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与地域

韩向阳

金伟我们是同学又是同事。以前只知道金伟写新闻，直到前年他把自己写的两篇小说稿子送给我看，才知道他还写小说，而且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洋洋洒洒地写出了二十来篇，还上了杂志，并且有了不小的反响。期间我读到过几篇，这次开他的研讨会，又认真读了《英雄》《磨石碑》《玩具》《庹一刀》，感觉很有意思。

金伟的小说有故事，很好的故事。故事是小说的骨骼，是小说站起来的基础和支撑。中国传统小说都有很好的故事，“四大名著”里边是故事套故事。西方的小说在二十世纪前，比如说十九世纪的小说，都有很强的故事性。我们知道的那些大师级人物，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雨果、狄更斯等，他们的小说尽管风格相异，主题不同，但都有一个很好的故事。当然，进入二十世纪，有了新小说，像罗伯格利耶、伍尔夫、普鲁斯特、乔尹斯等，不大讲故事了。其实他们也不是一点故事都不讲，是淡化了故事，虚化了情节。或者说是在讲另外一种故事，即心理故事。他们是让心理流动的过程成为小说的故事。讲故事要讲好，更重要的是要讲“好故事”。什么是好的故事呢？标准也很复杂。我个人认为好故事起码是个有趣味的故事。所谓有趣味，一是有味，就是有思想內涵，耐人寻味，有哲学意义上的价值。金伟小说里就讲了很多有趣味的故事，算是好故事。比如《英雄》里的那个故事，一个普通农民，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却老想着要成为受人崇拜的大英雄，于是模仿电影《红色娘子军》里的洪常青，自己点火把自己烧了……这个荒诞的故事讲出了人类心理的一种荒诞情结，是一个小山沟里折射出的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病态的英雄文化。《玩具》则讲了一个人性的故事。一个老头因为孙子不幸坠窑身亡而产生出那种心理幻觉，很诗意很准确地说出了人类心灵深处的人性痛点。当然，也可以将它理解成当今农村一个留守老头的孤独与悲哀，理解成当代农民所面临的生存窘境和在这种窘境中的无奈与伤感。二是有趣，还有一些故事可能没有所谓的重大而深刻的思想内涵，但很有趣，即那个故事有美感，有美学意义上的价值，很有趣也是好故事。比如有些小说是写感觉的，如刘亮程的《虚土》，把感觉写得很细，很准，很敏感很疼痛，也是好小说。我们熟知的沈从文的《边城》里的那个故事，从思想内涵上讲不见得多大的价值，但是它有美感、有诗意。有美感有诗意的故事也是好故事。《磨石碑》就属于这类故事。它讲了两个萍水相逢的普通人的爱情故事，讲了他们两人之间微妙的情感过程，这个善缘未成善果未得的故事以其凄美哀婉成就了它的文学价值。《玩具》虽然也讲了故事，但故事的情节性不是很突出，倒是有很多描写，比如对爷爷精神状态的描写，对景物的描写，更多地显示出作者对感觉的捕捉与把握。

金伟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其鲜明的地域性，可以归类为那种所谓的“地域小说”。这种小说的笔墨集中在独特的地域文化上，以地域文化自身的魅力形成小说的文学价值。例如《庹一刀》中有关“杀猪头”那些细腻的伏牛山区文化特色的描写，《磨石碑》中那些关于石匠制造石磨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弥漫着流西河——其实就是我们豫西山区——浓郁的风土人情，犹如一幅纯净朴拙妙趣横生的风俗画。这种地域性恰恰构成了文学的世界性，独特性恰恰构成了文学的普遍性。在世界文学史中，不乏这样的例子。如福克纳，一生躲在“那个邮票大小的地方”，虚构了一个约克纳帕塔法县，就在那个小地方的文化背景上展开叙述，让他走向了世界，走向了诺贝尔文学奖。还有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如果没有以顿河为背景的哥萨克人独特的生活习俗和民族个性的描写，它的文学价值也会打很多折扣。马尔克斯的视野与布局可能比福克纳的小镇更大些，但也没有飞出拉美那片燥热多雨的天空。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是养了一方文化。文学的地域性在一定程度上讲是由作家自身的文化基因决定的。一个地域的文化元素的积累，构成了作家的文化基因。一般说来，作家是无法脱离这种基因的。他是这块地里长出的红薯，就必然携带着这块地里泥土的味道和色彩。周大新说，他在北京生活多年，可小说的故事还得搬到家乡写。贾平凹几百万言的长篇短篇，却总在商州那块土地上游荡。莫言在写作方法上万花筒般地变幻，却总也在纠缠山东高密那个地方。王俊义的长篇《民间别司令》是“豫西南地区的魔幻现实主义”，如果没有我们豫西地区这种独特的地域风情和文化背景，《民间别司令》的美学价值也会黯然失色。

当然，并不一定是说一个作家的作品一经诞生就必然带着地域性。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还必须具有这种地域性的自觉和敏感。他相信地域性的文学价值，胸怀这种自觉的美学追求。金伟的小说在这种追求上是自觉的。他也为自己的作品和人物找到了一个地方，那就是流西河。金伟说，流西河其实就是我们西峡县老鹳河的支流丁河。金伟的老家在重阳，丁河水就在他家门前不舍昼夜地流淌了几千年。他十分自觉地选择了这个地方，把小说的背景设定在丁河两岸。小说中那些人物的悲欢离合，他们的经历和命运，就是发生在那片土地上的真实故事。这些故事是先于作家而存在的，然而如果作家没有这种美学自觉，这些故事的美学价值也许不会被发现。

还有一点应当肯定的是，金伟在小说中对方言的运用。方言运用得好了，也可以使小说平添许多魅力。金澄宇的《繁花》用的就是苏沪那一带的侬言吴语。金伟的小说中充满了带着浓郁的土腥味的方言，不仅在人物的对白中使用了这些方言，就是作家自己的叙述也尽可能地使用这些方言，大俗大雅，意味盎然，妙趣天成。使用方言看似简单，其实不易，方言是服务于作品美学价值的开拓与实现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使用的那些方言必须与你那些作品的风格甚至主题相合相契，浑然一体，就像是我们这里煮红薯糊汤，红薯和玉米糁要真正煮成“一锅粥”，煮出浑然天成的芳香来。如果为方言而方言，用不好了，就像是在红薯糊汤里吃出根麦秸渣子，会显得生硬唐突，甚至庸俗滑稽。

上面说的都是优点。文学需要天分，需要智慧，更需要实践。金伟集中精力写小说的时间还不算长，理念也好，技法也好，语言也好，还有很多让人感到稚嫩生涩的地方。比如有些作品在主题的挖掘上，还显得有些飘浮和肤浅。叙述上也时有“绽线”，老道不够。但金伟有天份，有热情，坚持下去，一定会有大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