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建设和巩固执政地位的逻辑研究

吴宗敏　吴宇

摘要：从政党治理现代化的角度探究执政党建设与巩固执政地位问题，有助于促进执政党的现代化变革，使之更好地发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统领作用。但当前的政党治理研究整体上处于碎片化状态。这一问题可以通过创造性地确立政党功能、政党组织、政党体制和政党过程“四位一体”的分析框架，并以利益功能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比较案例研究表明，不管处于何种政党体制，利益代表与整合问题都是执政党的建设并维护执政地位、取得良好执政绩效的关键前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应该完整地把握政党治理的整体框架并厘清其逻辑起点，借此不断地增强治国理政的能力，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关键词：执政党;国家治理;政党治理;分析框架;内在逻辑;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9）03-0031-11

一、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深人，加强执政党的政党治理、推进政党治理现代化已成为政党政治研究和党建理论研究的重要议题。而政党治理现代化的本质在于推进执政党的现代化变革，即如何在夯实“不忘初心”的基础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回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问题。由于当代中国发展的关键在党，而全面从严治党又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灵魂和关键，因此推进政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特别是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统领作用。

由此，政党治理现代化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执政党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厘清政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逻辑，既要把治理和善治理论有机融人政党治理实践，又要紧密结合中国政党政治的实际情况，为新时代不断加强党治国理政的能力建设提供有力的理论指导。基于政党治理研究整体上处于碎片化的现状，本文通过尝试构建一个以政党功能为基石的执政党建设与维持执政的“四位一体”的分析框架，既力图对“不忘初心”的告诫做出积极的理论回应，又借此努力促进政党治理现代化理论研究的深化。

二、政党治理的一般分析框架剖析

政党治理以过程为导向，意味着“政党运用意识形态、制度体制、政策和组织资源，通过协商、合作、互助等方式实施对党内事务的管理，使政党内部各主体间形成政党认同，并自觉服务于政党的执政目标和执政行为的互动””，或“由政党内各级领导机构与普通党员多个主体参与、上下互动、共同管理党务的一种动态性、多层次的政党建设过程”121。因此，所谓“政党治理”可理解为政党政治的治理与善治，旨在使政党更好地獲得或维持执政地位并取得良好的执政绩效。

目前学界对政党治理的研究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一是在党建研究中对政党治理有所涉及;二是有关政党治理的理论研究;三是有关政党治理的历史经验研究;四是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对政党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由于研究的时间较短，既有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存在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空间。首先，从党建角度对政党治理进行研究主要是将政党治理作为一种工作方式或建设思路，而并非基于政党政治视角。这种做法主要源于把党建研究误作为政党政治研究，或把政党政治研究简单地等同于党建研究。其次，有关政党治理的理论研究相对比较零散，概念界定不够明晰，对政党治理体系缺乏较为系统的分析。再次，历史经验总结为政党治理的研究提供了丰富案例，但这些总结主要是简单的历史描述，或是有关党建工作历史事件的概括。这种研究如能深入到归纳政党治理的一般规律认识，将会丰富理论内涵并提升理论深度。最后，把政党治理视为国家治理研究的重要论题，有助于明确政党治理的价值目标及现实意义，有关的实践分析也能把握好方向。但如不能严格界定清楚国家与政党之间的职能边界，政党治理的话语体系就会失去应有独立性。

缺乏适用的理论框架是当前政党治理研究碎片化的重要原因。有研究认为，政党治理框架就是政党在何种领域何种场合以及以何种方式展开治理实践，即政党治理的实践范围和作用场合同。根据政党在不同领域的运作逻辑，可以形成不同的政党治理框架。二维框架论力图把治理领域划分为“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通过党内治理和社会治理，政党治理主体能够改善治党理政的治理绩效。这种框架有助于解释全球治理背景下世界各政党的治理变革为何同时从内外部展开，但它实际上把政党治理的“治党”和“理政”两个范畴作了简单划分。三维框架论则试图把政党治理划分为党内治理、党际治理和党外治理三个部分向，突破政党一维空间而在政党、国家和社会构成的三维空间全方位展开，具体包括执政党与社会关系、执政党与国家关系、执政党内部关系三个方面”。这种框架较符合治理的理念，既涵盖了主要的治理主体，也明确了基本的治理空间，但不足之处在于各主体与空间之间的系统性与整体性不明。

