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传记文中的儒家思想

2019-06-25 08:28李奕扬
名作欣赏·评论版 2019年5期
关键词:儒家思想

李奕扬

摘要:青年进士及第,英年挂冠归隐,晚年声名万里,袁枚作为乾嘉时期—代文坛巨子,一生颇富传奇色彩。而鄙夷道学、挑战传统、推重性情,则似乎是其最醒目的人物标签。袁枚一生著作甚富,生前诗作即再三付梓,除性灵诗派盟主身份之外,袁枚亦擅文章,凭借才名文笔,其文——“竟有一篇墓志送至干金者”。本文即以袁枚所撰传记文为引,通过袁枚对传主人物形象刻画、生平事件选择、人格特质褒贬,反观其价值取向与憎恶偏好,结合儒家思想发展流变及萁所处时代背景,分析袁枚传记文中对儒家思想的把握,阐述袁枚思想中对儒学接受又反叛的症因。

关键词:袁牧 传记文 儒家思想

一、儒家的人性与人情

(一)“仁”

在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儒家思想自周发端,走过两千余年而生机不朽。这一演化不仅伴随有历代王朝之更替,亦揉人中华民族精神内核,深植于血脉。可以说,中国从奴隶社会晚期到封建社会瓦解,儒家思想虽几度起落、发展、分流又整合,却始终作为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范式,维系着国家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稳定。对于个人修养,其影响也不仅于以出将入相为目标的“文人士大夫”,于普通百姓乃至氓隶,同样具有强大的示范作用。而“仁”,作为贯穿儒家思想始终的关捩,既代表着儒家高远的理想追求境界,亦包含着儒家对处于不同阶层的社会成员所期许的言行规范;既是抽象的,亦是具体的。

“仁”,形声兼会意,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人部,“亲也,从人从二”,存有古文,字形“古文仁,从千心”,“古文仁,或从尸”。“仁”与“人”两字同源,由构字即可瞥见,“仁”字字义之要,在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亲善和谐。作为儒家重要经典之一,《礼记·中庸》有语:“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孔颖达疏“仁谓仁爱相亲偶也”。

先秦儒家对“仁”的内涵多有阐释,《论语》:“子日: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恭、宽、信、敏、惠”。质朴语言所传达的,正是身處“礼崩乐坏”春秋时代的孔子对社会治理和道德伦理的思考。由自然生发的人性人手,从血缘、地缘、社交操守、政治抱负诸方面剖解,一步步勾勒出世风谐畅的太平理想:为乡民,亲亲爱人、推己及人;为士子,忠恕敏达、报本施恩;为诸侯,克己复礼、恤弱安民……如此,处于任意阶层、任意角色的社会成员,于国、于家、于自我,均有合适归属。洞察人性进而把握人情,将人事的情理得失、国运的兴衰交替,通过诸多伦理与道德的纽带,紧密关联,客观上助力社会实现稳定与和谐。而晚于孔子百余年的孟子,则将“仁”进一步阐发为“仁义”和“仁政”。须知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无论政治或社会生活,已较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更坏,须强有力的在位者结束纷争战乱,恤养民生。至秦大一统前夜的荀子,则已鲜少提及“仁政”,但仍兼及孔孟,既重视对社会管理者施行“仁义”的要求,也保留了对个人修养“仁人”“仁者”“仁爱”的期望。

从孔子所追求的“仁德”,到孟子所提倡的“仁义”,不论偏重个人德行修养,还是偏重政治治理策略,对人性的洞察和人情的宽恤则一以贯之。“仁”字背后,透露的是个体间的互动包容,网罗的是社会的联结调配;人与人之宏观,同样也是社群之微观。

(二)“恭宽信敏惠”

既然将“仁”作为一种处世和为政的理想,那接下来的问题自然便是:如何才能近乎“仁”?

