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接住的红绳线

2019-07-23 08:12谢纯
金秋 2019年8期
关键词:挎包石桥普洱

◎文/谢纯

我的初恋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距今已经近50年。当时我20岁,在解放军云南普洱市(原思茅市)某部服役。

部队的大门外是一条沙石路,边上是附近土桥村的稻田。官兵们要到普洱市办事必经土桥村,而与土桥村连接的是一座10多米的简易石桥。这年2月,当祖国的北方还是冰天雪地的时候,云南已是花繁叶茂了。为支援土桥村的春插,部队派出了支农小分队,我有幸参加。

真没想到,第二天便碰到了她——吴红。那时节,我和战友正赤脚插秧,一阵爽朗的笑声倏忽传来,我下意识地地停下手中的活计,抬头望去,一位眉目清秀、气质淡雅的年轻女子映入眼帘,更让我没想到的是,她也正朝这边望着,我们的眼神一对接,她立即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我也连忙装着没看见她似的继续手中的活计。休息了,我坐在田埂上与战友拉闲话。一阵熟悉的笑声又响起来,一抬头,便见她正朝我们这边走,原来她是送茶水来了。只见她先给战友们一一倒上,最后才来到我面前,递上一碗茶水。我连忙起身接住,同时她抿嘴一笑红着脸说:“喝吧!”我定睛看了一下她,真是美妙如花的女子啊!我不由得一阵心跳,怕人发现囧态,我连忙坐下,使自己尽快平静下来。

转眼10多天过去了。一个星期天早晨,我背上部队配发的军用挎包到普洱市去购物。田里的秧苗已经转绿,一阵风吹来,心里感觉很爽。刚走过石桥进入土桥村村头,远远看见那个送水的丫头正朝我走来,仍是一副笑脸相迎的样子:“兵哥哥到普洱办事?”她的嗓音真好听啊!我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她接着说:“能聊聊吗?”“行”。于是就在石桥的另一头,我和她相隔不远站着,简单地聊了几句。这才知道她叫吴红,是下乡知青,来土桥村已经两年了。知青点和她共4名女知青,白天干着各自的农活。她今天是给稻田里放水,正好又碰见了我。我还知道了她家在昆明,父母亲都在省革委会工作,因她颇有些文艺特长,便时不时到公社或县上参加一些文艺活动。啊!难怪她的笑声如此清脆悦耳。鉴于部队纪律,我不想再谈下去,便连忙向她告别。离开时她说:“把你的挎包给我,让我给你绣几个字!”当时社会上正流行这个,但考虑到我们认识不久就麻烦人有些过意不去,正当我准备谢绝时,她用命令似的口气说:“别不好意思,不就是个字吗?不会吃你,更不会给你带来什么负面影响。”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只好从肩头取下挎包交给她。分别时她还一再叮咛,好好服役、好好工作,好事等你。好事!当时我还以为她所说的好事是指给挎包上绣字,便只是客气地点了点头,算是回答吧!没想到第二天下午吴红便托邻居大嫂把绣上字的挎包送到我面前。啊!真秀气呀,发白的挎包上5个红艳艳的仿毛体“为人民服务”展现在眼前。想想,多不容易,仅一天多的时间她就兑现了诺言。昨晚上她是怎样在油灯下(当时土桥村还没通电)一点一点地描,然后再一针一针地绣,绣出了希望,也绣进了她的一片情。

入伍前和入伍后我都爱看小说,尤其是革命战争年代的文学作品是我的最爱。平日里部队生活很紧张,除了训练值班就是政治学习,要找到小说简直太难了,于是总想开辟另外渠道满足这点需求。一天,在营地附近我又碰到了上次给我送挎包的大嫂,便把我想借书读的想法托她转告吴红。她怎样给吴红说的我不知道,只是一个星期后,吴红便将装有5本小说的袋子转给我。这5本书是《苦菜花》《迎春花》《野火春风斗古城》《草原烽火》《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我欣喜若狂地翻阅它们,发现随书还夹着一张纸条和一张她的玉照。纸条上写道:书不好找,是我亲自去昆明让曾经给我带过语文课的老师找的。托人捎给你,什么时候看完什么时候还来,还有什么要求提出,我一定满足。有什么要求呢?我只想快快看完及早还给她。我知道从普洱到昆明再从昆明返回普洱要近千公里的路程。在交通不太发达的上世纪70年代,这样折腾真够她辛苦的。特别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太紧张了。因为我知道入伍时从昆明乘车到普洱要整整三天时间。看着吴红的玉照,想着她的言行,这不正是她已经开始在甩红线了吗,可惜,风太大(那阵社会对军人要求很严,随便谈对象是要受纪律处分),我没有及时抓住。

也许是宿命吧!正当我们的关系向前发展的时候,我却离开了部队机关,充实到边防一线连队。后来才知道这个连队地处滇南边疆,距老挝只有5公里,离普洱300多公里。这样一来,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只有相互通信一条路。在信中少不了对对方的思念,但更多的是互相鼓励、互相支持,共同进步之类的话。我们的信件很自然引起连里战友及长官的猜忌和不安,于是连副书记、连长找我谈话了解情况,虽然连长说你们年轻人一见钟情,应正确对待,不要影响工作(因为这是个常年战备连队),更不能影响前程。打这以后,我写给她的信少了,因为我在信中透露了这个信息,她的信也变少了。

入伍第六个年头,我退役了。离开连队到达当初我们常见的地方,和吴红匆匆一见,条件已经不允许我们再去商议该如何面对现实。就这样我离开了熟悉的部队和战友,也离开了相识并保持了相当一段时间关系的吴红,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不该离开的地方。

回到家乡陕西眉县后,我们的通信没有间断。在信中我得知吴红也离开了普洱,到了一个产石油的企业。但毕竟她在天南,我在地北,一个城市、一个乡村,再加上当时的政策所限,发展关系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一年后我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一位农村姑娘结为夫妻。再后来吴红来信说她终于想通了,有了新的男朋友,并很快结为夫妻。

人生多有不如意,半个世纪过去了,每当我看见她后来寄给我的全家合影,我的心就像被撕裂般难受。思念、痛苦交织在一起,使人夜不能眠。现如今不知她生活得怎样?愿她尽享天伦之乐,阖家幸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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