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光转暗，你在何方？
——顾城与谢烨

文/舒婷

童话诗人

我第一次见到顾城，是在《诗刊》社举办的第一届“青春诗会”上，那是1980年夏天。

年轻诗人们搭乘各种交通工具，从四面八方陆续来到北京。《诗刊》社在虎坊桥的旧址是一座不小的院子。正式报到的那一天，小会议室里熙熙攘攘。有一位大眼睛男孩径直走到跟前，伸出手：“舒婷，我是顾城。”那年顾城24岁。

我已得知这批学员中，有《今天》的两位同仁，与顾城虽然初次见面，自是乡党一样格外亲。顾城把我拉到走廊，避在暗角里的江河，走出来亲切握手，手上有烟卷味。

这就都认识了。从此只要他们两人到会，我们便臭气相投形影不离。诗会把尾声放在北戴河，那真是青春鼎沸的夏天。顾城约我去踩浪，江河会意地微笑着，他知道顾城有秘密要告诉我。挽起裤管顺着浅滩漫步，顾城掏出一个小红本，翻开内页，嵌着一张女孩的相片。长长辫子，明亮大眼睛，是谢烨。

他们的结识很浪漫。从上海开往北京的火车上，两人一见钟情。顾城害羞，假装读报，报纸挖一个窟窿偷着看。被发现了并不说破，那人只是红着脸，顾城说。火车到站后，顾城匆匆把写着地址的纸片塞在女孩手中。于是“两地书”热烈展开。唉，没有手机的岁月，顾城的诗人气质必定更加发扬光大，经受距离的考验和谢家的担忧不看好，爱情最终瓜熟蒂落。

1983年，顾城谢烨来到鼓浪屿，说是度蜜月。我的儿子不到一岁，体质荏弱，住院挂瓶，我每天奔波医院，遂让他们住百米外的父亲家。顾城夫妇住父亲的卧室，父亲搬去鸟房。父亲爱鸟，鸟房只有六平方米。

酷爱烹调的父亲，煞费心思安排手中的肉票、鱼票、糖票、豆干票，变着法子给他们做好吃的。哥哥嫂嫂下班过海到家要中午一点多了，父亲怕饿着客人，让他们先吃饭。等哥嫂回家，掀开纱罩，四菜一汤均已扫荡得干干净净，连菜汁都不留。

听朋友转述一则轶闻：说数年之后顾城夫妇辗转英国，邀请时间结束后，借住朋友寓所。那朋友合家旅游去了，待他们回家，发现家中只要是能吃的东西都被彻底消灭。朋友开玩笑地说：像被小老鼠们洗劫过。

大概八五年吧？福建东山举办“蝴蝶岛诗会”，我代邀请了江河、顾城、杨牧、傅天琳、陈所巨等老朋友。顾城信里问：能不能带谢烨？主办方没有多少经费，东山诗人刘小龙很为难，我便硬起心肠答：不！

于是顾城、江河等朋友都来了，玩得很开心。东山的鱼虾蛤蚌又鲜又肥，众人每日里呼啸碰杯大快朵颐，唯顾城闷闷不乐。那晚见他站在窗前郁郁寡欢，问他。他答：这里餐餐美味，而平日在北京，谢烨想吃个炒鸡蛋都不容易。

我太内疚了，至今不能释怀。

八十年代顾城四处投稿，连福建最偏僻的县文化馆都可以收到他的一摞手稿：随便挑着发吧。大概这段时间里，马悦然夫妇来鼓浪屿家中做客，用过便餐，我送他们到轮渡。他叮嘱我说：“舒婷，你多照顾点顾城吧。你看你生活得这么好，而顾城什么也没有。”

是的，我选择了一种平凡庸常的生活，工作，丈夫和孩子。而顾城比我更诗人，他不甘委屈，就算饿肚子，也不能忍受红尘。

放逐孤岛

谢烨怀孕了，就算有的邀请条件不错，那些国家的签证却很难得到。他们很幸运地，在香港获得新西兰签证。顾城说，面签时，谢烨怀胎都快八个月了。她穿着宽大的衣服，不敢起来走动怕露馅，而签证官大概也是睁一眼闭一眼吧？

出国后顾城给我的书信很少，大概是邮费太贵？难得写满几张信纸，常常短短半张而已。有时呼我干姐姐，有时赐封我“鼓浪屿大公”，自称“可汗”。字迹大大的，孩子气的，总是东一句西一句，读了心中微笑。有关他在新西兰的生活，多半是从朋友那里听说，在新西兰定居啦，生儿子啦，开始种庄稼啦。我真以为顾城已经心如所愿：“以童年的姿态/重新亲近热乎乎的土地……在命运的轨道上渐渐饱满。”

1992年5月，《今天》的大部分同仁被邀请到美国巡回朗诵演讲。一帮人从旧金山到纽约，共同旅行十多天里，还是顾城谢烨与我亲密，他们描述新西兰日子时，语气幽默快活，实质依然艰辛坎坷。

