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与“趣味”
——论简·奥斯汀的文化内涵

⊙李云霄［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杭州 311121］

简·奥斯汀在作品中提到过欣赏自然景物、鉴赏音乐和服饰等各类“趣味”， 其小说中的“趣味”话题吸引着国内外学者的注意，也是近年来学术研究的热点。“趣味”是美学判断的标准，也是道德评判的标准。休谟散文集《论道德与文学》（

Essays： Morals and Literary

）的译者马万利和张正萍在译本中给“趣味”（taste）下了较为精准的定义：“趣味”指的是“人对行为与事物中的美与丑的感受，也是一种激情，但通常属于平和的激情。趣味的敏锐指的是对行为、书籍、艺术品、同伴等诸如此类事物的美与丑的敏锐感知力”。“在休谟看来，趣味是我们对自然美与道德美判断的源泉。当我们判断一件艺术作品是否美丽或一件行为是否有德时，我们相信趣味，而非理性。”奥斯汀小说中的趣味一方面体现于小说人物鉴定艺术作品的标准，另一方面在于人物评价周围人的标准。在奥斯汀小说中，同情是趣味的根基，没有对同胞情感的敏感性和感受力， “趣味”也无从谈起。埃尔西·米奇（Elsie B. Michie）认为金钱的力量造成了奥斯汀小说中女继承人的粗鄙，并且这个传统也为弗朗西斯·特罗洛普（Frances Trollope，1779—1863）、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 1815—1882）、玛格丽特·欧丽梵（Margaret Oliphant，1828—1897）和亨利·詹姆斯 （Henry James，1843—1916）等作家继承。埃尔西·米奇点明了奥斯汀小说与亚当·斯密的哲学在“趣味”与“金钱”中存在的互动关系，让人受益匪浅。然而，金钱对奥斯汀小说人物 “趣味”的威胁已超越了性别界限。米奇带着已知的结论出发去探讨“趣味”，视野仅仅聚焦于庄园的“女继承人”，因而得出这样的结论。维瓦斯万·索尼（Vivasvan Soni）在《简·奥斯汀与艺术：优雅、得体与和谐》（

Jane Austen and the Arts： Elegance， Propriety， and Harmony

，2014）一书的前言中批评了《理智与情感》一文中玛丽安偏颇的“趣味”。玛丽安将美学判断等同于道德判断，认为对文学作品和自己有同等鉴赏力的威洛比在人格上无可指摘，从而错判了威洛比的人品。因而维瓦斯万·索尼得出结论，艺术作品上的良好“趣味”并不等于良好的德行，这一看法可谓鞭辟入里。国内学者何畅在其专著《19世纪英国文学中的趣味焦虑》（2018）中梳理了“趣味”概念在英国文学中的前世今生，并且深入浅出地讨论了《理智与情感》的“趣味之争”。何畅批评了玛丽安代表的“激情的敏感”的“趣味”和她身上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倾向，肯定了埃丽诺身上“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的合宜趣味，让人受益良多。遗憾的是国内外学者尚未谈及《理智与情感》中埃丽诺看待同伴的公正“趣味”和费勒斯太太等代表的金钱秩序的粗鄙“趣味”。对于这两种趣味的探讨，见于奥斯汀的多部作品，本文主要涉及《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及《劝导》三部小说。《理智与情感》中的玛丽安对于金钱秩序的粗鄙“趣味”尚有识别能力，然而在待人公正方面仍然有所欠缺，由此可见，奥斯汀小说中的“趣味”话题仍然具有探讨空间。本文旨在论述奥斯汀作品中对待同伴的公正“趣味”和金钱秩序的粗鄙“趣味”，并且再次审视玛丽安·达什伍德这一复杂的人物形象。

一、金钱逻辑的“趣味”

大卫·休谟在《论雅致的趣味和情感》一文中着力批评了代表金钱逻辑的“趣味”。休谟写道：“培养优雅艺术的趣味压制了某些激情，让我们对其他人热衷追求的事物漠不关心……这种趣味的确提高了我们对所有温和的、令人愉悦的激情的感受力。”（《论道德与文学》）接着，休谟引用了奥维德（Ovid）《来自本都的信》（

Letters from Pontus

）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博览群书，通晓六艺；优雅风尚，远离鄙俗。”休谟认为一个拥有情感的敏锐性的人，“趣味带给他的快感要大于欲望带给他的快感；从一首诗或一篇推理文中获得的，比那些最昂贵的奢侈品带来的快感要更大”，并且诗歌、修辞、音乐和绘画激发出的优雅的情感，“让人的心灵脱离繁忙的事物和急切的利益，珍惜思考，喜欢安宁，产生愉快的和谐”。

