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支持农业为乡村注入新鲜动力

策划/本刊编辑部 文/本刊记者 樊 洁

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CSA）简称CSA，上个世纪60年代最早出现在德国、瑞士和日本，最初出现是因为对食品安全和城市化过程中对土地的关注。它是一种由社区支持农场的运行,组建农民与消费者的利益共同体,二者共担农业风险,共享农产品收益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消费者向生产者提前订购食品份额并预付费用,生产者承诺采用有机或近似有机方法进行生产并定期向消费者供应新鲜食品。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强调生产者与消费者交流、互动、信任,社会及生态环境可持续。

CSA更注重农产品品质安全

在传统的农业生产体系之中，消费者通常并不了解食品在哪生产、由谁生产、如何加工等真实信息，加上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加深了消费者对农产品安全的忧虑，激发消费者直接从农业生产者购买产品的意愿。社区支持农业所具有的直接性、本地性、新鲜性、健康性等特征直接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中产阶层的进一步扩大，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追求绿色健康的食品。而且消费者在生产周期前提前支付食品购买费用的交易方式使生产者可以更专心地从事农业生产，以进一步保证食品质量。

社区支持农业具有本地化、风险低收益高、节省成本、生产透明等特点。通过社区支持农业模式使生产者在生产周期开始前就获得了较稳定的收益。消费者提前支付食品价格，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保证农业生产者利润的稳定，降低不确定因素所带来的经济损失。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直接将生产者生产的农产品传递到消费者手中，减少了中间环节，拒绝中间商剥夺与操纵，将农产品的大部分利润保留在生产者手中，增加了农业生产者的收益。传统的农业风险由农民或者经营者独自承担，而社区支持农业的风险由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承担，减少农民或者经营者风险，更注重农产品品质安全。

另一方面，消费者除了收获固定的农产品供应之外，还可以额外获得多余农产品的红利或者收益。社区支持农业双方都是本地生产者、本地的消费者。节省配送时间和成本问题，同时消费者可以参与到其中，随时随地考察基地或者参与劳作。消费者不仅仅是投入钱，还要让参与者一起参与农产品的生产和管理，也就是投入时间，这也是社区支持农业的一大特色。社区支持农业模式，最大的好处就是产销对接，在国外的一些国家，本地居民宁愿多出一点钱来养活这些农民。消费者可以清楚了解到这个是谁种的东西，在哪里种的，农民也知道这个东西卖给谁。

国外CSA模式的发展概况

瑞士是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发源地，就目前瑞士社区支持农业农场的发展现状来看，截至2012年5月，瑞士已有40家独立自主的社区支持农业自发组织，签约总人数达8200人。瑞士的社区支持农业由协会统一安排和管理，消费者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都市的人通过租赁土地的方式获得菜园和农产品基地。

1985年，美国马萨诸塞州出现了第一个登记的社区支持农业农场。起初的参加成员选择以购买份额的形式加入。之后，新罕布什尔州的威尔顿寺庙农场也开始进行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美国社区支持农业模式是农场。主要有农场管理和生产，城市里的人成为会员，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农产品还可以参与生产、参观、体验等活动。

而在日本，当前的社区支持农业“Teikei”模式的发展则困难重重，主要是参加人数日益减少，参加主体的家庭主妇和学生人数逐渐降低，而老人、双职工以及有小孩的家庭又很难加入劳动；另外，消费者在固定单调的供给面前变得越来越麻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连接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新型模式“产直市场"，强调有机生产和产品直销，而不用消费者参与劳动，和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政府主导的地方食品运动“chisan-chisho”模式，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Teikei”模式的不足。日本的模式也是采用单个个体农户或者家庭农场与消费者签订合约，共同获得收益和承担风险。日本的农业基本上是采用有机农业的生产模式。

据统计，全球其他地区，如加拿大，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农村比较知名的约有35家。澳洲、新西兰、英国、瑞士、巴西、墨西哥、匈牙利等国家和地区的社区支持农业模式也得到了较快发展。

