成长逐渐演变为对亲人的思念和家园的乡愁。西方《旧约·诗篇》中有“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这样的诗句，表现了奴役生活中对故土的无限眷恋和对原有身份的深切怀念。我国的《诗经》中也不乏对于故乡、家人的动人记忆。这些现象告诉我们，“身份认同”是人类共同的意识和思维习惯。对于家人、故乡、国家的依恋，也可视为我们寻求“身份认同”、渴望“身份认同”、进行“身份认同”的一种表现。

香港在1997年回归之前近一个半世纪的时光中，长期遭受英国殖民统治。历经战争动荡、政治分离、经济发展，在文化上呈现出东西方文化长期共存、相互渗透，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共处一堂、互相融合的局面。漫长殖民岁月中的香港人曾对身份认同产生特殊的认识和情感：一方面，血浓于水的感情让他们认同自己中国人的身份;另一方面，长期殖民统治带来的政治经济分离又在潜移默化地模糊着当时香港人的身份认同。社会问题常常在同期的文学作品中表现。于是在金庸武侠小说中，我们看到了很多身世混乱的英雄，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当时香港人身份认同的迷茫。

一、乔峰：身份认同的迷茫

身份是我们作为社会个体的基本标识，而这个标识的第一提供人是父母。结合金庸武侠小说的时代背景指的是父亲，因为父亲决定我们的基本身份标识——姓氏。金庸笔下的侠客却常因为父亲的失位而造成身世的不确定。这种不确定为侠客带来特殊经历的同时也带来身份认同的烦恼。这种烦恼可被视为当时港人身份认同问题在文学中的体现。

《天龙八部》中的乔峰就是父亲失踪造成身份认同迷茫的人物。乔峰身怀卓绝武功，具有崇高威望。他果断而又稳重，宽厚却有原则，豪迈而不失細心，刚毅又内蕴深沉。但如此英雄豪杰，却因生于契丹，长于中土的复杂身份，身不由己地卷入民族矛盾的旋涡，并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走向。杏子林事件中，他的身世之谜被揭发：他从丐帮帮主、青年俊杰沦为契丹内奸。政治身份从稳定转向混乱，让乔峰顿觉无所适从。本应大展宏图的英雄之路，也因身份的问题改变了轨迹。伴随着身份认同的困惑，乔峰踏上了寻父之旅：

倘若我真是契丹人，过去十余年中，我杀了不少契丹人，破败了不少契丹的图谋，岂不是大大的不忠？如果我父母确是在雁门关外为汉人害死，我反拜杀害父母的仇人为师，三十年来认别人为父为母，岂不是大大的不孝？……倘若三槐公不是我的父亲，那么我自也不是乔峰了？我姓什么？我亲生父亲给我起了什么名字？嘿嘿，我不但不忠不孝，抑且无名无姓。

追问姓名、查探身世，乔峰短暂的后半生就是在这种目的下展开。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乔峰的身份认同困惑主要是因为父亲（生父）在其成长道路上的失踪，导致身份认同的迷茫。金庸在这段心理描写中巧妙地通过了“父亲”——这个政治身份认同中具有奠基意义的意象表现乔峰身世的混乱和迷茫。乔峰和萧峰仅有一字之差，却包含了两种互相对立的政治身份。不同的政治身份拥有不同的政治立场，而不同的立场又给“忠”“孝”这两种中国传统社会极为重视的两种行为赋予了不同的行动起点。可以说，在金庸看来“父亲”代表着一种政治身份的标识和延续。乔峰或是萧峰，这都不是主人公可以自行决定的，他由父亲是谁来决定。金庸巧妙地将乔三槐和萧远山两位父亲同时置于“失踪”的状态，谁是主人公真正的生父成为乔峰最大的困扰。而乔峰寻找“生父”的过程就是进行身份认同的过程。

