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亲善”的探访 一场精心的布局
——溥仪访日纪念章蕴藏的历史

文／张馨元

在外国人眼中，离开紫禁城之后的溥仪是个有名无实的首领，他的地位是靠异族在维持，那异族对于他的大部分同胞，却有不共戴天之仇。1935年，溥仪作为伪满洲国皇帝进行第一次访日。本文通过对溥仪访日纪念章的解读，解开伪满初期溥仪第一次访日的历史，阐述纪念章背后的事件，分析产生的原因，追索历史资料深处的态度，挖掘文物背后对今天的意义。

一、溥仪访日纪念章

在吉林省博物院精品展览“黑土军魂——东北抗日联军军史陈列”中，“还我山河”部分的众多文物里静置着一枚纪念章——溥仪访日纪念章。《满洲国恩赏考》曾记录此章：

皇帝访日纪念章令

（康德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勅令第一一六号）

第一条 康德二年四月皇帝访问日本国皇室盛典告成设纪念章

第二条 纪念章之图如左

章 银质银色附以丝带镞行宽三十毫，长三十八毫，表面铸出“满洲国皇帝访日纪念章”及“康德二年四月六日”之文字

环 银圆形

绶 织成幅宽三十七毫。中央深紫色两旁红色之直柳条形状 如另图

第三条 纪念章对于左列人员授予之

1 直接从事于康德二年四月皇帝访问日本皇室事务或关于伴随此项之要务者

2 贡献于皇帝访问日本皇室趣旨之阐明者

第四条 纪念章限于本人终身佩带之其子孙得保存之

第五条 有应授予纪念章之资格在授予前已死亡者则交付其遗族保存之

附则

本令自公布之日施行[1]

此处略加补充，纪念章由日本雕刻家日名子实三设计，伪满洲国政府委托“大日本造币局”制作。章体为银质鳐形，正面雕铸兰花和菊花，分别象征伪满洲国“皇室”和日本国皇室。花束彩带上铸有“一德一心”四字。纪念章的绶带中部上铸水波纹，波纹会随观察角度不同发生变化，象征汪洋大海。两端显红色，分别寓意海两边的日本和伪满洲国。

二、溥仪第一次“亲善”访日

1934年3月1日，溥仪“奉天命”继位伪满洲国皇帝之位。1934年6月天皇派其弟秩父宫出使伪满洲国，向溥仪递交亲笔信，表示祝贺。1934年7月通过关东军非正式地通知日本宫内省，溥仪将于1935年4月访日。所谓访日，实属溥仪遵照关东军布置的“日满亲善”躬亲示范。即使他对本次访日心怀不安，听了某遗老传过来的占卜不吉消息，想要中止访日，终究无能为力，于1935年4月2日，踏上了“比睿”号战舰。

溥仪从长春出发，乘火车至大连。沿途大小车站都有人手执小旗大喊“万岁”。日本方面派枢密院顾问林权助男爵组成14人“接待委员会”，同时派“比睿丸”号战舰迎接，白云、丛云、薄云等舰护航。起航前，溥仪检阅了日本“球摩”“第十二”“第十五”驱逐舰队。4月6日，战舰抵达日本横滨港，与此同时，百架飞机编队欢迎。代表天皇前来迎接的秩父宫雍仁，登舰接出溥仪，同乘火车前往东京。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里描述了这段历史：

到了日本东京，裕仁亲自到车站迎接我，并为我设宴。在我拜会他们后他又回拜了我。我接见了日本元老重臣，受了祝贺，又同格仁一起检阅了军队。我还参拜了“明治神宫”，慰问了日本陆军医院那些侵略中国挨了打的伤兵伤官。我到裕仁的母亲那里，献了殷勤。日本报纸曾报道过我和她散步的情形，说有一次上土坡，我用手搀扶了日本皇太后，这和我在长春宫内府中，搀我父亲上台阶有着同样的心情。其实，我还从来没有搀扶过自己的父亲，如果问到我搀扶裕仁的母亲的心情，坦白地说，那纯粹是为了巴结。

最后一天，雍仁代表他哥哥裕仁到车站向我送别，他致欢送词说：皇帝陛下这次到日本来，对于日满亲善，是有重大贡献的。我国天皇陛下对此感到非常满意。务请皇帝陛下抱定日满亲善一定能做到的确实信念而回国，这是我的希望。

