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居民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侯琬娇 杨子刚

摘 要：[目的/意义]本文旨在探索我国城市居民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因素并构建概念框架模型，以期为完善现实健康信息服务、提升健康信息使用效率提供理论借鉴，从而进一步提升城市居民健康水平、助力健康中国的建设。[方法/过程]采用半结构访谈法收集35名城市居民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相关数据，通过扎根理论归纳出影响城市居民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8个子范畴并聚焦为3个主范畴，以此构建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影响因素模型。[结果/讨论]个人内驱因素和个人行为能力控制因素直接影响城市居民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社会环境因素则分别调节个人内驱因素和个人行为能力控制因素对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影响的强度。

关键词：城市居民;健康信息;影响因素;信息搜寻行为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9.07.009

〔中图分类号〕G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821（2019）07-0077-09

Abstract：[Purpose/Significance]This paper aimed to explore the impacting factors of health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 of Chinese urban residents and to construct the conceptual frame model，with the expectation of providing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realistic health information service and raising use efficiency of health information，and then further of raising health level of urban residents and supporting Health China construction.[Method/Process]The related data of health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 from 35 urban residents were collected using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8 subcategories of influencing health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 of Chinese urban residents were coded and 3 main categories were focused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the model of impacting factors of health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 was constructed.[Result/Conclusion]Individual internal driving factor and individual behavioral capacity control factor influenced health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 directly，and social context factor separately moderated the influencing intension of individual internal driving factor and individual behavioral capacity control factor on health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

Key words：urban residents;health information;impacting factors;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

“十三五”規划确定健康中国为国家战略，根据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战略部署，制定《“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1]，作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行动纲领。健康战略的制定和《纲要》的颁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新的时代背景下，居民的健康意识和健康需求都已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健康信息在健康行为的实现和健康需求的满足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关于健康信息概念的界定，学界尚无统一的规定。为了适应新时代背景下的健康内涵、契合《纲要》健康建设的战略思想，本文参考李月琳等[2]、韩姝[3]、周晓英等[4]对健康信息概念的界定，健康信息是指来自各种有效途径的，包含疾病医疗、养生保健、食品营养、体重控制、心理卫生等方面的各种知识、技术、观念和行为模式的总和。健康信息搜寻行为是指针对具体事件或情境，个人在获取、澄清及确认与健康相关知识或信息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行为[4]，因此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对健康信息的利用和健康行为的实现有重要的影响。

国内外关于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丰富，相关研究运用不同的方法得出影响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因素主要有：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经济状况、婚姻状况、工作类型等社会经济学特征，以及健康信息素养、信息技术、健康状况等。虽然影响因素较为全面，但已有研究多数仅针对网络来源的健康信息进行研究，而且被研究对象也多为特定群体，如：大学生和老年人。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健康中国建设的国家战略对健康内涵的丰富化和健康惠及群体的广泛性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纲要》表明，健康不再只是对疾病的医疗治疗，引导和培养居民形成健康意识和健康生活习惯也同样重要，更丰富化的健康需求必然会对更多元的信息渠道来源提出要求，因此，研究各个不同年龄段的群体对各种不同渠道来源的信息搜寻行为更能契合时代发展的主题。基于以上，本文拟在多种信息渠道来源基础上，对我国城市居民健康信息搜寻行为进行分析，以期探索其相关影响因素并构建概念框架模型，为提升健康信息服务效率给予理论指引和支撑。

1 相關研究

国内外关于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研究成果丰富，研究方法也较为多样，包括：问卷调查法、半结构化访谈、情境模拟实验、实验观察法、深度访谈法、扎根理论、计量研究方法等，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特点及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影响因素两方面。

1.1 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特点的研究

周晓英等[4]对大学生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模式及特征进行了分析，模式具体包括偶遇获取型、问题解答型和长期关注型，特征主要有问题解答型为主、引擎搜索为主、缺乏长期关注、注重与实体医疗结合4个方面;李颖等[5]对城乡青年健康信息需求、健康信息搜寻途径及健康信息搜寻方式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健康信息需求主要来自生理疾病、重大疾病及心理疾病3个方面，信息搜寻途径和方式主要涵盖人际网络和信息媒介两大方面;袁红等[6]对数字移民健康信息搜寻的动机类型进行了研究，发现主要有功能性动机和娱乐性动机2种类型，并对动机强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Ye Y J[7]研究了信息搜寻者对信息源的选择问题，发现搜寻者会对多种渠道信息源进行比较分析，从而产生信息源信任的转移和信息源选择的变化;Madathil K C等[8]对应用自媒体进行健康信息搜寻进行了研究，体现了新媒体时代下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特点。

