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审计与政府治理的相互促进关系＊

卢 国 琪

提 要： 政府治理体系中包含着不可缺少的政府审计，政府审计在政府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根据“应审尽审、凡审必严、严肃问责”的要求，政府审计必须向政府治理发力，政府治理的重点是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和生态治理，政府审计也就始终要跟进政府治理的这些重点领域。政府治理决定政府审计，政府审计服务政府治理。这种“决定”与“服务”的关系说明政府审计与政府治理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调“改革审计管理体制”，十九届三中全会决定组建中央审计委员会。2018年5月23日下午，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强调，改革审计管理体制，组建中央审计委员会，是加强党对审计工作领导的重大举措，要落实党中央对审计工作的部署要求，加强全国审计工作统筹，优化审计资源配置，做到应审尽审、凡审必严、严肃问责，努力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更好发挥审计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政府审计作为政府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府治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一、政府审计与经济治理相互促进

政府审计与经济治理是相互促进的。政府治理的首要内容是经济治理。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了。政府经济治理在40年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在充分肯定经济治理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也需要正视政府在经济治理中同样存在着一些尚未彻底解决的问题。即使我国已经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体制、机制障碍对经济的发展仍然有不同程度的制约作用。即使经济增长速度很快，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并非完全摆脱粗放式增长，中国经济结构仍然需要进行战略调整和优化升级。而且，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企业利润不断增长的条件下，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并没有随之成比例增大，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仍然没有相应成比例提高。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程度愈来愈高，如何才能把中国经济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把开放型经济体系建设得更加完善，这是政府经济治理不可回避的问题。政府经济治理的目标就是要完全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经济治理的重点任务就是把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进一步推进，把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

“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决定着其他方面很多改革的进度，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①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人民日报》2014年1月1日。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科学回答一个关键问题：如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努力让政府更好地发挥调节和监管作用。政府经济治理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就是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就是要把竞争的市场营造得更加开放，就是要建立政府权力清单制度，使政府在市场领域内的权力更加规范，就是要进一步改革财税和金融政策，使现代市场体系更加健全，就是要把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同步推进。

“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深层次问题的根本举措。”②孙承斌、李亚杰：《李克强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培训班上发表讲话》，新华网，2010年2月5日。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重点是四个方面：“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③《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是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要求，建设现代经济体系。

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40年来的治理发展过程中以跨越式发展方式达到了国家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列，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政府财政收入确实快速增长了，国民收入确实在不断攀升，但在收入分配中究竟怎样才能把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处理好，一直是经济治理中的焦点问题。这也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第一阶段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益”，第二阶段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第三阶段是“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次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总体要求是“坚持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调节并重，继续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以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为重点，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④《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国政府网，2013年2月5日。。政府审计与政府经济治理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政府经济治理任务的完成需要发展政府审计，另一方面，政府审计又积极参与到政府经济治理的全过程。

政府经济治理是否有效完成了主要任务，关键就是看是否实现了经济治理的预期目标。我国政府经济治理的一大特点是大国经济治理，所以必须面对如下现实问题：不仅存在着地区间固有资源的差距和历史文化的差异，从而导致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而且政府经济治理层级也较多，经济治理链条也过长，经济治理信息的传递也有一定偏差，这就导致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和措施与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难以完全相符合，其结果是很难保证一些经济政策得到完全执行，很难把国家经济治理的措施真正贯彻下去。在这种条件下，政府审计促进政府经济治理的良性发展的作用充分显示了出来，审计机关本质是一种综合经济监督部门，政府审计对于政府经济治理作出什么样的决策，制定什么样的措施都会发挥积极的有效作用，政府审计能够根据自身开展的审计活动及时给经济治理的决策部门提供决策依据或诚恳建议，这样有利于经济治理过程中不出现或少出现决策失误。而且，在政府经济治理作出重大决策或制定出重要具体政策和措施并付诸行动之后，政府审计还可以在跟踪审计过程中去及时发现问题，对决策的缺陷和措施的不足及时给予发现和揭示，尤其是对那些偏离政府经济治理的决策和目标的问题及时揭示出来，政府审计会在此基础上为政府经济治理提出后续的补救措施和建议，从而确保政府经济治理的决策和政策、措施的绩效更大化、更优化地显现出来。在政府经济治理的过程中，政府审计监督的威慑作用有利于提高经济治理的治理水平和治理绩效。政府审计一旦发现经济治理过程中相关政策和措施没有得到落实，还可以通过审计整改的方式去提高经济治理水平和绩效。由是观之，政府审计与政府经济治理始终是相互促进的。

