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摘 要：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以中国为例分析了经济增长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微观机制。在考虑内生性问题情况下，实证发现：经济增长会给居民主观幸福感带来显著地正向影响，该影响主要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改善居民健康状况、居民对政府的评价和影响人们价值观作用的。其中，增加居民收入是最主要的途径。本文为解释伊斯特林悖论提供了微观基础，为使我国居民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提供了政策性参考建议。

关键词：经济增长;居民收入;居民幸福感

中图分类号：F014.7+F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28（2019）05-0117-03

一、 前言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我国早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在当前全球经济增速乏力形势下，更是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最为重要的引擎。我国奇迹般的经济增长确实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质的飞跃。但是，过去快速的经济增长也带来了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和国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这种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势必影响着人民的幸福感。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因此，研究经济增长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研究发现，增加居民收入是经济增长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最主要路径。政府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应更加注重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努力将经济增长成果转化为居民的获得感。在进一步分析中发现，除了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也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相对收入解释了伊斯特林悖论现象的存在。因而，努力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形成合理公正的收入分配格局有利于提高我国居民整体幸福感水平。

二、 文献综述与机制分析

（一）经济增长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伊斯特林悖论

国外最早同时也是最有争议的有关经济增长与幸福感的研究是美国经济学家伊斯特林（Easterlin，1974）提出来的“Easterlin悖论”。在利用美国及其他11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幸福感的跨国比较研究后，伊斯特林发现：在一国之内，富人比穷人的平均主观幸福感要高;但长期来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并未带来国民平均幸福感的提升。随着伊斯特林悖论的提出，在很多国家掀起了研究幸福感的热潮。很多研究都支持了伊斯特林悖论现象的存在（Easterlin，1995;Clark et al.，2008;邢占军，2011;Walsh，2012）。然而也有一些经验研究对该悖论提出了质疑。韦胡文提出绝对幸福理论（Veenhoven，1991）。迪纳等人的研究也表明，国家的富裕程度与居民的幸福感显著相关（Diener et al.，1995;Myers，2000）。韦胡文同时也发现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居民主观幸福感在过去的50年中均有显著地提升（Veenhoven & Hagerty，2006）。

国内已有的关于经济增长和幸福感的研究同样主要在于讨论伊斯特林悖论是否存在于中国以及对悖论的解释。刘军强等（2012）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分析了近10年国民幸福感变化趋势，认为经济增长可能是幸福感提升的动力，一定程度上否认了伊斯特林悖论的存在。邢占军（2011）认为，在现阶段的中国，收入与城市居民幸福感之间具有一定的正相关，但地区富裕程度不同会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

（二）经济增长影响居民幸福感的机制

《世界幸福报告2012》指出，基因（Genes）和外在环境（Environment）是影响个人主观幸福感最主要的两个因素。同时，这两个因素既有“外在性”的特征，又有“自身内在性”的特征。从而，可以将影响个人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外在因素”，包括收入、工作、社区、政府、宗教、价值观等;另一类是“自身因素”，包括精神健康状况、身体健康状况、家庭经历、受教育状况、性别、年龄等。根据该报告和相关文献，并结合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主要探讨了居民收入、健康状况、当地政府的作为以及居民价值观作为经济增长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机制的可能性。

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当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以后，人们会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满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水平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从吃不饱穿不暖到全国基本实现小康，人们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变化。李路路，石磊（2017）认为，我国居民的需求类型逐渐由物质型向发展享受型升级。虽然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地区发展极不平衡。与落后地区居民主要关注物质水平的提高相比，发达地区的居民更加在意个人成就、婚姻幸福、家庭美满和生活的乐趣。而价值观同样是影响一个人幸福感的主要因素。了解经济增长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机制，将有利于解释伊斯特林悖论现象，从而为避免伊斯特林悖论的发生提供政策性建议。

三、 实证分析

（一）数据与样本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出于保护受访者隐私，CFPS对外公布的最小行政单位为省（市、自治州），考虑到方便学者进行更广范围的研究，CFPS项目组对2010年调查范围内的所有区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部分宏观数据进行了模糊化处理，得到了2010年区县数据库。因此，为了增加实证分析的精确性，只使用2010年CFPS数据。研究对象为2010年CFPS调查样本中的非学生成人群体。在剔除缺漏值后，样本量的个数为25537。