我又十分巴结地回答道，我对这次日本皇室的隆重接待和日本国民的热诚欢迎，实是感激已极。我现在下定决心，一定要尽我的全力，为日满的永久亲善而努力。我对这件事，是抱有确实信心的。临登船出发时，我请担任接待的林权助代向日本天皇和裕仁母亲致谢，这时我居然两眼含满了无耻的眼泪，这样一弄，把那个老头子也给逗哭了。回想起来，我连一点中国人味也没有了。[2]

溥仪在东京停留期间，居住在赤坂离宫。国内旅行时，住在京都二条离宫或神户武库离宫。称得上“国宾”待遇。后来，伪满大臣曾得意洋洋地称赞访日成效，“忧访日二圣联欢，盟谊弥坚金石；溯回銮万方送喜，诏书共戴丝纶。治外法权，行将全部撤废。特书史册永增无上光荣”。

三、蓄谋良久的计划

日本买其欢心的“诚挚”，展现的“友好”，极大地满足了溥仪自尊心。检阅后深感日本海陆军威强大，更使曾深为不满的溥仪的心情发生极大变化。

溥仪访日纪念章

回来后，溥仪颁布了康德二年敕令第116号《皇帝访日纪念章令》，下令向各级随行主要官员颁赠“满洲帝国皇帝访日纪念章”。同时日寇当局让郑孝胥[3]拟出《回銮训民诏书》的底稿，这是还没有离开日本的时候，日寇当局就对溥仪提出的“归国”后颁布一个表示感谢日本的“诏书”要求。“诏书”在吉冈安直[4]“指导”下，经溥仪之手在伪诏书中添上“依赖不渝”“与天皇精神如一体”以及“一德一心”等字样，于5月2日发布。此诏书与1940年7月15日发布的《国本奠定诏书》和1941年12月8日发布的《时局诏书》，成了所谓的“三大诏书”，并为日伪制定基本“国策”，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思想理论行为化，提供理论根据。

1935年5月，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针对溥仪访日行动，训示日本官吏“此次满洲国皇帝陛下访日，我天皇皇后两陛下以实际行动向我亿兆臣民昭示了皇国国民对满洲国帝室及国家应遵循之大道。满洲国皇帝陛下深为皇国君臣上下宏大无边之诚意所感动，并深刻认识到我国基国本赖以奠定之真谛，圣意既定，乃颁发诏书，阐明须依赖日本天皇，精神一体，一德一心，永久不渝，借以奠定两国悠久之基础，发扬东方道德之真义；昭示了满洲帝国必须遵循的万世不易之大本。诏书指出了以天皇陛下权威为基础的日满两国精神一元化的根本意义。诚可谓之为皇道显现之真正价值，我等日本臣民不能不为之惶恐之至，感激涕零”[5]。训示末，附有在各兵团长、大使馆、关东局及铁路部门要人集会上的训示，这里不进行抄录。

1957年前后，溥仪的未刊手稿里回忆第一次访日提出，“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要我去访日？为什么要那样地招待我？在我决定访日之后，因为我听了某遗老传过来的占卜不吉消息，想要中止访日时，为什么关东军和郑孝胥等会着急得不得了，而非要说服我到日本去一趟不可？为什么在我还没有离开日本的时候，日寇当局就让远藤柳作立即对我提出了在‘归国’之后非颁布一个表示感谢日本的‘诏书’不可？为什么在我刚一回到长春就让郑孝胥连忙地把那篇伪诏书的底稿拟了出来？为什么在5月2日就那样迫不及待地把那篇伪诏书发表出来？为什么吉冈安直非要由我之手在那篇伪诏书中添上‘依赖不渝’‘与天皇精神如一体’以及‘一德一心’等字样不可？”

一系列的疑问无疑是对第一次访日事件的反思，而此事件存在的“意义”仅归结于两个要点：为什么选择溥仪？为什么安排访日？

追本溯源，不妨先了解日本当局的想法，曾经策划建立伪满洲国奉天特务机关少佐参谋花谷正在《我们如何计划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写道，“我们所考虑的独立政权之首脑条件是：（1）为三千万民众所敬仰，出身世家而有德望的人；（2）满洲人；（3）不会跟张作霖或蒋介石合并的人；（4）肯跟日本人合作的人。而从这些条件里来衡量，最理想的人选当然是溥仪”[6]。

