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的标签

文／阮富春

民国赵氏又满楼刻本《民抄董宦事实》，竹纸线装一册，26×15.5厘米，4370元，上海博古斋2018年6月24日拍卖，编号2165，局部图片来自该公司网站

备受争议的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去岁末今年初在其家乡上海，总算迎来了中国内地的首场书画艺术展。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三月十五日，62岁的董其昌闲居华亭豪宅享受着艺术人生，显然从未料到董家往昔的所作所为，在松江府积下难以排解的民愤。两日内，除其子董祖和（为恶较少）宅院外，董其昌及其子弟的多数宅院被民众毁尽。“民抄董宦”载入史册。

这一污点，董其昌身前身后难以洗刷，四百年来唾骂者有之，翻案者也不乏其人。然而，白纸黑字的黑历史，与其艺术成就交织在一起，反倒成就了后人研究董其昌的丰富性、故事性、趣味性。

因为这样的背景，2018年12月7日至2019年3月10日上海博物馆举办的“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及学术研讨会，想不火都难！

154件（组）展品以上博藏品为主，包括北京故宫博物院、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等机构的藏品。“董其昌和他的时代”“董其昌的艺术成就与超越”“董其昌的艺术影响和作品辨伪”三个展览主题切中要害，直指学术研究的焦点。据报道，观众络绎不绝，其号召力的确非同小可，由此也引爆了董其昌书画的研究、收藏热潮。

解读董其昌的多面性，已经超越学术圈成为社会关注的文化热点。

是是非非董其昌

对董其昌的是非评论从未消停过。

“民抄董宦”令董其昌声名狼藉，学者王守稼、缪振鹏认为这一事件“是明末上海地区人民群众反对官僚地主的一次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是明末阶级矛盾极端尖锐在江南的反映”[1]此说过于上纲上线，其实就是“董其昌纵容家人，在上海地区作恶多端，民愤极大”，最终引起民变。

王守稼、缪振鹏对董其昌“画坛巨匠、云间劣绅”的评价非常中肯，但缺少一环，即对作为官僚的董其昌的评价。为官不问政事，出仕未“治国平天下”；天下大乱之际，董其昌在松江“吟诗作赋，仿佛天下世事与之无关”[2]。虽不能说大节有亏，但确实有做官逐利的嫌疑，也备受明清士人诟病。

更甚者是，董其昌纵容其子横行乡里，利用其官员、书画家、鉴赏家的身份之便，大肆圈占民居，修建庭院，终致众怒。晚明官场贪腐成风，贿赂公行，董其昌亦涉其中。王弘《山志》载：“（仇时古）为松江太守，与董宗伯思白（董其昌）、陈徵君仲醇善。有富室杀人，法当死，求宗伯居间。太守故不从，曲令重酬乃释之。自是往来益密。宗伯每一至署，太守辄出素绫或纸属书，无不应者。所得宗伯书，不下数百幅。”[3]可谓雅贿官员、居间操控讼案之明证。“民抄董宦”事件后，董其昌再三要求官方调查将“民抄”改为“士抄”，试图改变史实记载。[4]

“民抄董宦”事件历明、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时期，不同时期褒贬不一。明清时期为统治者所左右，特别是清代康熙、乾隆两位帝王以及“清初四王”对董其昌艺术的推崇和继承，影响到了评价的客观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段时期内阶级斗争成主流，地主官僚身份的董其昌及其书画艺术受到贬斥。改革开放后，史学、艺术学领域对董其昌的研究渐趋客观、理性。

为董其昌翻案的困难

自明万历十七年35岁中进士，至明崇祯八年80岁还乡，董其昌宦海沉浮四十余载，深谙“为官之道”。发迹之初，董其昌弃家冒籍华亭，否认自己原籍上海[5]，当时华亭大地方，上海则是乡下。

