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时而变的千年商都

向衡

“天子南库”

隨着“一带一路”概念近年来频频见诸媒体，尘封已久的“海上丝绸之路”也重回国人视野。值得广州人骄傲的是，广州这座岭南重镇在“海上丝路”贸易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海上丝路”航线便主要以广州为起点，被称为“广州通海夷道”。《新唐书》里出现了《广州通海夷道》的记载，详细记录了中国海船从广州启航，穿过马六甲海峡至印度南部，又沿印度南部海岸西上，再西行至波斯湾，航行到波斯湾尽头，全程最短时间仅需89天。

1980年，阿曼苏丹卡布斯倡议并资助了一次以仿古双桅三帆船由阿曼首都马斯喀特直航东方大港广州的考察巡游活动。该船以阿曼古都“苏哈尔”命名，不装备现代动力设备和科学仪器，仅凭季风鼓动风帆，以罗盘针、牵星术定方位航程。当年11月23日“苏哈尔”号帆船从马斯喀特启航，沿着一千年前的海上航线驶向东方，途经中外历史文献记载的多个海域，总航程6000英里，历时216天，于1981年7月1日顺利进入珠江口，停靠在广州洲头咀码头。这一壮举无疑更加证实了古代阿拉伯世界与中国“海上丝路”交通的真实存在。当时，海外各国商贾在唐朝“除舶脚、收市、进举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的政策引领下，“汛舶汉地，直至广州”。故而广州港成为唐朝乃至彼时世界上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韩愈在《送郑权尚书序》中说：当时广州，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入宋后，广州港在很长时间内依然独占鳌头。这从市舶司（或称提举市舶司）的设置时间就看得出来。市舶司的主要职责大体相当于现在的海关。开宝4年（971），宋太祖始置市舶司于广州;太宗端拱2年（989）和真宗咸平2年（999），又分别于杭州、明州（今宁波）设置市舶司。三者之中，“广州自祖宗以来兴置市舶，收课入倍于他路”。于是到了熙宁9年（1076）又变市舶法，罢废杭、明二州市舶司，只保留了广州市舶司。从此之后，广州的历史注定与繁荣的商业联系在一起。在大清帝国对外开放的四个口岸（江、浙、闽、粤）中，粤海关的财政收入一直居首。厚利招来了皇权的格外青睐，乾隆帝总是任命他最亲近的内务府亲信出任粤海关监督。在皇家自己人的操办下，广州成为名副其实的“天子南库”。利用和洋商打交道的便利，每年为宫廷输送大批洋货，当时称为“采办官物”。“万园之园”圆明园内西洋楼的洋玻璃灯、地毡、自动玩具、机械钟表、西洋镜、铜版画之类稀罕物件，无不是由粤海关通过洋行商人采买运京的。

在这种情况下，当清廷选择向外部世界关上大门时，自然而然地留下了广州这个窗口。1757年（乾隆22年），清朝下令关闭其余3个口岸，实行广州一口通商。这直接促使广州成为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外贸特区”，从而给十三行带来了巨大商机。在此后近100年中，广州成为中国无可争议的外贸中心，就像洋人所感叹的那样，“珠江上船舶运行忙碌的情景，就像伦敦桥下的泰晤士河。不同的是，河面上的帆船形式不一，还有大帆船，在外国人眼里再没有比排列长达几里的帆船更为壮观的了”。1757年到1775年，平均每年有21.6艘的欧洲（包括北美）各国商船驶入广州;随后的20年间，商船数目增长到年均57.5艘;1796年至1820年，这一数目继续增长到76.2艘，并在1838年达到每年110艘。1784年美国对华贸易的商船首航亚洲就以广州为目的港，美国商人在1799年甚至还为此命名了“广州号”的来华商船。

广州十三行承担了大清朝廷40%的关税收入。与此同时，行商也逐渐与两淮的盐商、山西的晋商成鼎足之势。商人们自然也赚得盆满钵满，以至于当时就流传有“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的说法。在后世看来，这些行商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有记载称，当1822年广东十三行街发生了一场大火灾时，有价值4000万两白银的财物化为乌有，甚至出现了“洋银熔入水沟，长至一二里”的奇观。

