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财务绩效与其社会责任履行的相关性研究
——以电力行业上市公司为例

张 静

一、引 言

社会责任己逐渐成为当今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主题，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国内迅速发展和推广，政府、媒体、民间团体、学术机构都在各自领域不断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与研究。

我国很早就有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研究，最早在政策制定方面，2002 年颁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首次明确提出“公司社会责任”。2006 年《公司法（修订案）》第五条明确规定公司要承担社会责任。可以说从法律上明确规定企业必须履行社会责任。2008 年5 月，上交所依据《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及《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的要求，制定并发布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的通知，建议上市公司独立披露社会责任报告。随着2015 年6 月社会责任系列国家标准的出台，标志着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已经进入实质化。但是企业类型千差万别，用一套指标来衡量，也有失公允。所以制定分行业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迫在眉睫。

电力的生产与供应关系国计民生，其行业的垄断性与公益性特征，决定了该行业企业在保证企业利润的同时要更加重视履行社会责任。2018 年11月中国社科院发布的第10 本《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称，2018 年电力行业社会责任指数得分最高。而学术界鲜有对电力行业的企业社会责任进行研究。对于电力行业社会责任履行与财务绩效相关性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否会导致财务绩效的下滑，这是企业非常关注的问题，借此可以厘清问题，并推动该行业社会责任标准制定以及相关工作的推进，进而推动各个行业企业社会责任的积极履行。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理论研究成果

国外学术界在20 世纪60、70 年代，就有大量关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相关问题研究，比较一致的结论是社会责任能够增强一个企业的竞争优势（Burke and Logsdon,1996)，这一观点隐含的逻辑结果是，从长期来看，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与财务绩效具有正向影响。被公认为将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推进一步，赋予了新的概念框架的是1979 年卡罗尔提出的四部分企业社会责任，后来被称作“卡罗尔结构”，以及对企业绩效衡量的Elkington“三重底线理论”。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对企业社会责任以及社会责任与绩效相关性的研究大多都沿用这两个结构框架。

Preston 和o’Bannon 等人于1997 年分析了美国67 家大企业在1982-1992 年的数据，发现这些美国的大企业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确实存在着正相关关系。Sandra Waddock 和Samuel Graves（1997）从KLD 指数中涉及CSR 的八个方面计算加权平均分来度量CSR 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不仅与过去的企业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还和未来的企业绩效也存在正相关关系。Griffin 等（1997）以表示短期盈利能力的指标净资产报酬率衡量财务绩效，研究表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促进财务绩效的提升。Ruf（2001）等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不仅和当期财务业绩的变动有正相关关系，与后续期间财务业绩的变动也有正相关关系。Cheng B（2014）等认为满足各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有助于企业获得合法性、较高的品牌知名度及财务绩效。

但在另一方面，也有研究提出相反的观点，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与其绩效之间存在的其实是负相关关系。提出这类观点的学者认为，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就不能避免付出一定的成本，在这种情形下，社会责任成本将使企业与其他不承担这一责任的企业在竞争时，将会不幸地处于不利的财务状况中（Blowfield，2010；Barnea 和Rubin，2010）。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呈U 型关系，如Barnett（2012）应用路径依赖理论解释了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呈U 型关系。

我国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相关性的研究近些年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其中，沈洪涛（2005）的研究开创了我国实证检验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之间关系的先河，通过研究得出我国企业所履行的社会责任往往与该企业的财务绩效表现呈现正向的相关关系的结果。温素彬，方苑（2008）研究表明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短期内会负面影响当期财务绩效，但长期会改善其财务绩效。尹开国（2014）利用2009、2010 年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司数据，企业社会责任外生假设下进行回归分析，同时采用了跨期回归的方法进行相关性研究；沈弋、徐光华（2014）提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会随着大数据背景产生新的变化，不仅仅在产生和传递过程中会出现新的特点，更会在信息储备方面有新的表现。张兆国(2013)等研究表明社会责任与财务业绩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而且前一期的社会责任履行与当期业绩显著正相关。李国平（2014）总结了国外研究学者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与绩效的相关性，结论显示绝大多数证明是正相关，也有少数观点是负相关或不相关；李双辰(2015)对我国电力行业51 家A 股上市公司进行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相关性分析，发现二者显著正相关，而且考虑到滞后因素进行分析，显著性不明显。此外还有很多分行业进行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相关性研究的，如张静（2015）利用采矿业70 家上市公司为例对企业社会责任与业绩的相关性进行研究，李雍雅（2014）研究房地产行业，马爱艳（2015）研究食品饮料行业等。但已有成果中对电力行业企业进行研究的寥寥无几，因此本文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二）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

