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之光烛照幸福之花
——评析绿原《幸福》

⊙梅伟［湖北大学文学院， 武汉 430062］

“幸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哲学概念，历史上有许多哲学家都阐释了幸福观。西方自古希腊时期就开始对“幸福”进行界定，除理性主义幸福观和感性主义幸福观两大幸福观以外，西方还有各种其他幸福观：基督教幸福观、非理性悲观主义幸福观、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等，西方各种幸福观之间有比较大的差异性。中国幸福观主要有儒家幸福观“仁爱”、道家幸福观“无为”、佛家幸福观“超脱”等派别。西方幸福观大体上是偏于个人主义的幸福观，中国幸福观则大体是“家国天下”的集体主义幸福观。

绿原在《幸福》一诗中阐释了其独特的幸福观念。绿原的特殊个人经历和广阔的古今中外学识素养，使之思想状态非常丰富复杂，加之《幸福》这首诗篇幅的限制，在诸多类别幸福观中他的幸福观无法明确地归属到其中哪一类。在绿原看来，幸福并不是完全安稳的，对待来之不易的幸福，诗人充满忐忑。这种犹疑的态度让绿原陷入了矛盾和思考中，使诗人深刻地体悟到真正幸福的获得，取决于自己对于苦难的态度而不是苦难的免除。

《幸福》最初发表在1986年第12期的《中国》杂志上，是一首哲理性小诗，呈现了绿原的“幸福之思”。原诗如下：

幸福

——望穿秋水者如是说

幸福是寂寞的

周围没有人注意

幸福因此是忧伤的

两眼常残含着泪水

幸福是羞涩的

仿佛撒了一次谎

幸福因此是懦怯而木讷的

甚至不敢说一声对不起

一、《幸福》探析

诗中用了“寂寞”“忧伤”“羞涩”“懦怯”和“木讷”这些形容词来描述幸福。“幸福”这个词语本身就有愉悦、快乐的意思，它的感情色彩是偏积极的，“寂寞”等词却是偏消极的（羞涩是中性的）。“幸福”可以做名词使用，在词性上是可以与形容词“寂寞”等词搭配的，但是词的语义内容并不相配。“幸福”与“寂寞”等词的这种搭配是词语搭配变异，使诗歌语言富有形象感、新奇感和整体感。《幸福》一诗词语超常搭配的使用是一以贯之的，这种超常搭配初读会使人不解，但在细品和重品下，这首诗韵味甚浓。这样词语搭配变异形成了一个对照：寂寞与热闹、忧伤与愉悦、羞涩与开怀、怯懦与大胆，这种对照使“幸福”的复杂矛盾两面都在诗中呈现出来了。《幸福》虽才短短的八句，其容量不小，表达了难以言尽的深意。

“幸福是寂寞的/周围没有人注意”，幸福没有具体的形体，需要借助一定的外在表达形式才能表达，才能被他人所感知。“周围没有人注意”表明我虽表达出了幸福，但是表达出的幸福的力度不够明显或人与人之间“距离太远”，所以连周围人这些在地域上或情感上比较接近的人都没有感受到我表达出的幸福。这种没能与他人分享的幸福显得别样寂寞。

“幸福因此是忧伤的/两眼常残含着泪水”，幸福是忧伤的，而且非常伤心。“两眼常残含着泪水”很容易让我们想到艾青的一首诗《我爱这土地》里相似的一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这两者间表达的忧伤之情有很大程度上的相同。“残含”说明是一定哭了，是哭过之后的状态，哭后不能马上收住眼泪，伤心之情难以抑制，情绪一时不能平复，所以眼泪将尽未尽之态，给人一种缠绵纠结之感。同时，“残含”说明泪水流得没有那么凶了，诗人可以有意识地收住眼泪了，这就是一种平复的过程。

“常含着泪水”与“常残含着泪水”的辨析与区别。在《1986年诗抄》中，在《我们走向海》中，在《绿原全集》中，在其他一些诗歌选集中，《幸福》这首诗里的“两眼常残含着泪水”这句诗都有着“残”字。但是在《我们的金婚纪念》中，绿原复述《幸福》这首诗，“两眼常含着泪水”这一句诗里却没有“残”。有“残”与否对诗歌的表达效果还是有不小影响的，是印刷错误还是诗人有意或无意间忘掉“残字”？