1.2 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

周晓英等[4]研究发现大学生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主观因素和网络因素两大方面：主观因素具体包括健康状况、社会支持与关注内容的差异性;网络因素具体包括搜索工具的易用性、网站建设情况与信息评价机制建设情况。邓胜利等[9]运用QCA方法发现性别、学历、户籍所在地、健康状况及健康信息的关注度等为网络社区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因素;付少雄等[10]着重从健康素养视角、分析了健康素养对大学生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很多研究都发现各种经济社会特征变量是影响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重要因素，Cohen S R等[11]、Lim S[12]、Attewell P[13]分别研究了性别、学历、收入等因素对在线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由于本文研究居民的健康信息搜寻行为，该行为必然会受到思维及心理方面因素的影响，而这类因素往往具有难以量化分析的复杂性特征;同时，质性研究注重研究过程中开放、弹性方法的采用，更有利于深入探索和研究思维及心理等方面的复杂因素，因此，质性研究方法更契合本文研究的内容和需求。作为质性研究方法中被广泛应用的一种方法——扎根理论，该方法的研究起点始于具体的社会现象，通过收集和分析资料，最终形成解释性的理论体系[14]，而本文旨在挖掘影响我国城市居民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构建理论框架，因此，本文选用扎根理论，自下而上地进行数据分析，通过归纳形成实质理论。

2.2 模型变量设计

参考已有相关研究[5，15-16]，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可以从以下2个维度来进行界定：第一，多样性，是指居民可以选择不同类型的健康信息搜寻渠道，根据大众健康信息搜寻的现实情况，可能的健康信息渠道来源主要包括电视、广播、杂志等传统媒介、网络、咨询医生或专家、食品营养标签和亲朋好友人口相传等。第二，频度，是指居民搜寻健康信息时使用渠道来源的倾向，本文用居民使用某种具体渠道搜寻健康信息的频率来表示。

2.3 数据收集

在数据的收集方面，扎根理论特别强调研究样本的丰富性而非样本数量的多少[14]。本文为了保证样本数据来源的多样性，分别在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地区进行数据的跟踪收集。样本数据来源的地区方面，本文选择在北京、上海、郑州和深圳4个城市进行数据的收集，因为这4个城市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覆盖我国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特点。北京属于北方城市，并且是中国的首都;上海是东部沿海的直辖市，并且是国际金融中心;郑州是中部省会城市，并且是人口大省;深圳是南部经济发达的城市，并且是外来人口居多的城市，城市类型和区域的多样化可以保障样本的丰富性和代表性。

本文具体采用焦点小组讨论和深度访谈2种方法来收集质性资料。焦点小组讨论法的优势在于受访者之间可以充分讨论、彼此启发，而研究者可以直观观察到受访者在讨论过程中的反应，从而使得获取的资料更为全面、真实;个人深度访谈法的优势在于受访者思考和发表观点的时间充分，研究者可以更深刻地挖掘资料。两种方法综合使用，可以使获取的资料在广度和深度方面形成有效互补。综上，本文具体的数据来源如表1所示：

根据扎根理论，理论模型的构建主要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初步构建理论模型阶段，第二阶段是检验模型理论饱和度。本文研究样本数是依据模型理论饱和度来确定的。在初步构建理论模型阶段，共有28人接受了访谈，4个城市每个城市1次焦点小组讨论，每个焦点小组3人，每组讨论时间持续约为1.5小时;4个城市每个城市4次个人深度访谈，每次深度访谈的时间持续约为60～80分钟（10人为面对面访谈，6人为视频访谈）。在模型理论饱和度检验阶段，共有7人参与了访谈，其中有4人进行了2组焦点小组讨论（时间约为1.5小时），3人进行了个人深度访谈（时间约为60分钟）。所有受访者都有过健康信息搜寻的经历，年龄介于20～70岁之间，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受访者根据自己的患病经历或目前对自己身体状况的感知来评估自己的健康状况。样本基本情况如表2所示：

本文旨在研究影响我国城市居民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具体从多样性和频度2个维度来界定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基于此，焦点讨论小组和个人深度访谈所使用的访谈提纲如表3所示。

