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中的飞天意象

⊙王雅琦［安徽大学文典学院， 合肥 230601］

国内的飞天研究从敦煌学开始，也多由敦煌学推动。敦煌壁画美妙绝伦的艺术形象打开了人们对飞天图像的讨论。尹泓总结前人研究提出“飞天意象”，并指出该意象的确立使以往的图像研究上升到中国文化的视域，从而带来更大的研究空间。作为文化视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古代文学作品中的飞天意象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中国文学浪漫主义源头《离骚》中具有代表性的飞天意象，更是有待揭示。

一、飞天意象从“图”到“言”的跨越

20世纪初敦煌藏经洞的巨大发现震惊了世界，其内大量的佛教经卷、文书、刺绣、绢画以及法器为中国乃至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文化、语言等多个领域提供了大量的研究资料。其中色彩绚烂、想象丰富大胆的敦煌飞天壁画更吸引了国内外诸多艺术家与学者的注意。对飞天壁画的研究早期多为艺术层面上的鉴赏，到了后期学术性的研究逐渐发展起来。早期最著名的学理性著作为日本学者长广敏雄于1949年出版的专著《飞天的艺术》，而中国的学理性飞天研究经历了萌芽期、发展期、繁盛期三个阶段后，也产生了一些较为优秀的作品，如早期宗白华先生的《略谈敦煌艺术的意义与价值》以及后期谭树桐先生的《敦煌飞天艺术初探》。至此，飞天研究还局限在对壁画等艺术图像上的探索。尹泓认为“飞天这一艺术形象早已经超越了宗教，走出了敦煌，成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符号”，同时指出，意象视角的切入，可以实现视觉艺术（绘画、雕塑）与其他艺术形式（文学）之间的有效沟通。飞天意象是飞天研究发展到一定程度而生发出来的理论支柱。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关于意象的说法：“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这是从哲学层面提出了对意象的认识。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首次将意象作为文学理论术语提出，并肯定了其重要地位，认为“窥意象而运斤”。可见，“意象研究”在我国文学作品中古已有之，从意象的角度分析文学作品能帮助我们准确把握作品的思想感情和内在本质。

尹泓将飞天意象的研究从图像带入文学领域，实现了从“图”到“言”的跨越。她分析了嫦娥奔月的飞天意象，首次在文学领域进行了该意象的分析，这一创举是合理且十分具有突破性的。但嫦娥奔月毕竟只是神话传说，不能算作文学作品，因而在文学领域的飞天意象分析依旧十分匮乏。中国古代人民对天的想象一直十分丰富，从神话传说中的嫦娥奔月、后羿射日，到代表着道教思想的《逍遥游》等作品，飞天思想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并不少见，而文学作品中的飞天意象亦是十分丰富。作为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源头，《离骚》中就展现了屈原丰富而大胆的想象和飞天意识。“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作为一个拥有极高才华与天赋，又怀有强烈报国理想的人，他却不受赏识，两次被流放，自然心有郁结，愤愤不平。政治抱负无法得到伸展，君王对其不信任，以及小人屡进谗言令这位心思细腻的天才痛苦难耐。在这种情况下，“屈原执履忠贞而被谗邪， 忧心烦乱，不知所诉，乃作《离骚经》”。因在人世间没有人赏识自己的才华，所以屈原便在《离骚》中表现出强烈的飞天意识，并三次飞天，渴望抛弃不赏识自己的君王（离君），寻求志同道合的伙伴（求女），最终脱离人世苦痛（离世）。寄托了屈原情感志向的三次飞天形成了《离骚》中的“飞天意象”，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在古代文学作品的诸多飞天意象中较为突出。

二、 《离骚》中的三次“飞天”

（一）上征离君

屈原在《离骚》前半部分多次表达了自己拥有才能且好修的美好品质，却总是遭到他人的诋毁与谗言，“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謇朝谇而夕替”。但是屈原并不在意，他认为“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自己心中的志向和美好品德不会因为他人的诋毁就随意更改。最令屈原埋怨的是怀王的不察，“怨灵脩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他将怀王比作灵修，指责他不加思索便轻信他人的污蔑。对屈原而言，小人的侮辱并不会使他痛苦，但怀王轻信小人却让他失去了实现报国理想的机会，因而他再次表明自己的清白，并决心不再继续参与政治，不再为愚昧的怀王导先路，“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

