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苏轼豪放个性比较关系

⊙路美艳［吕梁学院汾阳师范分校， 山西 吕梁 032200］

清代的刘熙载认为苏轼是“豪放之致”“时与太白近”，一语道破李白与苏轼之间的相似之处，即二人都以豪放著称。李白是盛唐豪放派诗歌的代表，而苏轼则是开创了豪放词派的代表，二人分别代表了唐、宋时期文学的精神风貌。他们都有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也都淡泊名利，追求自在无拘束的生活，表现出超然物外、豪放洒脱的个性，但如果我们仔细分辨，还是能够发现二人豪放之中存在着某些差异。

一、李白的豪放比苏轼多一些狂傲与率真

首先李白的狂傲是自信昂扬。他生逢开元盛世，国家的强盛与蓬勃使身处其中的士人也感染了时代风貌，自信昂扬，乐观开朗，李白就是一个典型。我们从他的诗句中可以发现李白的理想一是想做像管仲、晏子一样的宰相，一是做帝王师，“如逢渭水猎，犹可帝王师”，他认为以自己的才华，“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弹长剑乎？”他以楚狂人自称，因此也不屑走科举道路。当被玄宗召见时，高唱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即使被赐金放还，也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虽知道“行路难”却坚信“长风破浪会有时”。李白这种自信、高扬自我的主体精神，体现出他对个人价值的重视，也折射出积极进取的豪情。

其次是对礼法制度的超越。正因为李白是自信昂扬的，有种睥睨万物的气魄，因此虽然他一生不以功名显却在帝王权贵面前兀傲不屈，表现出傲岸独立的人格。他表示要“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由”。李白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让高力士脱靴，就表现出对权豪势要的嘲讽。不仅如此，他还敢“揄扬九重万圣主，谑浪赤墀青琐贤”，根本无视封建等级制度。李白不仅要平交王侯，而且认为帝王也应该像燕昭王那样谦恭下士。他声称不会“沽名矫节以傲世”，绝不委顺干禄。正因为这“不屈己，不干人”的铮铮傲骨，李白一生不得志，尽管如此仍旧志不改节，高喊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平交王侯、不自贬人格，这种以布衣傲视权贵的狂傲姿态，表现了李白要求平等，以及对保持独立的人格和精神自由的追求，在强调等级的封建时代无疑是一种超越。

最后李白的豪放是一种率真感性。李白以自然本性面对世间的一切，因此他的思想与情感往往不受理性的节制。高兴时他仰天长笑，痛苦时他呐喊“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失望时疾呼“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愤怒时抽刀断水，拔剑击柱。面对黑暗的现实怒骂“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无所顾忌。率真的个性使得他的作品传达出的情感激烈而瞬息万变，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将进酒》中从感慨时光流逝人生短暂的感伤到“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乐观，再到一饮三百杯的得意尽欢，情感渐趋狂放，但在酣饮美酒之余又发出长醉不愿醒的愤激之语，最后归结为万古忧愁，诗歌的情感急剧变化，大起大落之间尽显豪放。

二、苏轼的豪放比李白多出一些旷达与颖悟

相比李白的自信狂傲，无所顾忌，苏轼则更多地表现出历经宦海沉浮后乐天知命的超脱旷达。年轻时的苏轼身怀理想步入仕途，尽管由于政见不同屡次受到排挤，辗转于地方任职，仍然豪情满怀，渴望挽弓射天狼。但有了“乌台诗案”命悬一线的经历后，他体会到了世事变幻，人生艰难，思想开始转变。面对打击他不像李白一样愤愤不平，而是从佛老思想、禅宗哲理、自然山水中寻求超越。被贬黄州后，他逐渐认识到“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是虚幻，人生不仅短暂还充满忧愁风雨，不必抵死说短长。摆脱了名利束缚，精神获得了解脱，可以行看风吹花柳动。到了《定风波》更是禅宗“平常心是道”的心态，面对人生的风雨，他从容淡定，达到了荣辱不惊、不悲不喜的境界。以平常心看待不幸与苦难，采取顺其自然的人生态度，使得苏轼能够于困境中自我调侃甚至苦中作乐，“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将乐观旷达的精神演绎到了极致。

