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江都王刘非墓出土羊纹金饰件考略

□张永娟

2009年至2012年，南京博物院对江苏省盱眙县大云山汉墓进行了考古发掘，证实为一处完整的西汉江都王陵园，一号墓墓主为江都王刘非。这是最重要的西汉诸侯王陵考古发现之一，入选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一号墓中出土了一批制作精美、等级较高的文物，其中的金饰件尤其引起我们的注意。

根据简报，该型金饰件共16件，平面呈桃形，底部近平，顶部收尖。正面中心以锤鍱工艺饰一组羊角纹。边缘饰两道绞丝金线，其内夹饰金珠纹与椭圆素面金线纹，部分椭圆内有穿孔。其中，标本M1K1⑥：237-6，长2.6厘米、宽 2.5 厘米（图1）。标本 M1K1⑥：237-9，长 4.4 厘米、宽 4.1 厘米[1]（图2）。

这种羊纹金饰件，在一些西汉高等级墓葬中也偶有所见。最早的是1968年河北满城西汉中山王刘胜墓出土的5件，形制基本相同，略似杏仁形，面上锤鍱成对称的动物花纹，顶端和两下角各有一对小孔。标本1：4362较小，周边有两圈双股金线，高3.9厘米、宽3.7厘米 （图3）。标本1：4393高 4.7厘米、宽4.3厘米[2]（图4）。其后1983年广州南越王赵眜墓出土8件，以金箔片锤鍱而成，主题纹饰为二尖角羊头纹，两相背向，如同一个羊头的两个侧面，在顶尖处又有一图案化的羊头，下部正中有一穗状纹作间隔，周边錾出连续的点线纹，上下左右各有一对小孔。标本D160高 4.7厘米，宽 4.3厘米[3]（图5）。2004年发掘的西汉刘毋智墓也出土一件，系用金箔锤鍱而成，平面为桃形，四边中部均穿二孔，顶尖处有一个双角卷曲的小羊首。主题纹饰是两个相背的羊首侧面像，巨角弯曲，目立耳，鼻孔贲张，似正在以角相抵，标本M1C：98，高4.8厘米、宽 4.5厘米[4]（图6）。另外，陕西西安市临潼区代王镇也有出土，饰件高4.64厘米，宽 4.31厘米，时代定为北朝[5]（图7）。

江都王刘非墓等四座西汉墓葬出土的羊纹金饰件，虽然发掘者对其定名略有差异，但其时代、形制、工艺、风格都非常相近，应该具有相同的文化内涵。代王镇出土者各方面均与西汉羊纹金饰件相似，但时代不同，出土具体情况和断代依据也不清楚，这里暂且搁置不论。

刘非为江都王（公元前154—公元前128年在位），刘胜为中山王（公元前154—公元前113年在位），赵眜为南越国王 （公元前137年—公元前122年在位），三墓中出土有羊纹金饰件，暗示着此物的规格颇高。刘毋智墓亦有出土，其墓主身份，发掘者推测可能是刘濞的家人或本家亲族[4]，有学者进一步推测为负责文书案牍工作的吏员[6]。虽然刘毋智并非诸侯王，但其墓出土有“郃阳侯家”“吴家”铭文漆耳杯，墓葬形制与烟袋山一号墓相似而规模稍小，烟袋山一号墓墓主一般认为达到诸侯王、列侯级别[7]，凡此种种，都说明刘毋智的身份较为尊贵。

图1 江都王刘非墓出土金件（M1K1⑥：237-6）

图2 江都王刘非墓出土金饰件（M1K1⑥：237-9）

图3 中山王刘胜墓出土金饰件（1：4362）

图4 中山王刘胜墓出土金饰件（1：4393）

图5 南越王赵眜墓出土金饰件（D160）

图6 刘毋智墓出土金饰件（M1C∶98）

图7 临潼区代王镇出土金饰件

刘非墓出土的金饰件，出自前室盗洞内，皆附着于红色丝织品上，丝织品原位置已遭盗扰，金饰件原组合位置不明。但我们可以通过南越王赵眜墓来推测。赵眜墓的羊纹金饰件出土时覆盖在玉衣的头套上面，当中4块，两侧各2块。右边2块压在透雕玉佩上，左侧两块略有滑脱，乃是枅石坠下砸坏棺椁所导致的。由此可见，羊纹金饰件原是玉衣头套上的装饰。一墓中的金饰件出土数量可以多达5件、8件、16件①刘毋智墓的羊纹金饰件仅有1件，这可能因为其为征缴采集所得，原有数量或不止于此。，且金饰件上下左右各有一对小孔，因此可能是上下左右连缀的覆面饰件。

