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格萨尔说唱艺人

唐朝晖

巴嘎

1970年7月1日，出生于藏北那曲门底乡。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玄子/ 摄）

西藏那曲是《格萨尔》说唱艺人最多的地区

那曲，西藏北部，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年平均气温零度以下，一年有100天左右刮着大风。在我个人的西藏地图上，把第一个与老百姓接触的点，轻轻地划在藏北草原。

那曲是中国海拔最高、土地面积最大的一个地级市，管辖色尼区、安多县、聂荣县、比如县、嘉黎县、索县、巴青县、申扎县、班戈县、尼玛县、双湖县。那曲市人民政府设在色尼区。

那曲处在唐古拉山脉、念青唐古拉山脉和冈底斯山脉之间。面对群山，我的内心总有一只飞翔的大鸟，冲向发着白光的冰川和粗粝的山石。那曲的北边是青海，西北边是新疆。西藏第一大湖纳木错、第二大湖色林错、第四大湖当惹雍措，都在那曲。野生植物主要有虫草、贝母、雪莲花等。

出拉萨城，沿109国道，一个人、一辆车，我向着那曲出发。这是三月，是那曲的刮风期，气候干燥，时时会有大风大雪。我有些梦寐以求地，去寻找生活在《格萨尔》史诗声音中的人们。

我想知道，那些游吟诗人是如何在草原上策马奔腾，在雪山之下高歌吟唱;在寒风包裹的小屋里，他们如何节奏急速地叙说《格萨尔》和各大将的故事。

我也想知道，到底是谁让《格萨尔》史诗得以流传至今？

是谁在说唱一部又一部让老百姓神思梦绕的《格萨尔》史诗？

每天早上，拉开窗帘，是我看见惊喜的时刻：全世界的白，城市和对面的群山，被昨晚的大雪覆盖。

巴嘎不一样的13岁

巴嘎是我见到的第一位《格萨尔》说唱艺人，他出生在门底乡，现在每周都回去。采访的第二天，我们跟着巴嘎回家。

车开进草原，有水的地方都结了冰。水从雪山上下来，流着流着，被白色的寒冷冻住，固体保持着流态，这些，是河水奉献给冬季草原的白色哈达。一路群山环抱，远远观望——草黄，草绿，牛来，人往。

巴嘎家所在的村里人家不多，房子散落在三个缓坡的出口处，都不高，平的屋顶，一眼看去，牛粪墙居多。进到主人的屋子里，须经过这一米高、整整齐齐垒在院墙外面的牛粪墙，之后是土墙。

巴嘎的兄弟为我们拉开门帘。低头走进去，我第一次踏进那曲牧民的家里，看到了主人的万般热情：长方形屋子，中间一个二米长的炉子，烧着干透了的枯黄牛粪饼，屋里暖气洋洋。靠窗和最里的一方，两排藏式长条桌椅，每张桌上，摆满了吃的东西，一大盆大块牦牛肉，一整腿风干牛肉，各种干果、水果、零食。

屋子正上方，一排一米多高的木柜，上面摆着各种神像，墙上挂着老的唐卡。我先给主人献上了洁白的哈达，表达我对主人的尊敬。

刚坐下，酥油茶、甜茶，巴嘎家自己做的酸奶，还有米饭，都端了上来。

巴嘎三兄弟，还有弟媳妇和孩子们，一大家，好不热闹。

巴嘎爱抽鼻烟，坐在我对面，右边鼻孔边时不时会留下一点烟灰。

他不说话的时候，眼睛望着前方，表现出对生活满足的神情。有时候，我看他，好像身心不在这物质世界里，神魂飘动。

神龛一角，摆满了巴嘎赛马时拿的奖杯。这几天一直陪着我的晓东啦说，《赛马》是《格萨尔》史诗中最重要的章节，在羌塘草原，各种赛马节，肯定会请《格萨尔》艺人去说唱。条件好一點的地方，请三四个说唱艺人。像村里、乡里的赛马，就请一两个艺人过去。