孔子对这一问题的阐发尤为丰富,翻阅《论语》,甚至可以说,孔子正是以具体的行为和情感作为媒介,传达了自己对“仁”与“仁者”的定义和看法。关于这一问题,最为人所熟知的,大概莫过于子张问仁:“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能做到这五点,便可称之为“仁”。孔子不仅给出了自己对“为仁”的答案,还一一对所提及的五种德行进行了说明:端庄、宽厚、诚信、勤勉、乐善好施,概括地阐释了儒家对不同社会阶层所提出的具一定差别性的德行修养要求。

以此为基础,有对君子提出的九思:“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告诫从政者的五美四恶:“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提点门生学养的六言六蔽:“好仁不好学,其弊也愚;好知不好学,其弊也荡;好信不好学,其弊也贼;好直不好学,其弊也绞;好勇不好学,其弊也乱;好刚不好学,其弊也狂”,皆进一步在修身、致用方面加以拓展与阐发。

由个人修养推及家国天下,以求用于世,是孔子为人所熟知的一面,而反之,若不得用于世,也自有风度“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则延伸了儒家对人性与人情的解读,由是人格得以升华,超越于功利富贵之上,不为邪曲所碍,故而心怀浩然坦荡,则不问顺逆皆能坚韧有力,此亦不失为儒家思想得以流传千余年,最终影响并强化中华民族不屈品格之秘要。

不论“恭、宽、信、敏、惠”还是“九思”“五美四恶”“六言六蔽”,抑或孝、悌、忠、恕,智、勇、刚、毅……均在“仁”这一核心概念的外延,共同构成了儒家思想施行的肢体血肉。可见孔子所倡导的仁德修养,亦可走下高妙理想的神坛,贴近于每个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正如《论语·述而》所云“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三)源与流

袁枚所生活的清朝,距孔子的时代足有两千余年,这漫长的时空之间——奴隶社会彻底崩坏,强大的封建王朝分裂又统一,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相分离,东方文明相交通,民族大融合,四大发明相继问世,工商业初露锋芒……而儒家思想,在历史的熔炉中,不曾驻足,而每每以新面貌重焕生机。

先仍就“仁”字探讨。三国时期何晏集解的《论语》(四部丛刊景日本正平本)通篇提及“仁”字177见次,到南宋朱熹所撰《四书章句集注》(宋刻本),同样选取《论语》集注部分进行统计,“仁”字出现已高达343见次,较何晏集解本提高近93.79%。这一现象正可说明,对儒家思想“仁”的关注始终存在,且随时代特征之变化,对“仁”的阐释,亦即“仁”这一概念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拓展。

其间文化思潮上,空疏与信实此消彼长,不乏来自释、道两家的融会,而派衍支分。然儒家对人性、人情的关怀养护,对人伦日用的重视,恰使之区别于释、道之绝人出世,而表现出对个人修养、教育兴学的积极关注,自宋起,大量兴办的私学书院,即是明证之一。而宋儒“仁、义、礼、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体;四者,四肢”的新诠释,则比肩先秦诸儒,同为后世所推重。以至钱穆先生有“……下逮宋儒,乃始论仁重于论礼……讲心性之学重于讲治平之道;而自宋以下,中国文化乃亦不期然而若有所转向”的评论。至明一朝,以制义取士,且专主宋儒之书,沿宋之余波而推陈出新。理学盛极、标举学派的时代背景之下,阳明之学以“知行合一”为主张,力求矫正“学术日昌,而人心日坏”之弊病,又成一代之新说。

清兵入关,文人儒士心态遽一大变,虽一切制度沿袭明朝而来,而用人则往往满汉有别;更甚者,为压制文人对政治之指摘,文字狱时有发生,其中又以雍乾二朝最盛。故而明清之际,大儒之博学雅量、不拘一格仅如昙花一现,清中叶前后,学者则转博为精,尤重考据,于文字、音韵、古史、金石等领域多有发明,即名重一时的乾嘉学派。至此期,儒家思想之影响力虽仍在延续,然先秦儒家所倡导的仁德或是仁义则似乎略显褪色。而对人性和人情的呼扬,实悄然以新的形态蜕变着。

