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情系二汽

梅兴无

二汽是第二汽车制造厂的简称，是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于1969年组建成立。在二汽建设与发展的过程中，李先念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支持。他主持二汽建设会议，同二汽负责人谈话，对二汽作批示以及亲临二汽视察等共达26次之多。特别是在关乎二汽发展的关键问题上，李先念及时给予帮助解决，力保二汽建设顺利进行，为二汽发展成为世界级的现代化特大型汽车企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心二汽选址上马

二汽从早期酝酿到厂址选定再到开工建设，历经十几年，过程曲折。

1953年3月初，在第一汽车制造厂正式开工前，毛泽东提出：中国这么大，光一个一汽是不够的，明确提出“要建设第二汽车制造厂”。周恩来立即组织实施。考虑到一汽在北方，于是将二汽放在南方，初步定在中南地区的武汉。

1953年7月，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对武汉市青山地区进行了地质钻孔取样。1953年底，中共中央决定二汽由湖北省包建。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的李先念调集精兵强将成立了二汽筹备处，湖北省委第一副书记刘西尧任筹备处主任，准备任二汽厂长，同时选调5个地市委书记、8个地市宣传部长、省直7个厅局长集中到筹备处办公。筹备处的各项工作相继铺开。

可此时华中钢铁公司（今中国宝武武钢集团）选址也相中了青山这个地方，两个国家大型项目在选址上“撞了车”。李先念考虑到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组织原材料范围更大，对水陆交通要求更高，便拍板将青山给了武钢，指示二汽筹备处在武汉其他地方选址。

根据李先念的意见，二汽筹备处另选定武昌东湖与沙湖之间的水果湖地带作为厂址（今武汉重型机床厂所在地）。这里地势比较高，便于取水，并且离正在建设的武钢近，将来所用钢材、焦炭和煤气的运输都非常便利。1954年5月18日，国家计委批准了水果湖厂址。为了适应二汽建设的需要，李先念立即安排一些干部到一汽担任实习职务，进行“实战演习”，还选派了一些干部到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或其他相关院校进行业务学习和技术培训。

正当二汽的筹备紧锣密鼓之时，苏联专家提出，武汉“武字头”大型企业武汉钢铁公司、武汉锅炉厂、武昌造船厂过于集中，不利防空。苏联专家的意见受到重视，加上由于“一五计划”摊子铺得太大，国家人力物力财力难以承受，1957年3月二汽建设项目被搁置。

之后，又由于我国经过3年自然灾害，经济极端困难，1958年提出的二汽第二次筹备工作又不了了之。

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逐步好转，二汽建设第三次被提上了中央的议事日程，并被正式列入第三个五年计划。

对于中央作出二汽上马的决策，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感到由衷高兴，在几次决策性的会议上，他都积极表示支持，并建议加快开展筹建工作。

1964年12月，一机部决定由副部长饶斌牵头，成立五人小组，先后到四川、贵州、湖南、陕西等地选址。1965年9月，中央决定建设焦枝、襄渝铁路，11月决定把二汽选址范围锁定在鄂西北的襄渝铁路沿线一带。二汽选址重心随之转至鄂西北地区，五人小组建议在武当山北麓，沿老（河口）白（河）公路十堰镇东西向32公里共22条山沟沟口的平旷地带建厂。

李先念十分赞成把二汽厂址定在十堰。1932年、1946年他两次率部队征战鄂西北，特别是1946年率部中原突围时，曾一度建立了鄂西北革命根据地，熟悉那里的山山水水，认为那里完全符合二汽选址“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

1966年10月7日至26日，一机部在湖北均县老营召开二汽总体布置现场审查会，初步确定二汽制造厂区的范围东起白浪、西抵堵河、北至刘家沟、南到枧堰沟，东西长约33公里，南北8公里。1967年4月1日，二汽在十堰大炉子沟举行开工典礼。