乔峰的痛苦在于两种对立政治身份的纠缠。他从小受乔三槐养育之恩、玄苦大师授艺之德、汪剑通提携之惠。这些“汉族”人对他的影响为他的政治身份奠定了难以撼动的基础，建立了强大的汉族政治身份认同，这种政治身份让他难舍难离：“他自来痛心疾首的憎恨契丹人，知道他们暴虐卑鄙，不守信义，知道他们惯杀汉人，无恶不作，这时候却要他不得不自认是禽兽一般的契丹人，心中实是苦恼之极。”而他搜集的证据却铁证如山容不得他辩驳，生父为乔峰提供的身份认同基础是埋藏在血液里的。雁门关事件，是乔峰身份认同的转折点，金庸对整个身份认同转变的过程做了精彩细致的描写。从生理反应：“乔峰心下悚然，蓦地里似觉和这契丹老汉心灵相通，这几下垂死时的狼嗥之声，自己也曾叫过。那是在聚贤庄上，他身上接连中刀中枪，又见单正挺刀刺来，自知将死，心中悲愤莫可抑制，忍不住纵声便如野兽般的狂叫。”身体记号：“乔峰撕开自己胸前衣衫，露出长毛茸茸的胸膛来。阿朱一看，见他胸口刺着花纹，乃是青郁郁的一个狼头，张口露牙，状貌凶恶，再看那契丹老汉时，见他胸口也是刺着一个狼头，形状神姿，和乔峰胸口的狼头一模一样。”两个方面证实乔峰契丹人的身份。当现实压垮乔峰心中汉族身份认同最后一棵稻草的时候，他的反应是痛苦的：“乔峰身子一缩，说道：‘我是猪狗也不如的契丹胡虏。”

在乔峰政治身份转换的过程中，金庸表达了从父母基因中继承而来的生活习性和身份认同终究无法改变的事实。乔（萧）峰的悲剧是父亲长期失踪造成身份的迷茫，并将后果最终转嫁到儿子身上导致的。乔（萧）峰肩负的不仅是汉人或是契丹人的政治身份压力，还包含着对大宋丐帮和辽国政权、对乔三槐和萧远山忠孝无法两全的尴尬处境。金庸通过乔峰的形象反映了政治身份认同具有固定性和传承性的现实，就像我们无法决定自己父亲是谁一样，政治身份也无法为自身单独决定。乔（萧）峰的困惑来源于长期的“汉族人”身份认同与自己真实身世的激烈冲突。这种“有名无姓”的尴尬处境可以视为当时香港人对“祖国”这个共同政治身份认同陷于迷茫的现实写照：身上流淌着中国人的血液却经历着不同文化殖民者的长期统治。特殊历史现实造成与祖国政治意识形态的隔离，许多香港本土成长的年轻人对于城市的归属感逐渐加强，对于祖国的感情趋于模糊。这种现实加剧了那个年代香港人对自己身份归属的迷茫;我来自何方？该何去何从？正如金庸笔下的乔（萧）峰一次次的查问：我究竟是契丹人还是汉人？

二、石破天：身份认同迷茫的加剧

金庸笔下同样表达着身份迷茫的英雄还有《侠客行》中的石破天。从小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石破天个人身世扑朔迷离。连自己的姓名都不确定，只知道自己母亲称呼自己为“狗杂种”。经历一系列奇遇和磨难之后，天真烂漫，善良淳朴的他最终领悟了上乘武学，成为武林高手。通观小说，石破天踏入江湖的最初目的仅仅是为了回到母亲的身边。这种“寻找父母”的情节正是父母失位的表现。我们可以观察到，伴随着父母的失位，石破天的身份变得模糊，无名无姓的问题不断涌现。小说中，石破天的身份是一个不断被他人定义和塑造的过程。梅芳姑因爱生妒称其为“狗杂种”，谢烟客冷漠乖戾延续这个称呼，长乐帮为图苟存称呼他“石破天”，丁珰、白万剑等人因为长相的原因称呼他“石中玉”，而阿绣、史小翠等则根据自己与他的交集叫他“大粽子”“史亿刀”等，众多名字中没有一个是真正意义上自己的名字。石破天的困境在于，各种各样的称呼都指向自己，但自己却不知道正确的姓名：“石破天道：‘是！是！我妈叫我狗杂种。长乐帮中的人，却说我是他们的帮主石破天，其实我不是的。只不过……只不过我不知道自己真的姓甚么，叫甚么名字。”这种不知道自己姓名的现象造成了石破天的身世迷茫，串联了小说的情节。一直到故事的最后，这个迷依旧没有被解开。小说结尾梅芳姑的自尽，让这个谜团陷入无法解决的绝境：

