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藏区城镇化动力结构的位序差异性

摘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合理均衡的城镇化动力结构有利于城乡一体化发展，实现城乡间的功能互补。不同城镇化动力的组合会构成不同的城镇化动力结构。城镇化一般动力结构以经济动力和文化动力为主导，政治动力次之。藏区城镇化动力结构不同于城镇化一般动力结构，具有位序差异性，表现为政治动力和文化动力是城镇化发展主要动力，而经济动力则是次要动力。乡村振兴要发挥农村主体性作用，应优化藏区城镇化动力结构，强化经济动力中农牧区特色产业，突出政治动力中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多极化的藏区城镇化体系。

关键词：乡村振兴;城镇化动力;藏区城镇化动力结构;位序差异性

中图分类号：F29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9）03-0102-06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关键解决的是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1]，提升农村在城乡社会连续统中的地位。城镇化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加速器，连接着乡村和城市这两个端点。乡村振兴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同样也是城镇化的应有之义，凸显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的现代化发展。当前，中国面临城乡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2018年底中国的城镇化率是5958%，城镇化作为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动力，在中国经历了重视速度、规模的“旧式城镇化”到现在强调“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要求在城镇化进程中关注城乡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文化心理等，因此更加需要厘清城镇化发展的核心，即城镇化动力。不同地区城镇化发展程度和阶段不同，城镇化动力的类型及作用亦是不尽相同。藏区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结构和历史文化等条件，其城镇化发展不同于其它地区，无论是发展路径还是发展动力上都有其差异，其中差异最大的是城镇化动力。城镇化动力作为城镇化的核心内容，不同的城镇化动力决定着不同的城镇化发展路径，本文基于对藏区城镇化的关注，将研究对象聚焦为藏区城镇化动力，以从中探寻出适合藏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城镇化动力。

关于藏区城镇化动力的研究文献，目前学界的研究较多阐述藏区城镇化的特征，分析藏区城镇化发展程度低的现状及其原因;同时，有学者利用经济学、地理学等学科研究方法对藏区城镇化进行研究;[2-3]此外，探讨藏区城镇化发展路径是较多学者感兴趣的内容。通过对藏区城镇化研究的梳理和分析，发现藏区城镇化研究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仍存在些许不足，主要表现在藏区城镇化现状和发展滞后原因的研究较多，描述性研究占据大部分，此类研究注重呈现藏区城镇化的特殊性方面，而深入研究藏区城镇发展滞后原因和特殊性机制的研究较少;城镇化动力是城镇化的关键因素，但目前藏区城镇化研究少有论及藏区城镇化动力，更加缺少对城镇化动力系统的研究。本文吸收和借鉴现有研究成果，通过对现实个案案例的理论分析，以乡村振兴战略为背景，运用“理想类型”建构出城镇化动力结构，分析藏区城镇化动力结构的位序差异性，并反思藏区城镇化动力结构，阐释优化藏区城镇化动力结构的合理发展方向，以期在该研究基础上对原有藏区城镇化研究做出补充。

本文选取四川省藏族G县城镇化作为个案，分析藏区城镇化动力结构的位序差异性。由于县域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城镇化对农村现代化的带动能力强，能够有效发挥农村主体性作用。G县位于四川省西北部，雅砻江的上游，青藏高原的东南缘。县域面积约为7303平方公里，居住着藏族、汉族、彝族、壮族、土家族、羌族等13个民族。G县距离所在自治州首府约385公里，县域内文化资源丰富，是所在自治州北路重要的农业中心和经贸中心[4]。G县城镇化水平根据诺瑟姆提出城镇化“S”型曲线发展阶段理论，现处于快速发展阶段。G县早期城镇的兴起主要是由宗教文化和便利的交通区位优势推动。宗教文化具有代表性的是甘孜寺，其建于公元13世纪，随后时间不断对其进行扩建，对早期甘孜城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5]。交通便利的区位优势是G县早期城镇发展的另一动力，由于G县位于康北交通要道，出关办货商人慢慢增多[6]，城镇商业日渐繁荣，成为当时的康北重镇，但随着时代变迁，城镇逐渐衰落。目前，当地政府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指引下，通过招商引资和城镇规划，不断发挥区位和文化特色优势，激活城镇发展动力，打造符合当地特色的城镇化发展路径。

