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联盟驱动下的乡村中产化特征与效应研究*
——基于南京两个典型乡村的调查

王 晨 朱喜钢 孙 洁 刘风豹 WANG Chen, ZHU Xigang, SUN Jie, LIU Fengbao

0 引言

中产化（Gentri fication）的概念始于20世纪60年代，由英国社会学家Ruth Glass率先提出——即中产阶层人群进入城市中心区，替换原先的低收入阶层，并由此引起社区空间重构的过程[1]。随着中产化趋势的不断外延，中产化由最初的内城社区、滨水地区、历史街区[2]等逐渐扩展至城市近郊区、乡村等更多类型的地理空间。英国学者Parsons最早观察到乡村地域的中产化现象，并通过对英国乡村社会阶层结构的调查研究后提出乡村绅士化概念[3]。随后，一些学者对乡村中产化进行了界定[4]，普遍认为乡村中产化与城市中产化相对应，是中产阶层以牺牲低收入群体利益为代价，侵入乡村地域的一种阶级导向的人口运动[5]，并以此引起房价上涨、人群置换、土地利用变更以及经济文化转型等乡村空间重构的过程[6]。随着西方逆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居民消费观的转变，乡村中产化愈来愈普遍，学界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其特征、机制、效应[7]等逐渐成为西方学者关注的焦点。

目前，我国理论界已有对于城市地域中产化模式的归纳对比研究。何深静、钱俊希等基于广州市6个社区的案例，对广州社区发生的中产化类型——传统中产化、新建中产化、学生化等进行调查，从中产阶层群体的职业、收入、生活方式、居住条件、社会交往差异5个方面对城市社区的中产化现象进行比较研究，得出其内在特征及差异性，并通过和西方中产化表征的对比体现中国城市中产化发展模式和机制的特殊性[8]。此外，对于乡村中产化现象的特征、机制、效应等的描述也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何深静、钱俊希等通过对广州小洲村中产化现象的时间与空间阶段性演变特征进行分析，结合西方的发展情况，提出中西方乡村中产化在经济发展与物质变迁、与城市化的关系、人口置换情况及中产化推动者4个方面的异同[9]。张娟、王茂军对乡村中产化进程中旅游型村落的人口结构、聚落形态、居住空间及公共空间等中产化表征空间进行深入调查，揭示了中产化前后乡村生活空间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并深入剖析了其重塑机制[10]。从既有研究成果来看，我国学术界对于乡村中产化的研究过多关注于现象及特征的描述，缺乏与理论方法之间的联系，更没有如研究城市中产化一样对乡村中产化进行分类。基于此，本文引入增长联盟理论，选取在这一要素影响下形成的两个典型中产化乡村案例进行研究分析，聚焦特征与效应两方面，归纳出两种典型乡村中产化模式的发展差异，进而为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提供多样化的建设路径。

1 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

图1 汤家家区位图

图2 桦墅村区位图

1.1 研究对象

根据乡村中产化增长联盟成员的不同，选取南京两个典型中产化乡村案例进行研究，分别为形成以“政府+村集体+开发商”为增长联盟的汤家家和形成以“政府+设计集团+艺术家中产阶层”为增长联盟的桦墅村。

1.1.1 汤家家

汤家家是位于南京市江宁区东北部的一个自然村，面积16.38 hm²，有G42国道直通南京市主城区。村庄周边旅游资源丰富，北部的栖霞山自然风景区、南部的汤山温泉休闲度假区及西部的紫清湖生态景区，均为汤家家发展旅游提供了潜在的客户群（图1）。在温泉产业引入前，汤家家产业经济以低水平农业耕作为主，大部分村民选择外出务工或个体经商，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失[11]。为了振兴乡村，汤家家更新改造项目于2013年正式启动①来源于《村庄规划案例14:南京市汤家家生态旅游示范村规划》https://sh.qihoo.com/ctranscode?title=%E6%9D%91%E5。。政府希望通过引入温泉产业，发展以温泉为特色的乡村旅游。至今，汤岗村已成为南京都市近郊生态休闲旅游示范村。