2.4 数据编码

讨论和访谈过程中受访者围绕主题自由发言，发言内容在征得参与者同意后全程录音，访谈结束后将录音逐字转化为文本，最终获得3万余字的谈话记录。为提升数据的可靠性，在录音转化文本过程中，对参与者的音调、语速都进行了标注。访谈记录的书面文本共整理出2稿，一稿为原始记录，另一稿为综合了信息真实性和受访者各方面情况进行判断后，剔除掉无效内容后留下的270余条原始语句。

从方法论视角而言，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主要有3个流派：格拉瑟与斯特劳斯的原始版本、斯特劳斯和科宾的程序化版本以及卡麦兹的建构主义版本，这3个流派在数据编码方面差异较大。本文选择斯特劳斯和科宾的程序化数据编码方式，对访谈收集到的文本资料进行三级编码，即开放式登录、关联式登录和核心式登录，在过程中对概念进行不断提炼、归纳和修正，直至达到理论饱和。

2.5 信度和效度

质性研究中，信度是指记录的数据与实际事物真实情况的吻合程度。本文确保研究信度的方法为：首先，收集数据环节，按照不同地点和时间点进行收集，来保证资料的多元性;其次，在资料获取过程中，通过受访者的协助来进一步检核记录内容;最后，选取2位编码员运用内容分析法分别进行编码分析，根据公式定性数据的编码信度=一致的编码数目/所有编码数目[18]，本文编码一致率达到89%，说明信度较好。

效度方面，进一步分为外部效度和内部效度2种。外部效度是指研究者所宣称的知识与实际事实相符的程度;内部效度是指研究者对现实的建构程度。外部效度强调研究发掘的本质规律能够推广来解释符合类似情境和时间内的其他事物;内部效度则强调研究过程中各部分、方面、层次和环节之间的平衡性和一致性。本文确保研究效度的方法为：外部审核方面，请5名专家分别对研究过程和初步结论进行审核，同时也请受访者检视最终形成的理论框架，依据他们的建议进行调整与修改;内部自审方面，记录过程始终提醒自己对已有理论和原始资料传递的理论均保持高度警觉，同时也注重将新发掘的理论与已有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3 研究过程

3.1 开放式登录

开放式登录，是数据编码的第一阶段，对于笔记、备忘录、访谈稿等资料中的任何可以编码的句子或片段予以概念化的标签。在此阶段，要求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注意“悬置”个人的见解和已有研究的相关理论，将所有资料按其本身自然呈现的状态进行登录。开放式登录实质是将资料打散、赋予概念、再以新方式整合起来的操作过程，具体包括概念命名、类别定义并根据属性与面向来发展类别。本文经过多次归纳、提炼和整理，最终得到20个初始概念，形成了8个子范畴，这8个子范畴即为影响城市居民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因素。鉴于原始概念化资料内容庞大，为节省篇幅，每个子范畴只选择1条有代表性的语句和相应的初始概念进行展示。开放式登录形成的子范畴展示见表4所示。

3.2 关联式登录

二级编码的主要任务是发现和建立概念类属之间的各种联系，以表现资料中各部分之间的有机关联。本研究剔除了不能与其他概念聚拢成范畴的概念，将开放式登录形成的8个影响因素进一步范畴化，通过分类和合并，最终形成了个人内驱因素、个人行为能力控制因素及社会环境因素3个主范畴，使城市居民健康信息搜寻的影响因素更具层次化。主范畴及相应的子范畴展示见表5。

3.3 核心式登录

核心式登录的主要任务是处理范畴与范畴之间的关系，即借助若干个已经发展好的主范畴，阐明范畴之间的关系以及各种脉络条件，从而找出核心范畴与次要范畴，来铺陈整个访谈所获得的个案资料。

关联式登录的结果表明，上述3个主范畴都对城市居民健康信息搜寻行为有影响，这3个主范畴可以概括出一个核心范畴。因此，在核心登录过程中，将核心范畴确定为“城市居民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登录过程中发现，个人内驱因素和个人行为能力控制因素直接影响城市居民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社会环境因素则分别调节个人内驱因素和个人行为能力控制因素对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影响的强度。主范畴与核心范畴的关系结构如表6所示。