顾城在报纸上看到激流岛（那时应当不是这个岛名吧？）有座小屋被拍卖，占地不小却蛮便宜。他有大学教职，可以贷款。童年时期顾城就梦想能有属于自己的一块地：“风摇它的叶子，草结它的种子。”他不假思索拍下这个岛，并获得贷款两万元，两口子很快搬到小岛居住。

顾城、谢烨、李英、文昕

顾城说：花了二十多年，才跨过那个倒霉的世界，找到想要的生活方式。顾城在奥克兰大学的聘约很快到期。一开始，他还不怎么在乎，但是还贷的重枷很快显示分量，几乎把他压垮。

谢烨

顾城与谢烨

没有料及的是，小岛向阳那一面乱石迭嶂，背阴这一面长不出庄稼，顾城的农场计划因此泡汤。“种二十回萝卜就可以了此一生”的梦想既已破灭，顾城夫妇想到养殖。他们去集市买了两百多只小鸡，垒了石栏圈养。意外的困难再度发生。原来根据当地法律，每户人家只允许养殖12只鸡。他们被勒令三天内处理这些有翅膀的新岛民。现在要召集鸡们没有那么容易了。只好夜里捏着手电筒，满山遍野去捉拿被强光晃花眼的瞌睡鸡，顾城只敢捉脚，让黑眼睛妻子咬牙割颈，连夜褪毛剖肚。顾城说：舒婷啊，简直血流成河！

德国记者采访：为何不放生？顾城老实回答：这些都是钱呐，我们还要生活呢。甚至有人就此发表言论：说顾城之血腥是与生俱来的，居然在三天里，杀掉亲手养殖的两百多只鸡。

破碎万花筒

回到1992年春天，我在美国见到顾城，就指着那顶布帽子大笑：“顾城，那是什么东西啊？”谢烨说：有个外国老太太送顾城一顶直筒羊毛织帽，顾城很喜欢，老戴着脱不下。帽子扯坏了，他灵机一动，剪下旧牛仔裤一截裤管，试着当帽子，喜欢得不行，从此帽子仿佛长在脑袋上，成为象征。

关于帽子，版本很多。如果顾城高兴，他会说，方方正正像故国的北京城。不耐烦了，他就淡淡的：我怕冷。有时候，他会顺题玄妙发挥：安全感啦避雷针啦保护伞啦等等。顾城个子小，头发稀疏了，高帽对他其实很合适。

虽然他们在国外多年，买地置屋，安家生子，给我的感觉还是吃不饱。顾城鄙夷那些“满世界都是吃来吃去的嘴巴”，可是他更明白，“做一个人，就是一个必须吃东西的东西。”

主办方发放相当丰厚的饭钱。酒店带早餐，晚餐总是有活动和宴请，基本自己付午餐而已。我时差倒不过来，早上迟起没有胃口，只挑一块小蛋糕，掰一半慢慢啃着。顾城问：那一半你不要啦？我点点头，他伸手到我碟子上抓走，立刻塞到口中。我急了：顾城，那边还有一大盘呢。谢烨笑着解释：知道啊，他已经吃了六个。我才知道。顾城每天必定耗到早餐时间结束，尽量把自己填饱，仿佛动物有两个嗉囊一样。

那天饭后，我们顺路逛街，走进一家小商店。谢烨在货架上挑选很久，挑了一个小玩具，笑着给我看。那是一只小青蛙，捏一下呱一声。底部印着Made in China，标价1.99美金。谢烨说：给儿子买一个中国的东西吧。临付款我才发现顾城一直沉着脸站在门口不进来，谢烨掏钱时，顾城竟然一屁股滑坐地上，把我大大吓了一跳，以为他犯病了，赶紧去拉他。谢烨厉声呵斥：别理他，让他去死吧。我就更吓坏了，回头看谢烨。她眼里已有泪花：我一花钱他就这鬼样子！从商店出来，谢烨捧着包装好的玩具远远避开，恨声不绝：顾城，你去死吧。顾城，你死了好！

咳，用钱的地方实在太多了！顾城慨叹着。

我始终没有见过他们的孩子，连照片也没有。

在旧金山期间，我们被邀请到美国女诗人卡罗琳·凯瑟家中做客。客人们在他们家的户外游泳池里扑腾，谢烨的游泳衣里还加穿内衣，我觉得好笑：在国外许久了，还这么遮掩吗？她努着嘴示意顾城。顾城不下水，脸色阴暗地闷坐在荫棚里。

因为顾城想要谢烨保持初恋时那两条长辫子，谢烨就不能剪烫。由于顾忌丈夫的感受，谢烨不戴任何饰品，她的衣服都是棉麻质地，宽松的。一个美丽聪明的上海姑娘，这么多年来的漂泊，约制天性，我想，谢烨身心都累了。

经济的重轭，失语的困境，面临生活与精神伴侣的即将离去，顾城一样，他也撑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