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沔朱寿隆等四人龙隐岩题记》石刻史实释证

冼冬宁

在广西桂林龙隐岩中有一石刻，上刻：“孙沔、朱寿隆、胡揆、陈钦明同游，皇祐癸巳二月”字。

孙沔、朱寿隆、胡揆、陈钦明四人，皆为北宋官员，但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熟知。往来游客观者，都只将目光放在石刻本身，而非对其史实。该石刻虽先后被《中国西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1]《桂林石刻总集辑校》[2]两书著录，惜皆未得作详细研究。故本文拟对碑刻中四人同游之契机略作释证。

四人同游之题刻时间是皇祐癸巳二月，当为北宋皇祐五年（1053）二月无疑。题刻地点所在地桂林，在当时称为桂州，亦为州治所在。李昌宪先生所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3]曾有详细梳理。那么四人因何会在皇祐五年同聚桂州，须分别考索。

孙沔，字符规，会稽山阴人。北宋天禧三年（1019）举进士。仁宗（1023-1063年在位）时，历工部员外郎、提点两浙路刑狱公事、湖南江西安抚使、广南东西路安抚使、枢密副使等，以礼部侍郎致仕。英宗（1064-1067）时起知延州，道得疾而薨。据毕仲游代范纯礼所作的《孙威敏公沔神道碑》记载：“皇祐四年（1052），广源蛮侬智高反，陷邕管，连陷缘江九郡，掠广州，官军数败，中书不时以闻……遂还公以为湖南江西安抚使。智高既掠广州，移兵北首，欲度岭。江湖以南皆惊，人心汹汹。公闻，乃檄江西、湖南，令极办营宇，犒赏大军，且至人遂安不摇。智高亦不敢度岭。行至鼎州，诏以公为广南东西路安抚使，而以枢密副使狄公青为宣抚使。”[4]由此可知，皇祐四年，孙沔因侬智高一事，曾被派往岭南。又《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记载仁宗皇祐四年八月辛卯：“改新知秦州孙沔为荆湖南路、江南西路安抚使，内园使、陵州团练使、入内押班石全斌副之。”[5]又载，皇祐四年九月癸亥：“杨畋、曹修经制蛮事，既无功，改命孙沔及余靖等”。[6]孙沔奉诏后，应是在当年便已进入广西。从皇祐五年正月 “丁未，诏广南西路转运司移文止交趾助兵，从狄青请也。狄青合孙沔、余靖两将之兵，自桂州次宾州”[7]记载看，皇祐五年初，孙沔即在桂州。更为直接的证据则是，在皇祐五年二月乙酉：“广南东西湖南江西路安抚使、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孙沔知桂州”[8]的记载。同年四月庚辰，“枢密直学士给事中孙沔还自岭南”，[9]才回到朝中。因此，可证，皇祐五年二月，孙沔即在桂州。

朱寿隆，字仲山，密州诸城人，以荫知九陇县，后知宿州，擢提点广西刑狱，历盐铁度支判官、夔路转运使、京东转运使等。据《长编》皇祐四年六月庚子记载：“知宿州司门员外郎朱寿隆提点广南西路刑狱。”[10]而《宋史·朱寿隆传》也证实了这点：“擢提点广西刑狱。”[11]在皇祐五年四月甲戌：“广南西路转运使孙抗、转运判官宋咸、提点刑狱朱寿隆、同提点刑狱高惟和、广南东路转运使元绛、提点刑狱鲍轲、荆湖南路转运判官李章、提点刑狱李肃之、同提点刑狱柳涉，以邕州平并迁官。”[12]可知，朱寿隆在皇祐五年四月前仍在广南西路提点刑狱任上。据《长编》，神宗元丰三年（1080）六月己未，“诏广南西路提点刑狱司依旧置治所于桂州。初欲迁于象州故也”，[13]可知皇祐时广南西路提点刑狱治所就在桂州。因此，提点广西刑狱的朱寿隆，应常在桂州。再看《宋史》记载：“狄青讨贼，欲杀裨将不用命者数人，寿隆极论罪不当死，孙沔在坐曰：‘侬贼害民万计，此何足惜。’寿隆曰：‘王师之来，以除民害，顾可效贼为暴邪。’青感其言而止。”[14]狄青欲杀之裨将即陈曙以及被牵涉其中的诸将，因为皇祐五年正月丁未，陈曙私自以步兵八千犯贼，大败于昆仑关下，“己酉晨会，诸将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按所以败亡状，驱出军门斩之。沔、靖相顾愕然”。[15]狄青为平侬智高之乱的主帅，而孙沔与余靖是当时辅佐平定之人，朱寿隆在皇祐五年正月能和狄青、孙沔讨论不听令裨将处置之事，证明当时三人同处一地，那么朱寿隆与孙沔同游，不足为奇。

