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张爱玲创作中的现代性体现

⊙王燕婷［深圳大学人文学院， 广东 深圳 518060］

一、引言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具有“外源性”特征。五四新文化运动引进了欧洲的启蒙理性，把西方的理性主义传播到中国，它批判封建主义，呼唤现代性。因此说西方现代理性思潮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催生了中国的现代文学。通过阅读大量五四之后的文学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当中国文学受到现代性思想的启发时，文学的创作视角、文学叙事、文学审美皆会有所转变，显现出其现代性痕迹。作为五四运动以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女作家——张爱玲，她的创作也不例外地具有现代性的体现。

二、现代性的解读

何谓现代性？“现代性，是指现代的本质。它作为一种推动现代化的精神力量，具有三个层面，感性层面、理性层面和反思——超越层面。”人的感性欲望被中世纪的宗教禁欲主义所禁锢，感性、自然在文艺复兴后皆获得肯定，二者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发展。被释放出来的人类生存欲望是现代性的深层动力，它存在于现代性的感性层面上。而感性被理性肯定、规范和制约。理性包括人文精神（价值理性），人文精神（以个体价值为核心）将目光聚焦于“人”，肯定了人的欲望、作用和权力，促进了民主的产生；提倡人是理性的动物，能独立认知世界获得真理并且在人格上也是平等的；人们不受“神学”的束缚，因而内心获得了极大的自由。而反思——超越的现代性这一层面里则包含哲学现代性、审美现代性和艺术现代性等，这预示着自我反省与自我批评的进行，以及对终极意义与价值的追求，它制约着感性——理性层面的现代性。以上这三个层面构成了完整的现代性。

三、创作中的现代性倾向

中国的传统文学是从国家、家族的群体立场出发，宣传政教伦理的圣道，坚持集体至上，这便会束缚、压抑写作主体的个性。而西方现代的理性主义文化提倡“真理之学”，认为“理性即话语”即要表现个人的认识和判断，它的产生打倒了上帝，那么受西方现代理性主义文化影响的中国则出现了新的人道主义思想（平等、自由、民主），反叛文学应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学”，反抗“人是天理、天道的代言人”，因此产生了新文学。新文学走向个体觉醒，提倡创作应尊重个性和发扬主体精神，以自己个体为主人，表现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而不再是“替道而言”；主张关切人的生存状况与发展，提倡对个体的关怀和对人类终极的关怀，这些在张爱玲的创作中皆有所体现。

张爱玲在创作中侧重于描写当时中国社会“新旧交杂”的现代状态，透过那个时代人物的生存状态挖掘人性，表现了对那个时代人的生存状态的思考与关怀。在张爱玲出现之前，大多数作家往往是从社会生活的外在形态认识的层次上去思考，常常把人物悲剧的根源指向社会等层面的原因，而较少重视人物本身，较少考虑人物的内心世界、不够重视人性弱点的分析与认识。张爱玲的出现引导了文学创作 “向内转”，她开始洞察人物内心世界的千疮百孔，解读复杂人性，注重对“人”的聚焦与关注，由此可见其受到西方人文精神的影响。此外，张爱玲还代表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次成功的转型。“从个性的解放到个人化的写作”是这一转型的基本内涵。张爱玲具有个人主义的思想传统，因此体现了她的现代意义，在现代文化的建构中，能以此来对抗集体主义。她的个人主义是一种生活化的个人主义，往往通过世俗生活来体现个人主义。因此，张爱玲的出现标志着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新型文学的到来，她所带来的新的生活观中包含着人对生活的基本欲望的追求。此外，张爱玲还代表一种“新生”，这种“新生”是对人类本身欲望所做的一种肯定，这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有意与无意的禁欲主义。她一步步将文学的关注点转移到个体上，聚焦个体的权力欲望等，从而探讨人性问题，这些皆体现了人文精神，可见其是具有现代性的。因此说“五四”张扬的个人主义、自由民主等现代意识，在张爱玲小说中也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另外，在小说的审美意识和创作技巧上，张爱玲也擅长使用“五四”从西方文学中学习来的心理描写、精神分析等方法。

四、颠覆传统——家庭伦理叙事与男权

从文学本体来考察现代性，则体现在由传统的政教伦理型文学转向现代的“人的文学”。中国长期受以政教伦理为中心的儒家文化的统治，传统的文学观认为文学是一种伦理叙事，是厚人伦、美教化的。而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的发现推动了“人的文学”的发展，引导人们关注“人”本身。这种以“人”为出发点和中心的“人的文学”，肯定人性的全面自由发展，因而对传统的政教伦理中心有根本上的突破。在《金锁记》中，张爱玲刻画了一个畸形无爱的家庭，从家庭关系的视角去颠覆传统伦理叙事，在消解传统亲情的过程中直指人本身，大胆地展示人性丑陋的一面。书中主要围绕“曹七巧”这个典型的病态母亲形象展开，通过描绘曹七巧与小叔子姜季泽的关系，以及她与儿女的畸形关系来展现对传统家庭亲情的颠覆。人具有物欲、情欲等与生俱来的欲望，张爱玲没有选择描绘有序遵循中国伦理的有爱家庭，也没有选择在作品中表现伟大的母爱，而是选择刻画人性，塑造具有物欲、情欲的人物形象，这体现了她在创作中是受人文精神影响的，她足够关注人本身，并且能直视人所具有的欲望。