石破天自是更加一片迷茫：“我爹爹是谁？我妈妈是谁？我自己又是谁？”

梅芳姑既然自尽，这许许多多疑问，那是谁也无法回答了。

尽管金庸在《侠客行》后记中强调小说“主要是石清夫妇爱怜儿子的感情”，“各种牵强附会的注释，往往会损害原作者的本意，反而造成严重障碍”。但是优秀的作品往往在不经意间与社会现实产生勾连，表现着社会现象。“石破天”的形象表现出彼时香港所承受的身份认同的混乱和迷茫。借石破天的身世之谜，金庸巧妙地问出了当年香港人的心理疑惑：“我是谁？”经济高度繁荣的香港社会如同一个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但是这个武林高手却无法像常人一样，对自己的身世，师承，门派有个确切的交代。小说中，石破天的身世最终成谜是点睛之笔，令读者回味悠长。现实中，政治身份认同的迷茫则是社会现象。作者表现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社会稳定发展背后潜藏的危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西方文化的涌入，现代文明的精神、思想给原有传统中国文化带来了巨大冲击。人们无法割舍心中的传统，却又被现代文明深刻影响着生活，并由此产生了身份认同的矛盾和迷茫。

法国学者阿尔弗雷德·格羅塞曾引用伊曼纽尔·列维纳斯“个体身份不是任由外界标记来界定的”的观点后，接着说道：“……然而（由外界来）指定的身份认同绝不在少数。”石破天的江湖奇遇是一个让他身份认同从懵懂走向混乱的过程，“石破天”这个身份其实是被别人塑造出来的，而在塑造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石破天对于找到真实名字已经失去了兴趣，从开始一直强调他只是“狗杂种”到最后他已然失去了类似乔峰那种对于真实姓名的热切渴望：“石破天一生之中从未有过真正的姓名，叫他狗杂种也好、石破天也好、大粽子也好，都不怎么放在心上。”这看似随意一笔，表现了当时部分香港人身份认同迷茫的现象。但是尽管母亲的形象在身份不断被塑造中趋于混乱，父母的失位让石破天失去了确立身份认同并获得身份认同教育的机会。可我们依然可以发现石破天的内心深处有着自己的坚持。在土地庙求佛情节中，石破天感动于石清闵柔的父母慈爱、舐犊之情而称呼他们为“爹妈”，可他内心仍然割舍不掉那个养大自己母亲：“石破天想起在荒山中和自己共处十多年的那个妈妈，虽然待自己不好，但母子俩相依为命了这许多年，总是割舍不下。”这种纠结的心理说明在石破天的心中，无论是谁都无法切断这种生来就具有的母子联系。金庸对“生母”的重视，可以反映出他部分政治身份认同态度，即尽管与祖国有着距离和阻碍却依旧坚持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从乔峰到石破天，金庸表现的是小说主人公的身份认同迷茫，同时透露出当时香港社会政治身份认同迷茫的加剧。这种身世混乱，无法明确“我是谁”“我来自于何方”的问题在香港作家西西等人笔下也有所表现。

三、韦小宝：身份认同动力的削弱

金庸将父亲这个意象置于失踪的地位不仅表现身份认同的迷茫，还通过“寻父”的迫切程度反映了对于身份认同态度的变化。这种变化在金庸封笔之作《鹿鼎记》中对“韦小宝”这个形象的塑造可以窥得一二。