二、袁枚笔下的儒家风度

(一)士大夫的理想追索

袁枚所处时代正值清朝中叶——一个政治经济一派昌盛,而学术考据之风盛行,文化在压抑中分裂和交融的时代——时代剧变之前夜。儒家思想的力量虽历经演化,但仍对文人士子产生着巨大影响,袁枚作为清中叶一代文坛巨子,自然也非例外;虽一向以不拘世俗、憎恶道学、推重性情,甚至离经叛道为人生标签,然无可否认的是,处于其时代洪流下的袁枚,笔下描摹的众多人物形象,恰处处缀有儒家风度。

试看《文华殿大学士太傅朱文端公神道碑》。朱轼,字若瞻,号可亭,康熙癸酉(1693)年举人,甲戌(1694)年进士,历任潜江知县、陕西学政、奉天府尹、左都御史、浙江巡抚,清世宗登极,迁吏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乾隆元年病故而谥文端。三朝元老、位高权重、荣宠至极,由其履历,可窥一斑。而袁枚笔锋一转,在惯例介绍完传主治绩后,仅选取其生平四例,主公耆儒风骨已跃然纸上。其一,为重罪闯将之老父请免:抚远大将军年羹尧,清际名将,康雍两朝间,先后平定西藏兵乱、青海罗卜藏丹津,立下赫赫战功,雍正年间显爵加身,连同亲信家眷,均享荣华,然终因骄横营私,落得潦倒自裁。年羹尧失势,耄耋之年的老父亦受牵连。在政治敏感的官宦面前,面对龙颜大怒的雍正帝,九卿对其父连坐的裁决均示附和,唯朱文端公不予署名。面对雍正帝的责问,以“以子刑父,非法也。臣簿录年氏家书,遐龄(年父)训其子甚严,子不能从,以陷于罪,罪在子,不在父”的刚直对奏,使年父免于刑罚。二是忠孝之难:朱文端公于任职期间,家父家母先后亡故,国之股肱,片刻难离左右,康雍两代君主均驳回了其守制的要求。孝,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是为人基本的德行,且据清朝定制,作为文官,丁忧人员必须回籍守制;起复时,还须请地方官证明丧期已满,日月稍缺,即担重大处分。而忠孝之间,自古即是两难,面对君主的“夺情”,袁枚笔下的朱文端公,徒跣、洵涕、批鳞叩阁、屡请上奏,甚至身系麻带请征西戎,其为人之恭孝,透过笔端,无声而可表。第三例则是门生馈参。朱文端公染病,有门生馈参。以朱文端公之显达,又是身体有恙,有一二故交携礼探望,似也不甚稀奇,何况馈参者是门生,与之有授业之情。而朱文端公先是推辞不受;推辞不过,开封称量完毕又送还,还引经据典,以《论语》《尚书》教诲门生“仪不及物”。虽不过日常琐事,而不费、不贪、不骄,修身律己的儒士风骨,已不言自明。最后一例是呕心国事。述朱文端公以古稀之年而忘身报国,竭力辅佐新君。其遗表从政务处理到用度叮咛,再至忠佞分辨,无一不系经国之重。至此,袁枚笔下,一个仁义、忠孝、刚直、恭俭的耆儒形象,已然丰满,亦恰如其分地贴合了朱文端公的身份。于生活恭俭不费,为人子孝思不匮,为人臣尽忠职守,为共事者刚直坦诚,为师则以身作则、智巧慈惠。袁枚所选取的这几个人格维度,几乎囊括了“仁、义、礼、智、信”五个方面的要求,要之传记文,尤碑传、墓志,为尊逝者,间或有溢美隐恶的书写,但却并不影响传文主笔者价值观念与憎恶偏好的显露和表达。袁枚从股肱之臣的生平事迹中,选取四桩谈不上惊世骇俗的佚事,倾尽笔墨,其背后正表达了袁枚对掌握国家柄权文人的期望——以儒家“仁者”为范式的人格理想——亦是其时文人士大夫经世理想之微观。如此,透过传文的人物形象书写,以德行为核心、学养为外延,配合身体力行的言行统一,这一足供后人敬视的儒士典范形象,得以穿越百千年,与先儒对谈。

