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远感激他们
——《名作家记》序

在首都文学界纷纷庆祝《十月》创刊四十周年、欢度这一文坛节日之际，不禁回想起1977年夏天，我、王世敏、章仲锷三人，在山东济南南郊宾馆商议出版一本大型文学杂志《十月》，以打破封冻的坚冰，吹响文艺的号角，迎接思想解放的新时代到来。

王世敏当时是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主任。他办事果断，有权调配人力，回京后立即挑选黎汀等人筹备班子，组织稿件，请故宫博物院书法家写刊名。经过一年多策划，《十月》创刊号（当时以书代刊），终于1978年8月问世。这是打倒“四人帮”、“文革”结束后出版的第一个大型刊物，新华社立即发通稿，将这一重要文学消息昭告全国读者。由于第一期登出了茅盾、臧克家、杨沫、李准的稿子，由我编发了刘心武冲破禁区的小说《爱情的位置》，由黎汀在“学习与借鉴”栏目里刊出了鲁迅的《药》、茅盾的《春蚕》、屠格涅夫的《木木》和都德的《最后的一课》等赏析文章，故刊物大受欢迎，各地读者奔走相告。

紧接着佳作像雨后春笋般涌现于《十月》编辑部：丁玲的《“牛棚”小品》、黄宗英的《大雁情》、王蒙的《相见时难》、邓友梅的《追赶队伍的女兵们》、从维熙的《第十个弹孔》、刘绍棠的《蒲柳人家》、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汪曾祺的《岁寒三友》、蒋子龙的《开拓者》、冯宗璞的《三生石》、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白桦的《苦恋》、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季羡林的《天雨曼陀罗》、理由的《痴情》、陈祖芬的《经济和人》、靳凡的《公开的情书》、孙犁的《书的梦》、巴金的《致<十月>》、林斤澜的《矮凳桥小品》、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张承志的《北方的河》、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张一弓的《张铁匠的罗曼史》、张贤亮的《绿化树》、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王安忆的《荒山之恋》、贾平凹的《鸡窝洼的人家》、陈建功的《鬈毛》、梁晓声的《雪城》、高行健的《车站》……好稿多得用不完，佳评如潮。当时《十月》刊发的许多中篇小说被转载，并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话剧、广播剧、京剧、评剧，导致《十月》发行量节节攀升至六七十万，成为当时一百多家文学刊物中领队的大雁。读者来信堆积如小山，只能用一条条麻袋来装。公众场合人们常能听到议论《十月》新发的作品；高校图书馆管理员常提出要添购《十月》，以满足大学生们急切的阅读需要；湖北一位作家作品获奖，宝贵奖品竟是一本《十月》。《十月》成了文坛的精神高地。全国有百多家杂志，强烈要求和我们交换刊物。1981年春天、1983年春天，中国作家协会举办两次全国中篇小说评奖，共有三十部作品获奖，其中就有十部中篇小说都发表在《十月》上，得奖数竟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巴金老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专门撰写《致<十月>》一文，表扬“《十月》杂志是很好的大型刊物”。北京大学教授谢冕先生于2003年12月初写的《一份刊物和一个时代》中说：“《十月》走在当年思想解放潮流的前面，也走在艺术解放潮流的前面。”“发表在《十月》并获得佳评的那些作品，不仅记载着一个时代思想所达到的高度，也记载着一个时代艺术所达到的精度。”

我经历了《十月》从创办到全盛的黄金时期，因而和众多作家有了频繁接触、深入了解的机会。我常和他们通宵达旦地畅谈，国情民情、人生经历、创作甘苦，无不涉及。熟悉了，成了挚友和知音，就向他们约写最使他们激动、最难忘、最擅长、最拿手的题材，他们因而常能创作出超水平的小说，使《十月》在众刊中独占鳌头，大放光彩。

时光流逝，人生苦短。从八十年代至今三十多载过去了，“当时共我夜语人，点检如今无一半”。我和他们打过交道的、给《十月》写过稿的，如茅盾、巴金、丁玲、冰心、邓拓、汪曾祺、孙犁、徐迟、季羡林、钱钟书、杨绛、冯牧、陈荒煤、吴伯箫、李准、林斤澜、冯其庸、刘绍棠、骆宾基、张贤亮、张一弓、张天民、张笑天、余易木、章仲锷、史铁生、程乃珊、苇岸、胡冬林、张弦、张玲、秦志钰……先后离世。我时常怀念他们。