“父亲”在韦小宝的人生旅程中是一个“无名者”，是记忆中的空白。小说中在韦小宝出场时，这样介绍他的身份：“这小孩生于妓院之中，母亲叫做韦春花，父亲是谁，连他母亲也不知道，人人一向都叫他小宝，也从来无人问他姓氏。”金庸塑造韦小宝身份的时候强调的是他只知其母，不闻其父的特征。在中国文化中，我们一般认为母亲为我们提供生命，而父亲则为我们提供基本身份（姓氏）。出身妓院的韦春花根本无法为韦小宝寻找到自己的父亲。这表明失踪的父亲让韦小宝的身份认同充满了疑惑，但这份疑惑是一个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可以说，作者一开始就将韦小宝置于父子身份被剥离的境地，是被抛弃的孩子。在《鹿鼎记》的结尾，韦小宝与母亲的对话，让人莞尔之余引人深思：

韦小宝将母亲拉入房中，问道：“妈，我的老子到底是谁？”韦春芳瞪眼道：“我怎知道？”韦小宝皱眉道：“你肚子里有我之前，接过什么客人？”韦春芳道：“那时你娘标致得很，每天有好几个客人，我怎记得这许多？”

韦小宝道：“这些客人都是汉人罢？”韦春芳道：“汉人自然有，满洲官儿也有，还有蒙古的武官呢。”

韦小宝道：“外国鬼子没有罢？”韦春芳怒道：“你当你娘是烂婊子吗？连外国鬼子也接？辣块妈妈，罗刹鬼、红毛鬼到丽春院来，老娘用大扫帚拍了出去。”韦小宝这才放心，道：“那很好！”

这段对话是韦小宝全文屈指可数的寻父行动，也是寻找自己身份来源、证明“我是谁”的行动。功成名就的韦小宝，最在意的是自己老子是谁？这表明以“父亲”为标识的身份认同依旧占有重要地位，我们可以将他视为寻求身份认同普遍性的一种描写：即使低贱如韦小宝，一个出身于风月场所，浪迹江湖，善于权谋诡诈，巧取豪夺的混混，也同样有着身份认同的需求。而根据韦小宝身份认同的具体内容我们可以看出金庸本人对于具体政治身份认同的进步——从简单的汉民族身份认同转向中华民族身份的认同。韦小宝与韦春花的态度表明“汉夷不两立”的思想仍然存在着，但是汉和夷背后所代表的力量与之前小说相比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汉”从汉民族扩展成了中华民族，而“夷”则指向了外国侵略者。这当然是一种国家观、民族观的进步。它鲜明地体现了金庸个人政治身份认同立场，那就是尽管饱受殖民统治，深受异域文化影响，享受着经济高度繁荣的优越，但“我”的身份仍然是一个中国人，“我”的骨子里仍然是流淌着中国人的血。这一点不仅可以在金庸武侠小说中得到证明，并且可以通过金庸部分评论文章以及后来他在香港回归前后的拥护中央政府的实际行动中得到证实。

但我们同样应该注意到，韦小宝是在功成名就，榮归故里的闲暇之余，他才想到要寻找自己的父亲。这种行为和《天龙八部》中萧峰贯穿小说的“寻父”行为已经有了根本区别。它反映了对于主人公而言，寻找父亲和自己的出身已经不再是迫切和重要的事情。从乔峰跋山涉水历经万难最终用生命弥合政治身份冲突的表现到韦小宝轻描淡写的一句“那很好”，表达出金庸对于身份认同态度的转变——从渴望转向平和。这种寻父动力的丧失所体现出的是寻找政治身份认同的艰难与无奈。寻父行动态度的变化，似乎暗示着子一代解决父亲失踪造成的身份认同危机的无力，并表达着这种危机将被永远搁置的可能。观察韦小宝寻父行动中的证据：将严肃的身份认同从一个人尽可夫、鲜廉寡耻的妓女口中以“不接待外国鬼子”的方式表达出来本身就具有讽刺性。这种戏谑的方式与《射雕英雄传》中李萍以死明志来教育郭靖的情节相比有着云泥之别，这种差别似乎告诉我们身份认同迫切性和严肃性的下降。