3.4 理论饱和度检验

理论饱和度是确定采样何时停止的标准，即无法通过更多的数据再发展某个范畴特征时，就达到了理论饱和状态。检验理论饱和时，将第一阶段初步生成的理论作为进一步抽样的标准，本研究继续访谈7名受访者，同样按照扎根理论程序化编码方式对资料进行随机抽取和编码，得到的结果与第一阶段呈现出的脉络和关系一致，没有形成新的范畴，因此，至此，可以确定已经建立的模型达到了理论饱和。

3.5 城市居民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影响因素模型的构建

通过上述数据编码分析，得到城市居民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具体如图1所示。

从图1可知，城市居民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影响因素包括个人内驱因素、个人行为能力控制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3个主范畴，虽然同为主范畴，但它们对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方式不同，具体如下：

3.5.1 个人内驱因素

个人内驱因素是直接影响城市居民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因素之一，包括健康观念和个性特征。通过对收集来的資料进行分析和编码发现，健康观念对健康信息搜寻方式的选择以及相应方式的频度影响颇深，健康观念对信息搜寻方式的影响具体通过健康观念的广度和健康观念的深度来体现，所谓健康观念的广度是指对健康所涵盖方面认知的全面程度，健康观念的深度是指对达成健康所涵盖的每个方面需要的方法或措施的了解程度。健康观念广度较宽泛的受访者，其健康信息搜寻的频率也较高：“我觉得身体健康最重要，而且不能把健康的责任都推给医生，自己日常的健康管理也很重要，所以日常在电视、微信上看到有关的健康信息时，我都会比较认真地看一看”;健康观念深度较深刻的受访者，其健康信息搜寻方式也更多元化：“我觉得健康不仅是身体有没有疾病，有时候等疾病显现出来的时候就晚了，所以我更注重平时营养均衡地饮食和有规律的锻炼，当然，平和的心态也很重要，所以，网络有关养生保健的信息我会看，电视节目上的我觉得可信度更高，还有食品的营养成分表，我也会注意一下”。

数据分析过程发现，不同性格的受访者，其健康信息搜寻方式的选择和相应的偏好也呈现出差异化。一些性格相对内向和保守的受访者，习惯于已使用过的搜寻方法，对于新方法的采纳较为缓慢：“当周围的人给我推荐一种获取健康信息的新方式的时候，我不太愿意马上采纳，可能因为我偏保守吧，可能后期偶尔会试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而一些性格相对外向的受访者，对于新的信息搜寻方式呈现出更为开放、包容的态度：“我之前比较关注微信公众号里一些健康信息，后来我儿子告诉我这里有很多信息并不真实、是错误的，让我多看看央视频道播出的健康节目，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

3.5.2 个人行为能力控制因素

个人行为能力控制因素是直接影响城市居民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另外一个因素，具体包括知识技能、认知能力、健康状况以及经济约束。知识技能对于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主要通过健康知识掌握情况和搜寻技能两个维度来体现：健康知识掌握情况是指对健康相关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能力，搜寻技能是指获取和使用各种类型信息载体和工具的能力情况。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发现，健康知识掌握越全面的受访者越愿意综合采纳多种渠道来源的信息并且不是盲目采纳、而是经过分析有选择地采纳：“我出于个人兴趣，通过了营养师资格考试，日常遇到健康相关的问题，我首先会选择上网查询，但是有些信息的真实性我不确定，因此我会咨询医生或专家来确认一下这个信息的准确性，如果证实网上的信息是错误的，那么以后我不会再通过这个网站来查询信息”;搜寻技能较弱的群体往往只依赖某些固定的信息来源：“我不知道如何恰当地打字输入内容才能准确地找到我想要的信息，所以我一般只通过电视和广播获取健康信息”。

认知能力具体通过信息真伪鉴别能力、信息理解能力及信息记忆力等维度来影响健康信息搜寻行为。信息真伪鉴别能力主要是指对于相关信息真实可靠性的识别能力;信息理解力是指能够清晰明白信息所呈现具体内容含义的能力;信息记忆力是指脱离具体信息显示后对于信息内容头脑留有印象的深刻程度。数据分析表明：信息真伪鉴别能力越强的人对于网络来源搜寻的频率越低，越倾向于采用咨询医生专家或央视频道等方式：“对于非权威性的官网上的健康信息我不会相信，除此之外我还习惯咨询医生，营养养生方面的问题我主要通过看央视的健康养生节目”;信息理解力越强的人越倾向于运用多种信息来源;信息记忆力越弱的人在获取营养健康信息方面越倾向于依赖食品营养标签：“我一直认为很多疾病就是由于饮食不当、营养不均衡，所以我非常注重通过饮食来保持健康，但是食品那么多，成分又那么复杂，我也记不住，但是食品包装上的营养成分表就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提示作用，这样就省去我很多麻烦”。

