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笔写道义 呐喊震山河
——吉林省博物院藏周保中使用过的铁笔

文／丁文博

图一 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周保中（照片出自《黑土军魂——东北抗日联军军史陈列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第89页。）

图二 周保中在抗日战争时期刻写文件和传单使用的铁笔

周保中（图一）是著名的抗日民族英雄、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东北抗日联军的缔造者、指挥者之一。他领导的抗联第二路军，在吉东地区坚持长期抗战，包括在东北抗联于苏联整训期间维护东北党组织的独立性、率领东北抗日联军凯旋，这十四年间他怀着对共产党的坚定信仰，凭借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驰骋疆场浴血奋战。在长期的战斗中，他十分重视舆论宣传的作用，以笔为刀、为枪、为号角，写人间道义，发驱寇呐喊，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一、周保中的铁笔及当时艰苦的刻写印刷条件

现珍藏于吉林省博物院的国家一级文物铁笔（图二），长16厘米，最大直径1厘米。笔杆上三分之一渐细，下三分之二略粗，通体呈深蓝色，材质为木质；笔尖似针一样，材质为铁，概因用于刻写钢板需要坚韧耐磨之故。外观上看完整无损，只是笔杆下端斑驳褪色，笔尖隐隐锈迹，仿佛还残存着战火硝烟的味道，诉说着一段段远去的感人故事。这支铁笔，就是东北抗日联军将领周保中将军在钢板上刻写文件和传单所使用的，也是他领导东北军民抗日斗争的宝贵见证。1986年，周保中夫人王一知女士将一批珍贵的文物捐献给吉林省博物院，这批文物大都是周保中解放战争时期的文物，唯有这支铁笔是他在抗日战争时期使用过的物品。

与周保中使用过的铁笔关联比较紧密的另一件文物，是《周保中关于需要特别简便油蜡纸问题给王新林的信》。这封信的原件存于吉林省档案馆。1940年4月13日，周保中专门给“王新林”写信，随信寄去一张从远东方面得来的油印样本纸，请求王新林发来一千张这种“特别简便油蜡纸”，并说“这纸最便利于军用和秘密工作使用的。因为这纸不用携带笨重的油印机器，就能謄写，用简单方法油印出版，真是最适合游击队目前状况使用的。”[1]这封信的写作时间是1940年第一次伯力会议结束后，周保中、李兆麟返回东北，率领东北抗日联军开展游击战争期间。收信人王新林（化名）是苏方联络员即远东军内务部长瓦西里。

从周保中将军使用过的铁笔和写给苏方联络员王新林的信这两件珍贵文物，我们不难想到当时抗联艰苦的文件编写印刷条件和环境：

第一，编写印刷设备简陋，印刷物资短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内使用的印刷技术主要有铅印、石印、油印等。铅印是用铅字排版印刷，大量印刷时，排版后制成纸型，再浇制铅版印刷，比较清晰、先进；石印就是石版印刷，先把原稿用特制的墨写在药纸上，再轧印在石版上，再经处理后涂油墨印刷；油印是用刻写的蜡纸做版，用油墨印刷，是一种简便的印刷方法。而我们东北抗联队伍主要使用这种油印技术，原因是设备简单便宜，另外是便于携带和转移。在蜡纸上刻写，就要用到铁笔，我们这代年轻人大都没见过，它虽然叫“笔”，却没有墨水，也不能直接在白纸上书写，而是要在铺于钢板之上的蜡纸上刻写，然后通过以油滚为主要部件的油印机，把蜡纸上的文字印在纸张上，最后将这些文件装订和递送、宣传。由于日伪军对抗联部队的军事“讨伐”和经济封锁，油墨、蜡纸、白纸等印刷物资经常短缺。

图三 抗联一路军、东北抗日救国总会《为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告人民书》（复制品）

第二，编写印刷场所不固定，环境恶劣。由于东北战场敌强我弱、众寡悬殊，东北抗日联军生存条件极其残酷。敌人实行“归村并屯”“保甲连坐”，企图切断老百姓与抗联的联系，并以数倍于我的兵力，大包围套小包围拉网式搜山，抗联将士和编印人员每天都要应对战争的突发状况，随时准备转移撤离。加之东北冬季寒冷，有时气温零下40多度战士们还穿不上棉衣，将士们冻伤、冻死的情况经常发生； 夏季在高山林海中宿营、穿行，要忍受日晒雨淋、蚊虫咬噬。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抗联的编写印刷工作始终没有中断。周保中将军曾在《一支文化工作的队伍——东北抗日联军纪事之三》中，描述吉东省委秘书处（编印机关）编印文件的情况：有人负责收集地方消息、敌情报道、国际国内时事的报导和指示等材料，有人负责购买油墨、蜡纸、纸张、铁笔等，编辑稿件、写出蜡版后，“大家动手，印刷、折叠、装订”。遭遇敌人“扫荡”时，背起文件、纸张、油印机转移。不需作战或转移时，“一坐在山坡上，他们就把钢板铁笔拿了出来刻蜡版”[2]。吉东省委秘书处的这段经历，可以说是东北抗日联军克服万难，坚持油印出版的一个缩影。

极端困难的环境，并没有阻止东北抗日联军宣传工作的开展，相反，在艰苦的环境里，宣传工作更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二、诞生在铁笔下的舆论宣传文献和历史作用

周保中十分重视抗联舆论宣传，重视部队的思想政治建设，不仅教战士学习文化知识、教唱抗联歌曲，还亲自参与创办了抗联第二路军的《救国报》《东北红星壁报》等报刊，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出版油印小报、传单等抗日宣传品，宣传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歌颂抗日军民的斗争事迹。周保中曾在《东北红星壁报》刊载文章《宣传问题概论》，论述了宣传的定义、性质、作用目的、方法、技术与工作方式。他指出：“我们东北游击运动现在的宣传：在目前我们斗争环境转特殊困难，而又转特别吃紧的状态，宣传工作更其重要。”[3]从中也充分体现了周保中将军对舆论宣传的高度重视和身体力行。