那曲赛马节，全称“那曲恰青赛马艺术节”，也称“羌塘赛马节”，是藏北草原上盛大的传统节日。从吐蕃时期开始至今，现在定在每年公历的8月10日。

巴嘎家里现在还养了很多匹马，巴嘎夺得过赛马节上的较好名次，也几次夺得第一名。

主人房子左边，一大片矮墙砌的院子，里面有几间很小的土窝窝，一百多只小羊羔咩咩地叫着，往门口挤。

很多天，我都与巴嘎在一起，听他断断续续地说着自己的故事。

我们这里是纯牧区。我们早已不再是游牧的状态。我们有房子，在山坡的下面，四周是草场，老二的父亲是那曲聂荣县人，老三的父亲是我们门底乡人。我的父亲没有与我们一起生活。草场，分给了各家各户，牦牛、羊和马，自己想养多少就养多少。

六岁那年，也是冬天，风很大，草原上的冰，白得晃眼。

我走出家里的黑帐篷，就想跑，向对面的草原跑去，牧场，是很长的缓下坡，牧场里都是牦牛，它们看都不看我一眼，只有羊羔受惊，往两边跑，为我让出一条路。跑着，跑着，我就想唱歌，想大声地唱出来。一边唱，两只手像被风浮了起来，手掌翻过来，做出各种动作，只有这样，我才舒坦。跑出很远，都到对面的坡上了，我站在一片只有沙土、牛粪、枯草的草场上，尽情地歌唱。

从那以后，我经常有这种冲动。坐在草原的石头上，自话自说，自说自唱，手舞足蹈。

上小学的那两年，遇到节日，老师教高年级的学生唱歌，旋律刚起，我已经在旁边唱得疯疯癫癫，不仅唱，还说疯话。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说唱的时候很清醒，不唱出来，不说出来，憋着难受。

七八岁，我会说唱的也不多，就那么几段，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会说唱的内容越来越多。

家里的大人，村里的老人都说，我唱的是《格萨尔》，还说，我肯定是一位《格萨尔》说唱艺人。我不知道什么是《格萨尔》，也不懂艺人是什么意思。

放假，回到草原的村子里，小孩子们在家门口或院子里玩，我就给他们唱，小孩喜欢听我唱。有时候，大人们也过来听。我唱的《格萨尔》是哪一部？我不记得了。

有些老人回忆说，我唱的是格萨尔王出生那一天的事情，唱到了格萨尔的相貌等等内容。说我13岁以前说唱的段落，大部分是重复的，有时候也唱得不一样。

我就上了两年学，藏文30个字母会认，其他的，不会写不会认。现在一百多位《格萨尔》艺人，文化水平我算差的，比我更差的还有。

退学后，我跟着大人们一起放牧，小孩都喜欢学大人抽鼻烟。他们对我说，你说唱段《格萨尔》，就给你烟抽。

我就站在他们前面，一大段、一大段地说唱。

我现在都记得是在哪块石头旁边，说唱了多久！在河的哪个湾道里，抽过鼻烟！哪些人在听！我都记得。

听我童年说唱的大部分人，都去世了。

13岁的一个晚上，在家里睡觉，做了一个梦。

有个白发老人，拄着拐杖，把我带到一座最高的山上。他说，你把看到的每座神山的名字，每座山上有什么，意义是什么说唱出来，那你就能说唱《格萨尔》，你就是说唱艺人。

我看到了神山冈仁波齐、南迦巴瓦，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衡山我都能看见。有的山上即使云雾笼罩，我也看得清清楚楚，我像坐飞机一样，到了一座座神山的旁边。

我都认出来了，用最庄严和圣洁的语言，赞颂出来。

老人说，你已经是《格萨尔》说唱艺人了。

每一位说唱艺人，都知道史诗的整体故事，但没有一个人会说唱整部史诗，有的会一部、十部，有的会三十部、七十部，有的会说唱一百多部，但没人准确地知道《格萨尔》史诗有多少部。（玄子/摄）

那曲著名格萨尔说唱艺人巴嗄。（孙明光/摄）

巴嘎家里现在还养了很多匹马，巴嘎夺得过赛马节上的较好名次，也几次夺得第一名。（玄子/摄）

巴嘎和他的儿子。（玄子/摄）

这一年，西藏社科院的工作组来普查，认定我是《格萨尔》说唱传承人。

我们乡之前没有《格萨尔》说唱艺人。

1983年开始，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在说唱《格萨尔》史诗，也才正式开始说唱。