现代意义上的企业被认为是一组多边利益关系的契约总合，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不仅应该努力提高股东价值，而且也应该为政府、员工、债权人、消费者、社区、生态环境、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Cornell 等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虽然在短期内要付出一定的财务成本，但可以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和良好的经营环境，降低隐性成本（如产品质量成本、环境成本等）和显性成本（如借款利息等）。在市场竞争中，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程度已经成为衡量其是否具有长久的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这一行为将提升企业在社会中的声誉，树立有担当的形象，得到消费者的认可，提高市场占有率，最终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实现其成立的价值。因此本文认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不应区分高低等级，应一视同仁，这样才能真正赢得各利益相关者的认同和支持。

Griffin 和Mahon（1997）在梳理51 篇研究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CSR-CFP）关系的文献时发现，这些研究采用了80 个不同的CFP 度量指标，其中，使用较多的是总资产报酬率、净资产报酬率等会计绩效指标以及托宾Q 值、每股收益等市场绩效指标，其余变量则很少被采用。可见，变量度量与选取的差异是导致CSR-CFP 关系混杂的重要原因。由于研究角度越广，可能精度越差，因此本文仅仅拟对电力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关系进行研究，根据上述理论思想，并提出如下两个假设：

H1：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程度与企业盈利能力呈正相关关系，而且本期社会责任状况会受到上一期社会责任指数的正向影响。

H2:企业的盈利能力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程度呈正相关关系，而且会受到上一期社会责任指数的正向影响。

因为前述有研究表明，由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所带来的可能是跨期影响，所以加入上一期的企业社会责任指数进行相关性的检验。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样本来自深市和沪市40 家优秀电力企业，按照行业分类属于水电煤燃气生产及供应，从中搜索出主营业务为电（热）力生产以及供应的40 家企业。选取其2014 年-2017 年的年报作为样本数据的来源，所有数据和指标经手工整理取得。

（二）变量设计

1、社会责任指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以及行业特征，本文选择五类属于企业社会责任范围（投资者、债权人、员工、消费者、供应商）进行综合衡量，并根据前述利益相关者一致性态度，将五类利益相关者权重均衡化。由于电力企业尚未建立统一的社会责任报告规则，本文参考借鉴薛才玲（2014）依据2009 年10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发布的《2009 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和2010 年11 月《企业社会责任指南标准》(ISO26000)(国际标准化组织)所建立的电力企业评价指标体系，以计算相应企业的社会责任指数，指数评价指标见表1。

表1 企业社会责任指数评价指标

本文使用以下公式计算企业社会责任指数：

企业责任指数(SRI)=0.2×（0.5×资本保值增值率+0.5×每股收益）+0.2×（0.5×流动比率+0.5×股东权益比率）+0.2×工资增长率+0.2×销售额增长率+0.2×应付账款周转率

2、财务绩效指标。在对企业财务绩效的衡量中，本文选择净资产收益率ROE 来衡量企业的盈利能力，销售利润率PM 作为检测指标。

3、控制变量。用反映企业资产管理能力CT、成长能力GRE 以及规模SIZE 的指标作为控制变量。

（三）模型设计

企业社会责任衡量的方法有很多，但目前大多数研究选择的是声誉指数法和内容分析法。声誉指数法用企业在社会上的声望来衡量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主要通过专家学者从相关政策的角度出发对公司社会责任各方面进行主观上的评判而获得的企业声誉排名，此法具有较强的主观性，虽然可以保证评论者内部的统一性，但它仅适用于小样本，缺乏普适性。内容分析法是通过查阅和鉴别企业已公开披露的各种信息，包括各类报告及文件，并根据一定的标准赋予每一特定指标分值，以此来评价该公司的社会责任承担状况。由于电力企业的年报等披露详细，易于获得，且内容分析法的衡量更显客观，因此本文选取内容分析法。

