眷恋、逃离、忏悔

段杰茹

摘要：作为一个执着于河南乡土叙事的作家，李佩甫的小说一直以鲜明的现实风格而存在，但是面对当下复杂多变的现实乡土，李佩甫对乡土也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感情：有眷恋也有批判，有逃离也有救赎，有忏悔也有无奈，从他小说中的复杂感情入手，分析出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即作家理智与情感的内在冲突，并结合当下乡土作家创作的普遍问题，探讨乡土作家的特色与困境。

关键词：乡土 理性 情感 困境

对于作家李佩甫而言，三十多年来他的文学创作一直植根于河南本土，并对他生存的大地——豫中平原做着深情的描述。在他的描述下豫中平原是带着浓郁的地方色彩和中原文化色彩：这块土地上的风是染人的，但风只有结果，没有形态;这块土地上生长的树是没有栋梁之材的，并且离开土地后就变形。而豫中平原对李佩甫来说，不仅仅是文学创作的生命力与源泉，更是心中的家园，是他的生存之根，面对豫中平原这块大地李佩甫曾说：“多年以来，我一直在研究平原。在文学创作上，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平原，就有了一种‘家的感覺。当然，这已经不是具象的‘平原，这是心中的。可以说，我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我的‘亲人，当我写他们的时候，我是有疼感的。因为，实实在在地说，我就是他们中的一个。”在这样的创作思想的影响下，李佩甫的小说都有一种让人心隐隐作痛的结局，不管是早期的《黑蜻蜓》中刻画的二姐这样一个普通农村妇女，还是到《生命册》中描绘的“我”、老姑父、梁五方等，作品中的这些人物都是残缺与苦难的生命存在，深究其原因就是李佩甫所说的：“我爱这片土地，爱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有时候，写它的时候，真有一种‘指甲里想开花的感觉”正是在这深沉的爱恋中，李佩甫对他笔下的豫中平原有着刻骨的熟悉，熟悉这里的自然景观与乡土人情，熟悉这里的历史变迁与人文习俗。于是面对三十年来乡村的巨变，李佩甫以敏锐的觉察力洞悉着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一个又一个的变化，从早期《红蚂蚱绿蚂蚱》为乡村谱写了温情的赞歌，再到《城的灯》中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乡村“叛逃者”，最后到《生命册》记叙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内省与忏悔。

李佩甫早期的作品深情地为田园的乡村谱写了一个又一个的赞歌，《邨魂》中描述了一幅幅乡村生活图景，在这鲜明的生活图景中展现的却是乡村中质朴而纯真的人情美与人性美，其中有善良知理而泼辣的二奶奶，也有教书先生与农村妻子相濡以沫的温情，更有麻五这样做活“把式”的农民，而作品以邨魂为命名更是充满了象征意味，纯真而质朴的人性，坚忍与朴素的人格，温暖而美好的人情是乡村中每一个人的精神之魂，更是乡村赖以存在的精神根基。而《红蚂蚱绿蚂蚱》作为李佩甫早期的代表作，它的成功之处不仅仅在于为乡村的田园生活写了一个牧歌式的唱赞，更是在于记叙了生命对苦难的承受与超越。小说中的狗娃舅虽只有十二岁的年龄但靠着每天割上百斤的草来挣得十二分的工分，养活了一家五口人;德运舅在新娶了一天的媳妇自杀后，因丧礼欠下巨额外债，但他消沉了七天七夜，最后仍然背着老镢下地了;瞎子舅福海自出生以来就是一个瞎子，后靠着卖老鼠药、算卦、拉胡琴为生，小说中对瞎子舅这样描述：“似乎那黑暗有多顽强这生命就有多顽强，那坚忍的活叫村里人看了发怵。”在这块苦难的中原大地上，几千年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在忍受着苦难，以柔弱的生命对抗着贫穷、命运与苦难，为了生存他们将生命的承受力发挥到极致，为了活着他们只能去超越苦难，李佩甫悲壮地写出了豫中平原上生命存在的厚度与高度。

在《红蚂蚱绿蚂蚱》中李佩甫深情地为乡土田园与苦难的生命写了一个又一个的歌赞，表达出深深的眷恋与怀念之情，但这眷恋背后也是隐藏着批判。小说中作为儿童的“我”目睹了姥姥从德运舅家的葬礼上偷拿了二尺白布，厨子胖舅从德运舅家的葬礼上偷了一碗油，但姥姥却告诉我：“文生，这不是偷，是拿。村里兴的，老规矩。”在这里偷盗已经成为乡村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行为。小说以“我”为视角构成了对乡村“他者”的审视，在这审视下，乡村隐藏着贫穷、落后、自私、麻木的内在危机。