普查人员要我们艺人上报能唱多少部《格萨尔》，当时我不在那曲，其他艺人帮我报的数字是86部。其实，我现在可以说唱一百多部，其中5部为独家说唱。

西藏自治区非遗中心的一位老师，在拉萨给我录音，我唱了比较长的一部，说唱了200多个小时，如果出书，这一部够出十几本。跟这个一样长的还有好几部，最短的一部，说唱出来，也需要二、三十个小时。

一百多位《格萨尔》说唱艺人，有八九十个人，我跟他们有过交往。

如果一百位艺人说唱《格萨尔》中的同一部，说唱的大意和故事情节肯定一样，但每个人的唱词会不同，有些将军的名字也会有不一样的情况。有些人说唱得浓缩点，我说唱得宽松点。

像珠牡王妃中有一段，有些说唱艺人说的是，格萨尔王把草原上的一些老鼠打死，把血和肉脏弄到珠牡王妃身上。而我说唱的是，格萨尔王把珠牡王妃的藏袍撕烂，他又打来草原上的野鼠，用鼠皮给王妃做件藏装。

我不敢说自己是艺人里最好的，但按每一部多少小时计算，从长度来说，我肯定是其中说唱得最长、最全面、最细致的、最多的艺人。

我说唱《格萨尔》，不用去想下一句，我也看不到什么。只要第一个字唱出来，后面的就能说出来，流水一样。说唱到青海，我之前没去过，但是我知道有些什么样的地方，有什么样的山，能唱出来。我到那边后，那里就有这个地方，有那座山。

如果说格萨尔王是位普通的人，那他就是最好的人，他救世济民，给老百姓想得多、做得也多。格萨尔王的母亲是从内地嫁过来的，格萨尔在内地学习、生活了9年，才回到西藏。內地比西藏富裕，什么都有。

如果说格萨尔王是神，那他就是莲花生大师。

我们艺人说唱，有一段：松赞干布以后，就是格萨尔王的时代。

说唱艺人的帽子有两种。平常在说唱厅里，或者被人请到家里去说唱，我们戴的是同一顶帽子。如果在野外拍电视、电影，说唱艺人会戴另外一种帽子，类似于出征的战帽。

我们说唱艺人，生活在各自的草场，《格萨尔》史诗，无论多少个版本，多少种唱法，无论是100部，还是200部，总体框架、故事的发展，都在天界、人界、地界，这三界里。

每一位说唱艺人，都知道史诗的整体故事，但没有一个人会说唱整部史诗，有的会一部、十部，有的会三十部、七十部，有的会说唱一百多部，但没人准确地知道《格萨尔》史诗有多少部。

我说唱《格萨尔》，不用去想下一句，我也看不到什么。只要第一个字唱出来，后面的就能说出来，流水一样。巴嘎在说唱厅说唱。（晓东/摄）

今天西藏最老的格萨尔说唱艺人查欧

安多县比那曲城区海拔更高、更冷。

巴嘎、阿旺巴旦两位说唱艺人，和这几天一直陪我的晓东啦，我们四个人去安多县，找西藏目前年龄最大的两位《格萨尔》史诗说唱艺人。

查欧

1947年3月，出生于西藏那曲安多县措玛乡。他能说唱19部《格萨尔》，2部为独家说唱。其中《色达宗宝鹏》共计录了17张碟片。2014年，查欧入选为《格萨尔》说唱代表性传承人。（晓东/摄）

拉开窗帘，昨夜的雪，下得比前几天都要大，路都冻起来了。打电话给晓东啦，这样的天气可以去吗？

晓东啦说，没问题，雪不大。

我们出发了。

雪轻轻薄薄地给群山镀上了一层不一样的颜色，有红色，有黑色。一路阳光照耀，藏北大地依旧被冬季的风雪笼罩。没雪的天气，主人会把牦牛放上山。下雪天，牦牛被赶进圈起来的草场里，它们动作缓慢，像黑色的石头，被雪水推上草滩。

色多、洛桑顿珠等四五个说唱艺人在马路上迎接我们。在楼下，我就听到了熟悉的说唱声。寻音上楼，我们见到了西藏年纪最大的说唱艺人查欧。在嘈杂的屋子里，我记录下与查欧的谈话。我们三个人贴得很近，像在密谈。距离近了，心灵也近了。

