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幕“拾遗”,拾起了什么

2019-07-10 05:35马宜超
瞭望东方周刊 2019年11期
关键词:皖南京剧戏曲

马宜超

若仅为了宣传某一非遗项目而制作一部影片,就容易让影片产生说教的嫌疑;剧情设计如果过于强调非遗部分,就会使影片缺乏观赏性;电影故事力量过大,又会淹没了非遗的表现。

近日,由知名导演胡玫执导的新作《进京城》上映。这部电影以“徽班进京”的标志性历史文化事件为背景,讲述了京剧的源起、发展及一代戏曲人的内心追求,将京剧这一地域发展轨迹横跨中国大江南北的“国粹”艺术,以影像的形式再次推到人们的面前。

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统计,截至2018年12月,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的项目共计40项,总数位居世界第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国内影视创作提供了多样的素材。

從1905年的第一部戏曲电影《定军山》开始,涉及各类非遗的电影就层出不穷:民间舞蹈类如2005年的《花腰新娘》,民俗类如2011年的《雪花秘扇》,民间音乐类如2013年的《百鸟朝凤》,民间文学类如2002年的《嘎达梅林》……

拿导演胡玫的话来说,“电影表达方式通俗,传播力强,又是世界语言,应该是宣传和推广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好的艺术形式。”

生动的地域史

“皖南地区大山里的老百姓们,就是喜欢唱戏!”《进京城》拍摄期间,导演胡玫在前往多地取景时发现,“唱戏”所承载的职能不仅仅是娱乐:“家家户户都以唱戏来传承中华文化。中国的社会历史变迁都被编成了唱本,在民间流传和唱诵,由一代代人口口相传。”

在胡玫看来,一部非遗题材电影的背后,往往是一部生动的地区民俗和社会发展史志。“口口相传”的文化遗产承载了一个地理区域内人们的记忆。而非遗题材电影仿佛绘出了一幅隐形的“文化影像地图”。

比如,《行歌坐月》讲述了侗族青年男女美好的爱情故事,黔东南诗意的生活与侗族乐曲为影片营造了优美的背景;《盛世秧歌》中,山东商河县的一对年轻人的婚事遇到波折,终因世代相传的鼓子秧歌得以顺利结缘;来自四川乐山、出身戏曲世家的艺术家邱炯炯,正在策划拍摄剧情长片《椒麻堂会》,用影像道出自己的爷爷、川剧丑角名演员邱福新在巴蜀之地的一生。

《进京城》则钩沉了一段往事:清代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起,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陆续从南方来到北京。因为乾隆喜爱并鼓励戏曲的发展,北京汇聚了民间剧种最好的唱腔唱法——包括湖北的花鼓戏、川剧的变脸、发源于大山里抑抑扬扬的徽调,还有豪迈的秦腔。也是在北京,发展出了以西皮、二黄为主要唱腔的京剧。

京剧源于皖南、扬州等地,又在北京得到了发展和弘扬,本身就是当时社会历史环境的一个缩影。大山大水的南方给了这些戏曲人最初的灵感。启迪了他们发声的欲望,形成了婉转于山谷里的回响。北京则以它的包容和大气,汇聚了九州大地的艺术精髓,并使之在巨大的熔炉里提炼升华,最终实现了海纳百川。

非遗题材电影也为人们认知地域历史沿革提供了窗口。以京剧为例,其由南至北、横跨200多年的发展历史。也是一部中国城市发展、地区文化沟通交融的历史。“当时的扬州有大码头,商业极其发达,商贾汇集,他们把戏曲作为地方文化对外沟通的手段,赞助戏班进京演出。”胡玫说。

文化符号的放大

当下,非遗元素不仅在中国电影中出现,也走向了国际舞台,成为具有辨识度的民族文化符号:《功夫熊猫》系列展现了中国传统武术的奥义与哲思;以民间文学类非遗“木兰传说”为蓝本的好莱坞真人版电影《花木兰》也将于2020年上映……

胡玫把京剧比作“我们自己的歌剧”:有着“完整的戏剧体系”,包含了“发声方法,唱念做打,手眼身法,舞台表演,道具布景,转场方式”,等等。她认为京剧就是中国人的“乡音”,是“华人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共同语言。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听到京剧就立刻有强烈的亲切感,它太有辨识度了!”

《进京城》在北美放映时有个小插曲:面对片中中国皖南地区秀美的自然人文风光,外国观众表达了疑问:“这样美的山水和建筑,是特效做出来的吗?”胡玫告诉对方:“皖南随意一处都是这样的美景,我们往往是在去往另一个景的途中,发现有个地方很漂亮,就停下来拍一段。”

非遗题材电影,是城市和地域性格的表达。在皖南的山水里,诞生了和谐动人的唱腔。淳朴的百姓寄情于戏曲,把中国江南地区婉转、精致、灵动的个性镌刻在唱音里,又借由电影将声量放大。

特定的地域环境为文化的诞生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土壤,文化又反之成为某一区域的独特标签。如《一代宗师》,重现了中国南派武术发源地——广东佛山——作为“功夫之乡”的果敢气节。习武之人在南方标志性的倾盆大雨中交手的画面,仿佛让人置身氤氲的亚热带,刚柔并济的一招一式。正如这片土地养育的人们在行事中讲究实效和灵活变通。

再如《黑骏马》。把草原上的亲情和爱情都融入了或高亢或悠扬的蒙古族民歌中,展现了只有在辽阔的草原上才会萌生的丰富情感世界——如这片水草般充沛,如长调般擅于直抒胸臆。

对表达的思考

对于数代中国影视工作者来说,非遗是心里“放不下”的一块瑰宝,也是创作的富矿。

如今,非遗的影像表达正扩展到更广阔的领域。2018年6月9日,由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和国家图书馆联合主办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影像展”在山西平遥落幕。《传承》《我在故宫修文物》等10部影片被评为“非遗影像展评委会推荐影片”。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的“中国记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基础资源数据库”中。也包含了影像资源数据。

电影《进京城》剧照

胡玫觉得,非遗的保护力量来自民间。她曾在皖南祠堂看到百姓保存的乾隆年间戏服,难掩震撼之情,“200多套,用大樟木箱子保存,颜色饱和度高、看起来像新的一样!”在她看来,传承了几百年的文化遗产,依然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但非遗本身还是小众文化。”在谈到创作非遗题材电影的困难时,胡玫承认“在推向市场的时候还是会遇到阻力”。

执导了《静静的嘛呢石》《五彩神箭》等非遗题材电影的藏族导演万玛才旦。也曾表达过对这类电影的忧虑:若仅为了宣传某一非遗项目而制作一部影片,就容易让影片产生说教的嫌疑;剧情设计如果过于强调非遗部分,就会使影片缺乏观赏性;电影故事力量过大,又会淹没了非遗的表现。

如何把非遗元素和银幕表达完美融合在一起,是影视工作者一直在努力的方向。事实上,用贴近生活的剧情带动文化的呈现,赋予抽象的艺术以人性,才能让非遗跃然荧幕,让观众喜闻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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