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戴冠

摘 要：选取201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排名靠前的16个国家，运用Stata软件研究我国2009—2016年这八年间对沿线样本国家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并借鉴投资引力模型对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对样本国家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东道国GDP、双边贸易、技术禀赋、城市化进程、国家类型等因素的影响，最后结合我国实际国情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引力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15-0067-04

一、中国直接对外投资区位分布特征及存在的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这双隐形手的推动下，世界格局瞬息万变，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兴经济体正迅速兴起和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我国坚持奉行并不断完善“走出去”战略，提升综合国力，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在此背景下，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特征

总体来看，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质量和效率也在逐步提高。我国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上分布特点如下：

1.较偏重于拉美地区的投资。数据表明，在各大洲投资分布上，对亚洲投资最多，其次就是拉丁美洲2 071.5亿美元，占比15.3%;欧洲872亿美元，占比6.4%;北美洲754.7亿美元，占比5.6%。中国企业对拉美地区的直接投资从2007年的49亿美元上升到2016年的298亿美元，投资规模迅速扩大。

2.中国对于亚洲地区的投资一直占有较大比重。中国在投资国家的选择上，一直保持着“由近及远”。在投资初期，风险未知，只能选择距离较近的国家，而对于距离较远的，因为没有足够认知和了解而选择不投资。所以，我国为了降低风险、节约成本，往往优先选择距离较近的地区进行投资。

3.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优先于发达国家。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劳动力，它们所次于西方国家的仅仅是工业技术，但仍是具有投资潜力的市场及自然资源供给地。其次，传统行业需要与时俱进，开辟新的市场，我国相对于这些发展中国家，也具有一定技术上的优势，能够在东道国的市场上具有一定的发展及进步潜力。

4.我国投资需求倾向于资源寻求。2007—2016年，在连续十年的投资中，中国采对外直接投资流向的前四大产业中，采矿业一直占有较大比重。由此说明，我国投资倾向于资源丰富的国家。

（二）中国OFDI区位分布存在的问题

1.我国OFDI的区位相对集中，容易增加海外投资的风险。俗话说，不能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若投资区位集中，一旦发生经济风险，很容易像多米诺骨牌那样产生连带作用，加剧企业间因投资失败带来的损失，同时也加剧本国企业与东道国的竞争，不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2.在产业分布上的投资也高度集中。目前，中国对外投资已涵盖18个行业大类。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金融业、采矿业这四个传统产业投资存量比重已经超过总投资的70%，投资较为集中，制约了OFDI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可能性。

基于以上问题，本文通过对我国OFDI相关数据的实证研究，来分析OFDI区位选择的趋势及其影响因素，优化我国OFDI的区位选择。

二、文献综述

（一）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理论分析研究

国际生产折中理论由J.H.Dunning（1977）提出，该理论是首个在投资理论中引入区位因素。该理论指出，区位优势可以促进OFDI，强调区位因素的重要性，区位因素主要包括与东道国的距离、自然资源、市场等因素。Daniel（2006）从国际拓展的角度来研究中国企业的投资动机，最终得到的结果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选择区位时重点考虑的因素是寻求新市场、获得创新技术。

林毅夫等（1999）提出在投资区位选择上，我国应充分考虑比本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投资区位的选择要遵循“慢半拍”的原则。孙欢（2013）认为，我国企业OFDI区位选择应充分考虑到投资动因，投资动因的不同决定区位选择的方向。在文中，作者归纳了四种动因，即寻求市场、资源、技术和效率动因，并围绕这四种动因展开OFDI区位确定的方向。

（二）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实证分析研究

S.V.Alecsandru&D.A.Raluca（2015）以罗马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在通过预先定义的5个标准的235家公司筛选后，作为样本，使用 SPSS 软件来确定对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决定因素。B.Ramasamya&M.Yeung&S.Laforet（2012）通过评价2006—2008年间中国上市公司的跨国区位决策，基于泊松数据回归模型的结果，发现公司所有权的差异很大程度上能够决定国际化决定因素。

国内研究方面，李刚（2015）通过在文中建立Logit模型，分析工资水平对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同时也指出东道国工资水平对东道国劳动力的影响。李丽华（2011）认为，在所研究的2003—2009年中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66个国家（地区）中，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可以分析文化因素对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文化差异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负相关关系。

目前，关于OFDI的理论研究，国内外理论已相对成熟，但考虑到区位选择的因素多样性，所以总的来看，对于OFDI区位选择的研究还有待补充和完善。如，在我国OFDI规模不断变化的背景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更偏好制度环境不完善的市场还有待研究。其次，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金融危机过后，我国OFDI的区位分布是否发生了新变化？