董其昌 家书卷 手卷（局部） 31×417厘米 575万元西泠拍卖2018年12月15日拍卖

董其昌 疏林茅屋图 手卷 26.3×146厘米 6900万元中国嘉德2015年11月15日拍卖

董其昌 1627年作 仿黄公望富春大岭图 手卷 28.5×297厘米 6267.5万元 中国嘉德2012年10月28日拍卖

董其昌 1621年作 行书叶向高《龙神感应记》 手卷（局部） 24×290厘米4480万元中国嘉德2009年11月23日拍卖

董其昌1620年作 书画小册 八开册页（选四） 25.5×13.5厘米×8 4848.75万港币 香港佳士得2007年11月26日拍卖

上博展出的部分董其昌收藏中，不乏中国书画史上的名作。明末江南收藏赏鉴之风盛行，这些作品恰恰反证出了董氏的另一面：如果董氏为官清廉，官俸及自作书画售卖的收入，很难应付其收藏及家中奢华的支出。《民抄董宦事实》记载：（董宅）“数百余间，画栋雕梁，朱栏曲槛，园亭台榭，密室幽房”（另尚有别宅，各子均有豪宅），“董宦平日美居室，凡珍奇货玩金玉珠宝，与夫丽人尤物，充牣室中。”[6]这位官僚显然不是清官，否则也不会激起民抄来。晚明收藏风盛，收藏家的身份基本可以归为四种类型：权宦、豪富、书画家、地方乡绅[7]。有趣的是，董其昌则是四合一。

后世为董其昌翻案者众，《明史》就是一例，张廷玉编修《明史》时，正是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受推崇之时，康熙、乾隆二帝对董氏赞赏有加，迎合帝王口味是必然选项，对董氏颇多溢美之辞，而“民抄董宦”这么大的事未著只字片语，有悖史实。

2019年1月21-23日，上博举办“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国际研讨会”，董健身、顾福根指出，“《民抄董宦事实》一书系董其昌的政敌收买无赖文人所编”，并表示“董氏因此蒙冤400多年！评价古人，最重要的是他的道德人品，董其昌的艺术成就、政治见解、军事论略、治国方针，在明末可称一流，世所罕见”[8]。董健身为董其昌十七代孙。

“民抄董宦”的导火索是董家强抢民女一事被编成说唱曲本《黑白传》[9]，此本或许有渲染的成分，但《民抄董宦事实》所记翔实，涉及真名实姓者超过百人，还包括官府审理此案的来往公文，可信度高。天启二年（1622），也就是“民抄董宦”6年后，董其昌再回权力中心，“擢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次年“进礼部左侍郎兼侍读学士”；1625年“拜南京礼部尚书”；1634年“诏加太子太保致仕”，达到了他官超前贤赵孟頫的理想。如此官势，再加上董氏以书画、鉴赏构建的庞大人脉网，无论《黑白传》还是与“民抄董宦”相关的文字，显然不易保存下来，后世学人只能在漏网的野史笔记里探求真相。

董健身、顾福根曾撰文指出，“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镇居民董玉兴提供其祖传的明代手抄本《民抄董宦警示录》一书，共74页，略有残缺，专家考证是《民抄董宦事实》的又一版本”[10]。目前尚无文物学者考证《民抄董宦警示录》的真伪，亦未见其具体内容，如果公开发表，可与《民抄董宦事实》对比考证。值得思考的是，董其昌在江南地区有名的朋友不少，却少见为此事件撰文辩护者。

私人收藏有时可为史实提供物证。2018年12月15日，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中国书画古代作品专场”上拍一件董其昌《家书卷》手卷，估价500万元至800万元，该公司网站显示以575万元成交。[11]

《家书卷》对了解董其昌其人有重要价值。手卷为13通董其昌家书，12通上款为其岳父，一通上款为其三子董祖源，内容包括董其昌为召妓事辩白、大儿不肖等。自清代乾隆至光绪时期，手卷经项怀述、项庚松、向万鑅、赵梦泰收藏，民国时期（1916年）经罗振玉题跋：“董文敏公尺牍卷，曩藏丹徒刘氏，时屡披阅，今得再见，如遇故人。明人杂记载文敏在乡里颇有负谤，又言其子不肖，证以此卷，殆非尽诞□”[12]。