《理智与情感》和《傲慢与偏见》中的费勒斯太太和凯瑟琳夫人注重权势和财富，她们依对方的出身和家庭财产来判定艺术品的价值或才艺的高下。在《劝导》中，沃尔特爵士则认为攀附权势即趣味。这种对金钱和名利狂热的追逐使得人们失去了休谟所说的对于“激情的敏感性和感受力”，长此以往“很多愉悦别人或折磨别人的事情，对我们来说都无足轻重，根本不会引起我们的关注”（《论道德与文学》）。

《理智与情感》中，埃丽诺画过的屏风刚装裱完毕，大家争相传看，不住赞赏。范妮将屏风捧给自己的母亲，告诉她这是埃丽诺的作品。费勒斯太太“哼”的一声，看也没看，就还给了她女儿。范妮觉得她母亲很粗暴，脸一红，说道：“妈妈，很好看，是不？”但是，她又怕自己说得太客气太恭维了，立刻又说：“妈妈，您看是不是有点莫顿小姐的绘画风格？她的确画得最可爱了。她最近的一张风景画画得多美呀。”费勒斯太太不愿肯定埃丽诺绣的屏风精美，只因她认为埃丽诺不够富有，配不上自己的儿子爱德华，故而即便有钱有势的莫顿小姐不在场，她也会厚此薄彼，对莫顿小姐的才艺赞赏有加。《傲慢与偏见》中凯瑟琳夫人出于类似的原因，不肯夸赞伊丽莎白在音乐上的造诣，反而标榜自己和女儿安妮在音乐上“可能的造诣”：“我想，目前在英国，没有几个人能像我一样真正欣赏音乐，也没有人比我趣味更高。我要是学了音乐，一定会成为一个名家。安妮要是身体好，也一定会成为一个名家。我相信她演奏起来一定动人。”听罢伊丽莎白演奏后，达西先生认为伊丽莎白的表演毫无欠缺，然而凯瑟琳夫人仍然咬定伊丽莎白的“趣味比不上安妮”。《劝导》以介绍沃尔特爵士开篇，这位爵士平时“一向什么书都不沾手，单单爱看那《准爵录》”。他仅仅因为女儿安妮·埃利奥特同贫穷的史密斯夫人往来，便讽刺女儿“趣味不同凡响”。这种金钱逻辑的“趣味”耐人寻味。可见，“唯利主义者”们看待事物有失公允，离休谟眼中真正的“趣味”相距甚远，也是奥斯汀讽刺的对象。

《理智与情感》中玛丽安因过于自我、傲慢无礼而成为攻击的对象。林文琛在《在理性和情感之间——谈奥斯汀的反讽》（1998）一文中却流露出对玛丽安的喜爱，认为她 “不理智”的失误构成小说中最精彩、最富有生活情趣的篇章。黄梅在《新中国六十年奥斯汀小说研究之考察与分析》（2012）中点评这一文章时表示，“这一看法值得重视”，却需要“进一步追问”为何如此。玛丽安身上的可爱之处正是在于她能够辨识这种金钱逻辑的“趣味”，不唯权不唯钱，并对这种“金钱秩序”加以公开拒斥。玛丽安在姐姐的情感受到漠视时，激动地维护姐姐：“这种夸奖真新鲜！莫顿小姐关我们什么事？……谁管她画得好坏？我们考虑和说的是埃丽诺。”接着她便把屏风拿过来，自顾自地欣赏起来。费勒斯太太气急了，嫂嫂范妮也非常生气，哥哥也被妹妹的大胆吓坏了。玛丽安此举在达什伍德夫妇一干人等看来不得体，然而布兰顿上校却从中“看到了玛丽安的亲切善良，看到了一颗容不得姐姐受一点怠慢的热情的心”。玛丽安见“费勒斯太太对她姐姐处处冰冷无礼，她觉得，这是预示姐姐会碰到重重阻碍和种种苦恼，这是她自己受过创伤的心灵教她一想起来就毛骨悚然的”。

二、 情感主义者公正的“趣味”

玛丽安能够辨识这种金钱逻辑的“趣味”，然而在待人公正方面有所欠缺，因而往往识人不明。在《理智与情感》中，玛丽安和埃丽诺最大的区别在于待人是否公正，尤其体现于两人对待布兰顿上校和詹宁斯太太的态度上面。玛丽安把是否和她具有同等程度的鉴赏能力、强烈的情感，以及举止优雅看得尤为重要，这样的偏见使得她不能公正地评价他人。