实际上，政党治理理论尽管融人了治理的理念，但本质仍是政党政治的范畴。要解决政党治理研究碎片化的问题，需以政党政治的理论框架为基础寻求突破口。如果以功能、组织、体制和过程作为现代政党政治的理论框架，那么这一框架同样可以创造性适用于政党治理研究，据此建构执政党建设与发展的理论分析逻辑。

三、基于政党功能的政党治理的分析框架及其逻辑

政党治理常被致力于以结果为导向的理论探讨和实践研究，这就使它的逻辑起点被有意无意忽视了。由于政党治理研究主要形成于对政党衰退的理论反思和推动执政转型的实践需要，而政党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在于政党的腐化变质和功能紊乱，由此引发一系列诸如地位动摇、能力衰朽、合法性消解等风险和问题。因此，构建政党治理系统的分析框架并把握其逻辑起点是有效解答前述问题的关键。

（一）政党功能的界定及其内在结构

政党能够作为整个现代民主政治的中心环节起作用，是由其基本功能决定的。政党在现代民主政治中有许多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功能8。关于政党功能的理论研究，学界往往从一开始就聚焦到功能的划分问题。由于政党功能主要回答“政党有什么用”的问题，因而政党功能研究的关键并非如何划分，而是怎样理解其本质内涵并如何有效保障。

所谓“政党功能”，就是政党在现代民主政治生活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并发挥什么作用的问题。这一界定可以由政党政治的本质内涵推演而来：利益问题是政党得以生成的逻辑起点，突出表现为公私利益的表达与整合;权力问题是政党得以立足的核心中枢，突出表现为政治权力的产生与运行;秩序问题则是政党得以发展的根本保障，突出表现为政治秩序的维持与发展。就执政党而言，我们可以从它出于什么（利益）、采取什么（权力）和依靠什么（秩序）三大要素，把执政党的政党功能的内容界定为利益代表与整合功能、权力产生与运行功能和秩序维持与发展功能。三者既各有侧重又相互递进，涵盖执政党之为何而来、如何展开、怎样进退的问题，并构成一个完备的整体，把各类或简化、或描述的政党功能都合理地容纳进来。实际上，任何一个政党唯有首先解决自身代表谁和能够代表谁的问题，然后才有获得掌握政治权力的机会，并为驱动政治权力的实际运行定性定向。

由于政党功能本质上回答的是政党“做什么”的问题，因而执政党政党功能的内在逻辑就是利益、权力和秩序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利益既是出发点也是落脚点，权力既是核心也是中枢，秩序则是对利益与权力的规范性规定和稳定性保障。简言之，以利益代表与整合为起点，以权力产生与运行为中枢，以秩序维持与发展为后盾。应当指出，利益整合需要资源。尽管掌握资源并不必然带来强的整合能力，但更多的资源有助于提升利益整合能力。从这个角度看，掌握公共权力的执政党在整合能力上具有相对优势。非执政党由于没有掌握公共权力，以致缺乏直接的权力和秩序功能，反而凸显了加强利益功能的极端重要性。对执政党而言，其要长期执掌权力并有效运行权力，除需保持利益代表这一“初心”，适应时代变化而调整利益的代表与整合，还需以相应的權威而非暴力做支撑，不断加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这就涉及政治秩序的问题。既定的政治秩序不仅要得到良好维持以确保政治稳定，还需适应变化不断发展以推动政治发展。

一是利益代表与整合。政党本质是代表特定阶级或社会集团利益的政治组织，但能否代表既定阶级或集团的利益，意味着一个执政党有无社会基础，而能否整合好各种利益，则关系到执政党的社会基础的宽度和厚度。利益代表与整合的理想价值目标是：政党组织方面的利益代表要充分，利益整合则要有效;政党体制方面的利益代表要真实，利益整合则要合理;而政党过程方面的利益代表体现为进入议程，利益整合体现为形成政策。

