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自觉话语与生命的焦虑

敬笃

扎博洛茨基说：“每个人都拥有两个世界：一个是创造了我们的世界，另一个是亘古以来，我们竭尽全力所创造的世界。”对诗人而言，一个是创造诗人的世界，一个是诗人创造的世界。这正如诗人王琪一样，他在用文字尽力描述那个创造他的故乡，而这过程中，他也在创造着一个永不磨灭的精神原乡。保罗·策兰在他的“子午线”演讲中提到，“一首诗的呈现，就是一个人的呈现”。一首诗为我们呈现什么？从本我的角度出发，诗在还原一个人，还原与人有关的一切。诗歌就是一个场域，诗人在场，才能构筑一个语词的世界。王琪用诗还原一个真实的“秦地之东”，也在构筑一个真实的灵魂栖息之所。

符号意义的精神指涉

罗振亚指出，“一般说来，成熟的诗人或诗歌都具有极强的方向感，善于从多种维度处理作为审美对象的材料。”王琪诗歌的方向感极强，通过语言，回到他来的地方，也就是那个曾经创造他的“世界”（即“故乡”），同样他所关注的“物”皆来自“故乡”的日常，这些日常衍生的符号，恰巧构筑了诗人的精神家园。

诗的生存，来源于符号拼接，这种拼接不是生硬的堆砌，而是隐秘逻辑的顺理成章。王琪的诗中不断地为我们输送那些具有代表性的符号，来标识他的原乡、他的精神地理、他的生存场域等，这恰恰确证了一位诗人的“根”。

华山、渭河平原、罗敷河、西岳庙、敷南村等具有明确指称的符号，从宏观意义上把我们引向诗人的“故乡”——一个现实的“原乡”。草木、村庄、河滩、柿树林、沟壑等尚未具体命名的事物，都是稀疏平常的“物”。恰是这些普通且具有代表性的意象，虚实结合，描绘出了诗人心目中的故乡，渴望返回的故乡，以及想象中精神家园，这充分体现了一名诗人的文化自省意识。从这些具象的符号，能反映出诗人从曾经日常的事物中提取诗意，这是“及物”写作的症候。孙文波说，“从身边的事物中发现需要的诗句。”胡塞尔现象学指出，“依靠直觉来发现事物的本质”，从而达到“面向事物的本身”的目的。王琪的诗中，我们很难见到宏大叙事与宗教意义上的生死，更多地是围绕在与生活休戚相关的日常、凡俗的事物。最“及物”的意象，恰恰就是最富诗意的，在细微处能够折射出某些疼痛，让情感直接敞开，从而达到灵魂的高度自觉。比如说，“这卑微的姿势，不为人屑/低过泥尘，低过父亲坟茔/旁边晃动的枯草/让敷南村寒气顿生”。泥尘、坟茔、枯草等，是农村日常的景象，词语拼合在一起，便会产生不一样的化学反应。于是，这时由寒气带来的情感冲动，让人眼泪直接奔涌而出，用枯草、坟茔，点缀出人世间的孤寂，恰如其分，又能使我们主动陷入诗人营造的氛围之中。

自觉话语意识的拓宽

诗是一种富有冒险性的艺术，语言的自觉意识，进一步凸显出诗人的审美视野。自觉话语的外延，恰恰就是认同“言外之意”，在紧系生活的词语中，对抗某些晦涩与隐喻。读王琪的诗，可以从他的语言中，捕捉到审美的意趣与生活之真谛。他的抒情，看似平淡无奇，其实波澜壮阔，他的抒情是一种“内抒情”。这其中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恰恰折射出诗人苦心孤诣的思考与对人生的叩问。

自觉话语意识的强化，无形之中提高了王琪诗歌的精神层次，是他创作上走向自然与成熟的标志。显性的词语，如土窑、云层、河流、秦地之东、中年等，恰恰组合成了诗人内心的渴望图景，这种表达看似淡然，实则更具穿透力，让读者一下进入到与诗人相同的境遇之中，产生共鸣。“青草直起腰肢又弯下/它义无反顾的委身泥土/是否暗示了一个人/短暂而仓促的一生？”诗人打破隐喻与晦涩，直截了当地将小草比喻成人，凸显出诗人语言的外在张力，也展示了诗人语言的自觉意识。对比性的拟人，其实是诗人预设的一种思路，通过“青草”这个简单而又顽强的植物，来延伸至人生之短暂，进而又将读者带入到“空无一人的老村之中”，“孤独感”油然而生，悲伤之情，无需赘言。