罗氏题跋道出此手卷的价值，也证实董氏在乡里享有恶霸之名的部分原因：“受家累甚深”，一通家书为自己召妓事辩白，另一通则是为“大郎”不肖忧虑。董其昌亲手书写的为召妓事辩白：“今乃云昌曾与其弟同一妓饮酒。昌直办其无，有何实迹，但既有妓又有酒，岂无苍头在左，仆夫在右？今烦思庵取其乃弟之仆，上自胜冠，下至稚齿，严加问诘，云主公于何地饮酒，曾有何客，亦有一姓董者在坐乎？兼卿固在，昌固在，天地鬼神固在。若昌果与徐君有携妓之饮，落笔而殒也……”[13]。董是否召妓了？我们无从查证。从沈德符的记载看，董其昌确曾有召妓的事实，“董太史玄宰，初以外转，予告归至吴门，移其书画船至虎丘，与韩胄君古洲，各出所携相角。时正盛夏，惟余与董韩。及董所昵一吴姬四人，披阅竟日，真不减武库”[14]，事实不容辩驳。

另一通，“今闻大郎忽然入好利一途，廉耻尽丧，惟有嘉兴抽豊一节，则求老侄涕泣而道。此果成行，杀我必矣”[15]，则亲口亲笔承认子弟不肖，“杀我必矣”也预示了后来的“民抄董宦”事件。

已故美国中国美术史学者高居翰认为，“尽管个人功成名就，董其昌并未因此而谦冲自持——事实上，他似乎是一个相当自大的人，地方百姓对于董氏一家早有积怨”[16]。研究董其昌，人品、书品、画品三者不可缺，回避时代及其交游，仅侧重其书画艺术一端不可取，期待学术界有更深入的成果发表。

董其昌作品真伪鉴定难题

董其昌的私人生活极端保密，这一点已经有学者关注到[17]。但尚无人研究原因。晚明笔记、小品文盛行，江南文人流行笔记、日记、杂录等，私人生活或多或少流露文中，如陈继儒、李日华、冒襄等人。董其昌留下的文字干净得让人起疑，既便常见的友人鉴赏雅集，也不见记录。这种干净或许有两种可能：一是董其昌其人其文其书其画品行如一，清廉高节，表里如一；二是刻意为之，掩盖不可告人之秘。就董其昌其人在世及身后引起的巨大争议，以及大量藏品和代笔之作的存在等综而推之，其“刻意为之”的可能性最大。

与董其昌同时代的沈德符，在其《万历野获编》中不乏贬损董氏之处，《好事家》《假古董》《小楷墨刻》等篇均有提及[18]，《假古董》一篇中提及董其昌携一吴姬与韩古洲以所藏书画“相角”斗侈，沈德符指其所携颜真卿《朱臣川告身》为临作，董请沈“姑勿广言”，后将此作售给“新安富家”。汪珂玉也记有董其昌在一幅李成的赝品《晴峦萧寺图》上加上“臣李”等字[19]，转售他人。詹景凤的《詹东图玄览编》卷四，记有董其昌将王蒙《花溪渔隐》赝品“卖与黄开先，取价五十金”[20]。知假售假，甚至造假，收藏尚且如此，代笔书画也就可想而知。

清代周亮工的《读画录》卷一载，与董同时代的钱谦益说，“董文敏最矜其笔墨。有请乞者，多请他人代笔；或点染已就，僮仆赝笔相易，亦欣然为之题署，都不之计。家多侍姬，各具绢素索画，稍倦则谣诼继之，购其真迹者，得之闺房为多”[21]。不仅道出董氏“家多侍姬”，更道出了董氏书画代笔。

董其昌赝品满天下，素有“赝董塞宇内”“赝作纷然”“赝本极多，几于鱼目混珠矣”“滥董”之说，这其中有作伪者的谋利之作，更不乏董氏请人代笔之作。董其昌在世时，对自己书法作品的真伪有时也分不清。启功先生曾著文《董其昌书画代笔人考》，列十余位董氏弟子代笔者。启先生认为，“董其昌的山水多为别人设色，他自己就曾提过让赵左设色。上海博物馆藏董其昌的《秋兴八景》册子，设色美极了，但我以为颜色未必是董其昌上的”。[22]董氏画作的代笔者，大略有赵左、沈士充、杨继鹏、赵泂、叶有年、僧常莹、吴易、李流芳、王鉴、王时敏等人。董其昌请人代笔在当时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明末遗民顾复在《平生壮观》中记述：“先君与文敏订交时，翁年六十矣。自题赠匾对、大小挂幅、题像，皆翁书，惟行草耳。小楷、小行，邈不可得……”[23]“先君云：与思翁交游二十年，未尝见其作画，案头绢纸竹箑堆积，则呼赵行之（泂）、叶君山（有年）代笔，翁则题诗、写款、用图章以与求者而已。……闻翁中岁，四方求者颇多，则令赵文度（佐）代作，文度没而君山行之，继之真赝混行矣。”[24]清三代帝王推崇董字，导致作伪之书法，多如牛毛。