二是权力产生与运行。政党区别于其他利益集团的根本标志在于以掌握或行使政治权力为核心目标。但能否获得权力意味着一个政党是否可以执政;执政党能否用好权力，则关系其能否持续或长期执政。权力产生与运行的理想价值目标是：政党组织方面对权力的产生要有效动员，对权力的运行则要有效管理;政党体制方面对权力的产生要合理竞争，对权力的运行要有效平衡;政党过程方面对权力的产生要充分参与，对权力的运行要有效监督。

三是秩序维持与发展。政党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行为主体，具有担负维持和发展优良政治秩序的特殊使命。但能否维持以政治稳定为核心的政治秩序，意味着执政党在充满挑战的时代有无生存能力;而能否推动以政治发展为方向的政治秩序，则关系执政党在避免衰败上的生命力强度。秩序维持与发展的理想价值目标是：政党组织方面对维持秩序要有合理人才吸纳，对发展秩序则要有充分人才培养;政党体制方面对维持秩序要保持相对稳定，对发展秩序则要有体制创新;政党过程方面对维持秩序要有效供给，对发展秩序则要有序推进。

（二）执政党政党治理分析框架的“四位一体”结构及其关系

从规范的角度看，一个系统而完备的政党治理的分析框架应该由政党功能、政党组织、政党体制和政党过程构成（参见表1）。它们的内在关系主要体现在：政党功能主要回答政党“做什么”也即“为了谁”的问题，政党组织主要聚焦“谁来做”的问题，政党体制主要侧重“在哪做”的问题，政党过程主要阐明“怎么做”的问题，四者是各有侧重又不可分割的“四位一体”的政党治理及至一般政党政治的整体框架。其中，政党功能是该分析框架的基础性环节。其内在根由在于，如果不解决政党“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问题，那么有关“谁来做”“在什么框架下做”和“怎么做”等问题就会失去意义。

从实证的角度看，前述政党功能内在的三大结构板块都将贯穿到政党组织、政党体制和政党过程等政党治理分析框架的其他部分，并体现在政党建设、政党管理、政党执政各领域，表现为利益关切、政治录用、社会动员、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各方面。进一步地，意识形态的阐发附属于政党功能部分，政党文化的表现则附属于政党组织部分。因而，本文总的论断是：政党功能的变异失调会导致政党组织的紊乱失衡、政党体制的僵化失灵和政党过程的低效失效。对非执政党来说，能否有效发挥政党功能直接关系其能否实现执政。对执政党而言，能否有效发挥政党功能则关系到其能否顺利并持续执政。

（三）执政党政党治理分析框架的逻辑起点及其作用机理

1.利益功能的作用机理

如果说政党功能是执政党政党治理“四位一体”分析框架的基石，那么利益功能特别是利益代表功能则构成整个政党治理分析框架的逻辑起点所在。换言之，利益功能在政党治理分析框架当中发挥着“元治理”的基础性作用。具体而言，政党治理的运行在于影响社会公众对政党行为的利益认知，以夯实执政党的社会基础，进而确保其权力和秩序功能的有效发挥。为此，利益功能的作用机理可以描述为：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有效提供相应的利益供给以影响社会公众的利益认知，使社会公众对政党认同维持在有利于执政党的轨道上，激发整个政党功能作用的发挥，使之贯穿到政党组织、政党体制和政党过程各个领域，促进政党治理整个分析框架的良性互动，最终推动执政党的建设并有效维持执政地位。