我国发展环境持续向好

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消费水平提高了对高品质农产品的需求。随着我国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推进以及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方向逐渐变为由“量”转“质”、由“多”转“好”。一是人民群众的营养健康需求日益增长，对食物的需求逐步由吃饱转向吃好，食物营养健康和绿色无污染已成为消费者优先考虑的问题，这为绿色农业发展提供了广阔市场空间。二是农业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由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向加工业、物流业延伸发展，绿色农业的范围不断扩展。三是农业业态发生巨大变化，生产、加工、流通和消费都出现新变化，电商、物联网、植物工厂、智慧农业等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为绿色农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2015年5月27日，《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年）》正式发布，重视农业可持续发展。按照国务院部署，农业部会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共同编制了《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年）》，这是今后一个时期指导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国家推行“乡村振兴战略”，从为农民增收开始。未来，国家将会建立一个更多的依靠农业，更多地依靠农村，可持续的、稳定的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农民增收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需要全社会的参与。

中国农业的基本面还是小农户，所谓合作社就是小农户间的合作，家庭农场就是小农户生产的专业化和经营化。为了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我国将针对小农生产研究制定专门的扶持政策意见。其中，包括扶持小农户发展生态农业、设施农业、体验农业、定制农业，提高产品档次和附加值，拓展增收空间等，这里面也隐藏着巨大市场机会。

随着社区支持农业在我国的不断发展，农村中参与社区支持农业并坚持下来的农户，不仅接受了有机农业的生产方式，更增强了与消费者沟通和合作的能力，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收益，成为农民除了外出打工外的又一增加收入的途径。一是社区支持农业的模式使得都市居民和农场经营者直接对话，少了中间流通环节的成本。直接给予农民公平贸易的权利，增加其收入，从根本上调动了农民及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同时，也避免了农民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农产品滞销等问题，减少了农民的损失，使农户获得较高的经济收益，是转变农业和农村发展方式的有效形式，有助于农民获得公平贸易权利。二是社区支持农业模式使得农民获得市民的多方支持，实现了本地特色农产品生产的回归；更多的本土加工、本地消费及流通使得当地经济挽留了更多的资金和人力资源，并带动第一、第三产业协同发展，扩大就业；有助于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升农业产业价值。

社区支持农业模式有益于城乡统筹发展。一是在都市居民与农户的社会交往来看，社区支持农业模式致力于为都市居民提供健康、有机的食物，并和农户共担生产风险，由于城市消费者与农户的亲密接触，重建了城乡间的信任关系，增强了城乡之间的互动，对构建和谐的城乡关系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二是社区支持农业的模式是以农民和消费者的良性互动为基础的。在这种模式下，城市中的居民也是该“农场”的股东之一，他们自然会通过参与劳动、采摘果实等方式接触农村和农民，从而最直接地促进了城乡之间的沟通和理解，促进城乡统筹发展。三是对整个社会而言，发展社区支持农业，既为都市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模式，提高了市民的生活质量，又获得了增加农民收入和缩小“二元结构"差距的有效途径。

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核心理念是强调生产者和消费者共担风险和共享收益，而且非常重视整个食品体系出现的任何问题，倡导“本地生产、本地消费”。城市中参与社区支持农业的消费者形成有机生态消费群体，对健康生活方式和支持环保、支持当地经济的理念加深。

同时，参加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农户对土地进行有机耕作，土壤活力和生物多样性开始恢复，对农业生产环境的化学污染减少。环境友好型的农园不仅以农业生产方式、多种参与活动、民俗文化吸引体验者，而且以优美的环境给社区居民以美的享受。这在客观上起到了环境保护的作用。

从保护生态环境的层面上，发展社区支持农业对于改善环境质量有较好的促进作用。目前，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可以说是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有机农业”建设提供了一条崭新的思路。