师董其昌学山水的松江顾大申（顺治九年进士），曾在诗中提到吴振是董其昌的代笔人，称颂赵左“澹逸得天趣”，吴振“潇洒工枯树”。[25]

杨仁恺、启功先生在天津文物商店、常熟文管会、旅大文物店藏品中，鉴别出沈士充、赵左、赵行之代笔的董其昌《椅松阁图》《秋山红树图》《墨笔云山图》。[26]

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凌利中指出，“古书画鉴定中，董其昌作品的真伪辨析是其中一个绕不开的重点与难点”[27]，公开出版的《董其昌画集》《中国美术全集》所收作品也真赝混杂。

据雅昌艺术网的数据，不完全统计，历年上拍的署董其昌款的书法、绘画作品纪录超过7000条[28]，成交价格在百万元以上的作品就超过200件，不知其中有多少是代笔之作，又有多少是赝品。这对于收藏、研究、投资董其昌作品来说，鉴定真伪、辨别代笔之作的难度巨大，但也蕴藏着机会。

董其昌创作、收藏的标准与实践

“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则李思训父子著色山……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以至元之四大家。”[29]让董其昌得享盛名的南北宗论，提出者是莫是龙，而非董。莫是龙长董其昌18岁，1587年莫去世时，董33岁，学画仅十年。南北宗论首刊于莫是龙的《画说》，明万历三十四至三十九年间（1606-1611）被收入《宝颜堂秘笈》续集。《画说》的公开出版，“才逐渐引发南北宗的讨论热潮”[30]。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二有这样一条：“云卿（莫是龙）一出，而南北顿渐，遂分二宗。”可见，董此语道出南北宗论出自莫是龙。[31]董其昌的主要著作《容台集》（《画禅室随笔》的内容源自此集，由杨无补编成），最早刊刻年代为崇祯三年（1630），晚于《画说》的刊行年代。

詹景凤于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提出：“山水（画）有二派：一为逸家，一为作家，又为行家、隶家。逸家始自王维……至吾朝沈周、文徵明，画能宗之。作家始自李思训、李昭道……至吾朝戴进、周臣，仍是其传。至于兼逸与作之妙者，范宽、郭熙、李公麟为之祖……”。[32]詹氏观点与好友莫是龙的观点大同小异。董其昌与莫、詹交往密切[33]，40岁的董其昌这一年知道詹氏的观点。

从学术的角度看，南北宗论既便由董其昌提出，也就是一种学术观点而已。启功先生认为此为“谬说”[34]，强行将唐以来的中国画削足适履，放进从禅宗借来的南北两派，有失偏颇。试问，风格不南也不北或者南北兼之的作品，放哪一宗？

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记述：明隆庆五年（1571）17岁参加松江府学考试，因写字不佳被黜为第二名，遂发愤习书，初学颜真卿《多宝塔》；董氏受莫是龙影响习画，始于23岁，“余少学子久山水，中复去而为宋人画”。

学界对董其昌的书画艺术成就评价较高，普遍认为“明代后期山水画以董其昌为代表的‘华亭派’影响最大”，“此一时期的画派虽然纷呈，却以董其昌为渠魁，在他的画风和理论的带动下，使文人画的体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充实”，“书、画成就均为明代后期大家”。[35]对于自己在书画方面的成就，董其昌有着极度的自信，在《画禅室随笔》中言“余画与文太史（文徵明）较，各有短长，文之精工具体，吾所不如，至于古雅秀润，更进一筹”。显然，董氏在自抬身价，自认高自己的前辈文徵明一筹，其实就董其昌的传世作品看，董氏的书法成就主要在“小楷、小行”上，绘画以水墨山水为主，“专长画山水”，不见得长于青绿，与文徵明的“文笔遍天下”、诗文书画俱佳、“篆隶楷行草各体兼工”还是不在一个层面上。后世学者往往因南北宗论而过分抬高董氏的书画艺术成就，有失公允。