屈原第一次飞天是受到女嬃的劝告，原因则是对君主的失望。在经过前面对小人的谴责与对怀王的埋怨后，“女嬃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曰”。“女嬃，屈原姊也”，女嬃了解屈原的品性，于是劝告他不要再固执自我。女嬃首先用鲧的例子告诉屈原“鮌婞直以亡身兮”，过于清洁自我没有好的下场；而后质问他“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茕独而不予听”，举世之人都皆为朋党，为什么独有屈原还修身自好？为了回答女嬃的质问，他举了七个例子来表明良好品德与自修的重要性。首先是五个反面例子：启与其子不行正道而失去了家业，善射的羿因射杀大狐而被自己的丞相占据了妻子，孔武有力的浇纵情娱乐而被杀掉，夏桀贪乐最终也遭殃，纣王暴虐而殷商不长。屈原用这五个例子表明君王纵情娱乐，有违常道就会失国。接下来他又举了两个正面例子：“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商汤、夏禹和周文王谨遵常道，最终都得到了好名声。屈原在这里举的七个例子都是古代的君王，他希望用这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结果告诫怀王不要再违背天理，轻信小人。这说明此刻屈原还是记挂君主，希望他迷途知返。一吐心中苦闷后，屈原再次意识到了自己危险的下场，于是在女嬃的劝说下“溘埃风余上征”，决定飞天，离开自己的君王。

飞天途中屈原遇到了两个不祥的征兆：首先是“日忽忽其将暮”，屈原稍事休息，天却很快昏暗了；其次是“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飘风和云霓阻碍了路途。这两个征兆也预示着屈原这次飞天的失败。最终，“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到达天门后守门的帝阍不愿开门，此次飞天最终失败。帝阍的形象象征着小人，屈原在人世遭到小人陷害，到达天宫依然受到小人阻拦，这令他十分郁闷，于是决定求女。

（二）上游求女

进入天宫的失败让屈原愤怒又哀伤，他开始“哀高丘之无女”。结合在人间和天上都遇到小人的经历，我们可以推断这里的女是指志同道合的人，即贤君。而屈原的求女则是指寻求能够理解自己、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屈原求女三次，第一次是“求宓妃之所在”，第二次是“见有娀之佚女”，第三次是“留有虞之二姚”，但是这三次求女都失败了。第一次失败是因为担任媒婆的謇修“纷总总其离合兮”，无法清晰表达自己的想法，并且屈原后来又认为宓妃太过骄傲，纵情娱乐，不符合自己求女的要求，于是作罢。第二次失败是因为鸩鸟与雄鸠都无法完成说媒的任务，同时屈原担心高辛先他一步，自己已经失去了机会，于是第二次求女也放弃了。第三次求女屈原再次担心“理弱而媒拙兮，恐导言之不固”，因而又放弃了。对于这三次求女失败的原因，屈原认为是“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他认为求女途中能力不佳的媒人与能力超过他的高辛与少康都是小人，于是将求女的失败归结于小人再次作祟。

三次求女过程其实并无很大的阻碍，反而是屈原因为种种原因主动放弃了。从第一次的“来违弃而改求”到第二次的“恐高辛之先我”，再到第三次的“恐导言之不固”，屈原的恐惧与自我怀疑令他丧失了三次求女的机会。两次飞天的失败令屈原对自己的人生十分怀疑，于是他“命灵氛为余占之”，渴望通过巫术对自己的人生做出判断。

（三）飞升离世

听到灵氛的吉占后，屈原“心犹豫而狐疑”，于是又求助于巫咸，“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巫咸举了四个君臣相合的例子劝诫屈原一定有赏识他的君主，只是他还没遇到。首先是“汤禹严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商汤和夏禹潜心寻找心灵相通之人，结果分别找到了自己的丞相；其次“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傅说出生寒苦，来自傅岩（今山西平陆县东），但是依旧受到了商高宗的重视；“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吕尚在朝歌从事卖猪肉的营生，最后还是被周文王举用；“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卫国的宁戚叩牛角而歌都能被齐桓公发现。听取了巫咸的劝告后，屈原心有所动，决定在年岁还未晚的时候出游，“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历吉日乎吾将行”。

此时的屈原已然经历了两次飞天失败，并且都遇到了很多困难。为了保证第三次飞天的成功，他做了充分的准备：先是准备了充足的粮食，“折琼枝以为羞兮，精琼爢以为粻”；又备好了车马，“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一切都十分顺利。与第一次的不祥征兆相反，这次还遇到了两次吉祥的象征：首先是凤鸟为其引路，“凤皇翼其承旗兮，高翱翔之翼翼”；而后是西王母助其渡河，“麾蛟龙使梁津兮，诏西皇使涉予”。屈原内心十分欣喜，他的第三次飞天几乎要成功了，但是最悲剧性的结果发生了，“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在即将升入天宫的最后一刻，三次奔波、疲倦不堪的屈原忽然回头望了一下心心念念的故乡，于是最终“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第三次飞天还是走向失败。