三、实证研究

投资引力模型源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最初的引力模型是为了研究两国之间的贸易流量，后经过Anderson努力，将引力模型应用于投资流量问题。本文试图通过计量分析，在借鉴和学习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拟从市场规模、贸易总额、科学技术水平、发展水平类型、城市化程度等因素来做分析，并提出以下理论假设。

（一）变量选择

假设一：东道国市场规模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影响且正相关。

跨国公司选择投资地区，市场规模是必不可少的参考依据。一般来说，企业倾向于投资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

变量1：东道国的市场规模，用东道国年GDP表示。数据来源于各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假设二：贸易也是直接投资选择的另一重要指标。小岛清认为，贸易与投资具有互补性。因此，我国企业优先选择贸易量较大的国家进行投资。

变量2：双边贸易规模大小，用我国对东道国年双边贸易量总额（TRA）來表示。

假设三：东道国技术水平对母国OFDI的区位选择具有一定的影响。技术越发达的地区和国家，越能够吸引外资，从而通过技术学习，投资国企业能够获取核心技术及经营经验。

变量3：东道国技术水平采用HIT（东道国高科技出口额占制成品比重）衡量，预期作用为正。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网站。

假设四：我国企业将优先投资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通过历年投资数据发现，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85%以上。

变量4：东道国的发展水平类型（CT，指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定义为0，发展中国家定义为1。设置虚拟变量。

假设五：已有研究表明，一国城镇化水平与吸引外资企业密切相关。数据来源于世界发展指标（WDI）数据库。

变量5：用各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反应该国的城镇化水平，用符号URB表示。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采用横截面数据与时间序列数据综合的面板数据，被解释变量OFDI的样本选取为2016年我国对外投资流量排名前二十的国家（地区），我国对排名前二十的国家对外投资流量达到总投资的95%，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数据来源于《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在数据采集的过程中，将没有统计出连续数据的国家，如以色列以及典型的“避税天堂”如中国香港、开曼群岛、百慕大和英属维尔京群岛从样本中剔除，剩下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共16个国家或地区。

（三）模型设定

根据上述理论假设及其代理变量，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ln（OFDIxt）=？琢0+？琢1ln（GDPxt）+？琢2ln（TRAxt）+？琢3HITxt+？琢4CTxt+？琢5URBxt+？着0

式中，ln（OFDI）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ln（GDP）为各国国内生产总值，ln（TRA）为我国与东道国的双边贸易量总额，HIT为东道国高科技出口额占制成品比重，CT为东道国发展水平类型，URB为各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其中，x表示国家下标，t表示时间下标，xt即为t时期x国家的相关数值，？着0为随机扰动项。

（四）实证检验

在实证检验前，本文运用Stata14.0软件，首先采用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法来检验各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结果发现各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10，表明变量之间没有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可以进行实证检验。同时，采用自然对数极大地压缩了方差较大的变量，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异方差问题。

首先，采用 F检验来对混合回归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的选择作出判断。因为本文是研究不同国别（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因此选择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经过假设检验后，F值符合要求，但对于不随时间改变的虚拟变量，固定效应模型无法估计。因此，本文应建立随机效应模型。对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对于随机效应模型是否存在异方差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拒绝了同方差的原假设，即认为模型存在异方差。为了消除异方差对回归的影响，我们可以使用FGLS对模型进行修正，修正结果（如表2所示）。

（五）回归结果分析

回归结果显示，市场规模因素国内生产总值GDP、技术禀赋HIT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且均为负号，即具有显著负影响，与预期结果相反;国家发展类型这一指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该指标不能直接影响对我国OFDI对区位的选择。关于我国倾向于投资市场规模较小的国家，可能解释如下：发达国家自身拥有先进的技术、企业管理经验，那么他们就很容易立足于市场，并在市场上占有份额。发达国家的企业所积累的人才、技术等优势挤压了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发展空间。相比之下，若我国企业投资于中小规模国家，根据小规模技术论，其技术和管理方法更贴近东道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与投资于发达国家相比，具有一定的优势。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的实证结果显示，每增加1个百分点，我国OFDI则会减少0.0214亿美元，说明东道国技术水平对与中国OFDI 呈负相关，具有抑制作用。由此说明，中国企业在技术方面竞争力较为薄弱，无法立足于发达国家，中国企业应多向高新技术国家学习先进知识、核心技术和管理经验。如今，中国在技术学习方面意识逐渐加强。城镇化水平（URB）方面，实证结果为正号即为显著，表明城镇化水平越高的东道国，越能吸引更多的我国企业选择在该国进行投资。双边贸易总额显著为正，符合当前我国企业OFDI与贸易关系的现状。正如前文所述，我国OFDI与贸易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由此可见，我国企业在选择投资区位时，会优先考虑与我国经济贸易量大且经济开放程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当前，我国OFDI的区位选择是以国内市场相对狭小、与我国有密切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为主，符合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方面的一般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