语言的自觉意识，还表现在诗人对语词的眷恋即对语感的重视。王琪是一个注重语感的诗人，他在构建“自我”精神地图的时候，从不忽略对词语的眷恋。比如说，“你固执地从那年的敷南村出走/就不曾想到回来……你不止一次悲悯，痛惜/甚至绝望”。这是一个从乡村走出来的人所必然要经历的一个过程，本是很沉重的使命，在诗人这里写得如此轻松。然而，正是这种轻松，让接下来的“悲悯”“痛惜”“绝望”显得更感人，更具疼痛感。这种语言的自觉性，可以让读者顺势而下，更好地融入到诗情之中，引起读者的精神共鸣。

语言的自觉，其实就是一种“诗向我们说话”的体现方式之一。这种表达方式，不但开放了语言的功能，而且增加了诗的生命力。语言的自觉，同时也是个体化语言的拓展，建基于个体化经验的语言表达，可以让诗的层次感分明，个性体征明显，从而摆脱平庸化、同质化写作。王琪的诗，追求语言的生命力，以及词语的外在张力。他用自己的词语组合出一幅幅“故乡”的精神图景，是一种个体经验的表达，更是他异于他者的显著要素。

或是一种生命的焦虑

王琪的诗，没有宏大叙事，也没有神话虚构，有的是对个体生命的焦虑。从表面上看是在延续自我抒情，延续对故乡的沉思，但是，这种表征恰恰印证了诗人个体生命的焦虑，在现世生活之中无法达到精神与现实的有效统一。缓冲生命焦虑的方式唯有诗。角色意识，给诗人造成了困扰，儿子、父亲、丈夫等多重角色，转换中，总有所偏倚，这种偏倚的焦点，恰是诗人无法“还乡”的焦虑。时间总是顺序前行，所有被倒置的时光，都是虚无缥缈的、幻想的，诗人该怎么留住时间？唯一的办法，就是用语言来承担角色的二次扮演。

角色的限定，很容易让人陷入固化的认知之中，必须超越角色意识，才能实现精神意志的觉醒与诗意的超然。“杜仲、朴树和落羽杉暂且忘记……/我仍固执地在夜晚写下：天气渐凉，父亲，我想你了……”诗人在设定一个角色，虽然特指了“儿子”，但是又不是十分明晰，也就为该诗的外延，提供了更宽阔的向度。“固执”是一种执念，是诗人自我确证之后的决绝，也是他在现世之中生命的焦虑。“深夜写下一封书信……是我苟活于这茫茫人间/最直接的原因”，这是诗人个体生命焦虑的最佳体现，或生或死，或向死而生，其实都在说明诗人内心世界的挣扎。诗人的角色意识明显，有超然之势，却又不得不陷入到尘凡之中，或左或右，呈现出诗人内心自我的认知焦虑。瓦雷里说，“起风了，只有試着活下去一条路。”也许，王琪正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在考量着生命的意义与作为儿子所要肩负的承担。

王琪的诗，意蕴丰富，具有很强的抒情性，他独特的个体化书写，给我的解构带来了许多干扰。他的诗不具备时间性与历史性，更多的是个体感情的私语化表达与特殊化的指向，反倒使他的诗更具艺术价值。在王琪的诗中，我们可以读出他的痛，而这种痛属于他个人，也属于全人类。他在语言上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新的敷南村，新的罗敷河，是诗人的精神地理，是诗人完成灵魂的自我救赎与自我超越的精神纹理。

附：王琪诗歌二首

祷 辞

含在我嘴边的

也是含在秋天嘴边的

现在还不能脱口

请施下催眠术，以青烟笼罩

都没有表述、呈显

父亲，六个年头过去了

我判若两人

枝条的身子

向下拼命弯曲

像我倒向黄昏的命运

这卑微的姿势，不为人屑

低过泥尘，低过父亲坟茔

旁边晃动的枯草

让敷南村寒气顿生

深夜写下的一封书信

寄往天堂

父亲，我们相见的时日甚远

怀念如黄土，绵绵不绝

淤积我体内的伤疤

是我苟活于这茫茫人间

最直接的原因

不尽之爱

有人囚禁了你对敷南村的爱

无关紧要

没有四处动荡的风

足够你彻夜打坐、安眠

父亲珍藏一世的秘语

请你务必把守好

碎掉的还在碎

你固执地从那年的敷南村出走

就不曾想到回来

如今，在中年隐约可见的光线里

你不止一次悲悯，痛惜

甚至绝望——

不要担心此时一阵风

就能吹散尘世上的一切

不用追究

苟活者与终日奔劳者的命运

本质上有多大区别

那些从敷南村散失的亲人

有没有看见

我们之间，犹若草木之分

岁月愈悠远

人世间的爱，愈加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