社区支持农业的发展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对休闲诉求的提升有密切关系。乡村旅游已成为当今世界性的潮流，田园综合体顺应这股大潮应运而生。看似匮乏实则丰富的乡村旅游资源需要匠心独运的开发。一段溪流、一座断桥、一棵古树、一处老宅、一块残碑都有诉说不尽的故事。特别是在城市化迅速发展的今天，人们为了缓解压力、疏解紧张的神经，渴望体验田园生活、渴望大自然。社区支持农业的发展也为市民出游开拓了新的休闲空间，对市民辅以恰当的引导，可以有效地针对目前的旅游市场进行分流，这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著名风景区与城市旅游供求的矛盾，有利于区域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提高了社区居民的游览体验质量。

我国CSA运营特点和面临问题

采取“会员预付制”。“会员预付费”成为主要的资金来源，消费者成为“股东”，且可以投入资金也可以投入劳动力。例如，北京的“小毛驴市民农园”就采用会员制，会员可以选择以劳动份额方式或者预付费形式参与其中。

生产者与消费者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社区支持农业模式通过消费者预付生产费用，提前订购所需农产品，实现了消费者与生产者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经营方式。这种创新的经营模式既有助于减轻生产者的生产压力与风险，又有助于培养消费者全新的农产品消费理念。而且，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利益共同体还促进了社区会员形成权利主体意识。通过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直接对话，促进供需双方互相交换意见，共同出谋划策，帮助社区支持农业农场改善经营管理，使社区支持农业模式之下的有机农业发展具有可持续性。

生产者提供配送服务和直销服务。在传统农业的发展模式中，农民为城市居民提供日常蔬菜瓜果的供应，而参与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消费者，通过租用农民的耕地或以提前预付定金的方式购买农户生产的农产品，甚至参与到耕作过程，并集合一群具有共同理念的消费者，定期参与到农业生产的过程，与农户进行交流，形成新型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参与到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消费者，往往更加关注食品安全及身边环境、生态平衡的问题，通过城乡互动，农业参与主体的转换，形成新的农业发展理念。由生产者提供配送和直销服务，避免了中间商操控当地农产品市场，有助于恢复农民和消费者之间的友好关系。日本在发展社区支持农业的过程中就非常注重开拓农产品的市场销售渠道，形成了“地产地销”、产销对接和超市专柜三种典型的营销渠道。

城郊休闲方式转变。在休闲农业转型升级发展的新阶段，尤其是成都市在2007年成为成渝两地统筹城乡综合改革试验区之后，为休闲农业的转型、走向新的发展之路打开了大门。结合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发展，将会为国民休闲提供一种新型的农业耕作及农村体验为主的家庭式、社区式的农业休闲旅游模式。这种模式是集旅游功能、农业增效功能、绿化、美化和改善环境功能于一体的新型产业园，将有利于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社区支持农业模式下新型城郊休闲方式，集合了对本地乡土文化及耕作劳动的体验，同时，还是一种低碳、环保、高效率、低风险的农业经济发展模式。

虽然机会存在，但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发展中依然存在很多问题，一旦没有做好，农场经营必将不顺。

种养技术问题。社区支持农业农场有个关键就是为会员提供生态种养或者有机的农产品。因此，如何提高农技，生产出符合标准的农产品就成为检验CSA农场经营的核心。但90%的返乡创业者都存在农技缺乏的问题，即使有农民参与农场建设，依然在标准化技术上存在不足。

农场管理问题。社区支持农业农场的管理都不是公司化的，农场的员工绝大部分是亲戚关系。因此，农场的现代化管理肯定是跟不上的。任何一个企业或者公司能否做大都取决于经营管理。然而，农场管理能力是直接决定农场盈利和规范化的前提。