健康状况对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主要通过过往患病历史和现在身体状况两个维度。研究过程发现，有过往患病历史的受访者往往更倾向于相关疾病方面的健康保养信息，也更倾向于选取向医生和专家进行咨询的信息获取方式;现在未发现疾病的受访者往往对于全面的健康信息都有所关注，而且采用的信息搜寻方式也更加多元化，包括：微信公众平台、网络、主流电视频道、报纸、食品营养成分表。经济约束对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受访者往往选择咨询医生或专家，网络信息搜寻是他们使用频率最低的一个方式。

3.5.3 社会环境因素

社会环境因素对于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方式是分别调节个人内驱因素和个人行为能力控制因素对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影响的强度，具体包括获取手段技术和社会支持。获取手段技术具体通过可操作性及多样性2个维度来影响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可操作性是指通过某种方法取得某种健康信息的难易程度，研究过程表明在个人内驱因素和个人行为能力控制因素一定的情况下，可操作性程度不同的信息渠道，被搜寻的频率也会有比较明显的差异：“我年龄比较大了，也不太会用电脑，所以平时一般都看电视上的健康养生节目，或者这几年微信比较方便，微信上也有很多健康养生的信息，我也经常关注”;多样性是指信息来源渠道的多元化程度，在个人内驱因素和个人行为能力控制因素一定的情况下，多样性的差异也将导致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差异：“我不太相信网络信息的质量，所以以前一般都是通过央视频道的节目来获取健康信息，后来从电视节目上看到介绍《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及食品营养标签，之后购买食品时，营养标签又成了一个我关注健康信息的新渠道”。

社会支持具体包括信息来源扩充和信息质量监管2个维度。信息来源扩充是指获取信息手段或途径的增加，在个人内驱因素和个人行为能力控制因素一定的情况下，信息来源扩充情况的差异也会导致搜寻行为的差异：“有一些食品现在没有实行强制营养标签，所以为了获取这些食品的营养信息，我还需要自己上网查询，很不方便，希望这些食品也尽快都采用营养标签，这样我就不用费事再上网查了”;信息质量监管是指相关部门对健康信息真实性和准确性的鉴定和证明，在个人内驱因素和个人行为能力控制因素一定的情况下，信息质量监管程度的不同也会引发不同的信息搜寻行为：“如果现在网络健康信息质量监管能再严格和完善一些的话，我通过网络搜寻健康信息的次数能再多一些”。

4 结 语

本文运用扎根理论来探寻相关因素对城市居民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城市居民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因素可以归纳为个人内驱因素、个人行为能力控制因素及社会环境因素3个方面，具体包括8个子因素。研究发现，3个影响因素对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影响方式不同，个人内驱因素和个人行为能力控制因素直接影响城市居民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社会环境因素则分别调节个人内驱因素和个人行为能力控制因素对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影响的强度。

为契合新时代发展背景下人民健康需求的丰富内涵，本研究探索了城市居民多种健康信息搜寻渠道选择及搜寻频率的影响机制，希望通过此为完善现实健康信息服务、提升健康信息使用效率提供理论借鉴，从而进一步提升城市居民健康水平、助力健康中国的建设。

根据研究结果，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完善健康信息服务：第一，充分发挥图书馆在健康信息服务体系构建方面的优势，图书馆体系内相关机构通过联动协同合作来满足人民健康信息的需求;第二，相关部门须加强网络健康信息质量的监管，确保信息的质量，严厉打击虚假信息的传播，提升人民对网络健康信息资源的信任度;第三，逐步推进大数据技术在健康与营养监测方面的应用，开展居民食物消费情况调查，定期發布健康营养状况报告，相关部门尽快建立健康知识和技能核心信息发布制度。

本文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由于本文主要运用扎根理论进行研究，因此这就难以避免扎根理论本身的局限性，另外，健康信息搜寻行为的维度方面应该再进行深入挖掘和丰富化，后续研究拟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探索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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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孙国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