二、理论框架：藏区城镇化动力结构

理想类型是韦伯提出的概念体系，理想类型作为衡量现实的标准，审视现实与概念之间的差距，并对这种差距作出因果解释[7]。理想类型的运用可以帮助我们“解释、发现现象和问题，并预测事物的发展趋向”[8]，实现经验和理论的互构。各种城镇化动力组合构成城镇化动力结构，不同城镇化动力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城镇化动力结构是一种“理想类型”的理论建构，作为分析工具用来研究具有差异性的城镇化动力。为更好的研究城镇化动力结构，将不同城镇化动力概括分析为经济动力、政治动力和文化动力，以此建构城镇化动力结构的“理想类型”。城镇化动力结构中经济动力是产业结构和工业化带来的推动力，政治动力是以公共服务和政策制度调整带来的推动力，文化动力是挖掘文化资源带来的推动力。

经济动力、政治动力和文化动力构成城镇化一般动力结构，是我国众多地区城镇化动力组合的主要表现形式。在城镇化一般动力结构中，经济动力和文化动力是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政治动力对城镇化的作用逐步减少。换言之，經济动力和文化动力在城镇化一般动力结构中占据主要地位，政治动力位于经济动力和文化动力之后。藏区城镇化动力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经济动力、政治动力和文化动力所构成，但不同的是由于藏区特殊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结构和历史文化等因素影响，与其他地区相比，藏区城镇化动力结构具有位序差异性。藏区城镇化动力结构的位序差异性，具体表现为政治动力和文化动力是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其中政治动力是推动城镇化发展的关键动力，且政治动力还有继续加强的趋势;与此同时，经济动力在藏区城镇化动力结构中是次要动力，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有限。简言之，藏区城镇化动力结构的位序差异性，导致藏区城镇化的发展方式和发展路径与其他地区大相径庭。

三、位序差异性：藏区城镇化动力结构特征

（一）城镇化首要动力：以政府行动为特征的政治动力

1.政策制度：城镇化优势动力

在我国城镇化发展初期，政策制度是影响城镇化主要力量;随着城镇化进程，城镇化动力逐渐由单一向多元转变，政策制度对城镇化的影响减少，但在社会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政策制度仍对城镇化具有重要作用。G县作为少数民族贫困县，经济发展起步晚且水平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政府投资拉动，财政自给率低、依靠程度高，G县的经济状况使城镇化在很大程度上受政府的政策制度影响。G县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主要依靠当地政府规划和实施，因此政府在当地城镇化中的作用不言而喻;同时，政策制度对当地城镇化的作用，还表现在为城镇化进程提供制度保障和外部资金支持，使城镇化在缺少足够的内部市场经济动力情况下，仍保持较快速度发展。诚然，G县同藏区其他地区一样，享受国家的优惠发展政策和对口支援帮扶，以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政策制度优势使当地城镇经济发展具有外部支持。此外，除了从国家政策和对口援助获得外部帮扶外，当地政府还进行内部制度改革和创新，推动土地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从而使国家政策和当地政策形成制度合力推动城镇化进程。

2.公共服务：城镇化持续动力

藏区城镇化动力结构中的政治动力不仅体现在政策扶持方面，还通过对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完善，吸引外来人口和企业迁入，形成人口规模集聚效应，带动城镇经济的生产和消费。蒂布特的“用脚投票”理论认为，当居民和企业选择迁入地时，完善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会吸引大批外来人口和企业迁入，促使城镇产生经济的集聚效应[9]。G县地处四川省东北部，具有“康北中心城镇”称号，相对于周边地区拥有完善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吸引周边县域和乡镇的农牧民。据笔者走访调查，大部分迁入居民是为子女能够享受到较为优质的教育资源而选择迁居，这部分迁入居民的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刺激当地城镇商业的发展，同时外来人口的迁居还为城镇经济的发展提供廉价劳动力，推动经济产业增长和人口城镇化。