3月6日，我出生在朝圣的路上。

爷爷奶奶，带着我的母亲父亲，还有舅舅一家人，去印度、阿里转山、朝圣。回来的路上，经过那曲双湖，巴丁那琼的一个村庄，我出生了。

大家只能在村子里停下来，住了十几天，母亲身体稍微好了点，才一起上路。父母带着我这个路上出生的孩子，回到老家安多北部，甘尼乡的家里，这边是纯牧区。

我有一个弟弟，现在还住在甘尼乡，五六十户人家，全部都盖了房，定居在那里。

往年的甘尼乡，才七户人家，过着游牧的生活。草场可以随意放牧，不分你我，我们赶着牛啊，赶着羊，往前面走，一直到双湖的界线，才返回来。

有时候，放牧到更远的地方，如格尔木。哪里都是我们的草原，哪里都是我们牛羊的草场，不像现在，人多了，户数多了，这里那里都圈起来，地标界线也出来了。

父亲在我三岁的时候，去世了。我和弟弟有一位养父。养父沒小孩，就我们两兄弟。

我们兄弟都没读过书，那年代也看不到什么学校。我性格开朗，从小到现在，从没打过架。即使有人借了我的钱不还，我也是脑子里想一想，就算了，不给就不给。当然，这钱，肯定是很小的数目。

30岁，我才结婚，老婆也是甘尼乡人。

我们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在安多成家了，生活条件比较差，一个女儿在那曲的宾馆里打工，做服务员。最小的女儿，在拉萨上高中，怀孕了，回家生了个小孩，与我们住在一起。还有我那老大，有个小男孩，早些年，他的母亲也去世了，现在，孩子也是我们在带。

我家里有20头牦牛，羊没有，有一匹马。

小时候，我没有接触过《格萨尔》说唱，祖上也没人会说唱。

13岁的一天，我在羊圈里，不知道是不是睡着了，来了一个骑马的人，手持长矛，站在我跟前，要我把舌头伸出来。

我照做了。

那人用左手把我的舌头拉成一个球场那么大，长矛压住我的舌尖，他在上面写字，写了好多次，反反复复地写，我看着他写。写好了，长矛一松，舌头回到我嘴里。身上特别的疼，不是生疼，只是有疼的感觉。

我想站起来，没法动，像瘫了一样。

天快黑了，我慢慢地活动自己的手脚，起身，把身边的羊赶回家。一边走，一边感受自己的舌头，看是不是受伤了，或者粘了什么东西。结果，什么感觉都没有，一切挺好的。

后面的二十多天，我每天重复地做这个梦：舌头被拉出来，骑马的人在我的舌头上面写字。

一天晚上，那个人骑着马，停在我身边，叫我坐在马后面，把我带到一座很高的山上，问城东边的那个字怎么读？南边的字是怎么读？西边的字怎么读？让我全部说出来。

父亲教过我一些藏文，我认识那几个字，东南西北我都说了。

骑马的人叫我跟着他念，一大段一大段，让我跟着读。现在，我觉得骑马的人念的是《格萨尔》最前面的那一部。

天快亮了，天空中出现佛像，我习惯性地马上祈祷，那佛像是莲花生大师。

从那以后，我一个人，或者与我的小伙伴们在一起，我就总是想唱出骑马人教给我的那些东西。看到我疯疯癫癫的样子，父母怕我出丑，不再让我去放牧。

父亲允许我在家里说唱，开始是说唱些零散的故事，后来，我可以说唱一整段一整段。

骑马路过我们家的人，会留下来住一晚或两晚，他们让我说唱《格萨尔》。也有人请我去他们家里说唱，我去得最远的就是双湖，也许因为是我的出生地，每次到了那里，我有种奇妙感觉，到了那里，一个人的时候，我会大段大段地说唱《格萨尔》，沉醉其中。双湖有好几户人家重复地请我去说唱。

在安多县的说唱厅，格桑多吉和艺人们的合影。（玄子/ 摄）

我现在会唱九十部左右的《格萨尔》史诗，短的五、六部，每部十五六小时说唱完，其他大部分都是长部头，每部200多个小时。有些史诗章节，我没说唱过，现在叫我说唱，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说出来，是个未知数。我虽然没说唱过，但是一说到某个名字，我想，也许我可以说唱出来。