利益代表性的好坏对政党功能的影响会冲击到政党治理的实际效果，而其主要判断标准在于，政党的党员及其人才吸纳能较完整且持续地面向政纲所指涉的社会群体，并获得预期社会群体的认可与支持，在一定程度吸引中间乃至对方阵营的选民支持19。基于权力产生的利好性权力运行的有效性、秩序维持的稳定性和秩序发展的有序性，可以对政党治理实际效果作大体判断。利益整合的强弱则是影响政党应对利益代表问题的主要因素，其判断标准主要在于，某一政党既容许党内及党外存在分歧或矛盾，但又可以有效解决这些分歧或矛盾，使党内保持团结，并取得其他政党的支持或合作，突出表现为是否有领导核心、有效联盟（竞选或联合执政）和共同竞选纲领等10。不管在哪种政治环境下，组织、体制和过程等领域的政党治理，最终仍要聚焦到权力与秩序功能方面。有关情况如图2所示。

基于利益关系对核心功能的影响，可以推导认为：第一，在特殊政治环境中，执政党在政党治理进程中会更加强调政治利益的供给，即民众对政治利益更加敏感。在一般政治环境下，执政党在政党治理进程中对社会公众的经济利益供给会更多一些。第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执政党需要提供的政治利益和软利益也相应增加。第三，如果利益代表性差，执政党则需要供给更多的政治利益，来自竞争性政党的挑战将增加。第四，如果利益整合能力弱，执政党仍需要供给更多的政治利益，来自竞争性政党的挑战也将增加;如果利益整合能力强，执政党需要提供更多的软利益。具体如表3和表4所示。

表3的意涵在于，在特殊政治环境中，不管利益代表性和整合能力如何，执政党对政治利益的供给都处于敏感的状态，因此供给强度整体处于一般乃至轻微的状态。执政党作出一般的政治利益供给，主要取决于它（们）对自身整合能力强弱的判断，而非利益代表性的好坏。同时执政党会更倾向于发挥经济利益和软利益对政治利益的替代性。如何加强以及能否提高经济利益和软利益的供给强度，同样取决于执政党是否具有较强的利益整合能力。

表4的意涵在于，在一般政治环境中，如果利益整合能力强，不管利益代表性好坏，执政党都具有较强的利益供给意愿和能力，各种利益供给都处于较显著状态。在利益整合能力弱的情况下，利益代表性的好坏则与执政党对各种利益的供给强度呈正相关的关系。除了利益代表性好、整合能力弱的情况，执政党仍坚持较显著的经济利益供给强度，但其他五种情况下的各种利益供给强度都处于不显著状态。这反映出执政党虽知能力有限，但仍自恃較好的社会民意，理解民生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因而突出经济利益的替代性，藉此谋求或维持执政地位。

2.利益的划分及其相互关系

对大多数政党而言，利益功能是决定政党生死存亡的首要因素。根据现代政党起源理论，社会分化、阶级矛盾、民主思想和公民意识是探讨政党形成的四种路径。不过，民主思想和公民意识从根本上围绕着利益展开。民主思想主要是为了探讨如何更好地分配和保护利益，公民意识则是对更好分配和维护利益的觉醒与自为。但社会分化与阶级矛盾的本质就是利益关系，利益而非思想或意识才是核心驱动。本文把利益划分为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三大类。

政治利益主要是基于一定的政治体制及其安全的一系列政治资源及其分配。由于政党以获得或参与政治权力为核心目标，所以大多数执政党在供给政治利益时，一般都严格以政治安全为准绳。在不同政治环境中，执政党对政治利益供给的敏感度存有差异。特殊的政治环境意味着政治安全面临更多风险和压力，以至于政治利益会变得敏感，其供给趋于保守。在一般政治环境下，政治安全威胁的降低使更多的政治利益得以释放，相关供给会有序增加。执政党需向社会公众开放各种政治利益供给，以获得或维持执政权力。但这种利益对普通民众而言主要是行政性，而对社会精英则更多是政治性。社会精英的政治利益在于进人政治体制、影响政治进程、左右政治决策，并把执政党的政治利益供给能力作为评判其合法性与有效性的重要依据。因此，主要面向精英阶层的利益整合尤为关键。