（二）城镇化重要动力：以地区性文化为基础的文化动力

1.文化资源：城镇化潜在动力

城市是文化集聚、传播和累积的重要起源地，芒福德认为城市的本质是文化贮存、文化传播和交流、文化创造和发展，同时文化也是城市不断进行发展的基础[10]。每一个城市的形成都有它独特的文化特质，或是传统历史文化，或是现代都市文化。城市的形成离不开其文化特质，城市的发展也离不开对其文化特质的挖掘。城镇化是人类文明和社会结构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社会现象，但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发展动力和发展路径，具体表现为城镇化文明和地区性文化的差异[11]。地区性文化是具有地区特色的符号形式，能显示出与其他地区城镇化发展的不同点，以地区性文化为城镇化发展的基础，既能够突出地区城镇化发展的独特性，又能够将其作为动力以推动地区城镇化发展。目前，地区性文化在城镇化动力结构中的作用，主要是以文化资源为对象，发展文化旅游业和文化相关产业，以此提升城镇经济水平。在G县境内，主要文化旅游资源包括以白塔公园、大金寺和甘孜寺为代表的宗教文化资源，以十八军窑洞群、朱德总司令和五世格达活佛纪念馆为代表的红色文化资源，以“甘孜踢踏”“甘孜藏戏”和“格达弦子”为代表的康北民俗文化资源。当地政府通过对文化资源进行开发和宣传，建设文化旅游重点项目和配套设施，形成以文化资源开发为主的文化旅游市场。简言之，挖掘开发地区特色文化资源，既宣传地区特色文化又能在开发中进行保护这些宝贵的文化资源，达到综合利用文化资源的效果。

2.文化旅游：城镇化后发动力

宗教文化资源、红色文化资源和康巴民俗文化资源是具有独特性的地区性文化，对其进行开发式保护，促进文化旅游市场发展。文化旅游具有附加值高、无污染的特征，由此带来的外来游客消费，能够推动当地服务业和旅游产业的发展。文化旅游是城镇化发展的后发动力，其最重要优势是能够为城镇化提供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而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多会吸引外来人口和生产要素向城镇的集聚[12]，从而刺激城镇经济增长;同时，文化旅游还具有门槛低、行业种类全和资金投入少等发展优势;文化旅游所具有的发展优势，使得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向非农产业的流动中，能理性选择向文化旅游业进行转移[13]，实现农牧民的非农化发展。G县文化旅游业的发展逐步加快，吸引农村和周边地区的农牧民进城务工，推动城镇个体服务业经济发展较快。文化旅游除了挖掘文化资源之外，还有自然风景资源，例如，G县北中部的草原生态系统观光区、县境东西部的高山峡谷景观区、县境南部的雅砻江河谷山水景观区、温泉旅游休闲区等，将这些自然风景和文化资源共同开发，挖掘其经济价值，在推动文化旅游业发展的同时，也给当地农牧民带来额外收入。

（三）城镇化次要动力：以农牧经济为代表的经济动力

1.特色农牧业：城镇化基础动力

农业发展是城镇化发展的基础，农业的持续发展为城镇化提供源源不断的基础动力支持。G县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城镇化水平较低，农业人口占当地人口总数大部分，因此，当地农牧业对城镇化影响较大。G县是川北著名的农业区，素有“康北粮仓”之美稱。当地产业结构比重为“一三二”产业结构，农业所占比重明显比重大于工业，因此G县经济的主要产业是农业，农业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较大。农牧业的快速发展，不仅有利于提高经济总量，而且也能促进农牧民的增收，使城镇化发展有了农牧业经济基础的支撑。G县农牧业现代化目标是打造川藏高原特色农产品区域品牌，与企业进行合作，发展具有高原特色优质农畜产品加工业，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增加农牧民收入。同时，在农牧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引导农牧民生产、生活方式转变。G县按照政府主导、农牧民自愿、产业引路思路，建设一批具有产业支撑、小而精的农牧区集镇，促进不同模式下农牧区城镇化的发展。