鸦片战争后，广州一口通商的体制为五口通商所取代。由于地理位置更靠近中国经济的核心地区，上海迅速兴起，后来居上而取代了广州对外贸易中心的地位。即便如此，深厚的商业底蕴仍帮助广州商人找到了新的位置。一方面，所谓“行商消灭，买办兴起”。在长期的与西方商人的交往中，粤商深刻了解西方现代商业的特性。广州商务总会协理郑观应就提出了“商战理论”。他将列强的侵略手段归结为“兵战”和“商战”，后者比前者更为隐蔽、更有威胁性，因而中国在反侵略方面也应把反对经济侵略放在比反对军事侵略更为优先的地位。另一方面，广州商人陈启源对近代工业化缫丝业作出了突出贡献。自19世纪70年代，广州就已开始采用西方的蒸汽缫丝法制造品质优良的生丝品，因“出丝精美”大受国外欢迎。这就使得在清末民初中国外贸整体“入超”的严峻形势下，广州口岸却能一枝独秀，长期保持出口大于进口，实在是难能可贵。

走出国门第一站

世上之事往往多有巧合之处，就在清廷于广州实行一口通商的整整200年后，1957年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落户广州，并闻名于世。

当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只有20多个，约占1/4的对外贸易额是与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和东欧国家及朝鲜、越南、蒙古等国进行的记账式贸易，远远无法满足新中国百废待兴的经济建设需要。

如何才能打破封锁，发展对外贸易，换取国家建设急需的外汇呢？广州近临香港、有着悠久对外贸易历史，又是“海上丝路”的重要起点。当年港澳、东南亚商人要到中国做生意，唯一选择就是通过香港到广州。在此背景下，在广州办交易会，不啻天时、地利、人和的完美组合。为了冲破欧美国家的经济封锁，广东地方在1955至1956年间，在广州先后举办了内贸、外贸相结合的“华南物资交流大会”“广东省物资展览交流大会”和两次“广州出口物资展览交流会”。这就成了广交会的缘起。1957年4月25日，中国各外贸总公司在广州联合举办的第1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中苏友谊大厦开幕。这是中国出口商品第一次有组织、有规模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广交会成为新中国冲破西方经济封锁与政治孤立、打開通向世界大门，与各国平等互利、互通有无、对外贸易的时代窗口。1957至1963年间，每年两届广交会的出口成交总额约占我国同期现汇成交总额的20%左右，1963至1965年占30%左右。在1966至1976年间，这一比例进一步上升到35%至40%，其中1972年和1973年更是高达54.4%和51%，堪称特殊年代的外贸奇迹。

大获成功的广交会可谓那个时代中国外贸的风向标，得到了中南海的高度重视。随着广交会的成功举办，几乎成为当时全国唯一对外窗口的广州，宾馆奇缺。广交会期间，住房十分紧张，有的外宾下飞机后要在机场等候数小时才能安排上住所，市内大小宾馆满员后，还不得不安排外宾到邻近的佛山、从化等地住宿，外宾感到诸多不便，意见很大。为此，广州建议兴建一座接待外宾的宾馆，资金方面计划自筹一半，请中央出另一半。1965年底，周恩来收到汇报请示件后，便与陈毅、李富春副总理商量，同意广州兴建一座有500个房间、1000个床位的大宾馆，资金全部由中央出，并拨专款600万元。消息传到广州后，省市领导无不深受鼓舞，立即成立宾馆筹建工作组，讨论设计方案。最后通过的设计方案是楼高27层，于1968年4月12日落成开业的广州宾馆，由此，广交会住房紧张的情况得以大大缓解。

改革开放后，广交会更成了中国商品走向世界市场的重关要镇。当中国重新开启国门时，中国商品与世界市场彼此陌生，中国商人对国际贸易的认识也很浅薄。政治上的阻隔在慢慢消退，但消除观念、文化、商业习惯、语言对贸易的阻碍绝非一朝一夕之事。此时，广交会已有了多年发展，凭着在对外经贸往来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客户资源，当仁不让地成了中国商品走出国门的第一站。