董其昌从黄公望的风格入手习画，上溯董源，对元四家、赵孟頫、米芾父子、巨然等用功至深，通过自己的创作、收藏来实践南北宗论，董氏集大成即在于此。董其昌认为北宗画家追求绘画写实；南宗以王维为领袖，以文人画为主。董氏推崇南宗，提倡“平淡天真”的美学观。是明晚期“文人画”的倡导者和主要推手。董其昌创造性地提出“笔墨”和“笔性”论，指出“以蹊径之奇怪论，则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决不如画”，“笔性”之性是“乃为士气”的文化性格[36]，对后世影响深远。“文人画”的价值在于“笔墨”和文人的品质与气节，讽刺的是，董其昌却因“民抄”品质受污。

后世学董者众，“四僧”“四王”堪称代表，不过，“四王”将中国画的创作引入死胡同，董氏提出的师法古人，影响后世中国画的创作陈陈相因，师古而不化，最终了无生气，负面影响不小，远不如外师造化的“四僧”成就高、影响大。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董其昌研究渐成热门。1989年，上海举办“董其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收入《朵云》第24期特辑，并出版了《文人画与南北宗论文汇编》；1998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董其昌研究文集》；2005年澳门艺术博物馆举办“南宗北斗——董其昌诞生450周年书画特展”及学术研讨会，2015年由故宫出版社出版论文集；2013年、2016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先后举办董其昌的书法、书画特展；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1992年）、波士顿美术馆（2006年）、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2007年）都曾举办过董其昌书画展及学术研讨会。近十年来，内地以董其昌研究为主题的论文、专著日渐增多，不乏富创见之作。

百万元或许是收藏入门要求

价格是经济社会衡量艺术品的标准之一。不完全统计，历年约有200件董其昌书画作品成交价在百万元以上，其中约30件价超千万元。面对这一数据，对于私人收藏、投资而言，真伪、数量、品相、精粗、著录，这些关键因素的考量无比重要，稍有疏忽，即有灭顶之灾。

20世纪90年代的北京翰海，一度主宰古代书画行情走向。1994年9月18日，北京翰海以3.08万元拍出的董其昌《行书扇面》，是中国内地市场拍卖董其昌作品之始。次年4月10日，经吴湖帆旧藏和徐邦达题跋的董其昌1633年作《楷书〈孝经〉篇》册页24开，以28.6万元成交。

北京翰海1998年春拍，董其昌崇祯元年（1628）作水墨《古木清流图》立轴，估45万至60万元，拍至108.9万元，是董氏画作的首件百万元作品。崇祯元年董其昌74岁，闲居华亭，“民抄董宦”已过去12年。此画钤7方收藏印，经许慎言、周肇年、吴仲熊等人收藏。2005年7月30日中贸圣佳春拍，此画报出550万元的成交价。学者吴敢认为，“《古木清流》笔墨明秀雅洁、树石结构生拙，带有董其昌亲笔的明显特征，显然不是出自那些替他代笔的技法纯熟的松江画师之手”。

也是在1998年，中国嘉德10月28日拍卖会上，董其昌的《疏林茅屋图》手卷首次上拍，估48万至58万元，拍至63.8万元。此手卷是拍场上认可度较高的董其昌之作，董氏题“冈岚屈曲径交加，新作茆堂窄亦佳。手种松杉皆老大，经年不踏县前街”，钤“董玄宰”朱文印，清代被收入内府，著录于《石渠宝笈三编》，画上钤6方宫廷鉴藏印“嘉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宝笈三编、嘉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2002年4月21日，中贸圣佳再拍，成交价升至242万元；2005年6月19日在北京翰海拍至955.5万元；2015年11月15日中国嘉德拍卖时，估6000万至8000万元，以6900万元成交，是所知最贵的董其昌作品。

董其昌终其一生，对董源、黄公望推崇备至，也是他们存世作品的重要收藏、研究者。明万历丙申年（1596），董其昌42岁时获得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此卷是沈周镇宅之宝，流出沈府后，沈周61岁时（成化丁未，1487年）背临《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天启六年（1626），董其昌有幸入藏沈周的这卷背临之作。次年十一月（仲冬），73岁的董其昌也以黄公望的笔法创作了《仿黄公望富春大岭图》手卷，此手卷得董氏好友陈继儒（1558-1639）题跋“董宗伯南都归，如此长卷，又设色，无一不类黄子久。此凤毛麟角也，珍藏之”。董氏自题“富春大岭图，黄子久画卷。在予家，时一仿之，不必尽似，石田亦尔”，可见董氏虽仿黄公望，其实是写自己心中的“南宗”山水。手卷清代被内府收藏，著录于《石渠宝笈》，从8方鉴藏印看，清代以来收藏传承有绪，1995年被徐邦达先生收入《改订历代流传绘画编年表》一书。2012年10月28日手卷现身中国嘉德拍场，以6267.5万元成交。