2.工业化：城镇化隐形动力

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工业化发展速度、程度的差异，往往能够直接决定城镇化进程的快慢。目前，我国地区发展差异较大，有的地区城镇化发展成熟，工业化水平较高，有的地区则工业化水平较低，形成缺乏工业化支撑的不充分城镇化。G县经济的产业比重是“一三二”产业结构，反映出工业化比重严重低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导致工业化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吸纳力和经济的推动力不强，从而使城镇化发展面临内生动力不足的现状。诚然，G县的工业化对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的作用没有像其它发达地区一样，但拥有丰富矿产资源和区域交通优势，G县政府通过政策扶持来增加工业化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目前当地正对工业化进行合理布局和重点提升，以期通过合理开发矿产资源和区域交通优势，改变工业化水平低的现状。

四、藏区城镇化动力结构的优化：合理的均衡动力趋向

对标乡村振兴总要求，藏区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发展空间潜力巨大，藏区城镇化的重点是要平衡城镇和农村的同步发展，以农村的内生发展和城镇的引领带动，持续推动藏区城镇化动力结构向合理的均衡方向拓展，从而不断优化藏区城镇化动力结构。

（一）城镇化的特色：农牧区产业

乡村振兴的主要目标是提高农牧民的收入，增加农牧民的生计资本[14]，使得农牧民“生活富裕”。藏区特色产业的发展不仅有利于提高农牧民的收入，还有利于增强藏区城镇化的经济动力。藏区传统的社会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国家的援助和扶持作为动力，即依靠自上而下的“输血功能”，缺乏推动经济自身发展的“造血功能”，这使得藏区经济发展的自下而上动力不足，影响藏区经济社会长期发展。换言之，藏区的经济发展需增强经济的造血功能，强化自下而上的经济发展动力，这需要发挥藏区独特优势和挖掘特色资源，形成支撑藏区经济发展的特色产业。毫无疑问，特色产业在实现农牧民“生活富裕”的同时，还能够增强藏区城镇化的经济动力。

农牧区特色产业是藏区城镇化的优势所在。在藏区现有产业结构基础上，增强造血功能，打造以旅游及特色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促进藏区城镇内生发展。藏区旅游资源较为丰富，不仅有风景秀丽的自然景观，还有历史悠久的藏族文化，旅游业以旅游资源为基础，吸引游客进行旅游消费，带动与旅游相关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同时，旅游业具有环保、经济效益高和吸纳就业能力强等优势，符合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因此，第一，要形成旅游业为基础的产业发展，进一步加强对外的宣传力度，扩大藏区旅游市场，使旅游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更加显著;第二，加强旅游景点周边配套设施建设，丰富旅游产品结构，发展出优质的重点旅游景区和旅游线路，形成旅游综合产业体系，提升旅游经济的地位，从而强化城镇的内生发展，吸引更多人口迁移至城镇。第三，实施旅游全域化战略，重点保护和宣传当地的旅游资源，建设旅游相关的配套设施，以期将旅游业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培育绿色环保的高原生态旅游业，以旅游业增强农村经济活力，推进宜居、宜业、宜游的乡村旅游发展。

