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爱情

王茜

1959年，在北大图书馆，有一江南女子时时出入，二十一岁的年纪，她叫樊锦诗。她来自繁华的大上海，父親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工程师，受父亲的影响学了考古。还有一个男生叫彭金章，来自河北农村，人很朴实，同样学考古，同样爱钻图书馆。于是，他们时常在图书馆偶遇。彭金章总早早地到图书馆，在旁边帮她占好位子，她来了也就悄悄坐下，心照不宣，默默无言，爱情就这样生根发芽。

1962年，樊锦诗到敦煌去实习，她被深深震撼了。然而洞窟里的画再美，洞窟外的现实生活还是让她惊呆了，没有电灯，水又咸又苦，黄沙漫天。更让她难受的是，晚上上厕所要跑好远。生活条件艰苦，再加上水土不服，樊锦诗整个人一下子就虚了，好不容易坚持到实习结束，她心想再也不回来了。

1963年，樊锦诗毕业了，她最爱的人彭金章被分配到了武汉大学。然而敦煌研究院却写信到北大要人：当初一起的四个实习生全部都要。樊锦诗想起敦煌，仿佛听到千里之外地召唤，让她去保护敦煌。她同意去敦煌。同样学考古的彭金章自然理解并默默支持了她的决定。不过二人约定，三年之后，她就去武汉和他会合。然而与恋人三年之约期满后，却又遇上了动荡的岁月，樊锦诗因故没能走成。同事朋友开始劝彭金章再找个新的吧，这个憨厚的男孩只是笑笑说：“我等她。”

1967年，樊锦诗奔赴武汉，在珞珈山下，二人终于成婚。接着她便匆匆赶回敦煌。此后，便是三年之后又三年。一个在敦煌，一个在武汉，开始了长达十九年的漫长分居生活。

1968年，樊锦诗有了孩子，本想到武汉生产，没想到孩子早产了。接到电报后，彭金章挑起扁担就往敦煌赶，坐汽车转火车再转汽车，两千多公里，等他到的时候，孩子已经出生一个星期了。初为人母的她哪里知道怎么带孩子，慌乱、脆弱、无助，看到彭金章，她禁不住号啕大哭。彭金章满是心酸，一心一意地照顾她。可是孩子还没满月，他就不得不赶回武汉，在武汉大学里，中国的夏商周文明考古课程正在等着他。

在敦煌的大漠里，樊锦诗要工作，还要带孩子，于是她每天用被子把孩子围在床上，然后出门去上班。一下班就慌忙往家赶，只要听到孩子的哭声，她一整天揪着的心就放下了，因为这说明孩子安全。可是有一次，她一进门，孩子居然躺在煤渣子里，五六个月大的孩子脸都被刮花了，樊锦诗难受得想哭。彭金章也心疼，他把孩子接到武汉，让樊锦诗安心工作。再后来，他们有了第二个孩子，两人依然两地分居，彭金章又把孩子送到河北农村的姐姐家。漫长的时间，一家四口分居三地，每日遥寄相思。每逢中秋、春节这种阖家团圆的日子，他们只能通过电报慰藉相思。

老二五岁的时候，樊锦诗去接。一个小孩呆呆地站在门后，樊锦诗径直路过进门，当彭金章的姐姐说：“你没看见你儿子？”樊锦诗这才发现，她居然连儿子都不认识了，当孩子喊出“妈”的时候，她的眼泪止不住地流。再次回到敦煌，他们觉得真的不能再这样分居了，家人要团聚啊！为了留住樊锦诗，敦煌研究院三次派人前往武汉大学，他们想把彭金章调至敦煌。而武汉大学也不甘示弱，同样回敬三次，他们想要说服敦煌研究院放樊锦诗去武汉大学。几年间，双方终究没能分出输赢。

1986年，领导终于批准樊锦诗可以离开。二十三年前的约定，整整迟到了二十年，按理说该喜极而泣。樊锦诗却犹豫了，因为莫高窟病了，墙上的壁画一点点脱落，照这么下去，没多久就会被彻底毁掉。她说：“倘若敦煌毁了，那我便是历史的罪人。”她小心翼翼地向他倾诉心声，没想到他非但没有生气，只回了一句：“看来我得过去，跟你腻在敦煌了。”于是彭金章辞职，前往敦煌。

1987年，莫高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他们开始寻求国际合作，花了多年时间，在石窟之外，建起了防沙屏障，病害终于有了好转。彭金章发现莫高窟的北区，在学术研究上竟然是一片荒漠，因为难出成果，缺了北边，怎么能算完整的莫高窟呢？于是，他拿出了自己带队考古的看家本领，开始带人地毯式地清理洞窟。就这样他筛遍了北区的每一寸沙土，把有编号的洞窟从四百九十二个增加到七百三十五个，并从石窟中出土了大量文书。从繁华都市到大漠敦煌，本是为她而来，没想到他却意外爱上了这里，也踏上了他人生中最辉煌的阶段。

与此同时，樊锦诗也开启了人生新阶段。1998年，六十岁的她从前任手中接过担子，成为敦煌研究院的院长。这个年近八旬的老太太想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容颜永驻”，而彭金章自然是带着欣赏全力辅助。2016年4月，“数字敦煌”网站上线了，如今不必去敦煌，全世界的人们只要点击鼠标，就可以进入洞窟游览。我们无力阻挡民族文化瑰宝的消逝，而他和她却拼着命也要赋予莫高窟新的生命，以影像的方式送到我们的子孙后代面前。

相识、相知、相离、相守，彭金章和樊锦诗不仅成就了一段旷世奇恋，还用生命守护住了中华民族的千年敦煌。他们用行动诠释了，所谓最好的爱情，不过就是异地时的问候和思念，是艰难时的包容和守护，是我认准了你便再也没有想过别人，是让你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做自己。

摘自《做人与处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