回忆往昔，种种情景，历历在目。前辈们的嘉言懿行、为人为文，足资楷模。我牢记着在南方旅途中和汪曾祺共居一室时他对我说的话：“……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语言如水，波涌推动，前后相连，不可切割。我早年写的作品，在半年之内大都能背出来。《沙家浜》剧本打印过程中有一幕戏的原稿弄丢了，打字员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我安慰她，叫她放心，便坐在打字机旁，从那场戏第一个字背到最后一个字。我所以能背，因为文章内流贯着节奏和韵律。”1992年春天，我和徐迟、王元化、丁宁、江波、涂光群、李天芳等十多位作家聚在深圳西丽湖畔度假，临别时大家排列在“创作之家”门前草坪上合影留念。78岁的徐迟年纪最大，竟抢先在前排蹲了下来。他笑容可掬，孩童般天真可爱，毫无大作家架子。我钦佩前辈师长们的学养深厚、知识渊博。1961年秋天，我大学毕业刚分配到《北京晚报》不久，时任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邓拓带领副刊部主任顾行和我到京西调查，寻找“燕山夜话”的素材和题目。他站在一幢古建筑废墟上，俯身捡起一块黄琉璃瓦碎片对我和顾行说：“琉璃瓦古称缥瓦，唐宋时代就有了。唐代诗人皮日休、宋代学者王子韶都在他们作品中提到过。除琉璃瓦外，封建贵族们还造过铁瓦、铜瓦、银瓦、金瓦。但底层老百姓只能在屋顶上铺上石瓦、竹瓦甚至稻草，有的甚至头无片瓦、足无寸土。可见即使一块瓦片，如对它深入研究，会发现包含着深刻的社会内容。”1991年4月，云南通冯牧任采访团长率领我们到彩云之南采风。参观玉溪北门街3号聂耳故居时，他竟如数家珍般给我们十多位作家当起了导游。他说：“聂耳原名聂守信。他父亲聂鸿仪开过一间叫“成春堂”的小药铺。聂耳小时候爱听民间音乐，爱拉民族乐器，学谱曲子。后到了上海，1933年，他由田汉介绍，夏衍监誓，加入中国共产党。聂耳根据田汉被捕前，匆忙写在香烟纸盒上的歌词，谱成了《义勇军进行曲》，这就是我们如今大家唱的国歌。”我感谢我年轻的同事、诗人骆一禾对《十月》诗歌栏目的创造性贡献。是他首先在《十月》上编发了海子、西川等名诗人的作品。海子铁轨上去世后，他奔赴山海关，料理海子丧事，接待、安抚他的父母，搜集、编定他的遗稿，积劳成疾，于1989年炎夏，以28岁的芳华青春，遽然离开了我们。我尤其感动于史铁生临死前捐献了自己的肝脏、角膜；又捐出脊椎、大脑，供医院研究。面对如此大爱，我不知用什么语言才配赞美他那高洁的灵魂。我记起了爱笑的程乃珊在上海她那“蓝屋”“丁香别墅”般的花园洋房里，向我诉说家庭的重要：“人生在世，应该有个温馨的家庭。家好比是人的大后方、根据地。有了美好、和睦的家庭作为宿营地，一个人在外奔波，即使再苦再累，也无后顾之忧。我很难想象，一个人没有和谐的家庭，而能全神贯注于事业之中。我甚至认为，‘文革’中那些挨斗、挨揍的名人，因同时遭受家里亲人的斥责、批判，才走上自尽的不归路。”我赞赏京郊昌平的苇岸、吉林长白山的胡冬林，是他们在生态文学作品中，最早提倡并实践土地伦理学，一生钟情于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一禽一兽，把它们视作亲人般精心呵护、百般珍惜……

2004年1月，我到芝加哥探望女儿、外孙时，接到文友李陀从安那堡（AnnArBor）打来的电话，邀请我到他执教的密歇根大学一游。域外遇故交，我欣然前往，乘火车在雪原上穿行4小时抵达安那堡。李陀和他教比较文学的夫人刘禾等在车站上迎接我。当晚，寓所外朔风呼啸，我们在屋中围着壁炉，吃着烤白薯，回想设立在崇文门外东兴隆街北京文学联络站的往事，以及我和陈建功走了许多路寻找到李陀在小西天附近平房里的家，听他朗读刚写出的短篇小说。那晚长谈中，李陀对我说，现代文学资料书一本本出得不少了，建议我写写当代作家的故事，记下他们的音容笑貌、情感历程、创作特点。尤需注重时代细节，让当代文学形象化、具体化、鲜活起来，显示它的呼吸、脉搏和体温。把当代文学实况血肉丰满地详细记录下来，留给后人，留给历史，这是你和崔道怡、章仲锷等经历了新时期文学全过程的老编辑义不容辞的职责……

从那时至今又过了14载。直到今年才完稿的这本《名作家记》，实乃履约包括李陀在内的众多文友们对我的嘱托和我自己的承诺。

我所交往的、经历苦难的作家们，都有强烈的责任感，身怀一腔爱国心。他们关切着可爱祖国母亲的命运，幸福着她的幸福，痛苦着她的痛苦。跟他们接触多了、深交了，我感悟到：所谓爱国，就是爱我们脚下的绿色土地（故有词语“国土”），爱绿色土地上飘扬的五星红旗，爱红旗上空蓝天里掠过的一行白鹤，爱白鹤飞往的、远方黧黑的山峦，更爱锦绣河山上勤劳、实干的伟大人民。因此，我对那些以民为本、将自己命运和祖国命运紧密相连、在文学园地里辛勤笔耕，且给予我温暖、友情和支持的作家朋友们，永怀炽烈的感激之情。

是为序。

201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