董其昌传世绘画以水墨作品数量居首，其次是浅绛之作，青绿作品少见。2011年7月3日上海朵云轩拍出的《山水卷》手卷，可谓私人藏董其昌浅绛作品的代表之作，创作于1611年，估1500万至2000万元，拍至2300万元。此画乾隆、嘉庆时期为宫廷收藏，著录于《石渠宝笈》，画钤8方宫廷鉴藏印，民国初年被逊帝溥仪盗出，杨仁恺先生的著作《国宝沉浮录》记录清晰。

2005年12月25日，广东保利以1375万元拍出的董其昌《青绿山水》手卷，私人收藏中此类青绿作品少见。此卷为美国洛杉矶藏家所藏，杨仁恺先生3次为其题跋，指出董其昌“所作山水以水墨居多，浅绛次之青绿尤为少见，此卷用唐人杨升没骨法，于一绢接画面后题记，阐明前人青绿没骨之妙理，具有独立见解而又躬自实践极为难得。犹忆十年前于长春市吉林博物馆中，获睹董氏《昼锦堂》图高头大卷，乃溥仪伪宫散出之物”。

董其昌曾言，“吾书无所不仿，最得意在小楷书，而懒于拈笔，但以行草行世。亦都非作意书，第率尔酬应耳。若使当其合处，便不能追踪晋、宋，断不在唐人后乘也”。拍场流通品中，董其昌楷书精品屈指可数，天启元年（1621）所书《行书叶向高〈龙神感应记〉》手卷，或可视为其楷书代表作品。叶向高《龙神感应记》，所叙为叶氏当年应召北上回京途中的经历，是年九月，叶氏回京受困于黄河暴涨，舟不能行，叶氏得乡人告之而祭龙神，次日果然脱险。董其昌与叶氏相交，对仕途产生积极影响。传世作品中，少见董氏此类。此手卷亦为清宫旧藏，收入《石渠宝笈》，后被溥仪盗出，徐邦达先生《改订历代流传绘画编年表》《重订清宫旧藏书画录》两书均收录。此手卷2008年、2009年、2017年三度在中国嘉德上拍，2009年11月23日估680万至880万元，以4480万元成交。

2012年5月28日，香港佳士得上拍董其昌《行书李白诗篇》手卷，估500万至700万港币，竟然拍至5778万港币，为董氏价格最高的书法作品。此手卷书李白《五松山送殷淑》《送崔氏昆季之金陵》《游太山》《答湖州迦叶司马》四首诗，清宫旧藏，著录于《石渠宝笈》，流出清宫后收藏传承有绪。

近20年来，艺术品由收藏转变为投资行为，新老藏家交替，资本强势介入使中国市场迅速发展成为可与英、美等量齐观的新兴市场。

中国书画，是中国市场最具特色的门类，有别于瓷器、铜器，其真伪鉴别、定价标准、行情走向一直延续着中国标准。目前看，中国书画尚未形成所谓的国际行情。特别是古代书画作品存世量小，可供交易者极为稀少，像董其昌这样的名家，作品流通量更少。

董其昌 行书李白诗篇 手卷 27.5×235厘米 5778万港币 香港佳士得2012年5月28日拍卖

历年拍卖交易中，董其昌款的作品纪录多达7000条，真赝并存是肯定的。20世纪90年代，多数董其昌作品成交价在百万元以下，少数几件作品价格超过百万元；21世纪以来，有着收藏记录的董其昌书画精品，价格多在数百万元以上，传承可溯者甚至价超千万元，曾入藏过清宫的作品价格居前列。可见，收藏、投资董其昌书画作品的入门门槛不低，百万元也仅是入门级别。