二、政府审计与政治治理相互促进

政府审计与政治治理是相互促进的。政府政治治理的目标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主要有两个重点任务：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二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则和核心要求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无论是发展民主还是推进法治，如果离开了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都不可能得以顺利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如果人民要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就必须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就是依法治国，只有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切实具有坚实保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把握政治治理的根本方向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主要途径就是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也是政府政治治理的主要任务。

政府审计与政府政治治理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政府政治治理为了达到自身的目标和完成自身的任务，需要发展政府审计，另一方面，政府审计始终促进政府政治治理的良性运行。

我国政府政治治理的首要任务是坚持党的领导。在我国政府政治治理的一切工作中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来展开。公共权力的运行机制和公共资源的配置机制与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都是分不开的。所以，我国政府政治治理能否出成效，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是息息相关的。政府审计作为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最大的优势是依法以权制权，因此在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上，政府审计具有独特优势。现阶段政府审计对权力制约和监督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建立和完善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制度。经济责任审计有益于树立执政党的良好形象。经济责任审计主要是监督权力高度集中、掌握稀缺资源、自由裁量权过大等重点部门、重要岗位。经济责任审计的目的就是及时发现和纠正决策失误、权力失控、权力失范等问题。经济责任审计不仅对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具有威慑作用，而且对资源配置市场化也具有威慑作用，甚至对操作行为规范化也具有威慑作用。它有利于问责制的极大推动，已经成为从机制上和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得力抓手。在经济责任审计中，对经济责任评价和结果的运用相当重视，它要求对被审计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履行情况进行合理的评价，在评价时不仅要对成效进行客观肯定，而且对问题也要依法揭示。经济责任审计强调在发现问题时把领导干部的直接责任、主管责任和领导责任划分清楚，有益于问责归宿的确定。经济责任审计的审计结果是干部管理监督部门考核、评价和任免被审计领导干部的重要的参考依据。要依据审计结果推进问责制建设，并把审计结果的运用与党委的各项制度、规定紧密挂钩，特别是在重大经济决策、重要人事任免和重大案件处理等程序机制和处置机制中要把相关审计结果考虑进去，这样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就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经济责任审计实质是一种政治治理。

我国政府政治治理的任务之一是人民当家作主。政府政治治理的任务决定了政府审计的目标和方向。政府审计紧紧围绕保障人民幸福这一中心直接参与政府政治治理的全过程，因此，政府审计的重点就在于关注与人民幸福息息相关的问题，对这些问题要全面发挥审计的职能，政府审计在涉及民生问题时的行事原则是：坚持以确保政府始终以公众利益的最大化为行政导向，以最大多数人民的幸福最大化为行政导向。政府审计直接参与到政府政治治理中来，为确保人民当家作主起到了其他手段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国政府政治治理的另一任务就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国表现在政府政治治理中就是依法行政。政府审计在依法治国的政治治理中，同样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政府审计监督越是强化，越有利于政府工作人员在行政过程中对法定职责不折不扣履行到位，这对政府部门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力具有促进作用，政府审计在防止行政权力的缺失和滥用上起到预警和防范作用，它对行政权力应体现的“授予有据、行使有规、监督有效”起到合规性作用。政府审计在审计过程中体现出“放手发动群众”的办案特点，这不仅有利于带动全社会对法律的尊重、遵守和维护，而且还有利于在监督与决策中让广大公民积极参与，从而使“公开、公正、公平”的政府行为成为常态化。