若说朱文端公乃文士出身,又专于经学,不足为袁枚笔下儒家思想流露之典型,则且看《直隶总督兵部尚书李敏达公传》。李卫,字又玠,先人曾于明朝有军功,李卫“伉健有气”,康熙年间以捐资入仕,善治盐政,官至直隶总督。同样就传文所选四桩佚事探讨,其一不畏权贵。李敏达公任户部郎时,管理租税,此时不过一介小员,而户部作为皇家的钱口袋,自免不了贪黠之人的觊觎。有亲王属下与李公同事户部,于收缴所得屡屡非法加征,而戆直的李公在阻止不成的情况下,干脆“舁柜置户部东廇下,署曰:某王赢余”,亲王遂大惊收手。后又遇王府歌者杀人,刑部在审讯中,碍于权贵之势,欲为之疏通,会审的李敏达公据理力争,连同僚都不免劝止。然而此种境况下,李公反赶在劝阻的同僚之前到场,正义、廉明、不屈之精神,已然明了。其二是以武人胸胆敬重文人。“公不甚识字,而遇文人甚敬,修浙江志,建书院,饩廪独丰”,寥寥几字,把与武人气概颇具反差的谦恭有礼铺陈开来,“召优俳人季麻子说汉、唐杂事,遇忠贤屈抑,佥壬肆志,辄呜咽愤骂,拔剑击撞……奏饬十三省督府抚修古贤祠墓,诸生入学者行肃拜礼,许士女逢春秋节赛会迎神,其奸恶则罚潴其坟”,由其生活日常与政令施行的剪影,不难信服袁枚笔下“虽儒者文吏,皆心折骇服”的总结。其三“为政不相师”。李敏达公受知于朱文端公,而其所治浙地亦是朱文端公旧治,朱文端公治浙偏于古拙保守,多仪礼而塞民欲,民“默默不得意”,李敏达公治浙,却是“为政不相师,一切听从民便,歌舞太平,诱掖而张皇之,民喁喁大和”,一张一弛,而人物性情鲜活纸上。对人性与人情的理解与宽厚,恤弱安民之实践,其仁德处处浸润儒士风骨。其四为弹劾重臣:从欺诳嚣张的总河朱藻到隆赫柄用的大将军年羹尧、河东总督田文镜、九门提督鄂尔奇、管户部果亲王,李公无一畏惧,均予直书弹劾摇撼之。面对权臣与其背后强大的政治后盾,李公以大胸胆行大仁义,且“每劾权贵,拜疏后必钞稿以示其人”,磊落率性,无怪乎袁枚以“壮哉”为其传文结句。不同于传统以制义科举取得功名的文人,李公对经义典籍,当不如一众文人之信手拈来,而观其为政之忠义磊落、恭而有禮、敬业自律、公正廉明、恤弱安民、报本施恩,则尽显儒家刚、毅、勇、忠、恕、恭、宽之修养,这一身武人气概的李公,在袁枚笔下,此类内容书写占其传文全文篇幅之半。极力渲染强调这一反差的背后,袁枚对忠义刚直、宽而有礼、敬重学养的赞许,亦不言而自明。