然而，此时正值“文化大革命”高潮期，二汽的选址与建设工作受到来自各方的严重干扰，基本建设被迫停顿。远在北京的李先念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心急如焚。他不断翻阅二汽的工作简报，密切关注二汽建设动态。为慎重起见，李先念指示，定二汽厂址是大事，建议组织总参、一机部等部门到实地比较再做决定。中央有关部门和湖北省组成联合考察组，一行上百人浩浩荡荡来到郧阳山区二汽现场，就二汽厂址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1968年11月18日，李先念主持召开国务院业务组会议，二汽选址问题被提到了会上进行讨论。在听取有关方面的汇报后，李先念一锤定音，为贯彻毛泽东“要准备打仗”的指示精神，根据“靠山、隐蔽、分散”方针和“大分散、小集中”的原则，二汽厂址还是定在十堰。同时，他就二汽选址问题亲自向周恩来作了专门报告。周恩来支持李先念的意见，于1968年11月21日明确表态：“二汽厂址可以确定在湖北省郧县十堰地区。”二汽选址终于尘埃落定。

支持二汽克难奋进

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二汽的领导干部有的被打倒，有的靠边站，有的虽被指定出来工作，但心有余悸，不敢大胆工作，二汽基建工程受到严重影响。

为了结束混乱局面，二汽实行了军管。李先念抓住机会，调集得力干将来组织、指挥二汽的大建设。在他的建议下，当年同他一起从鄂豫皖打出来的时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担任军管小组组长，坐镇鄂西北指挥;新四军五师的老部下、湖北省军区参谋长熊心乐担任二汽建设现场指挥部指挥长，基本稳定了局面。

1969年9月28日，二汽大规模施工建设在十堰正式拉开序幕，近20万建设者从四面八方如潮水一般地涌来，修铁路、铺公路、盖厂房、建水庫，十堰一带变成了一个沸腾的建设大工地。

1972年初，二汽进入生产准备阶段，这时，成立二汽党委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李先念对二汽党委班子建设非常重视，提出明确要求：既要有高度的政治理论水平，又要有敢于顶风浪的大无畏气魄;既要懂技术，又要懂生产;既要会管理，又要有管理企业的实践经验。他力荐饶斌任第一书记、厂革委会主任（厂长），湖北省机械厅厅长白洛任第二书记，并指示：“要建设二汽，就要给饶斌‘尚方宝剑。”在以饶斌为首的新班子领导下，二汽开始了以调试为中心的生产准备的新阶段。厂房的翻修、改建和新建，设备的攻关，工艺的调试，自动线、流水线的打通，军用汽车的试验鉴定等等，都在紧张而有条不紊地进行，二汽出现了崭新面貌。李先念对此给予高度肯定：“二汽领导班子心齐、气顺、劲足，包括基建队伍有一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搞工业、搞基建就是要有这样的一种打硬仗的作风。”

李先念认为，搞二汽需要多有几个像饶斌那样的懂技术的领导干部。1973年，他收到黄正夏的一封来信。20世纪50年代，时任沙市市委书记的黄正夏赴任二汽筹备处副主任，李先念还选派他到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学习，毕业后因二汽搁置，他被分配到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任计划局长。黄正夏在信中恳切要求发挥所学专长，到二汽干点实事。李先念批示：“黄正夏这位同志很奇怪，人家都想上来，到北京，这位同志偏要下去，此同志一贯工作很积极，同意。”1974年初，黄正夏被任命为二汽党委书记，给第一书记饶斌当助手。李先念亲自找他谈话，嘱咐他“二汽非要搞出个名堂来不可”。

在李先念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下，1975年7月1日，二汽生产的第一个基本车型——两吨半军用越野车终于胜利投产。原试制的汽车仍称“解放”，后来有人提议改成“红卫”或其他牌子，李先念最后拍板：“还是叫‘东风好，毛主席说‘东风压倒西风嘛，就叫‘东风吧！”

力促二汽开放引进

二汽的目标是要建设全国最大的现代化汽车制造厂，但大量的重型关键设备、精密仪器仪表如果全部依靠国内制造，不但精密度达不到，而且时间也会延后。解决的途径只能是从国外引进。可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洋奴哲学”“卖国主义”的大帽子满天飞，从国外进口绝对是“犯禁”的。