留不住人才。人才是农村的短板，留不住人才也是农场的问题。社区支持农业农场通过什么途径吸引并留住人才，这才是农场升级的条件。

信任问题。农产品信任问题是时下农业经营的关键点。因此，必须要借助互联网技术加强会员与农场的交流与互信。解决消费者对农产品的不信任成为社区支持农业农场老板们的重点工作，随着物联网的技术运用，消费者与农产品的互动、体验增强，也提高了消费者对农产品的信任度。

盈利问题。社区支持农业农场的盈利问题一直很棘手。时下，社区支持农业农场采用3种生产方式：一是传统古法。就是农村传统的种养方式，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和农药化肥。二是生态方式。采用自然规律的种养方式。三是有机的方式。采用有机肥的方式种养。但这三种形式，直接导致收成不高，同时人力和用地的成本都很高，从而影响农场整体盈利的问题。

用地问题。社区支持农业农场的土地多是从村集体承包，大部分位于城市近郊，随着城市化建设的加快，城市周边地价飞涨，农场所在的地方也面临着随时拆迁的压力，村集体一旦意识到拆迁可能带来的巨大利益，便将土地收回集体待价而沽。因此，农场不得不在现有的土地制度下小心翼翼地维持与当地组织的平衡关系，以获得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

配送问题。农产品配送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一旦农场的会员数量跟不上，农场配送必将会增加农场的成本。

未来需要更多探索和实践

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发展很大一部分取决于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相互信任，为增强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大多数社区支持农业农场会开展体验式活动，例如采摘节、农事科普、消费者体验耕种等活动，一方面可以拉近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距离，增强彼此的信任感，另一方面也可以吸引更多关注健康、农业文化、农业旅游的消费者，扩展消费群体。

社区支持农业农场食品供给周期较短，其提供的食品种类和数量有限，生产规模也很小，无法在大范围内进行，农场无法满足消费者多元化农产品消费的需求。为迎合消费者对农产品多元化以及数量的需求，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可以选择的一条途径就是不断创新生产模式，寻求合作伙伴。社区支持农业农场之间进行有效地合作，不仅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还可以满足消费者更多的需求，增强市场竞争力。

2018年12月11日，“扶贫助农携手共享”资产性收益扶贫共享农庄座谈暨中国社区扶贫联盟第一届理事大会在京召开。会议就“社区支持农业”及“资产性收益扶贫共享农庄”展开交流座谈，会议倡议社区支持农业践行消费扶贫，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社区（群）“1+1”扶贫模式。中国社区扶贫联盟自成立以来，一直以消费扶贫为指导理念，整合房地产业内资源，以社区支持农业为基础，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社区（群）“1+1”扶贫模式。通过县域端“一商一户一劳力”与城市端“一社一柜一家人”的城乡精准配对帮扶形式，助力脱贫攻坚。联盟现已云集了中国房地产开发50强、中国物业管理100强以及新浪、苏宁、分众等知名企业在内的超过200家会员单位。签约合作社区超过30000家，覆盖全国九大城市圈，直接或间接带动贫困户增收超5000户。依托于联盟会员单位的社会资源优势，形成了从种植到加工、品牌、物流、溯源、仓储、终端全流程的服务链条。

在今天，有许多返乡青年成为了“新农民”。在中国落地生根的CSA，将生态农业的星星之火和有志于CSA的新农人播散到中国广袤的乡村，为中国乡村振兴注入了新鲜动力。与此同时，这些新农人也遇到了困惑与挑战，也在积极进行着答案探索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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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CSA的“玩家们”

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的都市农园开始兴起，几乎与观光农业和农家乐的发展同步。2005年，北京一些知识分子与河南兰考农民签订了“购米包地”的协议，这就是我国最早的含有“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理念的社区支持农业形式。当前我国社区支持农业模式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北京、上海、广东、广西、辽宁、山西、山东、重庆、四川、福建、湖北、内蒙古、河南、河北、云南、陕西、浙江、湖南、贵州等全国各地主要代表有小毛驴市民农园、翡翠湾永续农场、绿手指份额农园、周末农场、北京天福园种植中心、北京德润屋农场、广东艾维塔社区支持农业菜园等。