经济利益主要涉及基于一定经济制度与发展水平的各种经济资源及其分配。由于经济利益极其复杂而多元——除基本的税费征缴、财政分配外，还有大量以实物或货币等形式存在的转移支付、补贴等经济行为，因此政党需有针对性使之面向各阶层。总的来看，经济利益可划分为保障型、福利型和激励型三种。保障型经济利益属于低端供给，资源类型多样、受众人口庞大，分配存在较明显的补偿性与不平衡性。福利型经济利益属于中端供给，兼具福利型保障和发展型提升性质，已基本脱离补偿导向。而激励型经济利益属于高端供给，主要属于某种稀缺资源，其受众的经济社会地位较高。相对而言，中低端经济利益的有效供给即可维持较好的政党认同，但经济发展水平的上升会使经济利益的替代性随之下降而社会利益及至软利益则开始成为社会公众更为关注的追求。

社会利益主要涉及基于一定社会制度的各类公共服务资源及其分配。这些社会利益的供给面临阶层分化多样、利益诉求多元等现实问题，既与经济利益存在一定的交叉性并需依托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又具有自身独特的资源属性，并不完全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一些诸如尊严、名誉、荣誉等身份诉求，宗教、信仰、价值观等精神需求，以及自由、公正、法治等秩序追求，属于社会利益当中相对非物质性的部分，可以界定为“软利益”。在经济水平较低时，物质性社会利益具有较强的经济替代性。但经济水平若持续低迷并与民主运动叠加，其替代性会显著下降。随着经济持续发展，经济利益供给甚至会边际递减。在物质利益替代性钝化或失灵的情况下，软利益的需求会更为显著。执政党要有效回应社会公众的软利益需求，只能在制度改革、秩序发展等方面做出切实努力。

实际上，执政党在处理利益关系的问题上不仅面临维持一定供给水平的压力，还面临着如何合理分配的压力。利益供给与分配的压力，既源自经济发展水平的持久挑战，也来自社会组织的潜在冲击。社会组织的活动情况反映着社会力量的发展，并与政党领导的政府及其调控的市场存在微妙的竞合关系。因此，无论是在特殊政治环境还是一般政治环境中，经济利益总是政党功能的首要考虑。在一般政治环境中，政治利益会更加开放，经济利益大多优于社会利益。在经济发展的情况下，社会利益中的软利益部分的重要性将会显著上升。

综合地看，政党治理基于利益功能而提供经济利益仅是政党得以存续的底线。为确保利益功能、权力功能和秩序功能相互协调，底线利益必须得到满足。执政党增加政治利益或社会利益的供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才能有效促进政党治理的展开，进而切实推动自身建设并维持执政。

四、政党治理分析框架及其逻辑起点的案例研究

（一）苏联共产党

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最高领导人时，领导的是一个职责变异、组织封闭、体制僵化和运行低效的老大难执政党”。党的使命更多地停留在文件、讲话各种虚化层面，表面的顺从和团结潜藏着压抑下的无奈及麻木。苏共在利益、权力和秩序三大功能上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异或失调。

在组织领域，苏共已不能充分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而是变成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利益整合只是面向极少部分干部子弟，干部能力开始结构性退化。苏共地方党组织特别是基层党组织基本失去动员能力，对党政干部的管理流于形式，特权腐败普遍而严重。为维持既有的政治秩序，苏共在人才吸纳上主要限于既定的利益群体，形成一种层层任命并层层矮化的等级授职制。干部选拔任用更多是干部子弟与近亲属的自我繁殖。整个政党体制既不能真实反映民众的利益，既有的利益整合又显得极不合理。

在党政换届选举问题上，既有体制使所谓的竞争流于形式，更多的是假民主集中制之名，行领导人一言堂之实，苏共组织制度已退化并滋长阻碍变革的因子4。不论是社会公众，还是党员干部特别是基层党员干部都开始质疑体制。但苏共体制对秩序创新缺乏持久动力与合理目标，秩序发展无从谈起。在实际过程领域，代表社会公众利益的问题很难进入党政议事日程，政策制定更多面向部分群体，广大社会民众既在党政选举问题上无充分参与可言，又在党政干部用权问题上无有效监督之力。当时苏共制定和实施的经济、社会、人事等政策，基本处于低效、多变和混乱的状态，因而无法构成稳定而有效的利益供给，其秩序功能整体上处于失调状态。