如果说李佩甫早期的作品《红蚂蚱绿蚂蚱》中乡村隐藏着贫穷与落后的危机，而这隐藏的危机到他中期的创作就全面爆发了。于是李佩甫在《无边无际的早晨》《城的灯》中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土地逃离者，有成为县长从而摆脱乡村的李治国，也有冯家昌这样带着冯家的兄弟而自发逃离农村的叛逃者。李佩甫塑造的这一个个逃离者，深究其逃离的原因就是乡村的贫穷与落后，生活的贫穷与匮乏满足不了自溢的欲望;另一方面，中国的政治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城乡在物质与精神生活上的差异悬殊，都市对乡村构成了巨大的诱惑与吸引。于是，这些人纷纷渴望逃离农村，进入城市，但这些背叛土地的逃离者在进入城市的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无边无际的早晨》中李治国是通过仕途从而摆脱了乡村，但他提拔的契机是他敢于扼杀自己的过去与乡人对他的期待，他敢于切断自己长于乡土的根，但这样的做法，也让他付出巨大的代价，让他陷入了精神受责与灵魂漂泊的困境中，在自我灵魂的审视中李治国发出了：“你是谁？生在何处？长在何处？你要到哪里去……”这样茫然的诘问。这是失根后的审视，更是对灵魂的审视，而这种审视到《城的灯》中就越发得明显。

《城的灯》中刻画的主人公冯家昌是一个带着传统文化与宗法家族印痕的逃离者。李佩甫给他的逃离打上了家族责任的“光环”，为了完成娘临终“你是老大，你可要支事”的遗命，冯家昌费尽心思地为他的四个弟弟谋划前程，为了四个弟弟，冯家昌背叛了与刘汉香的爱情，出卖了自己的尊严与人格，依靠着钻营与谋划，他让冯家的四兄弟完成了食草族到食肉族的宏伟进程，并让冯家最终形成了政府有人，经商有人，出国有人的鼎盛局面，当冯家四兄弟为冯家昌的生日欢聚一堂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冯家昌却在宴会上学习狗叫，这是一笔震撼人心的描写，透露出冯家昌这群逃离者在“占领”城市的过程中人性的扭曲与变形。只有在“占领”城市后，这群逃离者才能有距离地审视乡村，特别是经历了城市的冷漠与隔阂，丧失了人之为人的尊严与人格后，他们发现乡土是这些逃离者永远都摆脱不了的身份标签，他们无法完全融于城市，于是这群逃离者处于失根与失身（主要指身份认同感）的双重精神困境。

如果说冯家昌式的逃离者是在经历过失根与失身（主要指身份认同感）双重的精神困境后，才惊觉自己的逃离是有罪的，才懂得应该向这块大地忏悔，那么《生命册》中的吴志鹏在离开乡土走向城市时则是自觉地承受着精神与灵魂的拷问，他知道自己是背负着巨大的人情债，面对乡土他永远是带着赎罪的虔诚。因此，吴志鹏在刚进入城市时就懂的自己身上背负的人情债，他明白他的根是在乡土中。即使在他躲避乡土下海经商时，老姑父写的那些“见字如面、给口奶吃”的条子仍时不时地提醒他，他是欠了债的，是有背景的。同时，负罪感也让他时常提醒自己背后有人，让他谨慎而小心地面对着周围的一切，在面对城市里错综复杂的欲望时保持着高度的清醒，在这样的心理作用下，小说中的吴志鹏与骆驼是有本质差别的，骆驼是在欲望中迷失的知识分子形象，而“我”吴志鹏是一个有着清醒认识并满含忏悔的知识分子形象，因此，吴志鹏与骆驼有着不同的结局。

《生命册》作为一部内省书，不仅仅是对生命存在的各种状态的内省，也是吴志鹏式的从农村走向城市的这类人的自省，小说在结尾这样写道：“在我，原以为，所谓家乡，只是一种方言，一种声音，一种态度，是你躲不开、扔不掉的一种牵扯，或者说是背在身上的沉重负担。可是，当我越走越远，当岁月开始长毛的时候，我才发现，那一望无际的黄土地，是唯一能托住我的东西。”这样深切的体悟更是对《无边无际的早晨》中李治国发出的：“你是谁？生在何处？长在何处？你要到哪里去……”这样诘问的回答。李佩甫在《生命册》中鲜明地告诉所有人：土地是我们的根，是托住我们生命与灵魂的存在，因此他笔下的吴志鹏是对土地满怀着敬仰与虔诚。然而，可悲的是，即使吴志鹏知道土地是作为自己的生命存在之根，自己灵魂的安放所，可是这样的根基早就断了，他终生处于灵魂漂泊与精神无依的困境，在这种意义上，他与冯家昌式的逃离者的最后结局是一样的。小说在结尾处写“我”要找到让筷子竖起来的办法，如果“我”此生找不到，就让“我”儿子，或是“我”孙子去找，这种终生的寻找也代表了“我”深深的无奈感。当李佩甫把这种无奈感与自觉的忏悔放在一起时，无奈与忏悔都变得更加沉重。