“让文物活起来”加速了博物馆对民众开放的尺度，展览、研讨、学术成果的发布，以及市场交易的公开，使偏执得到校正，也使艺术品的行情发展变得可以预期，这应该是当下值得珍视一方面。上博的展览、学术研讨会，对董其昌研究及其书画作品的行情起到的促进作用毋庸置疑。

艺术市场持续数年的调整，往昔的狂热降温明显，渐趋理性。尽管对艺术品价值与价格的评判标准在利益驱使下仍然存在偏差，难以平衡。但是，信息时代快速发展的媒介，使透明度不断升高，区域间信息的不对称在缩小，为介入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1]王守稼、缪振鹏：《画坛巨匠、云间劣绅——董其昌评传》，《东南文化》1990年1-2期合刊，第158-165页。

[2]徐紫竹：《关于董其昌的否定论》，《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8卷第7期，2017年7月，第127-129页。

[3]（清）王弘撰、何本方点校：《山志》，中华书局，1999年，第19页。

[4]（明）无名氏撰：《民抄董宦事略》，周光培编：《历代笔记小说集成》之《明代笔记小说》第27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

[5]郑威：《董其昌年谱》，上海书画出版社，1989年，第9-10页。

[6]同 [4]。

[7]颜晓军：《宇宙在乎手：董其昌画禅室里的艺术鉴赏活动》，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页。

[8] “董其昌国际研讨会论文摘要”（上）：《重新认识董其昌的画史意义》，“（10）董健身、顾福根：还董其昌以真实历史面貌”，“澎湃新闻·古代艺术”2019年1月22日。

[9]（清）毛祥麟撰：《墨余录》卷十《黑白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56页。

[10]董健身、顾福根：《董其昌的“民抄董宦”真相》，《文史天地》2017年第7期，第56-58页。

[11]详见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官网，2018年秋季拍卖会成交结果。

[12]识文详见董其昌《家书卷》，西泠印社2018年秋季拍卖会《中国书画古代作品专场》图录，第523号。

[13]同 [12]。

[14]（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篇》卷二十六《假古董》，中华书局，1959年，第655页。

[15]同 [12]。

[16][美]高居翰：《山外山——晚明绘画（1570-1644）》，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101页。

[17][美]何惠鉴、何晓嘉：《董其昌对历史和艺术的超越》，《董其昌研究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第249-310页。

[18]（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篇》卷二十六，中华书局，1959年，第654-655、657-658页。

[19]叶康宁：《风雅之好——明代嘉万年间的书画消费》，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63页。

[20]同[19]，第164页。

[21]（清）周亮工：《读画录》卷一“董文敏”条，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

[22]启功：《启功丛稿》（论文卷），中华书局，1999年；第184-200页；启功：《寄言好事但赏佳——古书画鉴定琐议》，《文物天地》1995年第4期。

[23]（清）顾复：《平生壮观》卷五“董其昌”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73-174页。

[24]同[23]，卷十“董其昌”条，第390-391页。

[25]杨丹霞：《李肇亨、释常莹书画之考辨》，澳门艺术博物馆编：《南宗北斗——董其昌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故宫出版社，2015年，第362-363页。

[26]同 [25]。

[27]凌利中：《高士奇与书画作伪：台北董其昌〈烟江叠嶂图〉何以系其摹本》，“澎湃新闻·古代艺术”2019年2月3日。

[28]雅昌艺术网：艺搜“董其昌”条。

[29]（明）莫是龙：《画说》，潘运告主编《明代画论》，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124页。高居翰在《山外山——晚明绘画（1570-1644）》论及此说时，认为南北宗出自董其昌的《论画琐言》，详见是书第13页。

[30]王安莉：《1537-1610：南北宗论的形成》，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6年，第15、21页。

[31]（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二“题自画”之《跋仲方云卿画》，河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198-199页。

[32]原为詹景凤为饶自然《山水家法》一书所写的跋，转引自高居翰《山外山——晚明绘画（1570-1644）》，第12页。

[33]颜晓军：《宇宙在乎手：董其昌画禅室里的艺术鉴赏活动》，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页。

[34]启功：《启功丛稿》（论文卷），《山水画南北宗说辨》篇，中华书局，1999年，第167-183页。

[35]杨仁恺主编：《中国书画》（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43页。

[36]凌利中：《丹青宝筏——董其昌的艺术超越及其相关问题》，上海博物馆编《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年，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