尽管大宗商品（如原油、煤炭等）不再于广交会上成交。但广交会仍是当时规模最大、层次最高、商品种类最齐全、到会采购商最多、成交效果最好的综合性国际贸易盛会。20世纪80年代，每年交易会的出口成交额仍占全国总额20%左右。崭露头角的外向型民营企业也开始跻身原本“清一色”由国有外贸企业参展的广交会。由于展位紧张而得不到入场券，如今成为世界品牌企业的浙江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当年是翻墙进去的。同样，当年的海尔集团也是从广交会一张桌子大的展位开始获得国外订单，不断壮大而跃身世界500强的。随着外籍采购商越来越多，参展商品数量迅速增长，展馆不断迁移，越建越大，可以说，每一次迁移都是广交会发展壮大的见证，也是广州商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拥抱电商的新篇章

“月盈则亏，水满则溢。”进入21世纪后，在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兴起的态势下，一度成为“金字招牌”的广交会的光彩似乎稍有黯淡。尽管从第101届（2007年）开始，广交会正式更名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从最初的单向出口交易平台转为进出口双向平台，但之后的成交总额却连年回落。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电子商务的异军突起。作为千年商都，商品经济发达，传统商贸业成熟，为电商发展提供了优越的营商环境。“淘宝村”的出现就是一例。“淘宝村”指的是网商聚集在村落，以淘宝网等为主要交易平台，形成规模和协同效应的电子商务集聚区。根据阿里研究院《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2018）》的统计，截至当年，全国已出26现“淘宝村”3202个，广泛分布在24个省（市区）。其中光是广东一省，便独占1/5，达614个。其中广州有125个，在省内独占鳌头，分布在白云、番禺、花都和增城等区，主要经营服装、皮具箱包等产品。

比如广州箱包皮具生产专业镇——狮岭镇。狮岭镇是全国最大的皮具生产基地，全镇拥有5000多家皮革皮具厂家及配件生产厂家，30余万相关从业人员。2009年，当地企业开始涉足电子商务领域，通过淘宝平台销售产品。在首批淘宝商家的示范带动作用下，越来越多厂家和个人开始淘宝经营，到2013年时，光是一条益群村，就有近1万人从事淘宝经营。

只不过，房租上涨、竞争加剧，加上信息技术发展对地理优势的弱化，“淘宝村”逐渐出现了衰落迹象。尽管广州电商外贸领先国内，跨境电商进出口85.6亿元，占全国1/3，其中出口值占全国近6成;但广州却没有一家电商龙头企业。一时间，“杭州有阿里，深圳有腾讯，广州有什么”的说法甚嚣尘上。

在千年商业史中，这并不是广州第一次遭遇挑战。仿佛又是一个巧合，千年前的“海上丝路”，200年前的一口通商，半世纪前的广交会……历史的车轮再一次转向了琶洲。一方面，长期依赖传统会展经济的琶洲需要转型升级;另一方面，由于广交会的悠久历史给琶洲带来了极高的知名度，在集聚电商巨头方面，它有着明显优势。更显先见之明的是，当年广交会迁址琶洲后，为保证展馆后续用地，在琶洲预留了2.1平方公里土地，一直未做大规模开发建设。随着电商崛起，广交会展馆不再需要大规模扩展，于是这块“黄金地块”一直留白。如今，在谋划后发赶超时，广州将目光锁定琶洲，打算集中资源，打造千亿元等级的电子商务总部集聚区，成为广州唯一的电子商务产业和移动互联网CBD。

2015年6月，腾讯、阿里巴巴、复星、国美等四大巨头落户琶洲。腾讯带来了“王牌”微信;阿里巴巴则将华南营运中心置于琶洲，与复星的华南总部及国美的第二总部比邻而居……这座地势狭长的琶洲岛，曾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黄埔古港）。它见证了这座千年商都一次次成功的因时而变，如今同样也成为广州迈向未来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