袁枚传记文中,对士大夫儒家风度的书写并非个例。《刑部尚书富察公神道碑》中富察公傅鼐的“宽于接下”“刚于事上”“伉爽自喜”“矜贤”“简节”;《光禄大夫礼部尚书王公神道碑》中王公泽宏八岁手撷《礼经》发愿“儿读此,愿掌此”的志向,十四岁避乱逃脱,面对救助“某祖父母、父母俱陷贼中,某义不独生”的孝烈;《和硕简亲王碑》中简亲王德沛“愿侧身孔庙,分特豚之馈”“和颜接士,士之晓经术能吏治者,尤笃爱如弟子然”的谦恭知礼,“自伏失察罪”的反求诸己……在士大夫儒家理想的追索中,可窥见儒家内修仁德、外行仁义,内以期自修、外以期经世的理想,至清一朝仍发挥着强大的向心力。而袁枚传记文中对忠孝节义、体恤民生、不畏权贵、敬业奉献、修身重学的大量书写,也透露着袁枚对仁、义、孝、亲、恭、宽、忠、恕、礼、让、和、惠等儒家理想的自觉接受和积极倡导。

(二)坊间的“儒生”

不同于满腹经纶、执掌家国天下的文臣武将,袁枚对众多“小人物”的书写,也不乏透着些许“儒生气度”。这些人或是一介布衣,或是早天的才俊,或是慈心的医者,或是身残的凡民……而细品传文对他们生活、言行的点滴刻画,却时时呈现出人性的光辉与民间的智达。

《女弟素文传》是袁枚为三妹袁机(字素文)所写的个人传记,笔下亲情真挚感人。传文中,出现了两位袁枚至亲,一是袁枚之父,一是传主袁机。袁父在袁枚幼年时便长期在外做人幕僚,袁枚笔下对父亲的书写,对比其瀚如烟海的创作,可谓寥寥,而正是在这一篇不起眼的小传中,袁父却以近乎“侠骨”的面貌,闯入读者眼中。按传文所记,雍正元年(1723),袁父客居苏州,突闻前东家衡阳令高清病故,又因一起国库亏空贪腐案的牵扯,被疑有涉,致其妻子陷于牢狱。而袁父对这本于己无大干系的事件,表态却是“我高公幕下客也,非我往,则难不解”,于是治装经洞庭湖南下,途中不为千金利诱所动,为高家提供了重要线索,使高清昭雪,妻儿得以解救。不成想这一桩侠肝义胆、尽如人意的好事,却成了袁家三妹不幸人生的由头;高家为报袁父解救之恩,指腹为婚,可叹高家之子却并非良人。高家先后两度至袁家废约,坦言“恐以德报怨……贤女无自苦”,而袁机竟是“持金锁而泣,不食”到“闻如不闻”,婚配高氏;以至婚后凄苦,四十而亡,令人无限痛惜。幼时袁枚袁机兄妹曾一同读书,感情甚厚,在袁枚《祭妹文》中,曾有诸多表达。而在《女弟素文传》中,一个狭义耿介的袁父,一个贤淑刚烈的袁机,起伏跌宕间,撑起了整篇传文既钦敬又痛惜的情感筋骨。袁父解高家之困,出于信、得于义;袁机不悔婚,出于孝、得于信。而不幸婚姻对知书达理的袁机的戕害,恰也来自于袁机“知书达理”的狭隘,此置不论。然在全篇传文中,袁枚对父亲的侠肝义胆、三妹的贤淑有信所传达的褒扬,则是毋庸置疑的。袁父身上侠义刚介的风骨,袁枚亦有所承,在其七载县令任上,有淋漓体现。再结合袁枚追忆三妹袁机的《祭妹文》分析,可以说,《女弟素文传》虽有袁枚面对其时世俗、封建伦理传统而不得已的曲笔,然其意识中对“刚格”“烈气”“有信”的赞赏,实远比封建传统对“贞良”的称颂高贵许多,此亦是袁枚思想中出于儒家而超越于时代之处。