格桑多吉

1955年8月8日，出生于西藏那曲安多杂仁镇。1984年，他与西藏著名的《格萨尔》说唱艺人扎巴、玉珠、玉梅、阿达等人，参加在拉萨举行的全国格萨尔会议，同台演出。他能说唱44部《格萨尔》史诗，6部为独家说唱。2014年，格桑多吉入选为那曲地区《格萨尔》说唱代表性传承人。（玄子/摄）

格桑多吉家族六代都是說唱艺人

在安多，我采访到了另一位上了年纪的说唱艺人，他叫格桑多吉;他和查欧两个人，是目前《格萨尔》说唱艺人里，年纪比较大的。

汉语，我会说几句，说得不多。

1955年，我出生在扎仁镇六村，那曲往安多路边的一个村子，牧区，村里有160多户人家，一千多人。

从小，我跟母亲，还有养父，以及两个同母异父的兄弟在一起生活，父亲有另外的家，我们条件并不差，像糌粑这些，基本上可以吃到。

我们的村子叫拖穹，也是草场的名字。我们住的小地方，有一个更小的名字叫查仓玛。

五岁，我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什么都能看到。看到有骑马的人，有拿弓箭的人。还有，我认识的那些去世了的老人，也能看到他们从草场走过来，在邻居家的院子外面，在门口往里看看，就不见了。为了这些事情，有人被打倒过，把他们的头发都剪了，不允许他们说这些。

现在，我的眼睛没那么好使了，但还能看到。有人去世了，放在家里一周或五天、三天，有些家人，叫我过去住一晚上，在那念经，把我看到的说给他们听。

十一二岁，我们家里有了20多头牛，羊不多。现在牦牛有60多头，羊一百多只，都是我的小女儿在放牧，她现在还没结婚，30岁了。她喜欢查仓玛，我也想把她留在身边。我有三个女儿，其余两个都嫁出去了。

我二十八岁结的婚，老伴也是查仓玛的。我们一直住在村子里。我们已经习惯了那里的草场，习惯每天起来，风冲过来的感觉，那里的风与安多县城的风不一样。

1968年，我开始说唱，虚岁13岁。

那天晚上，我梦见在一栋比较高的房子后面，两个骑在马上的人，我站在两匹马的中间，骑在马上的人，拿着本书，要我过去看，一直看到第二天上午，醒来。书里的内容我感觉全部会背了。从那以后，我就会说唱《格萨尔》史诗。

我与其余艺人不一样，有点特殊。我们家族六代都是说唱艺人。我的父亲，一直到爷爷的曾祖父，都是《格萨尔》说唱艺人。

当雄城外的热振寺，当时的热振王，给爷爷发了一个证，允许我爷爷到任何地方都可以说唱《格萨尔》，那时候收税多，我爷爷可以凭证免税。

格桑多吉在安多的说唱。（晓东/ 摄）

我去过比如县达塘乡，老人们给我说了很多爷爷的事情。

我的上几辈，他们都是走到哪里，说唱到哪里。

《格萨尔》有多少部分？我说不清，太多了。2018年10月，在家里带小孙女，哄着她睡觉。我睡着了，在梦中，我又学会了《格萨尔》其中一部，这一部，我身边的艺人应该都不会，叫《毒岭》。

我现在在说唱厅里说的，正在这一部。说的是，有一个部落，那里吃的、喝的，全都有毒，人或者是其他动物到那里，都会死。毒岭国王的女儿，嫁到岭国。岭国就派了一位医生，把那边的毒水变成了药水。

我在拉萨录了两部其余艺人不会说的《格萨尔》史诗，短的一部30多个小时，长的60多个小时。那次，我没时间录，家里离不开我。就只录了两部。

说唱艺人都不唱《格萨尔》最后一部

那曲每天都是大风、大雪，但采访很顺利。这天，我见到了阿旺巴旦，听他讲自己的故事。

我最喜欢木隆村，属于白朗镇下面的一个小村子，在山沟沟里，只有五户人家，我们的房子集中在一起。骑马走半个小时，才能碰到其他人家。村里现在人多了，有40多户。

我们的木隆草原不大，村里的草场很大，骑马要走一天，还不一定可以走出去，周围全是草场。村里的三个草场连在一起，木隆、色龙、支教。

草场远处，四周都是山，不高。有一条大的河流，穿过草场，小河就多了，四处都是。

村里的人，经常说起布达拉宫、大昭寺、扎西伦布寺、桑耶寺等等，我想自己出去看看，想出去走走。我几乎是从家里逃出来的，身上没带一分钱，也没与家里人说。说了，肯定不会让我一个人去的。跑出村子的那年，我13岁。