（二）变量说明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居民主观幸福感。该指标来自CFPS（2010年）问卷中的QK802问题“您觉得自己有多幸福”，取值从1到5，其中1代表“非常不幸福”，5代表“非常幸福”，数值越高表示越幸福。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分为两类：宏观经济变量和微观渠道变量。宏观经济变量为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依照以往研究的惯例，將地区人均GDP作为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变量。该指标来自CFPS（2010）区县数据库，是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经过模糊化处理所得。根据前文分析，本文的渠道变量包括绝对收入、相对收入、对当地政府的评价、自评健康状况、工作状态、城乡和价值观。此外，还设置了一些控制变量，主要是城镇化率、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样本个体的人口学基本特征。城镇化率和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地区层面的变量，主要是为了控制内生性问题。

（三）结果分析

运用OLS对经济增长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做回归分析。如表1所示，（1）列为基准模型，结果显示，地区经济增长对该地区的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地正向影响：人均GDP每增长一个百分比，当地居民主观幸福感指数平均提近0.094个单位。（2）列加入了个体人口学基本特征等控制变量后，地区经济增长仍然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影响大小和（1）列无明显差异。（3）列在控制了城镇化率和区县平均受教育年限后，经济增长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依然显著，但系数缩小至0.038。进一步，在（4）列控制了省份效应，结果依然稳健。由此可以得出，经济增长的确促进了居民幸福感的提高。

为了探讨经济增长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机制，本文采用了温忠麟、叶宝娟（2014）的中介机制方法，分析了经济增长对各渠道变量的影响，结果如表2所示。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上述渠道变量在经济增长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中的作用。如表3所示，居民家庭收入解释了经济增长对居民幸福感的绝大部分影响，约为92%。其次，居民的健康状况解释了经济增长对居民幸福感影响的28.9%;价值观解释了21%;对当地政府的总体评价解释了约10.5%的影响。当同时控制所有的渠道变量后，经济增长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由正向作用变成了负向作用，且已不再显著。

四、 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2010年CFPS的数据，以中国为例，探讨了经济增长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从微观层面分析了可能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解释了伊斯特林悖论形成的原因。总结如下：经济增长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地正向促进作用，该促进作用主要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改善居民健康状况、居民对政府的评价和影响人们价值观等途径实现的。经济增长给人们带来的最直观影响就是自身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提高带来了更多的物质乃至精神层面的满足，从而提高了主观幸福感。通过比较我们发现，上述各影响路径中，居民收入对解释经济增长影响居民幸福感作用的比重最大，达到了90%之多。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的政策性建议为：①大力提高居民收入，完善个人所得税相关法律。居民收入是经济增长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最主要机制，为了实现人民群眾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可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对部分劳动性所得实行综合征税，落实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办法，进一步健全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②优化社会收入分配结构，努力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居民收入差距。可以通过优化调整个人所得税税率结构，进一步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让经济发展成果更公平公正的惠及全体人民。③完善政府治理能力，避免政府不作为或乱作为现象，落实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进一步加大社会保障力度，完善公共医疗体系，努力解决看病难、医药贵等问题。

参考文献：

[1]李路路，石磊.经济增长与幸福感——解析伊斯特林悖论的形成机制[J].社会学研究，2017，32（3）：95-120，244.

[2]刘军强，熊谋林，苏阳.经济增长时期的国民幸福感——基于CGSS数据的追踪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12（12）：82-102，207-208.

[3]张学志，才国伟.收入、价值观与居民幸福感——来自广东成人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11（9）：63-73.

[4]邢占军.我国居民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1，25（1）：196-219，245-246.

[5]温忠麟，叶宝娟.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J].心理科学进展，2014，22（5）：73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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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Diener，E.D.，M.Diener & C.Diener，“Factors Predicting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Nations.”[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5，69（5）.

作者简介：

张尉，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