三、政府审计与文化治理相互促进

政府审计与文化治理是相互促进的。政府治理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文化治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设“文化强国”长远战略，突出文化发展的地位和作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政府文化治理的主要手段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二是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三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要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这主要是推进以简政放权为核心的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完善经营性文化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推进文化生产经营主体的多元化，协调好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关系。要推动文化管理体制的“三个转变”：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由管微观向管宏观转变、由管脚下向管天下转变。①蔡武：《文化部“三个转变完善文化管理体制”》，新华网，2014年2月24日。这样的转变彰显出来的改革思想就是简政放权，这是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必须始终坚持的方向。简政放权就意味着政府只能把自己应该管和能管好的事情做好，把那些政府管不了和管不好的事情放开。完善经营性文化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是极其重要的，文化企业是文化发展的市场主体，文化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要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重点，按照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的要求，拓展出版、发行、影视等文化单位转企改制成果，进一步推进国有文艺院团、非时政类报刊社、新闻网站等文化单位转企改制。②参见蒋建国：《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求是》，2013年第24期。经营性文化单位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和完善，促进促使经营性文化单位参与市场竞争，这对实现优胜劣汰是有利的，这样会促使文化单位活力和竞争力增强，促使文化市场繁荣发展。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要求文化生产经营主体多元化，尤其要把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关系协调好。在一定时期内，政府没有完全区分经营性文化产业与公益性文化事业，这导致社会力量没有积极参与文化建设，文化生产经营主体单一。所以，必须同步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能够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保障，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能够使人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多样性需求得到满足。

要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政府提供的主要公共产品包括公共文化服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公布之后，社会各界都很关注“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提法。显然，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传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有很大区别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一个关键词是‘现代’。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传统的基础上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升级换代，以适应当代人民群众的需求，以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丰富文化产品服务的生产和供给，比如实现城乡一体化的要求，这就是现代的概念。”③蔡武：《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包括四个关键词》，中国政府网，2014年2月4日。要想真正把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立健全起来，就必须要反映时代性，突出创新性和开放性，说到底，就是要与时俱进，富有中国特色。这就要求具有现代化的公共文化服务理念，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呈现社会多元参与的格局。尤其要求政府职能发生转变，就是由发号施令者和管制者转变为服务者，使政府公共服务的意识在文化领域得到强化，从而把市场机制充分运用起来，达到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目的。不论是非营利组织还是私营组织等其他社会组织，都要把它们在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作用调动起来，从而逐步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多元参与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同时，还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的法律法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必须在法制轨道上建设，确保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法制化。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相关法律规范必须把时代性与前瞻性结合起来，对已经不适应时代需求且与现实严重脱节的法律规范要及时淘汰或更新。要从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实际出发，研究制定一套上至宪法、法律，下到部门规章的完备的文化法律法规体系。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的现代化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要突出文化服务基础设施提供的均等化、标准化。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的问题在于：一是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总量不足、资金缺乏，不能满足人民需求；二是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分配不平衡。总的来看，公共文化服务发展中的非均衡性主要体现于投资问题、服务对象的文化权益保护问题、区域发展的均衡问题及经济发展与公共文化成长的背离问题等领域。①参见刘辉：《理解公共文化服务：内涵、主体与发展中的问题》，《河南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所以，加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投入，关键是要着力解决分配不平衡的问题，使公民依法享有公共文化服务的权利真正得到保障。

要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关于软实力的内涵，学界目前尚无公认的观点。但构成国家软实力的核心要素始终是文化，文化方面的国家软实力就构成“国家文化软实力”。我国文化建设的战略重点就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壮大文化产业的发展、培养文化建设队伍，都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基本环节。必须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在社会层面要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在个人层面要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它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四个相辅相成的内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来源在于有强大的文化产业。推动产业升级、增强文化软实力，要求大力培育文化产业、打造民族文化品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是培养高素质的文化人才队伍。高素质的文化人才既包括了文化创作人才，也包括了善于对文化经营管理的人才，如果要使优秀的文化产品形成影响力和吸引力，就必须经过成功的经营推销和传播。有了影响力和吸引力，就转化为国家文化软实力。要针对各类人才的不同特点和成长规律培养文化队伍。用事业造就人才、用环境凝聚人才、用机制激励人才、用荣誉褒奖人才、用学习提升人才、用法制保障人才。②参见萧鸣政：《怎样培养文化人才》，《光明日报》2011年12月9日。只有加强对文化人才的培养才能确保文化得到长期发展，文化“软实力”水平才能得到持续提升。