再看《厨者王小余传》:王小余,袁枚家的厨师,一个无比普通的市民,尤擅烹饪,而在袁枚笔下,王厨师擅长的却不止烹饪。传文开头,即以一桩小事对厨者的善解人意予以称扬——王厨师手艺超群,而袁枚则担心奢费。然还不待袁枚言语,厨者的玲珑心思即已识读出袁枚的顾虑,而从容应对。对于自己的拿手本领,厨者也不怠慢。治具,必亲市物;烹调,谨小慎微;收整,计不旋踵……以精益求精之态度,赢“万口之甘如一口”之厨名。而面对袁枚有关厨艺的请教、厨者“大残物命”的犀利质疑、有关职业抱负的提问,厨者先以“作厨如作医”“以一心诊百物之宜,而谨审其水火之齐”的技术要点切入,层层阐发,得出“味固不在大小华啬间”的精到解读;再巧妙征引《诗经》《尚书》,表达厨者之能在于使物尽其用,并非殄暴;最后以“知己难,知味尤难”的哲思,吐露自己为厨多年,不贪朱门豪奢,却求知味长短者,以长自身技艺。一番对答,不止精彩,更显睿智;而“美誉之苦,不如严训之甘”的感悟,又岂止是对厨者的箴言呢?袁枚笔下的厨者,褪尽油腥气,却有百苦香。若不是对人性的充分理解,难至通达;若没有饱经沧桑的阅历,难有胸襟;若缺了对技艺的无限苛求,难得盛名;而知己知彼,不滞繁华,终养得一身洞彻。

袁枚传记文中的这许多“小人物”,或称不上是“儒生”的典型,而儒家思想在这些平民身上,褪去了“经纶济世”的“偶像包袱”,却不着痕迹地渗透于生活行动的点滴。孝悌爱亲、推己及人、敬业自律、追求理想、言信行果……亦是儒家思想在民间实践的另一种表达。纵观先秦至清两千余年,又有多少市坊间的“儒生”们,不留神色地将儒家理想化作了具体实践。《史记·魏公子列传》中的监门小吏侯赢、屠夫朱亥,何尝不是刚、毅、智、勇、忠、信的代表?而袁枚对一众市坊间平民的关注,及对他们身上所携带的儒者基因的挖掘,恰是对儒家思想中关注人性、顺应人情、提升人格部分的称许。

三、继承与反叛

(一)先秦儒学的回归

受制于传记文,尤碑传、墓志体例的制约,传主的人物形象,甚至有关其生平的记载,多呈平面化而有失个性与丰满。传文主笔者对重要事件的刻画、行文采编的偏好,即成为区别人物性格及其思想意识的重要因素。反之,在这有限度的人物特征描摹中,传文主笔者的价值偏好,通过对传主的描写,亦能有所发明。而袁枚所撰传记文,对人物性格把握及具体事件的选择,则颇可研探。

首先是对儒家思想的自觉继承。清人虽自有建树,而学术之外,儒家经典仍是文人人仕的必要指针,且于其时代之封建制度和宗法伦理,仍发挥着巨大控制力。在制度方面,科举取士延续且内容腐旧、形式刻板;在宗法伦理方面,严苛的宗法伦理维护着等级与权威,仍是社会一般治理的灵丹妙药;加之清廷对文化的严控,即个人前途的伸展、家庭宗族及社会舆论的要求,无一不指向对儒家思想的继承。袁枚二十四岁进士登科,于儒家经典自是烂熟于心。其传记文中的人物形象刻画,也多半给人这样的印象:有血肉有温度的,而非生硬刻板的;而人物性格及其生平事迹,也多选人物之恭孝、忠厚、刚毅、有信、自強、慈惠的剖面,充满着儒学的人性气息与人情理解。这些人物性格、生平事迹的选择,与先秦儒家所倡导的仁德、仁义内涵似更为接近,均生发于人性,而浸润有人情。亦可作为袁枚早年苦学经义,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实更近于先秦元典本色之一观。