男权制社会也就是父权制社会，两性关系在父权制社会中被规定为男尊女卑，它的存在使男女两性地位极不平等，这是父权制下的一个产物，体现出一种落后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张爱玲是“五四”以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女作家，她受到人文精神、启蒙意识的影响，深知人是自由平等的，不受性别的歧视。她非常清醒地领悟到男权制社会和男权文化的荒谬本质，进而在其文学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艺术形象并对其进行讽刺、批判，从而表达出她的男权颠覆意识。我们可从其作品中发现诸多狂嫖滥赌的男性形象，如《五四遗事》中一夫三妻的罗先生，《倾城之恋》中吃喝嫖赌的白四爷，《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和薇龙调情的同时又勾搭丫头睇睇和睨儿的乔琪，《金锁记》中的姜季泽，不仅在外面养姨太太，还在败光自己的家产后，精心设计计谋，对曹七巧故献殷勤，以骗取其财产……张爱玲塑造了这些丑化的男性形象，予以辛辣的嘲讽和贬抑，揭露了这类男性形象的奢靡丑恶，从而将男权社会的腐败堕落暴露给人看。在张爱玲对他们恶行的一系列描述中，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欺压与玩弄便自然地显现出来了。小说的叙述中透露着张爱玲对男权社会清醒深刻的认识，以及对荒谬腐败的男权文化的批判意识与颠覆意识，这便是张爱玲创作中现代性的另一显著体现。

五、历史哲学——张爱玲的历史意识

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缺乏历史意识，中国的历史从来都是“记住哲学”即记载，只是单纯地记住历史，不存在自我反思的精神。西方的历史哲学则强调每个人都有他自身的历史意识，有他对世界的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传播了西方的现代意识当然也包括“历史哲学”这一点，因此，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张爱玲也在其创作中展现了她自身的历史意识，表达了她对历史的反思与体验，从而体现出文学的现代性。张爱玲经历过香港战争时期，这期间使她产生了苍凉的历史意识，其散文《烬余录》中便有所体现。文章表达了处于战争中的人们的真实感受——悲伤无奈，体现出人们对历史现实的无能为力，流露出一种历史虚无感。这在其小说《倾城之恋》中也有所体现。小说中重复出现的“什么都完了”依旧是一切都化为虚无的苍凉，这是对历史的切身体验后产生的历史意识，是无法把握时代、自我命运的苍凉历史意识。这种苍凉的历史意识，其实也就是作者个人的历史意识。张爱玲在创作作品时不是简单地记录战争的过程，而是通过文字、通过人物的悲剧性故事让读者体会其作品中蕴含的历史意识，以及战争给人类生活及命运带来灾难时她的体会与反思。

六、审美的现代性

美，是使人感到愉悦的现象。康德从审美主体的角度出发，认为是否愉悦需要由个人来判断，而非他人的评判，因此，也不具备固定的关于美的评判标准。他强调了人的审美能力，认为人的审美能力是需要经过训练而不是与生俱来的。并且，每个人由于个人所受的学识文学修养不同，审美观念也会有所差异。再者，西方的人文精神提倡人人拥有平等的人格尊严，人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因此也要尊重每个人的审美价值观，承认审美的多样性，有个体化的区别。中国的现代文学深受这些西方美学观念的影响，文学的审美取向产生了具有现代性的转变：不再是古典主义文学崇尚的讲情理的那种“以情为美”，而是提倡“以真为美”，遵循个人对美的判断，以及个人的审美取向。

张爱玲的家世经历了由盛而衰，她从自身家庭的破裂中看到了婚姻的虚伪，畸形无爱的家庭带给她的冷漠而非温馨使她产生了对生活的悲观认识，这一系列的人生经历让张爱玲有了切身的经验体会。可以说，是她自身的经验和人生体会造就了她独特的审美体验，使她倾向于“以悲为美”，使她热衷于通过悲剧主题表达其思想及情感。她作品中的悲剧故事表达了她悲凉的世界观，因此其作品打上了苍凉的美学基调，在审美风格上成就了一种独特的“苍凉美”。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中国现代生活的基本倾向以上海和香港两个城市的生活为代表，在上海与香港两地的生活经历，也成为张爱玲获得独特生活体验的来源，因此这两地的现代生活影响了其独特现代生活体验的形成。她在目睹了当时的香港沦陷以后，产生了自己的感受，也由此提升了对现代社会的认识，深化了对于生活真实的理解。因此，她不在作品中描绘大量的情理之美，而是遵循着个人的审美取向，以她自己“苍凉”的审美价值观，去书写现代生活，展示现代人的真实生活状态。张爱玲个人的生活经历、所受的教育、文化熏陶使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价值观，她并不遵循传统的审美价值观，而是在作品中流露出其独特的审美取向，这是其审美现代性的一个体现。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上杰出的女作家张爱玲，她深受西方现代精神的影响，并于其作品中大量地体现出“现代性”。在创作倾向上看，她表现的是生活化的个人主义，是对个体的关怀，在叙事上她对中国传统伦理叙事进行颠覆，反抗不平等的男权制社会，并于作品中流露出自身的历史意识和独特的审美价值观，因此说张爱玲的创作是少不了现代性的痕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