总的来说，回顾李佩甫三十多年的创作历程，不管是早期的《红蚂蚱绿蚂蚱》，中期的《无边无际的早晨》《城的灯》，还是后期的《生命册》，作家在作品中透露出的感情都是复杂的，这里面有眷恋也有批判，有逃离也有救赎，有忏悔也有无奈，这种隐藏在作品中作家思想的复杂性是有原因的。首先是李佩甫在情感上对这块大地是敬重的、依恋的，作为一个生于本土创作于本土的河南作家，基于大地的农耕文化对李佩甫来说影响是巨大的，正如李佩甫所说的：“土地是宽厚的，给人吃、给人住、给人践踏。承担着生命，同时又承担着死亡。土地又是沉默的，从未抗拒过人的暴力，却一次又一次地给人做戒。”因此，土地在李佩甫看来是生命存在的根基，是我们灵魂皈依的场所，任何形式上对土地的逃离都是有罪的，唯有基于大地才能建立我们自身的存在，所以对《城的灯》《无边无际的早晨》中乡土的逃离者，李佩甫是持着道德批判的立场，让这一个个的逃离者对着大地做灵魂上的忏悔与救赎。此外，童年中乡土的记忆对李佩甫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李佩甫是在姥姥的“瞎话”中长大的，一颗小小的心灵是自小就受着“瞎话儿”的侵染，而作家更是将这种童年生活的记忆直接表现在作品中，如《红蚂蚱绿蚂蚱》中的那个小男孩，《黑蜻蜓》中那个二姐后边的小脏孩。对于童年乡土生活的影响，李佩甫也曾说过：“许多年来，在我的创作意识里没有题材概念的，我只是在回忆中写作，在写作中回忆。这是一个缓慢的认知过程，不是要翻题材的‘山，而是在掘生活的‘井。平原，我是指记忆中的‘平原，一直是我创作中需要一次次的重新认知的‘大地，是我创作的源泉。”正是这种童年中美好的记忆让李佩甫笔下的乡土带着乡土田园特有的温情与美好，人情美与人性美在李佩甫的早期小说中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唱赞，这才有了《红蚂蚱绿蚂蚱》中对乡土的眷恋与赞美。但是，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乡土早已不是童年记忆中的乡土了，但作家（包括作家笔下刻画的人物）对乡土的记忆仍是童年记忆中的乡土，面对这一状况南帆也曾说过：“乡村很大程度地变成了记忆制造的话语一一而不是现实本身。”深究其原因在于作家对乡土的记忆发生了断层，他仍把童年记忆中的乡土作为当下现实中的乡土，但乡土经过改革开放的发展，已经日趋商品化，传统意义上的乡土早已消失殆尽，作家记忆中的乡土早已不在。因此，当他重新踏上乡土追寻精神家园的那一刻，就意味着他永远失去了精神家园，这就是《生命册》中的吴志鹏重新回归乡土时最真切的感受，这种逝去的无奈是痛彻心灵的。这也是吴志鹏要找让“筷子立起来的方法”的原因，即找回真正意义上的乡土，重构人类的精神家园。

但是对于作为知识分子的李佩甫，他的身份决定了他面对乡土不可能只是追忆与眷恋，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性思维能力让他面对乡土多了一份审视，在对乡土现状的理性审视下，李佩甫揭示了现实乡村贫困、落后、自私、麻木的内在实质，通过审视，他也发现了乡土文化的复杂性对人的戕害，这种戕害在李佩甫的小说中更多的体现是一种生的苦闷。基于文学启蒙的重任，李佩甫也在《羊的门》中刻画了呼天成这样封建集权式的人物在中原大地上依然长存，另一方面，李佩甫的小说也触及了国民劣根性，他将奴性文化统治下人格与尊严的萎缩描写得入木三分，他也将人性中的复杂性叙述得惊人心魄。同时，对于曾经有童年乡土生活的李佩甫来说，对乡土的记述更是一种反观，是作家离开乡土后对他曾经生活过的乡土产生了一种距离的反观，在反观中审视，在审视下思考，这才有了李佩甫对乡土阴暗面的深入描写，才有了作者对乡土的理性批判，但李佩甫不僅仅对乡土的落后与麻木进行了批判，他更将批判的重心转移到乡土文化的复杂性对人的影响，这就使得李佩甫的批判更多的是“哀其不幸”，而不是“怒其不争”。但是，由于大地情怀与童年记忆对李佩甫的影响，使得李佩甫的小说中情感成分即乡土情结更重一点。同时，由于现实中乡土的复杂性，对复杂现实认知的无力，使得李佩甫的小说中理性批判较弱了一些，或者说这种批判更多的是倾向于道德批判，这也显示了作家理性批判思维的不足。而这种面对现实的无奈感与痛苦感在《生命册》的结尾体现为救赎，更折射了作者面对复杂现实的无奈与痛苦。

就像李春所说的：“李佩甫的小说创作突出体现了河南作家关于乡土的三种状态：情感上的依恋、行动上的背离和理性上的超越。”正是这种情感与理智的矛盾冲突让李佩甫的小说透露出一种复杂的情感，即追忆中有批判，逃离中有忏悔，忏悔中有无奈。这种又爱又恨的乡土情结使得他在面对乡土问题时犹疑不定，特别是李佩甫作为当下执着于乡土叙事的作家，对他而言，如何抛却乡土记忆对作家创作的限制，如何把握当下乡土的现实，如何在当下现代化迅速发展与价值观不断更替的现实背景下，寻找当下现实乡土的出路，即寻找到让“筷子立起来的办法”是李佩甫为代表的乡土作家急需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