我在外面晃荡了六年。

一路上，就我一个人，能搭顺风车就坐车，大部分走路。一般就借住在老百姓家里，给他们说唱《格萨尔》，给多少钱就多少钱，人家给我吃的，让我住。

1986年，在色拉寺背后，一座山上的寺院里，我待了20多天。这是六年里，感觉最殊胜的一个地方。住在庙里，每天转塔、绕佛，喇嘛们给我吃的。

我先到的拉萨，走山南、日喀则，19岁，我回到村里。

1994年，我24岁，那曲地区文化局知道我是《格萨尔》艺人，把我招到群艺馆上班，一个月150块钱。我们好几个说唱艺人都在那里上班。

第二年，我在那曲成了家。老婆也是班戈县人，我们在那曲认识的。我们的生活来源除了工作，每天，我都去说唱厅说唱。

年龄大一点的那曲人，家里办喜事，请我到他们家里去说唱，给点钱。他们想听什么，我就说唱什么。

我家四个孩子。老大在那曲打临工，老二在内地读书，河北沧州，今年毕业。老三在山南读高中。老四今年七岁，这女孩，是我和老婆在那曲的垃圾桶旁捡的，孩子现在上小学一年级。

小时候，我没接触过《格萨尔》的说唱。

那年我13岁，在草场放牧，睡着了。梦见两个骑马的将军。骑红马的将军衣服也是红的，骑白马的将军衣服也是白色，他们两个人在为我相互打斗。

騎白马的赢了，他问我，你想跟我走，还是跟他？

我说，跟你走。

他说，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格萨尔》说唱艺人。

说完，他就不见了。与《格萨尔》相关的梦，只做过这一次。从此，我就会说唱《格萨尔》。

想说《格萨尔》时，所有的内容全部就在脑子里、在眼前现出来。想唱哪一部，哪一部就可以说出来。我现在可以说唱出100多部《格萨尔》，录了有30部。有一部说了59个小时。现在我怎么都能说唱140部左右。我不是那种背了几本书来说唱的艺人。

我也是在会说唱《格萨尔》史诗之后，才强烈地有了想到外面去走一走的冲动。

我爷爷、父亲都是《格萨尔》说唱艺人。出远门，身上肯定有格萨尔王的像，每天都带着。

《格萨尔》经文，我有两部，是爷爷传给我的。

说唱的时候，我们把帽子放在左肩、右肩，或者拿到手上、戴在头上，还是捧在胸前，是有不同含义的。

我跟巴嘎，或者与其他艺人，我们唱的内容是一样的，但唱出来的字词肯定不一样，说唱的调好多也不一样。对于我个人而言，今天唱了一部，再过十年、二十年，再来唱这—部，字词肯定都是一样的，如果不一样，说明他不是一位真正的说唱艺人。

格萨尔王的故事和《格萨尔》史诗的传播，就是靠我们说唱艺人。我们说唱出来，有些人用藏文记录，直接出书，这其实也是我们艺人传下来的一种方式。

现在的说唱环境，本质上来说没发生太多变化。过年过节，谁家有喜事，就请我们去说唱。如果有人过世，这样不好的事情，是不会来请我们的。

赛马节，一定会请我们去说唱。

以前的老艺人，有这样一种说法：说唱艺人都不唱《格萨尔》最后一部，说唱完之后，这位艺人也会去世。

我的说法是，说唱艺人快去世了，他说唱《格萨尔》史诗最后一部的灵感就会出来，他就可以从头至尾说唱出最后一部《格萨尔》。现在要我说唱最后一部，我也可以说，但说得不全，不是非常好，全面的我暂时说不了。

阿旺巴旦

1971年10月25日出生，西藏那曲班戈县自郎木隆村人。能说唱76部《格萨尔》史诗，15部为独家说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玄子/摄）

泽琼村的玛德在写作《格萨尔》

采访完，请晓东啦找地方一起吃饭，他是本地人，在那曲第二中学的巷子里，一长溜的门面，推开藏餐厅厚实的门帘，里面满满的全是藏族老乡，热气腾腾，与外面的寒冷形成对比，眼镜立刻起雾。