二汽在向李先念汇报时，重点请示了这方面的工作。李先念非常支持二汽从国外进口先进设备，他指出，工厂在国内建设，政权在我们手上，发展国民经济，增加税收，增加就业，家由我们自己当，让外国人赚些钱，怕什么？问题是你们在合作中，要真正学到东西，要有自己的创造，才有真正的自主权。

李先念冒着风险，除一次性批准二汽建厂总投资需要的外汇外，专项批准的外汇还有5次，总金额达1.71亿美元，先后批准二汽从西德进口1.2万吨热模锻压力机自动线及曲轴加工自动线，从瑞士进口GF高压铸造生产线，从日本进口高熔点高压造型线，从意大利进口3坐标测量仪等。二汽先后进口设备的数量，虽然只占国内自行设计制造设备总量的2%左右，但保证了二汽产品的水平质量，赢得了时间，使其基本上达到了国际同步的水平。

在引进设备的同时，李先念鼓励二汽同外国公司搞技术合作，他说：“不要打肿脸充胖子，承认差距，虚心学习，才能消除差距。”二汽在建厂之初，自行设计制造的汽油发动机还存在一些技术问题。李先念鼓励二汽同英国里卡图咨询公司共同修改设计，将二汽发动机改造提升为135马力、165马力两种功率。在这个基础上，二汽工程师又设计改造出200马力的柴油发动机，使同一种毛坯可生产出3种系列型号的发动机。这是国际间“合作开发——学习消化——改造创新”的非常有效的实践过程。1977年10月，黄正夏向李先念汇报工作时，李先念的第一句话就问：“发动机改造得怎么样了？发动机好比人的心脏，心肌梗死是不行的。”并嘱咐千万要注意提高质量，要多到国外走走，要订阅大量国际资料，不要自我封闭，不要骄傲，骄傲就会落后，就会栽跟头。如设计问题、材质问题、工艺问题等要请教外国。外国人想卖机器，但家是我们自己当，怕什么？大胆干！

1978年1月，李先念到二汽视察，参观了从西德引进的1.2万吨热模锻自动线的生产流程，当看到一根根卡车大前梁被热模锻压机精确地压制出来时，他连连称赞。黄正夏向李先念介绍说，这条自动线西德号称是他们国内制造的第一台套，全世界当时也只制造了4台套。当时售价为1000万美元，现在得3000万美元了。自动线一年可轧制10万辆份汽车前梁、发动机曲轴、大型齿轮或其他特殊锻件毛坯，精度、强度均很高。“四人帮”在台上时揪住我们不放，批判我们搞“洋奴哲学”“卖国主义”。李先念听后，说：“按照他们的搞法，中国的经济将会全面崩溃。”

接着，李先念又深入各个分厂和车间实地考察。在装配车间，他从头开始，一直看到一台崭新的汽车徐徐驶下装配线，高兴之余，他还在刚下线的新车副驾驶台上坐了坐。接着，他又兴致勃勃地观看了二汽生产的越野车爬坡表演，当他看到满负荷载重的军车轻松地在32至34度的高坡上上下行动自如时，激动得站起来，使劲鼓掌。饶斌、黄正夏由衷地说，要不是您批准、支持我们从国外引进一些关键、精密的设备及测试仪表，二汽不可能这么快投产，越野车的质量也不可能有这么好。李先念欣慰地笑了，鼓励二汽坚持在自主创新原则下，大胆进行国际合作，在虚心学习中争取主动。

离开二汽后，李先念一直牵挂着二汽的发展。1978年4月，他在写给一机部领导并转二汽的信中写道：“现在发动机改进得如何？要在坚决贯彻自力更生方针前提下，可请英国人直接到二汽看看。”同年10月，他又通过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转告二汽及有关部门：“今后凡请外国专家去二汽工作者，可允许前往，但尚不作开放地区。”还指出：“可以组织十几、二十几人到西德、法国去看看，到西德本茨厂、法国雷诺厂等。西德本茨厂的载重车漂亮得很，40吨的、100吨的很好。太闭塞了不行，要出去看看。还要订一些国外的技术资料。”李先念为二汽的对外开放、大胆改革指明了方向，使二汽先人一步，抢占了改革开放的先机。