不同于李白面对打击时的愤愤不平，经历了宦海风波、人生沉浮后的苏轼，能够深刻地了悟人生，进而采取更为理性切实的态度对待人生。面对不如意，苏轼也曾想“乘风归去”远离现实，但转念想到“高处不胜寒”，最终决定回到人间，也顿悟了人生在世总有悲欢离合的真理，与其抱怨不如坦然面对，祈祷“人长久”“共婵娟”，由不满转为顺应。当朋友还因人生苦短、长江无穷而怅然时，苏轼却认为“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着眼于整个宇宙来考察人生，智慧而通达。既然天地万物各有所属，那么不必强求，把握现有清风明月才是重要的，洒脱而豁达。在经历了人生的起落看破了得失荣辱后，苏轼已学会换个角度看问题，能够从狭隘的圈子里跳出来审视人生。所以苏轼的豪放更多是融入了人生智慧和理性思考，而这份智慧颖悟，反过来又能够让他豁达从容地面对挫折打击。

因此李白的豪放是感性的，他以本色示人而不伪饰，也似乎未经生活的磨砺，总是充满激情。而对理想的执着使他不能正视现实，所以理想一旦落空便愤愤不平，显得天真烂漫。而苏轼的豪放是在经历苦难后对人生的顿悟，是一种理性的成熟，虽有理想却能回归现实，显得圆融通达。

三、李白与苏轼豪放的差异

首先，从文化的角度看，李白与苏轼都受到儒道思想的影响，因此都志存高远，也淡泊名利，向往自由。但李白还受侠文化以及纵横家思想的影响，而这些对苏轼的影响显然淡薄得多。侠士在王朝的建立以及稳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初盛唐时游侠之风盛行，李白就是典型的具有游侠气质的诗人。崇尚武力，急人之难，是侠士的基本精神特质，而李白就曾“少任侠，手刃数人”，也曾仗义疏财救济落魄公子。韩非子指出侠士的几大特点，“弃官宠交”“肆意陈欲”“以武犯禁”，可以放弃名利纵情挥洒，敢于破坏封建秩序，挑战君主权威，体现着对精神自由、人格独立的追求。在侠文化的影响下，李白不愿折腰事权贵，当人生不称意时，宁愿散发而去，洋溢着反对束缚、要求自由的抗争精神。

李白在青年时代曾跟随赵蕤学习纵横术，因此染上了纵横家的色彩。赵蕤有关于“王贵还是士贵”的辩论，其结果是“是以明乎士之贵也”。《傲礼篇》中提到“以傲为礼可以重人”的道理，也就是说士完全可以傲视王侯，因为这样做可以被人看重。所以李白受到赵蕤贵士思想的影响傲视权贵，他期望像吕尚、诸葛亮等人一样位至卿相，一举而建奇功，如此自负自信，也与赵蕤“重时势、重机会”的观点有关。因此李白总是渴望逢时虎变，这种对于时运的深信使得李白即使遭遇挫折，仍乐观自信，不曾消极，直到61岁，还不顾年老体衰请缨杀敌。