政府审计与文化治理同样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文化治理需要政府审计拓展审计空间，把审计空间拓展到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等领域，以确保文化治理取得实效；另一方面，政府审计通过发挥监督、评价和鉴证职能，对文化领域资金的使用进行审计，促进文化治理获得良性发展。

依据政府治理的理论，政府审计不仅是政府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且是政府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所以政府审计的目标、重点和方式，应随着政府治理的目标、重点和方式的转变而转变。因此，依据“政府治理”论，审计不应局限于某项职能，而应多管齐下，充分发挥审计的各项职能，发挥审计的各种特长，更好地为政府治理服务。政府审计的空间是随着政府治理的重点而不断拓展的。政府审计关注的重点必然是与人民幸福息息相关和最能发挥审计效率的方面。文化治理与人民幸福指数的提高直接相关联，因此，政府审计应自觉把审计空间拓展到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领域，通过发挥监督、评价和鉴证职能，对文化治理中的政府资金投入和使用进行审计，尤其是加大对文化建设的专项资金投入进行审计，这样有助于文化治理取得实效。

四、政府审计与社会治理相互促进

政府审计与社会治理是相互促进的。所谓社会治理，就是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诸行为者，通过平等的合作型伙伴关系，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进行规范和管理，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①参见陈家刚：《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学习时报》2012年10月22日。政府治理体系中包含有社会治理这一重要组成部分，全面加强社会治理对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极大的保障作用。创新社会治理体系，改善社会治理，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发力。

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一是要促进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把各个方面社会组织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从治理主体来看，社会治理活动的历史演进过程反映出治理模式的不断演变。学者们认为，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经历了农业型社会、工业型社会及后工业型社会，与之相适应的治理模式就有了统治型社会治理、管理型社会治理及服务型社会治理。当今时代，社会治理模式已经客观转化成服务型治理模式，传统的政府垄断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这就要求在治理主体上实现多元化，尽可能地把社区、社团、行业协会、各类民间组织等社会组织的作用都充分发挥出来。党和政府是我国长期以来社会治理的唯一主体。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大量的“单位人”变成“社会人”，政府对所有的社会管理事务已经难以包办了，治理主体多元化已经是必然趋势。这就意味着社会治理模式走向国家、社会、个人三者共同治理已经是大势所趋。促进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关键在于要毫不犹豫地简政放权，还政于民。这就需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确保还政于民有良好的制度保障。二是要治理手段多样化，要突出法治和德治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深度融合作用。长期以来，我国社会治理的手段严重依靠行政手段，忽视经济手段，更严重缺乏法律手段。社会治理手段多样化要求把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道德手段都运用起来，尤其要加强法治和德治的有效结合，既要倡导“法治中国”，又要推进以德治国。三是要坚持源头治理。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必须坚持源头治理，注重事前防范。其精髓是“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②《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新华网，2013年12月12日。。那种总是事后应对的被动局面必须得到彻底改变，要把工作重心从治标转向治本、从事后救急转向源头治理，使社会治理关口前移，尽可能少产生、少转化、少激化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

要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当下我国所处的历史时期属于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在政治、经济、环境等多方面都有可能引发社会矛盾。社会矛盾引发的根源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出现了较严重的社会阶层分化现象、出现了差距较大的贫富悬殊现象、出现了不很畅通的社会利益诉求渠道。当然，形成社会矛盾是多种因素合力导致的，也不仅限于前面所述三种主要原因，诸如民众道德失范，法制意识相对淡薄，政府职能的缺位、错位和越位，基层组织制度管理不健全等多种因素都有可能引发社会矛盾。要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就必须贯彻“源头治理”的思想，要把大部分社会矛盾在萌芽状态解决好。要有危机意识，要主动“预防”矛盾，要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对社会矛盾进行妥善化解，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努力：第一，完善矛盾纠纷的调解机制，建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联动工作体系。第二，完善利益诉求机制，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第三，改革信访制度，“信访排名”制度导致地方上想方设法减少“非正常上访”，导致“截访”“拦访”经常发生，这样既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也消减了政府威信，也致使官民矛盾激化。“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问题解决在当地”是信访改革的核心。