经李先念批准，西德1.2萬吨锻压机制造公司副经理于1978年9月应邀到二汽了解设备安装及运转情况，这是二汽接待的第一家国外厂商。1979年5月，二汽成立了对外经济联络办公室。1980年3月，国务院批准二汽为直接对外经营出口首批试点企业，后来又批准成立东风汽车进出口公司，并先后在香港、纽约、汉堡派出常驻经营机构。李先念在担任国家主席期间，到美国访问，得知二汽正与美国福特公司洽谈30万辆轻型汽车厂合资建设意向时，还着重对该公司作了考察。

在李先念的鼓励、支持下，二汽与世界各国相关部门的交往越来越多。从1978年到1983年，二汽派出出国考察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共266批次、1069人次，与10多个国家进行学术交流、商谈贸易合作、引进设备等;外国厂商到二汽考察和商谈的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多个公司、562批次、1914人次。

通过广泛开展国际科学技术交流，二汽进一步扩展了视野，解放了思想，在国内特大型企业中，始终走在对外开放的最前列，为后来二汽（东风）与日本的本田、日产，法国PSA集团（标致雪铁龙集团）合资合作，打造出东风本田、东风日产、东风标致等品牌汽车奠定了基础。

同意二汽“自筹续建”

李先念对二汽寄予厚望，反复强调：“二汽是个大厂，是军工、民用的急需工厂。”“这个厂已建多年，无论如何应把这个厂搞好，国家非常需要这个厂的产品。”在实地视察二汽后，他形象地指出：“我现在有些放心了。原来听说二汽建设是夹皮沟‘羊拉屎，那么分散，怎么能正规生产？现在看来是‘牛拉屎，分厂之间虽有一定距离，但各分厂本身还是比较集中的，可以适应大型汽车厂大规模现代化生产。”他殷切希望：“如果把军用越野车解决了，又把重型车搞上去，这对国民经济将起极大作用。人民和军队多么需要这个厂发挥大的作用啊！”

二汽没有辜负李先念的期望，在出产2吨半军用越野车的基础上，1978年7月15日又出产了第二个EQ140基本车型5吨载重车，当年批量生产了5000辆，实现“扭亏为盈”，上交国家利润279万元，创税收1000多万元。1979年春，国家调集二汽生产的2吨半越野车和5吨载货车各1000辆，支援中国军队的自卫还击战。这些车辆经过实战检验，分别被部队誉为“英雄车”和“功臣车”，还为二汽请了功。李先念闻报，十分高兴。

1979年，国家决定对经济进行调整。当时二汽还未完全建成，按照国务院建成10万辆生产能力要求，当时预算需25亿元投资，1987年才能建成投产。当时，国家已投入16.7亿元，尚有8个多亿的缺口。1979年夏，国家开始调整投资项目，对大型在建企业逐个审批。为避免被调整掉，二汽在7月份写出报告，提出“自滚雪球”方案：二汽是个还在建设的新厂，每年利润不多，请求批准暂不上缴，用利润自我滚动建设。财政部不同意，说国家给你们注入10多亿资金，赚一分钱也得上缴。

到下半年，调整项目的风越刮越紧，有关方面透露权威消息，二汽属于调整对象。二汽很紧张，马上写出第二份报告，提出“对半分成加贷款”方案：企业赚的利润，五五分成，对半上交，不足之数，向银行贷款，自付利息。财政部领导看了这份报告，口气有所松动，表示可以考虑，但须“报李先念副主席审批”。

听到“报李先念副主席审批”这几个字，接任二汽厂长不久的黄正夏喜出望外，马上给李先念写了一封“深受鼓舞”的信，希望不要调整二汽项目，批准二汽继续建设。黄正夏把信通过财政部递交上去。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几天后收到李先念亲笔写的一张便条，上面写着：

黄正夏：你鼓舞个屁。国家财政如此困难，绝不允许你在下面乱开口子。

看到批示，黄正夏等犹如兜头一盆冷水，从头凉到脚。黄正夏感到“先念同志生气了”，后悔自己太匆忙，没有把道理说清楚，只好回十堰，等待国家调整。让他始料不及的是，事情进展比他想象的还要差。1980年1月3日，国家计委、经委、建委联合下发通知，正式把二汽打入“停缓建”行列，要二汽“缓建”。