1.1.2 桦墅村

桦墅村位于南京市栖霞区与江宁区的交界处，西邻地铁小镇和仙林大学城，东北侧可达国家4A级宝华山风景区，南部为汤山温泉国际旅游度假区，区位优势良好。村庄背倚射乌山山脉而建，风景优美，村落形态完整，是一个始建于宋代的宗族式传统村落，文化底蕴丰厚。桦墅村距离南京市区约24 km，2016年开通地铁4号线桦墅站，极大地提升了交通便捷度（图2）。为了激发乡村活力，提升改善村民生活品质，栖霞区政府联手东联设计集团打造“桦墅双行，创业原乡”项目——以原乡风貌为基础，以文创文旅产业为特色，打造乡村青年创业基地②来源于《南京开发区桦墅美丽乡村一期启动区景观设计》http://www.doc88.com/p-6971350377197.html。。

1.2 分析框架

20世纪70年代，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扩展其经济发展职能，实现从福利型国家到经济发展型国家的转变，“增长机器”理论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倡导者Molotch认为，城市最主要的任务是“增长”，在促进增长的过程中，公共部门、经济利益集团和第三部门的代表结成了所谓的城市“增长联盟”[12]。随后，Jonas和Wilson提出增长联盟形成的3要素：①土地商品化，②土地管理权力的分散，③地方精英与房地产市场利益攸关[13]。增长联盟理论的产生与发展为分析城市政治经济问题提供了新视角。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面临与西方类似的发展环境，促进经济增长成为城市政府的核心目标和解决社会问题的主要手段[14]。国内学者引入增长联盟理论并对中国城市的各类典型发展变革进行了探究，既有区域宏观尺度层面的研究，如跨界工业园建设[15]；也有城市内部的中微观尺度研究，如旧城改造、新城营销等[16]。随后，基于城市增长联盟的发展，有学者提出“乡村增长联盟”这一说法，曹炎、朱喜钢等以山东省堽城镇为例，调研分析了该镇更新过程中形成的3类不同的乡村增长联盟及其产生的效应，为我国乡村增长联盟的形成与发展提供借鉴[17]。

由于地方政府的资源有限性，在乡村复兴建设过程中需要与其他经济利益集团，如开发商、村集体、企业主等协调合作，以确保地方政府更有力地去实施复兴改造计划。基于此，地方政府与开发商、村集体等各类社会力量为乡村“增长”展开合作已成为我国大多数乡村发展的动力机制。不同条件基础的乡村形成不同的增长联盟，不同增长联盟的运作模式、利益关系、力量强弱导向了乡村的不同变迁路径。因此，依据增长联盟成员架构及其作用大小的主体划分成为本研究的起点。总结增长联盟驱动下两类乡村的发展变迁，本研究构建了“增长联盟—中产化特征效应”分析框架（图3）。通过对增长联盟影响下乡村中产阶层群体和中产化空间特征，及其社会、空间、产业、文化效应的深入剖析，揭示大城市近郊乡村中产化的变迁路径，进而反思乡村振兴的模式选择及其可持续性。

1.3 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数据主要基于汤家家和桦墅村的田野调查。在调查中主要采用参与式观察、半结构访谈等方法。在参与式观察中，笔者通过多次走访，对两个中产化村落进行详细的观察和记录，在这一过程中对村庄的发展变迁历程形成感性的认知，也为进一步的数据收集提供了更为明确的方向。实证研究中的质性数据、少量定量数据则主要来源于半结构式访谈，分别针对原住村民、游客、中产阶层、乡村管理者等人群进行，内容围绕本文研究话题半开放式展开。

2 增长联盟驱动下的乡村中产化发展特征

2.1 增长联盟的形成及运作特征

2.1.1 “政府+村集体+开发商”