《我们的金婚纪念》写于1990年，定稿于1991年，最早被收入绿原1992年的散文集《离魂草》，原句是“两眼常含着泪水”，是没有“残”字的，说明不是印刷错误。绿原是有意还是无意使“残”字缺，没有明确的材料。如果是有意，由于政治形势的时松时紧，可能“残”字的缺乏也正是暗含着诗人获得“幸福”的忐忑吧。

“幸福是羞涩的/仿佛撒了一次谎”，羞涩就是害羞，不大方。在这里“羞涩”还是个偏中性词。后面一句“仿佛撒了一次谎”，“仿佛”有不能确定的意味。表达幸福像撒谎，“撒谎”这个行为是与“诚”这个传统正确价值观相抵触的，可是谎言有善恶之分、大小之分等种种区别，所以这个谎的区分我们也是不知道的。在这里，诗句的情感色彩不是那么明晰，得待下节分解。

“幸福因此是懦怯而木讷的/甚至不敢说一声对不起”，“懦怯”和“木讷”给人一种话少、呆头呆脑、胆小的感觉。“对不起”是表达歉意的用语，是让自己处于一种低位置来说的，可是连“对不起”都不敢说，也就是连谦卑都不敢表达。是什么让诗人这么胆小？与这节诗句构成因果关系的上节诗句的倾向性也显得明确了，是偏消极的。

“望穿秋水者”指向的到底是什么？“望穿秋水者”可以做两种理解：作为一个整体和拆开来理解。从整体上说，“望穿秋水者”可以完美匹配诗人绿原自己，也就是绿原这个思念亲人之人所言。从整体上看，结合绿原漫长的受难史，“望穿秋水者”可能并不是单纯指向具体的人，也很有可能是强调“望穿秋水”的那种漫长如人生的苦难历程。拆开来理解，将“望穿秋水”分开为“望穿”和“秋水”。这样分开是有依据的。翻阅绿原的诗作，可以发现绿原于1984年有诗作《秋水篇（5首）》。且“秋水”一词本身就是出于《庄子》“秋水篇”，在这个文章里庄子阐释的也是一种哲学思想。而绿原表达的也是对“幸福”的哲理性思考，与之意图相当。

绿原晚年创作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对绿原晚年的诗歌创作进行分期，分别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现实与忧思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哲理与沉思时期以及20世纪90年代后的超验与超脱时期。”绿原1987年彻底离休，这使他有更多意义上的个人生活。这使他的目光聚焦于个人生活和内心深处颇多。《幸福》（1986年）就是创作于此时，是绿原“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哲理与沉思时期”前期作品。诗人聚焦于个人的悲欢上，做出了高于个人的独特哲学高度的思考。《幸福》这首诗的特殊之处还在于，这是绿原少数没有意象直接抒情形成意境的诗作之一。早期诗作中绿原常使用动物意象，海、星、梦、云、花、灯、雪等意象更是贯穿他的创作历程，他的诗歌中总是有意象存在，他常用意象来抒情。《幸福》一诗中意象的缺席颇为精妙，这种意象的缺席不仅切合了“幸福”这一哲学概念抽象的特性，而且符合绿原哲理化的创作方向。

在绿原的大部分诗作中，理念化的色彩相当浓重，但并没有损害诗作的艺术性。绿原在创作中注入磅礴真挚的情感，并且将他的情感完美地熔铸于诗作中，不会因理念的表达而使诗歌生硬无趣，而是力求作品情理兼胜。当谈论绿原诗歌时，“理性”“哲理”等字眼常常被提及。绿原诗歌的理念化特征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苦难童年、奔波少年、炼狱中年的历练。绿原三岁丧父，生活贫寒。绿原十四岁丧母，十六岁时，武汉沦陷，开始流亡生涯。绿原二十岁，就读于复旦大学时，因拒国民党差事而被通缉，流落到偏远镇上教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绿原有了安稳生活，但也是清贫生活，没几年他又被卷入“胡风案”，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蒙冤生涯。绿原大半生都是与苦难同行，没有享受过优裕的生活，这使他性格坚忍而有毅力，让他对下层人民生活有切身体验。二是绿原本人勤奋好学、博览群书、精深钻研，他兼备了古今中外哲学、历史、文学等多方面知识。绿原的创作一直体现着理念化倾向和哲学色彩，只不过这种理念化倾向和哲学色彩有一个成长变化过程。在哲理化上，绿原在20世纪80年代是不同于40年代的。20世纪40年代绿原是一个少年，残酷战争环境和苦难生活，使他具备的更多的是爱国热情和对抗苦难的时代激情。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绿原，六十耳顺的年纪，多年监禁生活，使他有一种历尽千帆的平静。

