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咏叹与抹杀
——比较鲁迅、沈从文等乡土作家与李永平之原乡书写

⊙庄泽远 车延宏［中山大学中文系， 广东 珠海 519000］

乡土文学不是仅仅描写乡土的文学，倘若乡土文学只承载对乡情人事、异域风物的书写，其所绽放的惊异光芒及给予读者的营养不过一时好奇之满足，而缺乏关怀精神本质的力量。如茅盾所言，乡土文学“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作家应透过乡土文学，追溯生于斯长于斯的男男女女们对于生命困境的纠缠与寻觅，以返回精神原乡的出发地。

一、书写动因和原乡形塑与原乡功能

乡土批判小说是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山川的生活，张扬着浓厚的乡土气息，以鲁迅、台静农、鲁彦、蹇先艾、许杰等的作品为代表。近代中国，西风东渐日盛，这批作家汲取新的知识，建构新的伦理体系，当他们用全新的思想回望故土时，便带着批判审视的目光历数乡土的丑陋与落后。国民劣根性、封建礼教制度、鸦片、女性压迫等便是钳制新思想的种种因素。在新旧夹杂、先进与落后力量撕扯的关口，作家们带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绪，用笔写下振聋发聩的文字。他们书写故乡风土人情，一定程度上忽视故乡温柔的一面，而单向聚焦其麻木、愚昧和落后的一面，猛烈批判之，以揭示宗法制乡镇生活的愚昧、落后，试图以文学之力加速封建制度的衰亡，推动思想观念更迭前进，并借以抒发乡愁——这是原乡所承载的功能。譬如未庄、咸亨酒店、土谷寺、乌篷船等所构成的“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便是鲁迅笔下的乡土样貌。借助这一个个地点，文字寄寓着对传统、阶级、封建等议题的批判与鞭挞，编织着一系列吃人与被吃的叙事模式。“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日记》以狂人的癫狂视角，将旧社会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归纳为吃人，直指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弊端。譬如鲁彦的小说《菊英的出嫁》，刻画菊英母亲大费周章举办菊英的婚礼，小说对婚礼细节极尽描写，最后才告诉读者，原来轿夫抬的根本不是花轿，而是灵柩，美丽少女菊英不是活灵活现的新娘，而是生活于母亲执拗想象中的幻影。小说借一场奇异的婚礼深刻批判乡土社会的冥婚陋习及“女大当嫁”的落后观念。又如蹇先艾的《水葬》，讲述为救母而行窃的骆毛被捉后，按乡规被处以水葬死刑。小说批判了乡土世界关于乡规民约的不合理以及乡人麻木暴戾、缺乏温情的邪恶一面。

乡土咏叹小说是一种经由记忆召唤及现实苦难淬炼后的书写，常被置入缅怀、依恋、温暖与咏叹的谱系中。这类小说的书写动因是“薄海民”（Bohemin）群体的失落。一方面，城市文明的发展冲击着乡土秩序，新思想发起对传统伦理、风俗、情操的攻伐号角；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大量从故乡向城市乃至海外涌去，江河日下之间故乡文明走向失落，乃至消失。文明与秩序的时代性整合使20世纪文人失去生命原初的出发地，失落了心灵归宿的故乡，他们只能借由作品，提炼、重构出一个又一个精神的原乡。原乡之于他们，“不仅只是地理上的位置，它更代表了作家向往的生活意义源头”，比如沈从文的湘西。然而，湘西真是人间的世外桃源吗？《湘西》引子里写了时人对湘西的印象：“民风彪悍、穷山恶水、不毛之地、绝域殊方，女人会放蛊，男人好杀人。”沈从文与其他作家一样，将这文明凋零的土地美化成心中值得咏叹的原乡，在审美形态上呈现为诗化的表达。比如《老伴》中，“石头城恰当日落一方，雉堞与城楼皆为夕阳落处的黄天衬出明明朗朗的轮廓。每一个山头都镀上了金，满河都是橹歌浮动”；又如《边城》，“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裤，可以作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位置则永远那么妥帖，且与四围环境极其调和，使人迎面得到的印象，实在非常愉快”。在沈从文的笔下，寻常民俗、乡土场景、人世纷杂等画面，得以诗般呈现，折射着乡土的质朴纯良。这种抒情方式不同于郁达夫的感伤自传体所营造的孤独、彷徨、失落的氛围，而更凸显边城的乡土景致，于田园风光的书写中流露着爱、美、自由和人性的世界。乡之咏叹，营造出空灵超脱、清新淡然的灵性之境，在对风俗、观念、乡土的描写中挖掘出了乡土的诗意本质。

透过李永平的成长经历，读者便可大致知晓吉陵“恶托邦”的构建成因。李永平是土生土长的华侨，生于马来西亚婆罗洲，童年受当地文化影响，已有创作成果。他成年赴台湾完成大学学业，后又在美国留学深造，再回台执教著书。他的小说与乡土批判和乡土咏叹决然不同的地方在于作家本身的漂泊性和游移性，我们甚至难以找到一个地理意义上的位置来为吉陵冠名，其叙事本源是不存在的存在。漂泊不定的游子，在完全割裂与中国地缘联系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塑造乌有乡来展现幻想中的原乡。生命轨迹中诸多地理坐标的交错注定了原乡杂糅深刻的游移本色，因而一定发生与真实典型意义上的乡土风貌、人情风物的偏移。不管是乡土批判还是乡土咏叹，“乡”的背后蕴含、指涉着更大的价值图景，乡土的承载意义大于本身的意义，乡土承载着批判的、美化的、赞叹的抑或寻觅的需要。透过吉陵恶托邦，我们却发现其背后根本没有所谓精神之物，乡之本体已然是经过刻意抹杀的存在。吉陵成为寻根之人的梦魇，它的意义没有消解，却在自己身上绵延、确立、张扬。小说中，作者主体介入的程度不断削减，我们几乎无法通过文字直接寻得被书写事物的意义，贯彻始终的恶意与反复出现的丑陋似乎成为文本结构黏合的刚需，无它便无文本；繁复意象与错综情节的布置也不需要多余的诠释，我们努力推测作者的弦外之音，却发现作者似乎是为了写而写，为了抹杀而抹杀。连地理位置都模糊不清的《吉陵春秋》不是意在告诉我们什么，而是意在展现什么，恶托邦布景本身便是意义。从另一个方面看，李永平的《吉陵春秋》开辟了全新的原乡书写维度，恶之母题的开创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二、恶的成因与恶的形式