为了发展乡村旅游经济，实现乡村复兴，汤家家中产化改造于2013年启动，政府希望融合乡村自然空间、人文要素及独特的温泉资源，打造以温泉为特色的美丽乡村，以实现汤家家的发展与复兴。在复兴建设过程中，首先由政府主导进行乡村整体环境风貌的更新改造，包括公共设施建设、景观绿化、房屋外立面改造等，为原住民和未来中产阶层创造高品质空间；其次，政府授权设计机构编制空间发展规划方案，并对温泉村的运营管理进行专业技术培训；最后，瞄准商机的外来企业和资本进驻，联合村集体鼓励原住民出租住宅并转型迁出，最终实现乡村中产化。在这一过程中，汤家家形成了“政府+村集体+开发商”的增长联盟，政府为开发商出台优惠的税收政策和宽松的准入机制，开发商为政府提供充足的乡村建设资金；村集体负责协助政府与开发商动员村民转型搬迁，并出让房屋用于中产化改造，政府和开发商则给予村集体一定的管理资金作为回报。三者合力推动了汤家家的中产化进程。

图3 基于“增长联盟—中产化特征效应”的分析框架

2.1.2 “政府+设计集团+艺术家中产阶层”

2015年，为更好地实现桦墅村与南京市区的互动，由政府牵头、携手东联设计集团进行桦墅村的改造运动。首先由政府主导进行村庄整治，桦墅村的环境品质得到提升，但乡村的发展活力并未得以激发；其次东联设计集团立足桦墅村的自然生态资源优势及城乡交界处的区位优势，植入文创产业，以商养文、活化乡村[18]，从而吸引了一批小众艺术家、大学生群体、乡村创业者等人群自主迁入并改造乡村，推动了桦墅村的中产化。在这一过程中，桦墅村形成了“政府+设计集团+艺术家中产阶层”的增长联盟，政府通过整体改善乡村环境，为艺术家中产阶层创造良好的发展条件，使艺术家进入乡村成为可能；艺术家中产阶层出于自身对空间的偏好而对乡村空间环境进行改造，成为政府整治乡村的辅助推手；设计集团在政府的引导下进行乡村空间规划设计并获取一定报酬，同时也将中产阶层的发展需求纳入规划考虑。通过三者的作用，桦墅村进入中产化初级阶段。

2.2 中产阶层群体特征

在乡村中产化的带动下，汤家家和桦墅村的人口构成不再是单一的原住村民，而是呈现出多元化、年轻化、中产化趋势。虽然整体趋势相似但内部差异显著，主要体现为以下3个方面（图4-图5）。

2.2.1 群体属性差异

受利益趋向下的增长联盟驱动，汤家家的中产阶层人群为商业经营者及游客。商业经营者从事温泉民宿的开发运营，当前运营数量约21家（截止笔者2018年3月的调研，汤家家目前共有27家已建成民宿，其中6家为本地村民经营），有自主投资，有企业组织下的投资商，在村内居住周期较长，数量呈缓慢增长趋势。而游客群体则频繁更替，大多停留1—2天，淡旺季的数量也形成较大反差。桦墅村的中产阶层人群为从事摄影、陶艺、古琴等行业的小众艺术家，目前常住艺术家约8户，他们的职业通常比较自由、收入可观但并不稳定、对工作场所的便捷性要求不高，但对于工作环境的品质非常重视。此外，还有周末来此休闲的邻近大学生和都市白领。

图4 汤家家人口构成图

图5 桦墅村人口构成图

图6 汤家家中产化空间布局

图7 桦墅村中产化空间布局

2.2.2 生活方式差异

在生活方式方面，两个村落的中产阶层群体均不太注重具有城市要素的生活方式。相较而言，桦墅村的艺术家群体更倾向于乡村特色的生活方式：由于收入的不稳定性，再加上艺术家普遍具有的特殊审美倾向，使得他们更加青睐于乡村慢节奏、无压力的生活方式；消费层面除较高级的消费需求外（如高端消费、文化娱乐），其日常生活需求一般能为乡村的业态所满足。而汤家家的中产阶层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因而他们没有显示出非常明显的对一般城市中产阶层生活方式的追求，在生活方式和消费偏好方面比较保守及注重实际。