玛丽安身上体现了亚当·斯密所说的“公正旁观者”（impartial spectator）的缺席。在《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将“同情”的讨论发展到对道德情感的认可或不认可的讨论。“通过同情地考量同情者所处的情况，我们可以判断他的反应（包括情感、选择、态度和行为等）是否恰当，是否应当”，旁观者和被同情者的情感一致带来认可，不一致则被否认。休谟和斯密都注意到旁观者和被同情者的情感距离会影响成熟的道德判断，因而同情可能带有强烈的偏见。斯密提出的解决方法是离开自己的立场，尽量带着一定的距离感来看待事情。斯密把人比作人类的裁判员，指出“这个任命只有在一审时有效，最终的判决要求助于高级法庭，也就是他们自己良心的法庭，那个想象中公正无私、全知全能的旁观者的法庭，人们心目中伟大审判官和仲裁者的法庭”。简而言之，同伴的品质不应该像玛丽安那样由个人的偏好来判定，而应该跳出自我，以公正的旁观者的角度来判定。

布兰顿上校的友情如亚当·斯密笔下描绘的，“是适当的慈爱，并不显得过分炙热，这非常适合开朗的青年和涉世未深者”。玛丽安却拒他于千里之外，认为他“缺乏情感的敏锐和一切细腻的欣赏能力”，因而看不见他身上热爱同胞的美德。詹宁斯太太在打听八卦传播谣言时，缺乏体察他人情感的敏锐神经。她乐于拿男女情感之事打趣，惹得人脸红心热，并以此为乐。詹宁斯太太曾对外宣称布兰顿上校爱上了玛丽安小姐，又传过玛丽安和威洛比私订终身的谣言。因而即便玛丽安受了詹宁斯太太无微不至的照料，她仍然对詹宁斯太太态度冷漠，偏见使得她看不见詹宁斯太太淳朴善良的本质。

埃丽诺对于詹宁斯太太却“总是公正对待，向她答谢，答礼周全”，对于布兰顿上校也满怀同情和尊敬。埃丽诺身上的“公正审视者”从未缺席，她深刻的道德眼光贯穿着整本小说。正是在她的帮助下，玛丽安才渐渐培养起真正的“趣味”，即摆脱偏见，根据他人的道德品质，而不是任由自己的偏好来评判他人。埃丽诺公正无私，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她感情受伤时为避免家人朋友担心，一个人独自承受了一切，让玛丽安自惭形秽。玛丽安嚷道：“你得让我后悔一辈子了！我对你多粗暴啊！你一直是我的安慰，我遭了不幸，你一直在分担我的痛苦，却一直好像只是在为我难过啊……因为你的长处显著，比我强，我总是想把它抹杀。”玛丽安的这番忏悔标志着她从自爱到同情的道德成长。在这番教训后，她以姐姐为榜样，以往姐姐的劝导如今句句中听。她一改之前对詹宁斯太太和布兰顿上校的傲慢态度，离开伦敦时，“特别向詹宁斯太太长时间地告别，她非常诚恳地表示感谢，满怀尊敬与良好祝愿，看得出是出自内心在默默地向她道歉，过去不该对她冷淡；她热情地与布兰顿上校说了再见”。埃丽诺 “知道妹妹对待别人往往不公正”，将其归因于“她自己心灵纯净，容易激动”，还有“把强烈感情的微妙之处和文雅的举止风度看得过分重要的缘故”。虽然妹妹玛丽安有种种缺点，自己并不认可她的行为，但埃丽诺仍然了解妹妹善良真切的心，对其循循善诱。在其影响下，玛丽安也不再依据自己的直接好恶行事。这种公正的“趣味”不仅仅是玛丽安欠缺的，更是物质主义者无法具备的。《劝导》中的沃尔特爵士因女儿安妮不够貌美，不足以攀附上体面的准男爵，增添家门荣耀，因而粗暴对待安妮，偏爱徒有其表的伊丽莎白；《理智与情感》中的爱德华坚持遵守对露西·斯蒂尔小姐的承诺，不肯妥协娶有钱的莫顿小姐，因而被母亲废除继承权赶出家门。这样的安排怎能谈得上公正呢？

在奥斯汀小说的情感主义者眼中，“趣味”不仅关乎美学判断，更关乎道德判断。而小说中的唯利主义者们却将“趣味”与阶级和财富等可见的物质形式画了等号，“趣味”不再仅仅关涉道德评判，而成为权力分配的文化武器。“同情”与“金钱秩序”相互交织，形成一股张力，始终贯穿于奥斯汀的小说。“铜臭力量”对18、19世纪乃至现代社会 “趣味”的标准产生的威胁也许是让诗人奥登感到（W. H. Auden， 1907—1973）深深不安的原因。奥斯汀揭示了唯利主义者们金钱逻辑“趣味”的虚伪本质，也呼吁培育以埃丽诺·达什伍德为代表的情感主义的公正“趣味”。玛丽安在埃丽诺的影响下，学会了小心谨慎地对待周围的每个人，形成了对他人的公正评判，正因如此，她才不失小说女主人公的地位。

① Auden， W. H.

Letter to Lord Byron

[A]. In

Letters from

Iceland

[C].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37：1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