黄正夏感到火上房了，立即偕同总会计师邹显信、副总工程师夏治涛，从十堰匆匆忙忙赶到北京，商量对策，重写报告。他们先请示了二汽老厂长、时任一机部副部长的饶斌。饶斌说，先念同志正在“火头”上，现在再写报告，可能是“火上浇油”，事情就没有转圜的余地了，劝黄正夏等两个月再写报告。黄正夏激动地说，千万不能拖。我在先念同志身边工作过几年，他从来不和基层同志计较长短，当他认为你的意见是错误时，会当面批评你，有时会把你骂得“狗血淋头”;你若是坚持把道理讲清楚，说服了他，他不但不生气，还会表扬你敢说真话，放手让你干。

黄正夏恳切提出：“一定要在‘三委通知正式执行前写出报告，否则一旦缓建，只能发职工工资和设备维修费，一切基建、材料、贷款都会被冻结。二汽有些生产线还未打通，综合生产能力还未形成，不仅现有3万多职工维持不下去，而且2万多台设备也难保住。”饶斌同意他的意见，建议他们加上“量入为出”的内容。经过反复研究和测算，他们写出第三份报告，提出“自筹资金，量入为出，分期续建”的方案，表态“不要投资，只要政策”，请求国家把按规定留给企业的3项专用资金：企业折旧费、利润分成、设备维修费各抽一部分，打捆转为续建投资，由企业自行支配使用。1980—1985年6年可自筹3.3亿元，企业照常上缴利润、交纳税收，争取1985年建成8.5万辆的生产能力，1987年建成10万辆的生产能力。

报告经反复推敲成形后，他们一面请示湖北省委、省人民政府，一面征得财政部、计委、经委、建委、一机部、物资总局6个部委的原则同意。1980年1月25日，二汽经由湖北省人民政府向国务院呈报《关于量入為出、分期续建二汽的报告》。2月8日，国家计委、经委、建委、财政部、一机部、物资总局等6委部也呈报了请求国务院审核的报告。

李先念认真阅研了两个报告，觉得有改革创意，办法可行。他原来调缓二汽项目的考虑，是为了顾全大局，支援难度更大的上海宝钢续建。现在又考虑二汽续建，是因为他了解汽车工业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的重要地位，特别是二汽有自力更生、主动解决国家困难、推动国家计划和财政体制改革的首创精神。为确保决策的科学性，3月11日，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李先念与时任副总理余秋里、王震、谷牧、方毅、姚依林、薄一波、姬鹏飞、康世恩等研究批准了二汽续建。3月22日，国务院正式下发批文：

湖北省人民政府、一机部转报的第二汽车厂《关于量入为出、分期续建二汽的报告》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建委、财政部、国家物资总局《关于第二汽车厂用自筹资金分期建设的请示报告》均已收悉。国务院同意你们所提方案，可照此执行。

参加办公会议的一机部部长周子健第一时间将李先念主持作出二汽续建的决定通知了黄正夏：“一个项目9位副总理参与决定，这是以前没有过的。这是一项大改革，一定要好好干，确保完成。”电话那头，黄正夏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嗯、嗯”地连连作答。接着，黄正夏立即向二汽党委常委会作了传达，并召开全厂大会，掀起了“自筹续建”，力争提前建成10万辆生产能力的高潮。

李先念做出这个决策，从国家计划体制、财政制度以及企业管理机制而言，实质上是一次重大改革，创造了特大型国有企业以内涵资金扩大再生产的先例。由于自筹花的是“自己的钱”，倍加节约，没有人搞“钓鱼项目”。二汽6年“自筹续建”的成果是：提前两年完全建成国务院批准的10万辆生产能力;不要国家一分钱投资，为国家增加了固定资产投资3.9亿元，实现利润8亿多元，上缴税收4亿多元。进而实现了从十堰——襄樊（今襄阳）——武汉——全国的“三级跳”。由二汽发展起来的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成为中国四大汽车集团之一，在2018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居第65位。

（责任编辑：吴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