三、 《离骚》中飞天意象的内质

（一）对理想的追求

嫦娥飞天、后羿射日这些飞天神话都展现了古代人民对于天空的好奇，以及强烈的美好愿景。在“嫦娥飞天”的故事中，嫦娥不满肉体之身经历生死轮回，遂飞天，表达了古代人民对不死生命的向往；在“后羿射日”的故事中，后羿不满酷暑，遂射日，表达了古代人民在酷热天气中对凉爽的向往。而屈原在《离骚》中的三次飞天，也展现出较强烈的理想追求。《离骚》中，屈原的情感基调一直是悲愤压抑的。造成他悲愤的原因首先是小人的诋毁，“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其次便是君王的不信任，“终不察夫民心”。在这种对自身境遇的不满下，屈原产生了改变命运、追求理想的强烈愿景。他三次飞天，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离君”“求女”“离世”的追求。在追求理想而飞天的过程中，他遭遇了许多困难和阻碍：有遭到小人的陷害，如守天宫的帝阍不给开门；也遇到过自我的怀疑与放弃，“恐高辛之先我”；更遭遇了多次失败的打击。但是这些都没有击垮屈原的信念，他还是一次又一次踏上了飞天之路。

屈原对理想坚毅大胆的追求是其飞天精神中最本质的东西，他对实现理想的强烈渴望支持着他进行了三次飞天。他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在飞天行为中是共通的，是驱使飞天产生的精神内核。正是因为我国古代人民怀有强烈的美好追求，才创造出如此多的飞天意象，并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精神世界。

（二）丰富大胆的想象

《离骚》中屈原虽遭受了多次打击，飞天也失败了，但是整篇内容读起来却并不沉闷，这得益于《离骚》中大胆的想象与夸张的艺术手法。“在全文的艺术表现上，则是摆脱了以往的情感束缚，通篇以自由驰骋、文字洒脱体现出作者的思想感情，并由此进入想象境界、奇幻神异。”在《离骚》中，他用花草来比喻小人，用“女”来代表志同道合的人，并大胆以鸩鸟、凤凰等动物为媒，又想要与天宫的女神结为夫妇，展现了他奇特浪漫的想象。并且，《离骚》中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历史人物与神话传说人物，如屈原欣赏的周文王与厌恶的夏桀，再如占卜的巫咸与帮助屈原渡河的西王母。这些真实、虚幻的人物与幻想的场景相互交织，营造了一种似是而非的虚幻感，在这种虚幻中，屈原一次又一次地飞天，在丰富奇特的思绪中尽情遨游。

天，是未知的；而飞天则是借助想象的力量，去探索未知之天。飞天不是望天，不是登天，“飞”之运用极大地渲染了想象的空间，具有很高的浪漫主义情怀。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想象丰富的民族，无数神话故事在人们对未知的想象中产生。屈原作品中的浪漫主义想象并非独创，而是吸收了中华文化情感中的浪漫本质，并将其发挥到了极致。在中华文化的影响下，几乎所有飞天都充满着丰富大胆的想象，影响深远。

（三）浓郁的悲剧色彩

与其他飞天意象不同的是，《离骚》中的飞天意象还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这种悲剧性与屈原自身的命运是分不开的。屈原一直在竭力挣脱自身悲惨的命运，他选择三次飞天来逃离恶俗不堪的人世，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第一次尝试就遭受了残酷打击——路上的两次不祥征兆，以及最后帝阍傲慢的拒绝粉碎了他进入天宫的幻想与一路上的努力；第二次求女连续遭受三次打击，此时的屈原在无尽的求索中已然对自我丧失了信心，他不断地否认自我，怀疑未来，“恐高辛之先我”“恐导言之不固”，他的“恐”既无奈又令人感到辛酸；第三次出发前他找到灵氛与巫咸，希望能从占卜中得到对迷茫未来的一些启示，两次吉占后他依旧怀疑“固时俗之流从兮，又孰能无变化”。多次打击与摧残让他在做决定时谨小慎微，最后一次他仿佛用尽所有意志下定决心飞天，“历吉日乎吾将行”。屈原为这次飞升做了充足的准备，他备好粮食与车马，选定吉日出行。在路上一切都十分顺利，他甚至遇到了两次吉祥的征兆帮助他化险为夷，最后终于到达了天门。一路的艰辛在此刻终于得到回报，自我的理想也终将实现，“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乐”，屈原已经开始庆祝，但是最有悲剧性的反转却发生了：在望着天宫光明美好的那一刻，屈原忽然回头望了一眼让自己痛苦而又难以割舍的故乡。这一望却使他毕生的努力化为虚无，“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此刻仆夫与马的心情又何尝不是屈原心中所感呢？他最终还是无法割舍下自己的君王与故乡，于是只得自投汨罗，以死了结。

《离骚》中的飞天意象所表露出的悲剧色彩已然超越了飞天本身，而为人们所接受。这种情感上的共鸣不再局限于飞天行为本身，而衍生出悲悯之“意”，使《离骚》的飞天上升为一个艺术符号，即意象，而该意象独具特色的内涵就是其浓郁的悲剧色彩。

《离骚》中的飞天意象既有丰富想象与理想追求的共性，又有浓郁悲剧色彩的特性，同时展现了中华文化独特的内在精神，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此类“飞天意象”尚有许多，如《逍遥游》中的“飞升之游”等。目前学界对文学作品中飞天意象的发掘是远远不足的，谨以此文抛砖引玉，以期待更多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