胡揆，字少卿，曾知襄州，通判桂州军州事，迁都官员外郎，官至太常少卿。以往研究涉及胡揆，大多援引刘敞《公是集》卷三十《屯田员外郎胡揆除都官员外郎》的记载，以说明他曾经在通州知军州事。其中有载：“朝廷镇抚四夷，以绥中国，贵于息民，而不务佳兵，故常敕边吏毋邀奇功。五岭已南，蛮夷杂居，其俗剽悍，尤为易动。而桂州，一都会也。前通州军州事、尚书屯田员外郎胡揆，承用诏旨，悉心疆事，终揆之任，恬然无虞，亦可谓善吏，能宣明威信者矣。夫守边之患，常在见小利不达大体，以侵迫驱夺之为，故至大乱，贻忧吾民，则若揆者，不可以不赏也。稍增其秩，以示褒宠。”。[16]不少版本均用此说法。[17]但仔细推敲，似有所不妥：其一，若按全文上下语境，在提及“而桂州，一都会也”之后毫无转折便提及通州，显得突兀不通；其二，按常理而言，不会有“前通州军州事”这一官职名称，如果胡揆真的在通州知军州事，应当写作“前知通州军州事”。检核不同文献版本，在吕祖谦《宋文鉴》中所收录刘敞《屯田员外郎胡揆除都官员外郎》中，明确记曰：“而桂州，一都会也。前通判军州事、尚书屯田员外郎胡揆，承用诏旨，悉心疆事，终揆之任，恬然无虞，亦可谓善吏，能宣明威信者矣。”[18]同样，在《四库提要着录丛书》所收录的《刘原父公是先生集不分卷》中的记载也采用了“前通判军州事”的说法。[19]综上可知，正确说法应为“前通判军州事”，流传的“通州军州事”的说法应当是在抄刻过程中产生的谬误。而刘敞在至和元年（1054）九月甲子乃为知制诰：“起居舍人、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吴奎为兵部员外郎，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刘敞，并知制诰，仍以敞为右正言。”[20]刘敞所作诰《屯田员外郎胡揆除都官员外郎》虽写于至和元年后，但文中所提及的“前通判军州事”一职应当发生在至和元年以前，且相隔时间不久。因此，胡揆通判桂州军州事，很有可能就在皇祐年间，但具体的时间，未有足够史料可推。

至于陈钦明，史料记载甚少，但关于他在桂州之事，却在《长编》中找到蛛丝马迹。皇祐五年三月乙卯：“试特奏名进士及广南进士。又试诸科特奏名。遣中使陈钦明赐交趾李德政器币。初，德政欲遣兵助讨贼，既不许，贼平，特赐之。”[21]而贼，指的就是侬智高等造反之人。因为《长编》皇祐四年十二月戊子条记载：“狄青奏：李德政声言将步兵五万、骑一千赴援，此非情实，且假兵于外，以除内宼，非我利也。以一智高横蹂二广，力不能讨，乃假蛮夷兵，蛮夷贪得忘义，因而启乱，何以御之，愿罢交趾兵勿用，且檄靖无通交趾使，朝廷卒用青计策。”[22]即是说，交趾李德政声称要将兵五万辅助宋廷平定侬智高之乱，狄青反对，认为不应该由外人干涉自国军务。因此，宋廷反对李德政出兵，却在侬智高之乱平定之后，派遣陈钦明去赏赐李德政器币。而平侬智高乱，应该是在皇祐五年正月戊午，狄青败其于昆仑关外归仁铺：“智高夜纵火烧城遁，由合江入大理国”。[23]《长编》所载时间，应是当时的实际赐予时间，因此从派遣行程与时间而言，陈钦明在二月应在邕、桂一带，才能在三月时抵达交趾代表朝廷赏赐李德政。

综上所述可知，约皇祐五年二月，孙沔知桂州，朱寿隆提点广西刑狱，胡揆通判桂州军州事，陈钦明为中使因受命赐李德政器币而经桂州。四人同游龙隐洞，而有所见的题刻。

注释

[1] 重庆市博物馆编：《中国西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第九册《广西桂林卷》，天津古籍出版社，第27页，1998。

[2] 杜海军辑校：《桂林石刻总集辑校》上册，中华书局，第36页，2013。

[3] 李昌宪：《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复旦大学出版社，第87-88页，2007。

[4] 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上卷二十三，《宋史资料萃编》第二辑《名臣碑传琬琰集》第一册，文海出版社，第363-366页，1969。

[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3皇祐四年八月辛卯条，中华书局，第4168页，2004。

[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3皇祐四年九月癸亥条，第4174页。

[7][1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4皇祐五年正月丁未条，第4190页。

[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4皇祐五年二月乙酉条，第4199页。

[9]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4皇祐五年四月庚辰条，第4205页。

[1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3皇祐四年六月庚子条，第4154页。

[11] 《宋史》卷333之列传92朱寿隆，中华书局，第10712页，1977。

[1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3皇祐五年四月甲戌条，第4204页。

[1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5元丰三年六月己未条，第7431页。

[14] 《宋史》卷333之列传92朱寿隆，中华书局，第10713页，1977。

[16] 刘敞：《公是集》卷三十，商务印书馆，第358页，1937。

[17] 参见：《丛书集成初编》（1899-1906），中华书局，第358页，1985；《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34，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8] 吕祖谦：《大宋文鉴》卷38《屯田员外郎胡揆除都官员外郎》，《古籍珍本丛刊》第53册（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编），北京燕山出版社，第248-249页，2012。

[19] 刘敞：《公是集》之诰，《屯田员外郎胡揆除都官员外郎》，《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044，北京出版社，2010。

[2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7至和元年九月甲子条，第4279页。

[2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4皇祐五年三月乙卯条，第4202页。

[2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3皇祐四年十二月戊子条，第4183页。

[2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4皇祐五年正月丁巳条，第41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