2.2.3 社会交往差异

汤家家的中产阶层之间由于存在利益竞争，往往彼此之间无密切交流，与原住民之间关系属于不主动联系也不拒绝交流型。桦墅村的中产阶层之间存在着较多共同话题以及相似的艺术追求，他们会定期举办艺术沙龙、插花活动来增进彼此的交流，形成了自己的“朋友圈”；与原住民之间的关系则因人而异，但从当地村民的反响来看，他们普遍认为艺术家们“较友善”。此外，由于出入城方便，艺术家们也维系着城市中的“朋友圈”，同时他们期待与周边大学城的青年学生有一定的交流机会。

2.3 中产化空间特征

2.3.1 空间布局

通过调研定位，笔者对于目前汤家家与桦墅村的中产化空间布局进行了标记。可以看出，在利益趋向的增长联盟驱动下，汤家家的中产化发展侧重于生产端，对于空间区位的可达性及便捷性要求较高，以便于民宿的宣传与经营，吸引更多游客，获取较高的投资回报，因此其中产化空间多分布于主要道路的两侧。桦墅村中产化的增长联盟则是由中产阶层的消费偏好主导，即追求一种伴城伴乡的“半开放”式生活状态，对于空间的环境品质要求更高，因此多选择依山傍水、远离中心的区位（图6-图7）。

2.3.2 空间表征

由于汤家家增长联盟的三方主体中，存在注重经济效益的开发商，为了迎合城市居民的“乡村性”追求，通常会对乡村的空间景观及消费性场所进行过度开发，打造出超越乡村本色的空间，如本例中的日式、地中海式温泉民宿等。因此，汤家家中产化空间的发展进程是快速的，没有过多考虑与乡村本色的融合，大多表征为商业化空间，呈现出与原风貌大相径庭的特征。桦墅村增长联盟的作用更多地体现为中产阶层个人意志，投资力度远弱于开发商。因此，其对于乡村空间的改造力度较小，进程较为缓慢，中产化空间的发展表现为独栋住宅立面、室内装修、前庭后院等微小空间的改造，乡村公共空间则几乎没有涉及。在“中产阶层+设计集团”的弱增长联盟作用下，桦墅村的整体风貌较为统一，乡村空间特色尚存（图8-图9）。

3 增长联盟驱动下的乡村中产化效应

3.1 社会结构重组

中产化的进程必然伴随着人口的置换与社会结构的重构[19]。这一点在汤家家和桦墅村中均有体现：本地居民将住房整体出售（使用权）或者部分出租给民宿经营者、艺术家，自身则在政府的引导下外迁。不同的是汤家家在“政府+开发商”的强增长联盟作用下，对于村内人口的置换程度更高、速度更快。因此，其对于乡村的熟人社会网络造成较大的破坏。而桦墅村的增长联盟作用较弱，中产阶层进入乡村是渐进式的。因此，人口置换的过程也较缓慢，目前中产阶层占总人口比重较小，乡村原本的社会网络保留较为完善。在年龄结构调整方面，两种增长联盟的作用较为相似，即两村迁入的中产阶层均以25—45岁的中青年为主，相比于原住民的年龄结构更加年轻化。

3.2 物质空间更新

在中产化的带动下，两村的空间环境品质都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改善。中产阶层的审美倾向与文化偏好促使他们对于原先老旧的乡村住宅进行更新改造，打造成符合中产阶层偏好的居住空间和消费空间。经济利益主导下的增长联盟对乡村空间的改造以迎合城市中产阶层游客的需求为导向，形成与原始乡村风貌出入较大的空间；而以自身需求为导向的增长联盟对于乡村物质空间的改造多基于自身的兴趣偏好，更偏向于室内、院落等微小空间的改造，对村落的整体风貌影响不大。此外，随着两村中产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茶馆、书屋等中产阶层群体偏爱的消费空间正在乡村中不断涌现，一定程度上对原住民的生产生活空间造成挤压。