好不容易找到一张小桌子，我们三个人，挤着坐下来，身体挨着身体。这几天，我们每天在一起，身心的距离随时间的接触，而缩短，有了好朋友、好兄弟的气息。我像藏人一样地喝着茶，吃着藏面，三个人，六碗藏面，一人两碗。

下午，与说唱艺人玛德继续聊天。

我一直跟母亲、外婆生活在泽琼村，父亲和外公去世得早。很小我就开始放牧，我们兄弟姐妹上学的机会是没有的。16岁，乡里才开始盖学校，我还帮忙打过工。

泽琼村，村子很小，七八户人家。我们全家现在都搬来那曲城了。

我一个人先来，在说唱厅说唱《格萨尔》7年，在城里建了房子，才把妈妈和外婆接过来。

五六岁的一个晚上，我做了个梦。

有个骑蓝色马匹的将军，问我识不识字？

我说，不会。

将军说，你到那边去。

我就去了。那里搭了很大的帐篷，里边有人说，喇嘛来了。喇嘛一进帐篷，我看他与莲花生大师长得一模一样。

他又问我，认不认字。

我说不会。

喇嘛给我一本书，说，这是《格萨尔》说唱的书，格萨尔的故事、历史都在这里。

喇嘛带我从头到尾地读，从第一章开始，喇嘛念一遍，我读一遍，念了很长以后，帐篷里出现了很多骑马的战士，骑白马的穿白色战袍，骑黄马的穿黄色战袍，在帐篷里转圈，转着转着，我就醒了。

每天晚上，几乎都做这样的梦。

我就会说会唱《格萨尔》了。

每天放牧，碰到高一点的石头，或者山坡，我就把它们当成鬼怪，从家里拿根木棍，像剑一样，与这些突出来的石头和山坡打仗。边打边说边唱，我能感觉到眼前全是我唱出来的那些场景，能看到各种雪山、湖泊、寺庙，没去过的地方，都现在我的眼前。闭着眼睛，也全部出现。白天，感觉战马都现在眼前。

六七年时间，我就那样疯疯癫癫地放牧、歌唱。

有些老人，听过《格萨尔》说唱的，他们肯定我就是《格萨尔》说唱传承人，他们要我妈妈去找喇嘛、活佛。

慢慢的，叫我唱《格萨尔》的第几部，我就可以从哪里开始说唱，不再那么胡言乱语。

我能说出《格萨尔》一百五六十部，我录了音的说唱有五六十部，一两千个小时。最短的几部十二十三个小时;小国、小部落的故事，一部六七十个小时;大部、长的二三百个小时一部;大部分都是一百小时左右一部。

我个人感觉《格萨尔》应该有将近两百部。有些人把一部长的分上、下两部来计算，其实就是一部。我认识的很多说唱艺人，基本上也是我这种观点。

年轻的说唱艺人，今年能说三十部，过几年就不止三十部了。说着说着，就又想起一些新的部章来，说唱艺人就是这种状态。

《格萨尔》说唱里，有很多内容，应该传播，有些是教我们怎么为人处事，哪些事情该做，怎么来做，我们不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怎么做父母。还有，说有些人坏得像什么样子。又称赞那些值得我们尊敬的人。

《格萨尔》说唱里涉及到一些山、水，说这个山是什么样的山，山里有什么，赞得非常美;

为什么那个地方有八座白塔？

为什么那个地方有很多玛尼堆？

为什么女人戴围巾？

为什么腰带上面有花纹？

格萨尔王的大将，这人心是什么样子？人品是什么样子？

现在年轻人都听不懂我们的说唱，我正从《格萨尔》说唱里，把这些教育人的、好的故事，综合到一起，写两本书，现在已经写好了第一本，叫《格萨尔王的故事》，只要认得藏文，就看得懂，听得懂。

我的藏文是自学的。

说唱《格萨尔》最后一部的问题，如果现在必须要说唱最后一部，很多艺人都可以说出来，但一般都不会说。因为，最后一部说唱的内容，是格萨尔王的大将们，一个一个是如何如何、怎么样死的。说唱艺人忌讳说这些，因为，我们认为，说唱艺人就是格萨尔王那些大将的化身、转世，或者说——说唱艺人都与格萨尔王的大将们有各种关系。