要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公共安全的范围很广，主要包括社会安全、网络安全、国家安全等。首先是要维护社会安全。国务院发布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将突发公共事件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四类。在社会治理中，必须针对四类突发公共事件进一步做体系和制度上的设计和完善，健全防灾减灾体制、安全生产管理体制、食品药品生产监管机制和安全事故防控机制。其次是要维护网络安全。在网络化时代，网络安全对公共安全的影响程度甚至比传统公共安全事件还大。维护网络安全，要依法加强对互联网的管理，要加强网络安全技术创新，掌握关键技术，要培育和提高全民网络安全意识。第三是维护国家安全。发挥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统筹、协调作用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关键。

政府审计与社会治理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社会治理表明了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急需政府审计拓展审计空间为社会治理服务，另一方面，政府审计通过审计报告和审计结果公告制度积极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去，促进各种社会组织和全社会的公民都参与到国家事务、公共事务的管理中来。

我国的政府治理模式已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与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有很大区别。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只有政府这个唯一的治理主体，但新的政府治理模式具有多元化的治理主体。这就决定了必须由单一的政府治理转向让各种社会组织和全社会的公民都参与到对政府事务和公共事务的管理。但现实是公民与政府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社会组织和公民很难做到及时与准确地了解政府的政策意图和治理措施，因此，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政府治理其实存在着滞后性和盲目性。政府审计恰好在弥补社会组织和公民在参与政府治理的滞后性和盲目性方面起到了弥补作用。尤其是政府审计通过向人大作工作报告和审计结果公告等制度，大大推动了信息公开和政务公开，这就确保了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政府治理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得以实现，从而大大提高了社会组织和公民在公共权力运作中的分量。正因如此，政府审计与政府社会治理相互促进的关系已经明显表现了出来。政府审计在服务政府治理的过程中，可以把审计目标拓展到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等领域，促进社会治理取得成效。

尤其在现阶段，政府审计在加强审计结果公告制度，促进提高公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方面，做得很扎实。在政府信息公开透明的条件下，公民已是政府治理的主体之一，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公众的知情意识、维权意识、问责意识、参与意识逐年增强，公众对教育、社保等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特别关注，对政府是否廉洁奉公相当关注。公众参与政府治理和社会公共事务的诉求是很强的。政府审计实行审计结果公告制，这就为推动政务公开，增强政府工作的透明度，推进公众参与政府治理，特别是社会治理提供了条件。政府审计在与社会治理相互促进的过程中，在加强审计结果公告制度时，要善于构建和优化审计结果公开机制的良性运行环境，不仅要创造审计结果公告良好的政治、法律、社会等外部环境，也要优化审计结果公告内部运行机制，同时还要完善审计结果公告质量控制制度，要严格按照审计署关于加强审计质量的相关制度、加强审计结果公告组织建设、建立公告责任追究制度的要求，确保审计结果公告的内容真实可靠。不仅如此，政府审计对信息反馈和结果追踪工作也很重视，审计机关在发布审计结果公告之后，对社会公众对公告的反映情况还要及时积极主动收集，一般是采用调查询问、举报信箱等各种渠道来了解反馈信息，还要依据反馈意见进一步开展调查，补充审计证据，使公众的疑虑得到消除。总之，在现阶段，政府审计与政府社会治理的相互关系越来越密切。

五、政府审计与生态环境治理相互促进

政府审计与生态环境治理是相互促进的。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意味着必须提高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建设生态文明。切实减少污染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是生态环境治理的目标。搞好生态环境治理必须对环境污染的严重挑战进行充分的认识，对环境治理的制度建设进行切实的加强，对环境治理的行动计划进行科学的编制。