我们知道，在死者脸部安置覆面，是有着悠久传统的丧葬礼制之一，自西周一直沿袭至宋元以后[8]。汉代的覆面，除了玉缀覆面，还有漆制面罩、纺织物覆面。玉缀覆面比较常见，如江苏徐州后楼山汉墓的一件玉罩面，出土于墓主脸部，由各种形状的玉片组成，三角形、方形、圭形的玉片上分别穿有三孔、四孔、五孔[9]。漆制面罩在扬州、连云港等地区的汉墓中有大量发现。纺织物覆面也不少见，如仪征胥浦101号墓墓主头部有纱面罩1件，圆形，由两层翼纱用漆粘连定形，再用竹片作边框相夹[10]。甘肃武威磨咀子48号汉墓男尸头部蒙覆丝绵的黄绢面罩，62号墓女尸有米黄绢面罩，也都是纺织品面罩[11]。而且，漆面罩与玉璧、玉面罩与纺织品组合使用的情况也很常见，有漆面罩内外镶嵌玉璧等形式。从赵眜墓的羊纹金饰件出土时覆盖在玉衣头套上、右边2块压在玉佩上来看，可以推测羊纹金饰件可能是与玉器、纺织物连缀使用的覆面组成部分。刘非墓中的金饰件附着于红色丝织品上，我们推测，红色丝织品可能也是覆面一类的东西。刘毋智墓没有发现覆面，应该跟纺织物覆面不易保存、盗墓严重破坏等因素有关。

金饰件上锤鍱出羊纹，有一定的寓意。羊是很早就被驯化的家畜，《诗经》中即有“日之夕矣，羊牛下来”之句。羊在传统文化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寓意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一，羊可断罪。东汉王充《论衡·是应篇》：“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晋书·舆服志》：“或谓獬豸神羊，能触邪佞。”其二，羊可避祸。《杂五行书》：“悬羊头于门上，除盗贼。”其三，羊可祈求富余。《太平御览》引《新言》云：“初年悬羊头、磔鸡头，以求富余。”其四，羊是长寿、成仙之象。西汉刘向《列仙传》：“葛由，蜀羌人也。周成王时，好刻木羊卖之。一旦，乘羊入西蜀，蜀中王侯贵人追之，上绥山，在峨嵋山西南，高无极也。随之者不复还，皆得仙道。”《太平御览》引《玄中记》云：“千岁之树精，为青羊。”其五，羊通“祥”，汉代“吉祥”多写作“吉羊”。《说文》释“羊”为“祥也”，《春秋说题辞》载：“羊者，祥也，合三而生，以养王也，故羊高三尺。”汉墓出土的“元嘉刀”铭文有“宜侯王，大吉羊”[12]。总之，在汉代人眼中，羊是神兽、祥兽，可以避祸、求福，寓意吉祥。刘非墓出土的金饰件上有三羊纹饰，应该是吉祥、避灾、成仙等思想的综合体现，而且与中山王刘胜墓、南越王赵眜墓一样，诸侯王墓出土的羊纹金饰件可能还与 “宜侯王，大吉羊”“羊者，祥也，合三而生，以养王也”的观念有关。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还认为江都王刘非等墓出土的羊纹金饰件反映的是中原固有的传统文化，而不是有些学者认为的“金饰片上的对羊图案明显受到了战国以来北方匈奴草原文化的影响”，“应该是从北方草原文化的金属饰牌发展而来”，“反映出斯基泰风格本土化的历程”[13]。确实，匈奴等北方文化中盛行双羊纹饰，考古发现有大量双羊纹的金属牌饰。但是刘非等墓出土的羊纹金饰件，锤鍱出的纹饰是三只羊，而非双羊，三只羊可能就是《春秋说题辞》所谓的“羊者，祥也，合三而生”。北方和中原地区出土的斯基泰风格的金饰牌，一般都是长方形，厚度多达0.1厘米以上，纹饰以浮雕写实的动物纹为主，用途则多是腰带扣。与刘非墓出土的羊纹金饰件相比，两者在工艺、形制、纹饰、组合、内涵等方面都是有着显著差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