瑪德

1980年3月10日，出生于西藏那曲县罗玛镇泽琼村。

能说唱82部《格萨尔》，其中28部为独家说唱。

自治区级《格萨尔》说唱代表性传承人。（玄子/ 摄）

索朗旺堆每天都在与说唱艺人打交道

我只能从我爸爸、我的两位妈妈的角度，来说与《格萨尔》说唱艺人前世今生的各种关联。

我在文化馆工作，每天都在与说唱艺人打交道。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情绪，我了解得比较深。在研究方面，我有些思路和新想法，但我文字的表达能力差。

说唱艺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没人说得清楚。之前，很多人担心老的说唱艺人去世，后面的可能会断。现实是，最近几年，有更小的孩子可以说出《格萨尔》史诗。依目前状况，说唱艺人的传承肯定不会断，我们不再担心后继无人。

索朗旺堆

1966年，出生于那曲索县加勤乡。

索朗旺堆（左）和父亲李彬。（索朗旺堆/供图）

像说唱艺人斯塔多吉，西藏大学在读研究生，是目前发现的说唱艺人里，唯一有高学历的艺人，一位90后的年轻人。

《格萨尔》史诗中的很多部，很多人都会说。但有很多部，只有某一位艺人会说，如果这位艺人走了，其余艺人说不出来，也许就真的流失了。所以，我们现在抢救的是《格萨尔》独家说唱这一部分内容。

1966年，我出生在那曲索县加勤乡农村。

我们加勤乡是半牧半农地区。

我小学毕业后，在县师范培训班学了两年多，回村里当了两年小学老师。

索朗旺堆是我的藏族名字，还有一个汉族名字，爸爸姓李，我叫李谊。西藏一股没人这么叫我，到了内地，妈妈才叫我的汉族名字。

爸爸祖籍安徽。我亲生的藏族妈妈去世了，我有个在上海的汉族妈妈，在我心目中，汉族妈妈如同亲妈妈。

我在舅舅家长大，没有爸爸的概念，一直以为，舅舅就是我爸爸，因为舅舅的小孩都叫他爸爸。

十岁那年的冬天，爸爸与汉族妈妈来索县老家看我。我不敢靠近他。

汉族妈妈也在西藏当老师很多年，对我影响非常大，我有今天，非常感谢汉族妈妈。

我亲生爸爸从1979年开始调查了解《格萨尔》史诗的相关资料，爸爸写的都是藏文。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也跟爸爸一起去老百姓家里做采访，去说唱艺人家里，了解他们的生活。

爸爸在藏地寻找《格萨尔》的遗迹，考证每一块石头、每一个足迹、每一个部落、每一个传说。爸爸一说藏话，谁都不相信他是汉族干部。爸爸在那曲就说索县的藏语，到拉萨就说拉萨话。藏族人，都以为我爸爸是西藏本地人。

爸爸去各地调查录的磁带，和文字的笔记，我都完整保留，有些在上海，有些在拉萨。

爸爸还教我钉鞋子，缝衣服，他自己洗照片。

爸爸在西藏呆了三十多年。1996年才从西藏退休，爸爸成了一位纯粹的西藏人，他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生活环境和习惯，他吃糌粑，吃生肉。

我在那曲的第一次采访，即将结束，与说唱艺人的心灵，有了某种亲近的感觉。临走前的几天晚上，我都是一个人，在格萨尔说唱厅里坐下来，点一壶茶，听不同的说唱艺人，说唱《格萨尔》。

格萨尔说唱厅，藏语叫“仲康”。“仲”就是《格萨尔》说唱的意思。那曲现在有五家仲康，都在拉萨路那曲城综合市场里。我去了三家说唱厅，分别都是说唱艺人洛桑、多杰日巴、同佑开的。他们请说唱艺人过来说唱，给工资。像巴嘎、阿旺巴旦，每—小时比其余艺人稍微高点。

那曲城周边老百姓，在不忙的季节，从四面八方，各个地方来，坐在热气腾腾的仲康里，听艺人说唱《格萨尔》。仲康有饭吃，供应包子、面、肉汤、米饭、茶、丸子、清茶等饮食。

1981年，索朗旺堆的父亲李彬用藏语在牧民家里说唱《格萨尔》。（索朗旺堆/供图）

说唱从上午11点开始，晚上八九点结束，在冬天不忙的季节，有很多人来听。藏历年过后，仲康人最多。四月份，人就慢慢地少了，五月份，人都回去挖虫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