必须对环境污染的严重挑战进行充分的认识，环境污染给我国人民正常生活、公共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带来的挑战是很严峻的。环境污染对人民正常生活有严重影响，对居民身体健康有极大伤害，目前最受关注的环境污染是大气污染。大气污染排放超出环境容量就致使许多地区空气质量恶化，对人民生活构成严重影响。环境污染还会成为群体性事件的诱因，成为埋下的公共安全隐患。随着居民环境保护意识的加强，环境污染往往会导致居民与化工企业之间、居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纠纷与冲突，诸如上海磁悬浮事件、江苏启东群体性事件、四川什邡群体事件、大连PX事件、厦门PX事件等一系列群体性事件，都与居民对环境污染和污染隐患的担忧有直接联系。就现实生活而言，那些具有合理诉求的环境纠纷，如不进行恰当处理，就有可能演变成为冲击政府机关、实施打砸抢烧的暴力事件，其结果是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破坏社会公共秩序。毫无疑问，建设美丽中国、重建生态文明必然要求进行严格的环境治理，这与人民福祉和民族未来息息相关。

必须对环境治理的制度建设进行切实的加强。环境治理是否有成效，与科学的制度安排和严密的法律体系直接相联系。“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①习近平：《十八届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讲话》，新华网，2013年5月24日。环境治理制度建设的核心在于价值取向的确立，制度建设的重要支撑是价值观。对那种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相冲突的错误认识要坚决摒弃，要把“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发展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作为制度设计的基本价值导向，把“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作为制度建设的价值取向，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作为制度建设的核心价值观。要建立环境保护机制，要建立对党政正职的环保激励机制和终身问责机制，要改革党政正职考核评价任用制度，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作为领导干部任用、提拔、晋升的主要考核指标。而且要加快建立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度。在官员升职、离职后都追究其任职对环境损害的责任。环境治理的制度建设关键在于制度内容的完善，形成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在生态文明和环境治理制度建设中，需要围绕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环节科学设计和完善有关制度，主要体现在产权管理、集约使用、污染排放、损害赔偿、生态修复、监督举报等方面。在环境治理的制度建设中，还需要针对法律保障缺位、法律手段不足等问题，建立和修订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要废除滞后于环境保护实践的法规，明确政府环境保护法律责任，为环境治理提供法治保障。

必须对环境治理的行动计划进行科学的编制。在环境治理行动计划编制中，中国政府坚持集中资源解决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和身体健康的环境问题，聚焦社会关注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土壤污染展开综合治理。同时还要强调致力于对重点流域和区域水污染、重点行业和重点区域大气污染治理。环境治理行动计划可以分为已经执行的计划、正在执行的计划和正在编制的计划。我国现阶段重点执行的有三个计划：一是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二是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三是土壤污染治理行动计划。

现在的共识是环境治理事关人民福祉和民族未来。如果要使环境治理取得成效，就要坚持“保护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不动摇，就要用完备系统、科学规范的环境治理制度，依据科学的行动计划，依靠严密的环境保护法律、环境责任追究制来给予切实保障。

政府审计与生态环境治理也是相互促进的。一方面，生态环境治理需要政府审计拓展审计空间，需要政府审计作后盾，以确保环境治理的制度建设、科学编制环境治理行动计划得到顺利开展，另一方面，政府审计通过加强政策执行审计，促进环境治理真正取得成效。尤其是在生态环境保护引起公众高度重视的当今时代，政府审计与生态环境治理的相互促进表现得尤其突出。

现阶段，生态环境治理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政府治理过程中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备受关注。政府审计通过加强政策执行审计，对生态环境治理起到了极大促进作用。众所周知，政府在国家治理主体中处于主导地位，公共领域的制度供给主要来源于政府，公共服务和产品也以政府提供为主。国家治理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政府执行力的提高。相关生态环境政策的贯彻落实是环境治理执行力的体现，也是生态环境治理发挥作用的先决条件。因此，政府审计在促进国家生态环境治理中必须加强生态环境治理的政策执行审计，从而最大程度提高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执行力。政府审计通过对生态环境治理的政策执行力度进行跟踪审计，其动态监督作用的发挥贯穿于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客观评估生态环境治理政策执行的可行性、连续性和有效性，对政府关于生态环境治理的宏观调控和重大方针政策的改进完善起到了极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最终达到督促生态环境治理相关政策得以贯彻实施的目的。政府审计还会在加强绩效审计中把对政府关于生态环境的治理纳入审计监督的范围，从而督促政府把适量资金花在生态环境治理这个关系人民福祉和民族未来的事业中，以此促进政府生态环境治理取得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