二、《幸福》寻源

关于“幸福”之不幸福。在文本之外，结合具体的诗歌背景，笔者试图找到这种独特的幸福观形成的缘由。

《幸福》中的“幸福”是一种沉默、无言的状态。这种无言状态在绿原的创作中并不是孤例，还体现在他另一些诗作中。绿原的《幸福》最初发表在1986年第12期的《中国》杂志上，为《1986年诗抄》四首诗中的第二首。无独有偶，《1986年诗抄》里其他三首诗也都谈到了言语这一行为或其相关行为。第一首《乡音》中的“重新牙牙学语”，诗人得重新学说话，而且是对着“妈妈的遗像”，这里的乡音不仅仅是指家乡话，而更是一种敢于说话能力的恢复。第三首《未必》中的“人有时未必不装聋作哑”。第四首《语言没有用》，语言的有效性在这里是有限制的，你说了有没人有听，他人能不能听懂，他人从哪个角度听懂你的话都是问题。为什么如此频繁地谈到这种“失语”情况呢？这需要结合诗人的经历来得到解答。绿原的幸福观是与他所遭受的苦难紧密相连的。

综观绿原的一生，大多时候是在各种苦难中度过，少有安乐日子，少有的幸福得在重重苦难的间隙中苦苦寻觅。在童年里找幸福，绿原“就得忍着丛丛荆棘的刺痛，去找寻埋在血痕和泪痕下面的一点点天真的快乐，那是真不容易的”。在青少年时期找幸福，是《四，一六，一九四四》里的“幸福底起点是/憎恨苦难”，是《悲愤的人们》里的“在全世界的没有幸福里”，绿原是在“悲痛中感到幸福”。

就《幸福》一诗具体的写作时间和写作背景而言，不能错过的当然是绿原生命历程中留下深刻印记的“文革”经历。《幸福》是写于1986年，“文革”结束于1976年，貌似距离“文革”已远，但是大的历史事件的节点并不是与个人的生存境遇完全吻合的。绿原是被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打倒，绿原的平反历程与“胡风案件”密切相关。胡风平反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先后平反了三次。绿原也走过了一个渐进的平反过程。1986年，绿原参加了胡风的追悼会。胡风的逝世和追悼会风波可能是绿原回忆往事的一个绝妙契机，而且绿原与胡风的交情颇深。绿原1989年的《胡风与我》一文中也详细了描述了自己与胡风的深厚渊源。绿原与胡风关系密切，绿原的入罪也与胡风直接关联。所以胡风先生和绿原自己的苦难经历很有可能引起绿原写诗来感慨“幸福”。

更直接促使诗人写诗阐释“幸福”的原因是绿原妻子罗惠女士的彻底平反。1985年9月《工人日报》才为罗惠彻底平反发函，取消1979年平反通知中“有错误言论”的说法。回顾一下绿原及家人的涉案史和平反史。绿原于1955年停职反省，妻子罗惠于同年接受一年审查。五年后，绿原被转入秦城监狱，妻子也被下放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1962年他被定为“胡风集团骨干分子”，但“不予起诉”，结束七年监禁获释回家。四年后，他再次成为革命对象。1969年他被下放“五七干校”，妻子罗惠则被下放车间。恢复高考后，他的两个儿子因政审不合格，被拒于大学门外。直到1980年“胡风集团”错案平反，绿原才被恢复党籍和笔名。