批判乡土小说中的“恶”是结构性的存在，依存于错综复杂的社会脉络中，其出现有明显的外部条件，它是环境建构、孕育乃至支配的结果。比如《药》中，华老栓为了给儿子小栓治病，买下带着革命烈士夏瑜鲜血的馒头，追根究底，这是思想愚昧的结果。《祝福》中间接造成祥林嫂之死的柳妈是发自内心地笃信封建迷信思想，她自己也是封建文化的受害者。《菊英的出嫁》里菊英母亲深切地爱着、怀念着早夭的女儿，因而耗尽心力地策划了一场盛大的冥婚。台静农的《烛焰》中，翠姑丈夫迷信“冲喜”的婚俗，因病娶妻，导致翠姑刚过门就成为寡妇，夫妻俩都是封建婚俗的受害者。许杰的《惨雾》描写了两大家族悲壮残忍的械斗场面，这些无辜者与残害无辜者的人在参与砍杀时都发自内心地相信所谓“本族庄严”的神话，所以自觉服从于野蛮惨烈的乡俗文化，缔造恶的同时也被“恶”吞噬。因而我们说，乡土之恶很大程度上源于文化、环境、社会结构，而不来自本心。再进一步，我们可以发现，小说里诸如阿Q、祥林嫂、柳妈、华老栓乃至看客们等旧社会群像所形成的是集体之恶，是不作为的恶以及无意识地受恶驱使的恶。然而聚焦到某一个人物身上，除了麻木不仁、愚昧无知之外，似乎难以框定出个体的恶。人物身上逡巡着恶的魅影，却不成就系统的恶，这与乡之抹杀大为不同。另外，与集体之恶不同，人物之恶不具备显著的传播效应，是封闭结构的恶。阿Q的精神法作用于阿Q，孔乙己的“风骨”独属孔乙己——当人物的现实典型性尤其彰显时，他们特质的普遍性反而有限，仅成为一个个“阿Q精神”式的符号，这是一个悖论。至于作者，他（们）对恶的态度稍倾向于乡之咏叹，小说中的恶与希望“齐头并进”。最明显的当属《药》了，结局夏瑜坟上的白色小花昭示着时代在希望与绝望的反复中前进；《故乡》结尾，“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同样如此。

如前文所述，在处理”恶”的问题上，乡土咏叹与乡土批判方向一致，但程度不同。乡土咏叹小说比之更缓和暧昧，小说中有沉潭、童养媳、迫害的情节，但作者有意淡化了社会成因，且着墨不多。恶在小说中被美化与遮蔽，往往只起到过渡作用，而非主体，借由恶书写人性的美好才是乡土咏叹的主要任务。

乡土抹杀书写则大大不同于前两者，吉陵之恶几乎割裂了与社会环境的联系，而归附内心。一方面，吉陵的建构离散无定，无定的原乡起点消解了现实的结构性影响；另一方面，小说极力渲染丑陋晦暗的色调，邪恶与暴力弥漫，周围都是“臭水沟”“青头苍蝇”“血污”等，恶似乎不源于外在，而是深植于人心。与看客形象不同，《吉陵春秋》中的每个人，无论主配，都可以在某个时候成为恶的主体，强奸长笙的孙四房、杀害无辜的刘老实、万福巷里的娼妇、协助强奸的破皮儿、追打黑痴的么头、追打小乐的七八个小光顾等，都似乎被一种莫名的强力钳制，毫无理由地作恶。他们要么被打击，然后回击，再继续作恶；要么不受管束制约去犯下一个恶。恶，在《吉陵春秋》里的世界，是一场瘟疫。小说结尾，李永平构筑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尾，刘老实复仇的眼神出现在人群中，恶在继续酝酿，恶在小说里成为循环往复的钢印。

三、结语

在原乡书写的谱系上，李永平是开创者，这得益于他的经历，也得益于他的文字。李永平能够以一人之力与批判乡土文学、咏叹乡土文学形成乡土书写的三足鼎立之势，应占有彪炳史册的地位。原乡只是剖析李永平小说的其中一个面向，其复杂程度仍待批评家们继续挖掘。

① 茅盾：《关于乡土文学》，载《茅盾全集》（第2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②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6页。

③ 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7页。

④ 概念来自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直译为“波西米亚人”，意思是“小资产阶级的流浪人的知识青年”。

⑤ 王德威：《原乡神话的追逐者——沈从文、宋泽来、莫言、李永平》，见《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台北：麦田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249—277页。

⑥ 沈从文：《老伴》，载《沈从文全集》（第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48页。

⑦ 沈从文：《边城》，载《沈从文全集》（第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