结合表2和表3考察功能逻辑内部的利益供给情况可以发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苏共的利益功能总体上处于利益代表性差、整合能力弱的情况，政治利益的供给强度轻微，经济、社会和软利益的供给强度也都一般。政治利益供给轻微意味着苏共对政治安全极为敏感，决策层开放政治权力的意愿相对保守。此举不仅导致苏共党内保守力量的出现，还使之成为抵制改革的主要群体I51。基层党政干部及广大社会公众对政治利益却有较强需求，结果是执政能力和人才枯竭，以及队伍结构的危机。经济社会利益供給一般意味着，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决策层尽管有心改善经济社会状况，却因整合能力有限，心有余而力不足，轻易放弃了经济改革并轻率推动政治改革。1990年苏共中央先后推行多党制和新《所有制法》，推行苏联社会资源第四次再分配，使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发生实质性改变。民主派成为新经济群体政治代言人，取得向苏共夺权斗争的关键性胜利。软利益供给一般则意味着，苏共依旧希望通过各种荣誉性奖励，刺激党政干部和社会公众的积极性，但后者一方面对各种共和国荣誉的称号的旨趣有限，一方面对尊严、自由、民主、法治等思想价值的渴求却十分强烈。苏共的利益供给与社会的利益需求基本错位，而制度供给过剩凸显了苏共的衰朽。

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共的权，力功能和秩序功能都出现了危机。苏联党政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持续增强，高层权力分化竞争严重四，党组织出现分裂和涣散，使权力在低效乃至无效状态下运行，秩序的维持由于出现内外的挑战力量而难以稳定，社会主义秩序逐步陷入失范乃至无序状态，苏共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已然积重难返并最终丧失执政的合法性。

（二）法国社会党

20世纪50年代以来，长期处于反对党地位的法国社会党、德国社民党等主要左翼大党，着力推进和改善政党治理，以期获得执政地位。德国社民党在1969年成为执政党，并延续了13年之久。法国社会党直到1981年才获得执政权并持续了14年。不过，在获得执政地位之后，法国社会党却逐步偏离了既有的代表功能，乃至背叛身份属性的基本价值，以致再度失去执政地位。

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法国社会党同时面临来自国际和国内的压力。在国际层面，法国身处资本主义阵营，左翼力量虽然较强势，但大的环境却为右翼掌控。在国内层面，法国社会党不仅要同右翼力量做斗争，还需同法共等左翼力量展开竞争与合作。社会党的政治起伏，鲜明地显示了利益代表与整合功能是竞争性政党体制下政党赢得执政地位并有效施政的逻辑起点，并直接反映出同期竞争对手在同样问题上存在的优缺点。

1971年召开的埃皮纳代表大会使法国社会党开始走向振兴。密特朗当选新的第一书记后，不仅有效整合党内各个派别，还战略性地谋求与法共结盟，以便团结所有的左派力量。密特朗在1965年赢得45%的选票，就显示了左派团结起来的力量，1969年5%的选票则凸显了左翼内部分裂的恶果。密特朗不仅继续推进“左翼的团结”这一社会党人的战略轴心，坚定“革命的党”的定位，还提出与“资本主义社会决裂”的动议，致力于“法国式社会主义”的政治蓝图。社会党坚持的民主制和多元化的组织原则，则确保了全党统一有力的行动。事实表明，密特朗的整合策略是有效的。1971年起，社会党党员逐年增加，并吸引了一大批法共的传统选民。正是在共产党的全力支持下，密特朗在1974年总统选举中仅以1.3%的微弱劣势败给德斯坦，但已令左翼力量大为振奋。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社会党在利益代表问题上较为明确，但其利益整合能力始终存在问题，并从侧面反衬了同期执政的右翼政党在利益整合能力上的相对优势。这使它要真正成为一个有实力的大党，并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还需做得更多并做得更好。通过削弱共产党以壮大社会党的做法只是一种战术胜利，在战略上却是失败的。1977年之后，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关系趋向恶化。密特朗赢得1981年总统大选的胜利，与其说是社会党在利益代表与整合上的成功，毋宁说是共产党顾全大局成全密特朗的结果。正是共产党总统候选人马歇尔在未能进入第二轮总统选举后，号召支持者转而支持密特朗，才使社会党赢得大选的胜利。归根到底，这是左翼力量战略团结的胜利。社会党在同年议会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同样是与左翼激进党结盟的结果。