通观乔峰、石破天、韦小宝这三个形象，他们都具有父亲失踪的共同特点，并以此表现出政治身份认同的迷茫。如果我们将这种“父亲失踪”的定义扩展到父亲在主人公成长道路上的缺席，我们惊异地发现，这种情况几乎涵盖了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所有主人公。这种失踪都让主人公的身世或多或少都有着混杂的成分。父亲失踪最终造成了儿子身份的暧昧不明，进而导致寻找政治身份认同的艰辛：乔峰终其一生寻找自己的政治身份，最终却在政治身份的纠葛中走向毁灭;石破天在江湖奇遇中成为绝世高手，却依旧无法解决身世问题的谜团;韦小宝干脆放弃了对于父亲的追问，将政治身份认同问题停留在了“不是外国人”的底线。这种表现我们理应视作政治身份认同因殖民统治产生割裂之后所带来的迷茫。

阿尔弗雷德·格罗塞在论著中有这样的观点：“疆域、边界的界定往往能够产生身份认同。获得共同治理、接受共同教育、参与或应对相同的权利中心，单单这一事实便超越了共同归属的表象，产生并强化着一种共同身份的情感。”香港长期处于殖民统治之下，与祖国大陆政治意识形态的长期隔离、经济情况的巨大差异都让身份认同的迷茫放大。金庸不断强调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与在现实生活中身份认同的困境，互为对立的同时又互为表里共同构成了金庸复杂的身份认同观。单就政治身份而言，一方面他坚定的认同“中国人”的政治身份，在笔下不断地更新和完善这种政治身份认同（从汉民族认同到中华民族认同）;而在另一方面，金庸又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政治身份在逐渐淡化和消亡。金庸在《神雕侠侣》后记中曾经有过这样的感慨：“郭靖说：‘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句话在今日仍有重大的积极意义。但我深信将来国家的界限一定会消灭，那时候‘爱国“抗敌等等观念就没有多大意义了。”但在之后，金庸同时强调人类的普遍感情与品德终将为世人所铭记。身处局中的金庸也许无法全面表达出自身身份认同的观点。然而，拂去历史的浮尘，透过金庸武侠小说中身世混乱的英雄，金庸给我们的启迪在于：身份认同的传承不单依靠国籍、地域等政治因素来决定，文化的纽带就如基因一般同样是我们身份认同的重要构成。金庸小说畅销海内外，成为当代重要的文化现象，其根源在于：传统中华文化是他建构武侠世界的根基。他文字所体现的武侠文化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严家炎曾对此这样评价：“金庸的武侠小说包含着迷人的文化气息、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的民族精神”，“金庸作品既是作者以近代精英文化改造武侠小说的结果，同时又是作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熏陶的产物”。金庸笔下父亲失踪的现象不仅是海外游子对身份认同的迷茫，同时也是远离故土的乡愁体验。王德威认为：“海外华语文学的出现，与其说是宗主国强大势力的介入，不如说是当地居民有意无意地赓续了华族形式。”尽管金庸有着同时代香港人身份认同的迷茫和困惑，但他展现出来的文化立场依然是坚持中国传统文化，小说依旧得到全世界华人读者的喜爱，其炎黄子孙的身份依旧可以得到印证。

时过境迁，香港作为殖民地所具有的特殊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已成历史烟云。小说中体现出来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迷茫与无奈伴随着香港回归和稳定发展早已烟消云散。但身份认同的危机却并未走远，而是以一种新的形式来到我们面前。伴随着全球化的高速发展，各国间文化交流不断加强，一体化的趋势让国家之间的联系趋于紧密。文化有了逐渐融合的趋势，民族、政治等方式所定义的传统国家边界趋于模糊，由此带来了新的身份认同困境。文化融合、文明消亡的观点尘嚣日上，身份认同危机如同巨大阴霾笼罩着时下的我们。有感于此，金庸武侠小说给我们的启示或将是：身份认同问题是一个深刻而又复杂的问题。面对全球化的潮流，我们当然会产生迷茫、困惑，甚至是动摇。但是唯有坚定自己的身份认同，坚守中国传统的思想和民族精神，扎根从中国文化中汲取营养和资源，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才能让我们产生真正有质量的文化结晶，进而向世界发出真正的中国文化的声音，让中华民族文化真正复兴。而金庸武侠小说也正因这点，才会历经沧桑而仍为读者所钟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