依据前述假设，建立回归模型（1）以验证H1，构建回归模型（2）以验证H2：

模型中自变量和因变量分别为ROE 和SRI，其中SRIit-1为上年企业社会责任指数,CT、GRE、SIZE为控制变量，CT 为流动资产周转率，GRE 为股东权益增长率，SIZE 为企业规模，用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衡量。βi为回归系数，εit为随机扰动项。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依据上文呈现的社会责任指标和各企业在年报中所披露的数据，本文经计算得到2014-2017 年样本企业四年的社会责任指数。用Excel 制成图表如图1 所示：

图1 的横轴表示40 家样本企业，纵轴表示利用前述公式计算得出的各公司四年的社会责任指数。从四年的指数分布图可以看出，社会责任指数呈现一致性，即前期指数高的企业，连续四年都是高的表现，而前期低的企业也一直保持低指数状态，这个分布图也符合实际状况。各年的平均值在3.9-4.7，说明行业整体差别不大，具有一定行业属性。分值最高的前三家公司为文山电力、长江电力、深南电A，单年分值最低的是西昌电力、浙能电力、华电能源。

图1 样本公司四年社会责任指数分布图

（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

通过对采取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方法和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模型的估计方法的进行Hausman 检测，检测结果P 值为0.0000，远小于0.05，所以拒绝随机效应，决定采用固定效应进行模型回归，效果比较理想，回归结果如下：

表2 面板数据回归结果

从表2 看出，不仅本期的社会责任指数，上一期社会责任指数与企业盈利能力都有正相关关系，SRI与SRIt-1的P 值在0.01 显著性水平上均可以通过检验；企业资产的管理能力与周转效率与企业盈利能力正相关，且显著性水平通过检验；企业的成长能力与企业盈利能力有一定正相关关系，但是不显著，企业规模因素与企业盈利能力负相关，不过显著性水平没有通过检验，可能也说明企业盈利能力与企业规模并不具有正向关系。检验结果显示企业的盈利能力的确与其当年以及前一年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正相关，该检验结果证实了假设一，H1 成立。

表3 面板数据回归结果

从表3 可以看到，企业盈利能力ROE、权益增长率GRE 与社会责任程度正相关，且显著性水平在0.01 水平上可以通过检验，同时结果显示上一期社会责任承担程度与本期社会责任承担程度呈现正相关关系，且显著性水平在0.01 水平上显著，通过检验，这个结论与之前图1 的结果一致，说明前期社会责任表现好的企业，在后期社会责任表现方面也会比较好，社会责任的承担具有延续性。回归结果也显示企业规模与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这也与现实情况相符，也有一些研究证明并不是规模大的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一定要优于小规模企业。由于检验结果证实了假设二，因此H2 成立。

以上结果证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情况与企业的财务绩效呈正相关关系这一假设是合理的。通过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企业对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和对其利益的保护得到了回应，反过来会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

五、结论和建议

本文对电力行业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从企业的盈利能力来看，企业在社会责任承担上的积极作为有利于维护利益相关者权益，得到各方的认可并以此给企业带来更高的利润。而且社会责任承担具有延续性，也就是前期社会责任的履行会在后期企业财务绩效上得到表现，对企业来说，那就是责任并不是白白承担的。（2）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指标来看，企业的盈利能力会对其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有正向的影响，也就是电力企业良好的财务绩效能够为电力企业践行社会责任提供更有力的支持。而拥有良好的社会责任形象也使得企业吸引更多消费和投资，实现良性循环。（3）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角度来看，电力行业企业均在其年报中的重大事项中披露了环保、扶贫、社会责任承担等相关信息，页数从2 页到最多的8 页，也说明该行业企业非常重视社会责任的承担。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针对电力行业企业提出如下建议：（1）电力企业要树立社会责任理念，自觉地把履行社会责任作为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方式，以此来追求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的平衡协调。同时，在环保方面，企业要开展节能减排，节约物质资源和能量资源。同时合理化电源结构，增加清洁能源的投入以保护环境。（2）电力行业应进一步完善社会责任评价体系。要根据本行业的特点，结合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实践成果，探索社会责任管理的最佳植入路径，促使电力企业社会责任走向标准化和制度化。结合多种方法、多重手段共同激发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3）电力行业仍需建立一些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规则体系。比如指导性标准框架、法律性条文规定还不完善，在披露的规范、内容、审计等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相关方面的研究依然有很大的发展和进步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