其次,结合传主身份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袁枚在对不同传主的书写中,遵循了儒家对不同社会阶层、不同修养要求的思想;同时,作为曾经入仕又交游广泛的挂冠文人,也明显受到了儒家关于等级观念的影响。第一是文集对传记文的编选排列。袁枚在尚未过世之前,文集即已刊刻,且畅销一时,诗文集均由袁枚亲自操刀进行编选。而浏览文集中传记文的编排顺序即不难发现,传记文的排列顺序,与传主之身份地位名望紧密关联。以墓志为例,均以传主生前之官职等地、显赫程度依次排列。而具体在人物传记的书写中,则多配合传主职务,突出描写与之应合的人物事件,以表现传主诸如知礼、刚毅、耿介的性格特点。第二是对不同阶层人物的不同刻画。对比不同身份的传主可以发现,除去个别个性鲜明、有重要事件或人物特点进行支撑的传主外,袁枚在对不同社会阶层人物的描寫上,存在微妙差异。对社会地位较高的传主,袁枚多有面部描写,而言谈、举止此类细节的描摹,自不必说,往往以丰富的人物面貌特征,从声、色,动、静诸角度进行捕捉描写。而对一般平民或不甚有名望者,则多以事件支撑传文写作,而不再强调人物面貌给读者带来的观瞻感;对人物的描写,也一般更多配合儒家诚信、自强、有节、宽厚此类修养特征加以把握。此亦可作袁枚深谙先秦儒家思想要义之另一明证。

最后,先秦儒家倡导的发自人心而不矫作的情感,在思想上,与袁枚文学观念追求的重性情有所暗合。相较宋以后道学家的严苛律己,先秦诸儒所提思想显为平易。更为重要的,则是先秦儒家对人性的充分认识与阐发、对人情合理性的关注,恰与袁枚追求的随性随心、张扬个性、不落俗套的理想有部分相合。这种对“天性”“本心”的强调和重视,在袁枚的文学创作上,亦有表达。仅就袁枚所撰传记文而言,也可看出,袁枚对孝悌、刚直、正义、同理心这类人皆有之而又充满张力的情感,颇有偏爱。虽在实际对比上,袁枚所追求的“性情”,与先秦儒家所呼求之本心、人性、人情,实存在巨大鸿沟与差异,然袁枚对先秦儒家思想局部的回归姿态,却也有迹可循。

(二)挑战传统与思想扬弃

袁枚以“性情”为笔,终成乾嘉一代文学巨子。前文已述,“性情”与先秦儒家思想有所暗合,然深入分析,应窥得袁枚之思想根底,实由儒家思想生发又颇具差异。

首先乃是“性情”与儒家思想核心“仁”与“礼”的冲突。袁枚之倡导“性情”,偏于个性伸展、随心随性、不落俗套,而儒家“仁”与“礼”的社会理想,则建立在各守其位、克己复礼的基础之上。“性情”所要求之个性伸展,恰与儒家理想的和谐稳定、守制复古存在巨大摩擦。袁枚“重性情”的主张,正是对个性、表达、才气、创新的呼求,而与这一呼求相伴生的,必然是对既有制度的质疑、旧有话语的破除、既定边界的越位、社会规则的调整——与“仁”和“礼”的剧烈冲突。孔子时代的“仁”与“礼”,在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是繁多思潮中的一片浪花。而稳定的封建社会结构延续两千年后的清朝,政治思想已趋稳定,在固守旧思想而故步自封的强大力量面前,袁枚所倡导的“性情”实则与封建传统有着巨大冲突与摩擦。以传记文的书写为例,袁枚对官员不畏权贵、戆直顶撞的言行,不惜笔墨,特加称颂;对个性凛然、才艺独绝之士,不论出身,多有褒赏;对富有才学之女子,亦反传统,颇有赞扬……凡此种种,袁枚与传统的貌合神离,可见一斑。