绿原散文《我们的金婚纪念》（1991年）也佐证了《幸福》一诗与“胡风案”、罗惠女士的渊源。在文中绿原不仅回顾了与罗惠相识相知，相亲相爱，相濡以沫的爱情、婚姻和生活，还回顾他们生活的重要阶段，即“被打倒”前后那段岁月。在《我们的金婚纪念》里，我们找到了《幸福》一诗的具体起因，这一篇散文与《幸福》这首诗具有互文性。在这篇文章里的第12小节《甚至不敢说一声对不起》中，绿原说：“托东风浩荡之福，胡风一案排到最后也得到了平反。回顾漫长如人生的苦难历程，她和我风雨同舟，生死偕行，终算走到了尽头，我们由衷地感到幸福，这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幸福。作为‘望穿秋水者’，我曾在一首小诗里‘如是说’。”

“在那些着魔的日子里，只有陌生人才是最亲切的，至少会把你当作一个人。”绿原在写《我们的金婚纪念》时，曾经向妻子谈过想法，因“错误言论”获罪的妻子罗惠是不赞同的，“沉默是金子，金子是沉默，金婚用沉默来纪念不是更好吗？”妻子罗惠的担忧绿原感同身受，但他还是勇敢地创作出这一文章。绿原正视了自己对幸福的犹疑感，也反思了自己这种“怯弱”的行为。“我们的错误与其说是招惹了苦难，毋宁在于面对已经降临的苦难的态度——遥想当年阿Q视死刑如考试的豁达而进取的精神实在令我们自愧不如。”绿原认为苦难不是最伤害人的，更重要的是对待苦难的态度。他认为自己在漫长的苦难人生中不断地犯错，因为他对苦难的态度是消极的。绿原自认幸福但是仍怀有浓重的悲凄，这种消极的态度让诗人自觉有错。《幸福》不仅仅是表现幸福的忐忑，更是诗人深刻的自省。绿原毕竟是一个有着喜怒爱憎情感的普通人，被严重伤害后会有“后遗症”：害怕、敏感、有所畏惧。自童年就有的忧郁特质，加上这些“后遗症”，终究成就的不是一个“超人”绿原。在情感上，绿原所受的伤害难以忘怀。但在理智上，绿原力图成为一个“超人”，他想让自己走出情感上的伤害，并且积极反思自己面对苦难的错误态度。《幸福》这首诗生动形象地表达了绿原得到幸福的复杂心态：有着幸运感、犹疑感和伤感的同时，还有深刻的自省感。

综上，绿原的《幸福》一诗细腻、情深，别致地表达了幸福观和深刻的自省意识。绿原一直相信党，相信国家，不断反思自己。在这样坚忍的诗人身上，我们看到了政治错误给诗人带来的巨大苦难，了解了在巨大的历史变革下个人命运起伏的波折，看到了诗人独特的幸福体验，感受到了诗人巨大的人格魅力。绿原《幸福》这首小诗，对“幸福”这一概念和内涵作了哲理性的思考。幸福并不都是意味着“快乐”，苦难过后的幸福更显蕴藉、更具深意。

① 《中国》杂志于1985年1月创刊，为大型综合性文学双月刊，属作协党组领导，发起人主要是丁玲、舒群、雷加、牛汉等老作家，其宗旨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团结老中青作家，鼓励风格流派的竞赛，扶植文学青年成长，促进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繁荣。《中国》杂志于1986年1月起改为月刊，1986年12月终刊，共出版18期。《中国》杂志性质复杂，其运行也是举步维艰。由于老诗人牛汉是《中国》杂志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在各种文学体裁中，《中国》杂志的诗歌稿数量很多，风格多样化，也集合了老中青诗人，贯彻了办杂志宗旨。关于《中国》杂志创办曲折详情，可参考曾为丁玲秘书的王增如女士所著的《我看丁玲办〈中国〉》一书。

② 绿原：《离魂草》，花城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页。

③ 王振：《绿原晚年生命诗学探析》，华中师范大学2015年学位论文。

④ 绿原：《绿原文集》（第3卷），武汉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本文有关该文集引文均引自此版本第1、2、3卷，不再另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