但社会党实用主义的利益代表与整合策略，使其权力运行及施政进程存在不确定性，利益关系与利益供给多变并呈现恶化趋势。这是“法式社会主义”始终在革命姿态与实用主义之间摇摆的必然结果则。社会党政府一系列“法国式社会主义”改革政策虽取得不少进步，但总体效果不彰，使1982-1984年法国经济跌人战后最低点122。1983年，左翼联盟因地方选举失利而出现裂痕，及至1984年法共退出政府。社会党的利益代表性与整合能力关系急剧地从“好”与“强”组合，恶化为“差”与“弱”组合。社会党虽赢得1986年国会选举第一大党位置，却因左翼联盟瓦解而失去绝对多数，迫使密特朗接受“左右共治”的格局。密特朗赢得1988年总统大选的胜利，更多的是其个人魅力，以及希拉克行政大局施政失策背书的结果。第二次赢得执政地位后的社会党，开始从“与资本主义决裂”转向改良主义，并把重点放在社会公正上。但法国经济始终未有大的起色，社会不平等现象未见实质性减少，滋生大量失业人口和“新穷人”阶层。这些问题的存在，使社会党的利益代表性与整合力未有实质性改观，利益供给强度全线处于轻微状态。社会党接连在1992年地方议会选举和1993年国会选举中失利，就是其政绩不佳的反映，并预示了其在1995年总统大选中的不利地位。

1995年大选的失败对社会党构成沉重打击，但若斯潘47.5%的得票率显示，法式社会主义的价值仍有较广的社会基础。右翼固然处于有利地位，但社会党内部在1993年选举后出现分裂有严重的负面效应。社会党在14年的执政进程中逐渐疏离基层民众，偏离社会主义的价值。选民基础的收缩表明其利益代表性的弱化，联盟的瓦解说明其整合能力的减弱。由于若斯潘力主坚决的左翼色彩，使其成功效法密特朗对社会党进行重组，并于1997年实现政府更替，开启二次“左右共治”。但2002年总统大选时，在希拉克及右翼阵营陷入困境的情况下，社会党却再度由于代表性与整合问题而告负。若斯潘只字不提社会主义方案，致使社会党代表性萎缩化，丧失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的选民的支持。左翼力量分散化而没有集中支持若斯潘，最终导致整个左翼阵营失利。可以说，统一的左翼政党是社会党的制胜之道吗。坚决的纲领定位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和团结有力的左翼联盟，往往带来厚实的代表性与强大的整合力，成为其通往执政之路的逻辑起点。

五、结语

一个基于政党功能的“四位一体”的政党治理分析框架，有助于改善政党治理研究碎片化的现状，并推进执政党的现代化变革，使之更好地发挥国家治理的统领作用，为探究执政党的建设与巩固执政地位并取得良好绩效的内因提供理论支撑。案例研究的结果基本支持了本文的推论：执政党要实现建设并巩固执政地位，利益代表是根本前提，利益整合则是基础核心;经济利益供给的强度对执政地位的获得特别是维持具有极端重要性，证明了经济增长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政党功能是政党治理“四位一体”分析框架的基石，利益功能则在该框架当中发挥着“元治理”作用。研究还发现，在利益代表与整合功能上，竞争性政党体制要更为敏感和脆弱。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不断深人的背景下，全面从严治党是首要，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则是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基础性工作，借此滋养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的良好政治生态。为此，中国共产党要把政党治理的逻辑嵌入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具体实践当中，通过完整地把握政党治理“四位一体”的整体框架并厘清其逻辑起点，切实增强自身治国理政的能力，进而以政党治理的现代化有力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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