图8 汤家家中产化空间表征

图9 桦墅村中产化空间表征

3.3 产业发展转型

产业发展转型是中产化的重要表征之一。汤家家和桦墅村在增长联盟的推动下，都实现了村内产业的“低出高进”。不同的是，汤家家的商业业态主要为温泉民宿，多为外来企业主（开发商），即增长联盟主体在经营，极少数旅游配套的餐饮业为本地村民经营，体现了强增长联盟对于乡村市场经济的“侵占”。桦墅村的商业性质并不突出，无大规模的产业集群，业态多为当地村民自主经营的餐馆，此外还包括一些小规模的艺术家工作室、手工坊、艺术展厅等文化创意产业。由此可见，中产阶层个体主导的增长联盟对乡村经济的冲击较小，甚至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为乡村经济“锦上添花”。但两者也存在共性，即使得乡村除了少部分景观农业外，生产性农业几乎退出历史舞台。在实现乡村经济转型的同时，增长联盟主体或多或少侵占了本地村民的生产资料所有权。

图10 不同增长联盟驱动下的乡村中产化特征与效应

3.4 乡土文化重塑

乡土文化是乡村保持独特魅力、彰显独特价值的关键要素[20]，两村在中产化进程中均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文化重塑。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汤家家在强增长联盟作用下，村内人口置换程度较高，继承了传统乡土文化的老一辈村民很大部分已被新进中产阶层置换。因此，农耕劳作、宗族治理、节庆活动等乡土文化已然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都市消费文化。桦墅村渐进式的中产化则对乡土文化冲击较小，邻里和睦、长幼尊卑、传统工艺等文化都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桦墅大米”仍是当地村民引以为傲的产品。除此以外，艺术家中产阶层也为桦墅村的文化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如影像文化、声乐文化、陶艺文化等，本土文化与新兴文化交相辉映，协同并进。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通过上述两个典型案例的对比研究，可以看到，两个村庄虽然都出现了中产化，但其发展模式却存在较大差异，具体体现在中产阶层群体特征、中产化空间特征及中产化效应等方面。总的来说，这两类乡村中产化都是一种多元主体有序缔结的增长联盟，区别在于汤家家是在政府主导、企业辅助下，中产阶层受利益导向和政府引导等外力驱动迁入的“自上而下”型中产化，增长联盟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较大；桦墅村则是由政府牵头、设计集团制定方案，中产阶层出于自身对于乡村环境的喜爱和偏好而自主迁入的“自下而上”型中产化，增长联盟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较小；两者背后的乡村增长联盟推力具有本质上的不同，因而其表征及效应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图10）。

4.2 讨论

综合本文中两村的中产化发展特征及效应来看，两种模式的乡村中产化各有特色与利弊，为转型时期我国大城市近郊的乡村振兴与发展提供了多样化的路径选择。例如对于大城市近郊拥有特殊资源、商业价值较高的乡村，可由政府主导，联合企业与开发商，发展旅游消费型中产化，打造“城市休闲娱乐后花园”；对于资源条件一般但环境品质较高、周边有一定数量中产阶层群体的乡村，则可由政府引导中产阶层入乡改造，合力推动乡村的渐进式中产化，打造“伴城伴乡”的宜居宜业空间。由于乡村地区现实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规划师和政策制定者需要在实践中因地制宜，立足乡村的区域环境与内在特征有意识地调整变革一些复兴政策和思路，避免形成过度同一化的乡建模式[21]，这对于实现乡村地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虽然增长联盟作用已成为我国多数乡村发展的动力机制，但其作用主体、运作模式及产生的影响都是不同的。本文仅选取其中两个典型案例进行了对比研究，而在增长联盟驱动下是否存在其他乡村中产化模式，以及不同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如何，这值得我们进一步观察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