溥仪充当傀儡角色确实过犹不及，这位抱有极端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皇帝为“恢复祖业，还政于清”不择手段。溥仪忠诚的日籍侍卫工藤忠在回忆录中揭露过溥仪的心思：若干年后，在东京远东国际法庭上，皇帝在东京远东国际法庭上申述：“那时年纪轻，又有一种恐怖心里，虽说最后向胁迫低了头，但我内心想的是：要趁此机会一面训练军队，一面培植人才，以便和中国军队互相呼应而图恢复失地。我是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心情才答应下来的”。

溥仪的话真假掺半，但可以知道，“操练精兵，入主中原”一直都是他的梦想。加之一众亲信颇有“骨气”，不用民国钱，不为民国官的复辟派的诱导，“皇帝”坚信亲日行为将圆满“中兴圣主”梦。他的壮志雄心正如郑孝胥挥毫的诗句“吾皇归满洲，二年定辽海。中兴与开创，赫赫有真宰。人心不忘旧，制胜若因垒。中原可徐复，修德犹有待”。于是，溥仪与日本军国主义者一拍即合。可以说溥仪是日本当局根据傀儡标准精挑细选、长期豢养、“不吝”训导、反复考验的结果，在伪满政治中充当了十年侵华计划中的马前卒，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安排的历史事实。

而有关溥仪访日安排，用当时登在《京报》上的“新闻编译社”的消息诠释最为合适，有一段说到日本人对溥仪的打算：其极大黑幕，为专养之以俟某省之有何变故，某国即以强力护送之到彼处，恢复其祖宗往昔之地位名号，与民国脱离，受某国之保护，第二步再实施与某被合并国家同样之办法。[7]

同样的答案，在日本参谋本部制定的《情势判断》文件中也可以找寻一丝线索。文件对解决满蒙问题提出三阶段方案：第一种方案，“努力改变我根据条约或契约而正当取得之权益因中国方面的背信弃义而被损害的现状，确保我权益之实际效果并进行扩大这一权益”；第二种方案，“是在满蒙组成一个政权，这一政权所拥有的权益，比过去合法取得的权益更多，并将其从中国中央政府中独立出来，也就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第三种方案，“以武力直接占领满蒙，将其并入日本版图”。[8]

通过对时局一番争论，日本采用推翻东北政权，扶植溥仪为盟主，同时受日本支持的政策。伪满初期，政治行政效能暂时稳定的局势下，日本当局的具体政治目标在于巩固我国东北殖民主义统治，企图通过皇帝亲历亲为在国内收到日满两国亲善不可分的效果，制造满洲国统治的转折点。访日行动正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步奏中粉饰太平的宣传品。访日所产生的后果，推动东北殖民地形态深化，成为进一步剥削的冠冕堂皇的借口。

诸上寻迹，不妨引用抗日战争胜利前期五格格韫馨所说的一段反应部分东北皇族心理的话告别这段历史，“我们的死灭就要来临的，你为的是忠孝，问心无愧。我盼望日本快完，也可以说盼望我们自己去死灭，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第二代才有可能当上真正的中国人”[9]。

四、结语

有关这段史实记录，在溥仪逃亡日本前夕，焚烧了两次访日的电影胶片，以至于后世只能在文献中搜寻只言片语，溥仪访日纪念章成为屈指可数的见证。和平年代，溥仪访日纪念章静置在博物馆中，当初的政治效益随着历史的沉淀转变为研究和教育功能，学者们利用实物梳理历史脉络，根据事件的价值做出历史定位。

[1]［日］大内龟太郎：《满洲国恩赏考》，满洲帝国教育会，1939年。

[2]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2007年。

[3]郑孝胥（1860-1938），字苏戡，号太夷，别署海藏楼、夜起庵，中国近代的政治人物、书法家。他的主要活动是妄图借助日本帝国主义，复辟清王朝。

[4]［日］吉冈安直(1890-1947)，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军人，爱新觉罗·溥仪的“御用挂”。

[5]［日］林出贤次郎：《扈从访日恭记》，大阪每日新闻社，1935年。

[6]陈鹏仁译：《日人笔下的九一八事变》，台北水牛出版社，1991年。

[7]同 [2]。

[8]［日］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

[9]王庆祥：《伪帝宫内幕》，长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