（二）城镇化的保障：公共服务均等化

城镇化发展的核心是人的生活方式转变，即“人的城镇化”，在城镇化过程中注重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而“人的城镇化”的关键是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让更多的人享受均等的公共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农牧民足不出户也能享受优质的公共服务，提升农牧民的生活获得感。同时，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提升藏区城镇化质量的关键。藏区城乡之间由于交通不便和自然環境等因素，使农牧民难以享受与城镇同等质量的公共服务，导致城乡间公共服务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差距较大，影响农牧民的生活质量。因此，首先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方面，加大对农牧区投入，让农牧民享受到教育、医疗和保障等优质公共服务，缩小城乡间在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实现公共服务大致均等化，提高农牧民的医疗和保障水平，从而改善农牧区生产和生活条件。其次，加快完善城镇公共服务体系，提升城镇公共服务质量，藏区大部分城镇的人口规模小且集聚能力差，难以有效的吸引外来人口，形成人口聚集效应;通过对公共服务体系的健全和完善，能吸引外来人口迁移至城镇，刺激城镇经济生产和消费，从而扩大城镇的规模，增强城镇对农牧民迁入的拉力。最后，重视对农村的公共服务供给，侧重点应是为贫困人口提供的医疗、卫生、教育等社会服务项目和社会援助项目，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着重向农村弱势群体和贫困人口供给满足他们现状生活的公共服务，达到城乡相对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供给。

（三）城镇化的体系：多级化格局

乡村振兴战略强调城乡融合，因此实施乡村振兴必须协调推进城市和农村发展。依据城镇化发展规律，合理的城镇化体系应是区域内包括“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小城镇”的城镇体系，形成网状的梯度区域城镇化体系。藏区由于经济、自然条件和文化等各方面不同，其城镇化体系应建构具有地区特色的多级差异化格局。具体而言，藏区适应建成“县城-中心集镇-农牧民定居地”的三级城镇化体系，三级城镇化体系有利于当地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县城经济行业的种类齐全和公共服务设施完善，可以为居民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和公共服务，同时集聚各类生产要素，县城将这些要素传入周边集镇和乡村，促使城市工业下乡，带动周边集镇和乡村的发展。中心集镇作为县城与乡村的连接点，能方便远离县城的农牧民，通过中心集镇可以享受到相对均衡的公共服务，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农牧民定居地使农牧民在定居地能够享受到较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提高农牧民生活质量，减少政府供给基本公共服务的成本，有利于完善藏区城镇化体系。

五、结论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在城乡连续统中地位越来越受到关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积极发挥农村的主体性作用。城市和农村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具有不同的功能，城镇化不仅是推动城市快速发展，更是促进农村现代化的加速器，有利于农村的全面振兴。新型城镇化强调以提升城市文化、公共服务等内涵为中心，要求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城镇化的标准也不再是单一的“土地城镇化”或者“人口城镇化”，而更加关注农村在城镇化进程中的现代化。藏区因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结构的独特性，城镇化动力结构与其它地区具有较大不同，导致其具有位序差异性，具体表现在主要城镇化动力不是经济动力和文化动力，而是政治动力和文化动力，经济动力则是次要动力。一言以蔽之，研究藏区城镇化动力结构，主要是剖析藏区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对城镇化的作用，以及如何更好实现藏区农村的现代化。藏区作为城镇化的后发地区，应重点建设“人的城镇化”，突破传统城镇化的弊端，强调城乡融合发展，走符合乡村振兴战略要求的藏区城镇化发展路径。

參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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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才茂]

The Order Difference of Tibetan Urbanization Dynamic

Struct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G County in Sichuan

DING Bo

（School of Sociolog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Hubei， 430079， China）

Abstract：

The key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unbalanced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 reasonable and balanced dynamic structure of urbanization is conducive to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realization of functional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urbanization driving forces will constitute different urbanization driving structures. The general dynamic structure of urbanization is dominated by economic and cultural forces， followed by political forces. The driving force structure of Tibetan urbanization is different from the general driving force structure of urbanization.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driving force is the main driving force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while the economic driving force is the secondary driving force， which is different in order.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requires that rural areas play a dominant role， optimize the driving force structure of urbanization in Tibetan areas， strengthen the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of agricultural and pastoral areas in the economic driving force， highlight the equalization of public services in the political driving force， and develop a multi-polar urbanization system in Tibetan areas.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driving force of urbanization; dynamic structure of Tibetan urbanization; order differ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