中国CSA第一人：石嫣

2012年，中国CSA第一人、女博士石嫣创建了分享收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北京市通州区西集镇马坊村3.33hm2基地，开始经营分享收获项目，采用生态农业方式做农业。“简单点说，就是农场和消费者建立直销、互信的关系。消费者以预付生产定金作为投资，农民有稳定的市场保障，消费者也能吃到更健康的食品。”石嫣解释道。

同时，石嫣采用发展会员方式，把消费者吸引到农业生产和经营当中。“直销，本地，友好”，石嫣试图用这三个词来准确形容农场的模式，实现生产者和消费者互助。截止到2018年，加入“分享收获农场”的消费者会员已经有800多个，生产基地也从一个扩展到2个，已经先后创建了属于自己的基地和品牌，拥有超13hm2农场，如今年收入800多万。秉承“菜不催熟、蛋不催产、猪不催长”的三不催原则，石嫣的“分享收获农场”生产出了真正健康安全的食品。

90 后CSA模式玩家：汤尔滨

汤尔滨是浙江柳市人，90后，坚持使用原生态的种植方式。2015年，他说服了市岭村的200多户村民，向他们租来一片荒山自留地，种下各式各样的果蔬。市民可以来农场租块地自己种菜，体验农耕，也可以向农场付费，给家庭预订一整年的有机果蔬。其模式是用户支付预定款而农场提供新鲜安全的当季农产品作为回报，直接运送给订户或分配给销售网点。

同时，客户可以通过微信下单，再由农场人员送菜上门。“CSA农场就是让消费者成为农场的一份子。用户支付预定款而农场提供新鲜安全的当季农产品作为回报，直接运送给订户或分配给销售网点。”汤尔滨说道。通过这种模式，让市民与农户结对，达到双赢，菜农也不用担忧自己种的菜会不会因为有虫眼没卖相而卖不出去了。

艾维塔CSA菜园院长：何铮

何铮，工程师出身，先后从事过机械工程和市场总监职位，2009年，先后创立了环保公司和艾维塔水果电子商务网，拟将水果店搬到网上，实现网售水果。艾维塔CSA菜园占地超40hm2，种植蔬菜面积达20hm2，位于深圳东部沿海地区的大鹏镇生态创意农业园内，是深圳首家大型社区支持农业项目，已经发展有蔬菜种植及配送、田间体验、生态养殖、其他生态农产品的宅配等。

该菜园的盈利模式：把兴趣做成事业，把资源变成现金。何铮设计出3个盈利模式：一是配送蔬菜。分家庭宅配、社区配送、社会团体礼品回赠客户等。二是体验式采摘。三是现场活动。包括农耕文化活动、生产体验活动、美食主题现场烹调活动等。

绿手指份额农园操盘者：邹子龙

农场主邹子龙，2011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系，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推广专业硕士研究生。他的另外两名合伙人，妻子陈弈好和研究生同学钟倩琳都是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生。2010年，刚毕业的邹子龙放弃高薪工作，回乡当起了“种菜农夫”，创办绿手指有机农业园。邹子龙主修经济的他希望借鉴欧美国家经验，采用全新的CSA模式来运营农场，尝试在种植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一种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关系。

该有机园采用：根据城市居民按需定制（先有需求再生产），然后预付全部费用，农园聘请当地农民按订单种地。生产者承诺不使用化肥、农药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消费者则要与生产者共同分担种植中的减产风险。

为了走出差异化，邹子龙还创办了一家有机餐厅，这个餐厅大概有70%的食材是绿手指有机农园自产的，同时，邹子龙还用西餐分食的形式进行展现，将中式烹饪与西式摆盘进行有机结合，赢得女性消费者的心。

经过8年耕耘，北大毕业生邹子龙已在珠海开辟了3处有机农场，总面积20hm2，常年为上千个家庭餐桌提供有机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