其二是对道学的反感与对“性情”的褒扬。儒家思想,虽一路分流演变,然至清一朝,基于其基本价值观念架构下的思想体系,力量却并未完全消弭。儒家思想在历朝历代之演化,皆是随其时代之现实需要而有所增修。先秦儒家所提出的思想体系,总体而言,较为质朴自然,宣扬自发的内修与合乎人之本心的情感,并借此达到社会秩序的和谐,偏于一种社会理想;而自宋以后的拓展发挥,则逐渐脱离了纯粹意义上的自然质朴,转而偏向有意识的自修与克制;随着商品经济的初步发展,市民阶层的扩大,思想文化的交汇张扬……逮至明清,多元思潮的碰撞与拉锯,则以多种形式在多个领域呈现出来。虽清距宋已远,然而凭借宋儒之书对科举强大的作用力,宋明理学仍对清朝社会和文人心态发挥着巨大影响。袁枚对道学却尽是鄙夷,在袁枚的诗文、随笔中,毫不忌讳对道学及道学家的不快。按袁枚自己的解释,道学对修养的苛刻,不合乎人性和普通人对欲望的合理追求。在袁枚所写的传记文中,也如一地表现出袁枚的这种倾向;翻阅袁枚所撰各类传记文,在袁枚笔下,“道学气”似乎就是一个被删汰过的形象。此亦不失为袁枚之反叛精神一个极佳的注脚。

再次是对多元化思想的包容。袁枚的离经叛道、不循常规,在其身后,收到了不少批评。而就其积极的一方面说,袁枚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其时对多元化思想的包容与理解。以袁枚生平三例:收女弟子学诗、英年挂冠乞归、对财货名色无一不取,即可说明。收女弟子学诗,在当时引起过不少道学家的批评;不同于一般社会传统,袁枚对其女弟子,或说女子学文写诗,却无太多偏见,甚至亲自为女弟子编选诗集。虽态度偶见反复,但其行为无疑是对当时传统的一大挑战,也推动了女性文人文学才能的伸张。而英年挂冠乞归,对袁枚既是官场不得意的不得已,亦是袁枚晚年获取大批文人青睐的重要形象资本,“尝谓功业报国,文章亦报国”之语,同样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社会中泛起涟漪。而自袁枚传记文的编选中,亦不难寻得此类痕迹。传主身份的多样化,上至显贵下至布衣;人物品格的书写,对女子、平民、残障者,亦不乏有超越其身份的评点和褒扬。应当说,袁枚在其时封闭守旧的文化环境中,确算是一位思想的先锋。

最后简单谈谈袁枚的借儒学反传统。袁枚凭借对儒家经典的博闻强识、儒家思想的准确把握,配合其思辨性的高超文笔,在与同时代“潮流文化”经学、文学代表人物的论战中,屡斩战功。这不仅在袁枚为自己离经叛道的行为解释开脱时惯用,在其文集《与是仲明书》《答沈大宗伯论诗书》等篇中,亦有体现。虽不乏小部分是假借经典而自圆其说,然其借儒学之名,行对一般传统反叛与挑战之实,确是显见的。引经据典而为我所用、化解反传统带来的危机与风暴,大概是袁枚反叛精神最为“狡猾”的名片。

四、余论

袁枚对儒家思想的接受和采学充满着矛盾性。客观上,由于科举取士,至清一代,儒家思想仍保持有强大的影响力。在社会舆论和个人仕途的双重压力下,作为封建时代的文人士子,袁枚对儒家思想有其自觉接受的方面。而对个性伸展的要求、对才学压抑的不满,使袁枚对儒家思想中重视人性、理解人情需要的部分,进一步加深了共鸣。然而也必须注意到,袁枚的反传统思想与儒家思想核心之间,实存在着强烈摩擦与明显“不兼容”。而袁枚在其时代离经叛道的行为与理论主张,又使袁枚多借儒家思想为自己开脱与“掩护”。在其矛盾的两边,显示出袁枚对先秦儒家思想一定程度的回归、对儒家思想中压抑个性部分的决绝分裂,表现出一种不拘时代而为我所用的思想扬弃。其对儒家思想的把握,正合理反映了前序儒家思想的流变及其所处时代市民意识的张扬,承前而启后,不失为时代巨变前夜之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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