尽管二人都吸收了儒道思想，但是李白的儒道思想往往表现出对立矛盾，而苏轼则能够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所以面对打击失意，李白总是愤激的，苏轼则能够化解矛盾超然解脱。李白给自己规划出“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 进则儒、退则道的人生道路，但纵观其一生却处于功未成、身未退的悲剧中。他渴望像儒家提倡的那样建功立业，但是又反对封建礼法束缚，向往道家的自由。想入仕却又不想走科举道路，想致君尧舜，却又“天子呼来不上船”般任情任性。李白也曾归隐，但隐入山林只是助其进入仕途的终南捷径，在赐金放还得到自由后，却又“辞君还忆君” 。入世与出世的矛盾贯穿其一生，使他常陷入对立冲突中，执着而愤激。而苏轼则调和了二者之间的矛盾。苏轼在“乌台诗案”受到严重的打击，居于黄州定慧院内，在这座僧舍中礼佛问道寻求解脱，也常到城南精舍安国寺焚香默坐以求物我相忘，身心皆空，并且过起了实实在在的躬耕田园、纵游山水的生活。五年后，他被召回朝官至翰林大学士，却提醒自己“莫忘小桥流水”，来到地方也勤政爱民。哪怕被贬到穷山恶水的惠州，仍说“士践忧患， 安知非福”？不管是在朝为官还是外放贬谪，苏轼做到了穷达如一，进退自如成为外儒内道的典型。这与苏轼把“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处世准则与道家提倡的超越时空与物质的限制达到超然物外的境界，以及佛家“平常心是道”的观点融会贯通，从而能够消解苦难有关。以此为心灵的支撑，苏轼便可以化解仕与隐、理想与现实激起的矛盾冲突，变得旷达知命。

其次，从时代背景看，李白与苏轼身上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李白处在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开放、版图扩展、国力强盛的盛唐。在这样的时代下，士人对政治充满幻想，进取之心被激发，他们胸怀理想，自信昂扬，面对客观世界雄心勃勃，勇于开拓，“行当务功业，策马何骎骎”就是当时士人入世精神的真实写照。处在这样的时代，李白必然会受到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的感染，他一生都在为实现理想而努力，哪怕冰雪满川山，但渴望展翅高飞，这种执着与热情使得李白充满斗争精神，散发着青春气息。而宋代，政治上高度集权，君主需要的是恪守本分的忠臣，不是开拓创新的英雄。重文抑武的政策又造成宋代军事上的软弱，进而影响到了经济、政治，外交，使得终宋一代无法摆脱积贫积弱的局面，对内专制集权与对外妥协退让，使宋代士人缺少唐人的自信奔放，缺少开拓进取，总体上偏于内敛保守，冷静沉稳。苏轼在羡慕雄姿英发“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周瑜后，最终回到了“人生如梦”的感慨。在失意时他无法像李白那样无所顾忌地进行发泄与抗争，而是将痛苦与不满化作一声叹息，“病马已无千里志，骚人长贫一愁悲”，少了抗争，多了无奈。他也不像李白那样把自己比作有神力的大鹏，而认为“我本识字耕田夫”，他追求的不是伟大，而是执着于现实、融入世俗平凡的生活。

最后，从个人经历来看，李白虽曾供职翰林，但这实际上是一个虚职，纵观其一生，四处漫游，以游士身份奔走于仕宦，可以保持相对独立的人格，所以狂放不羁，无所顾忌。而苏轼则中规中矩，沿着封建士人普遍走的正道而行，科举入仕，不管在朝廷还是地方都尽职尽责，是一个很典型的有责任心的封建官僚文人，这种身份使得苏轼的君臣观念比李白强烈，立身行事比李白更加严谨，不会像李白那样公然与权贵对抗。虽然在“乌台诗案”中受到打击，但他在给文彦博的信中却说：“但顾平生所存，名义至重，不知今日所犯，为已见绝于圣贤、不得复为君子乎？”在《与李公择书》中也表示“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这里的“名义”“忠义”就包含君臣之义。被贬海南时也不忘“君命重，臣节在”，可见，苏轼把坚守忠义看作是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之一，所以他的豪放是随心所欲而不逾矩。

总之，作为唐宋时期豪放派文人的代表，李白与苏轼二人的豪放有其相似之处，但由于两人所处的时代氛围不同，所受的文化熏染各有侧重，以及个人经历的差异，使得他们的豪放又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