从1932年到1946年的十四年间，周保中亲自撰写了大量书信、电文、报告、通知、重要文件，并留下了百万字的《周保中抗日游击日记》等大量珍贵资料。吉林省档案局根据馆藏档案编辑出版的《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集》，收录了周保中将军起草（包括以组织名义或他人名义发出）的文稿600余件，200多万字。这些文献中有宣言、通知、布告等，其中许多文稿当时是通过刻写、油印出版，并通过交通员传递、散发到抗日队伍和老百姓当中的。现抄录其中几篇文稿标题，以呈现或管窥周保中对抗联舆论宣传及部队思想建设的重视和成就：《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成立宣言》《东北反日总会、东北反日联合军等告全国海内外同胞及国内军政要员书》《给满军劝告信》《给与五、七军党干部重要指示信——为实现紧急工作任务而奋斗》《抗日联军下江紧急通告》《吉东省委组织关于东北游击运动目前严重阶段的斗争任务紧急通知》《告满军官兵书》《周保中关于组织、干部问题给七军特委及全体党员的信》《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给西部派遣队的慰问信》《关于时局消息简要的通知》《“九一八”十一周年纪念——告东北人民书》……这些文件的写作对象有部队内部、日伪军、民众、海内外同胞及国内军政要员等不同群体，真实反映了周保中将军的思想政治宣传工作，是我党舆论宣传史上的光辉篇章。

舆论宣传是一切政党争取民众，引导大众思想的主要形式。周保中将军紧握铁笔，坚持不懈地展开舆论宣传，产生了重要影响和历史作用。

1.宣传党的抗战思想。周保中的文献，一贯忠实传达党的声音，积极宣传党的主张。特别是在与党中央完全隔绝、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冲破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封锁，通过各种渠道收集有关的文件、资料，从中了解中国的抗战形势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编写印发以指导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周保中曾“抄送新华日报社论三件”给金日成和抗联五军政委季青等，致函指示“三人团和野营党委”深刻研究《加强党性的锻炼》，另外两篇即《“九一八”十年》《论苏德战争和反法西斯斗争》，“虽然时间过去很久，但是论文的内容，有重要原则性，代表中共党中央的政治主张”[4]。

2.揭露日军累累罪行。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期，他用铁笔分析国内外格局，揭露日本侵略者暴行，唤醒民众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拿起武器奔赴疆场。例如1935年2月20日周保中起草并发表的《绥宁反日同盟军改组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成立宣言》，首先揭露了日军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在东北的累累暴行，及其宰割全中国、造成世界大战的野心，分析国内、国际形势，指出中国同胞只有救国自救这一条道路。1936年3月1日周保中的《死里求生告同胞书》，详细讲述了九一八事变以来东北农村的农民、日本军阀资本家压迫下的工人、商人、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妇女等各个社会群体所遭受的剥削和压榨，并具体列出了对抗日军的15条办法。

3.凝聚一切抗战力量。周保中发表了一系列的抗日檄文，广泛宣传抗日形势和救国主张，广泛动员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例如1937年9月13日他撰写的《紧急通知（关于“满军”运动）》，指出七七事变后，“东北各地都有普遍的‘满军’暴动”，“各同志应就现地加紧对各地满军宣传鼓动，用一切人力、物力去组织和联结满军哗变暴动”[5]。1940年他以东北抗日救国总会、东北抗日联军名义发出《为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告人民书》（图三），在分析日军面临的不利因素后大声疾呼：“东北同胞们起来吧！你们是再不能忍受了，争取最后胜利的时候到了。”[6]《周保中关于准备给养和宣传民众等问题给陶雨峰、金光侠的信》：“对于农村人民，不论中国人、高丽人，你们应该极力设法鼓动他们的抗日自救的情绪，不但在我们影响下来帮助游击队，而且要在我们的指导下，去发展抗日宣传和斗争。”[7]1941年8月28日，周保中在苏联撰写了《敬告伪官吏职员、军警将士诸君檄文》，呼吁伪官吏职员、军警将士立即抗日救国，否则待东北光复，必将为国人唾弃；东北抗日救国总会将予以援助指导，共同走上光明正大幸福自由之途。

正是在强大的舆论宣传下，鼓舞和振奋了全民抗战士气，无数的中华优秀儿女走上抗日战场，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和热血谱写了一曲曲爱国主义的壮美篇章。

今天，我们在国家一级文物铁笔所折射的光芒里，仰望和纪念周保中将军，除了铭记他在军事战场上的伟大功绩，更要深入了解、大力颂扬他在抗联思想建设、抗日舆论宣传方面孜孜不倦的付出和巨大贡献。

[1]《周保中关于需要特别简便油蜡纸问题给王新林的信》，见吉林省档案馆、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集》（下），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27页。

[2]周保中：《周保中文选》，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第215页。

[3]《宣传问题概论》，见吉林省档案馆、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集》（下），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38页。

[4]宋明华、宋娟：《东北抗联舆论宣传策略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探析》，《红色文化学刊》，2018年，第81页。

[5]《紧急通知（关于“满军”运动）》，见吉林省档案馆、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集》（上），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72页。

[6]《为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告人民书》，见吉林省档案馆、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集》（下），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30页。

[7]《周保中关于准备给养和宣传民众等问题给陶雨峰、金光侠的信》，见吉林省档案馆、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集》（下），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